晚明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的时代。满族崛起于关外，李自成起义于关中，这两者之间虽无联系，却不谋而合，同向腐朽没落的明皇朝帝京进迫，展开钳形攻势，加速了它的覆亡而转入南明小朝廷。陈子龙生长在这一时代，他的一生，由文士而志士，而斗士，与这三方面势力的消长起伏，息息相关。朱东润先生为陈子龙作传，用了大量篇幅铺叙时代背景，上起努尔哈赤侵辽战事，凡当时重要的军政制度、历史人物以及社会环境，都结合史事发展，作了简要的分析叙述。通过客观形势来说明一个人思想意识、行为活动的逐步提高过程，这在国外，本是传记文学的通格，但“国内由于数百年来八股文字的传统，可能有人认为离题太远”，因取名为《陈子龙及其时代》，以表示他对这个传统的正视。实际上，这也确是这一时代的缩影了。朱先生曾写过《张居正大传》，这本传记的年代，正好与之衔接，可以说是它的续篇。
　　本书的特色，不止在其剖事之通达独到，材料之编排中节，行文之条贯清晰，陈义之感慨动人，尤在于它的意指：为后生树立一个立身行事的楷模。作者评论世务，烛微见隐，品藻人物，持平公正，不囿成说，颇多创见。崇祯帝由于留下了“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的遗言，更以其死得壮烈，似乎他的话就成了定评。作者说，当时大小群臣中，有贤有不肖，倒不尽是亡国之臣；然而有才不用，用而不专，专而不信，操切若思宗者，确确是亡国之君。真是慨乎言之。东林、复社固然是爱国社团，但东林只是一些比较保守的士大夫讲学机构，算不得政党；复社是有组织、有领导、有群众基础的政党了，但流品复杂，也并非是一个纯洁的组织。他不以现代认识而以当时的行为标准衡量古人。当海内鼎沸，国家民族危亡之秋，在诸种因素中，自应以爱国为第一义。马士英起用阮大铖，为世诟骂，一曲《桃花扇》，把他涂抹成巨奸大憝。作者却说，“平心论之，侯朝宗入清以后，未免投敌，较诸大铖，相去不远。独有马士英在南京、杭州相继溃败以后，仍在钱塘江南岸继续作战，功虽不成，终以一死自赎，其论定是值得商榷的。”这些都是前人不愿言的。
　　同是殉国，也有难易轻重之别。作者在最后一章的末一节云：“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引松江人曹千里《说梦》云：‘鼎革之际，惟(吴)佳如(嘉胤)、(夏)缓公(允彝)从容就义，言之齿颊俱香，即卧子一死，直是迫于计穷，不得与吴夏比烈也。’曹千里说错了，陈寅恪也引错了。在国家存亡的时候，倘使人人引绳投水，从容就义，那就全国成为一片废墟，齿颊俱尽，要香也何从香起？”一死明志，可以保证不受侮辱，不遭诽谤，是一条安全的出路，也是对于现实的逃避。“陈子龙在未死之前，千方百计，争取国家的生存，及至计穷途绝，奋身自杀，这才是真正的志士，真正的爱国者……‘迫于计穷’，一点也不值得惊诧。”这是知人论世的卓有识见的价值标准。不过，陈寅恪表示惊诧的，也正是这种“不得与吴夏比烈也”的高调。所以他紧接着引文说：“于卧子尚有微辞，岂由卧子与河东君有关之故欤？”他推想此等迂腐之论，大概出自伪道学的封建意识。他是在找陈、柳爱情的佐证，自谓有所发现。其实这一条是毫无称引价值的。他对陈子龙的评价是很高的：“至于陈卧子，则以文雄烈士，结束明季东南吴越党社之局，尤为旷世之奇才。”称誉显然在吴夏之上。
　　陈子龙是明末文坛的领袖人物，关于他的文士生涯，叙述较少。前期诗不具特色，所引《秋夕沈雨偕燕友让木集杨姬馆中……》诗题中的燕友是燕又(彭宾字)的误植。后期诗作，称引虽亦不多，却是都能传出其豪放悲壮的风格的。至于奏疏，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经纶抱负，重要篇章，皆经系年撮录。作者原就着重在传述陈子龙的志士形象，如此安排，应该说是轻重得体的。
　　
　　(《陈子龙及其时代》，朱东润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一月第一版，1.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