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契丹王朝时期,其境内契丹语的优势地位与其时东亚世界中汉语巨大影响力之间的互相作用,催生出了一批可以使用汉语及契丹语两种语言的双语者群体。其中以口头翻译为职业的通事,其源头可追溯至北魏时期的"乞万真"。辽代初年,通事群体凭借其语言能力与武艺,为契丹君主立下了汗马功劳,故而深受其信任并在政治场域中取得了一定的地位。同时,契丹王朝境内亦有一批不以口头翻译为职业的双语者群体,由于王朝统治者致力于保持其境内的"多元化"语言环境,因此并未鼓励他族人学习本民族语言,而对于本民族成员使用第二语言亦多有限制,故契丹
【机 构】
：
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上海200234
【基金项目】
：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冷门“绝学”、国别史等研究专项课题“辽代契丹语文献的跨学科研究”(项目编号:2019ZJX006);上海市晨光计划项目“文化资本视域下的辽代官方语言行用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9CGB12)的阶段性成果。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契丹王朝时期,其境内契丹语的优势地位与其时东亚世界中汉语巨大影响力之间的互相作用,催生出了一批可以使用汉语及契丹语两种语言的双语者群体。其中以口头翻译为职业的通事,其源头可追溯至北魏时期的"乞万真"。辽代初年,通事群体凭借其语言能力与武艺,为契丹君主立下了汗马功劳,故而深受其信任并在政治场域中取得了一定的地位。同时,契丹王朝境内亦有一批不以口头翻译为职业的双语者群体,由于王朝统治者致力于保持其境内的"多元化"语言环境,因此并未鼓励他族人学习本民族语言,而对于本民族成员使用第二语言亦多有限制,故契丹王朝时期,双语者使用第二语言的情形一般表现为出于个人兴趣与出于某一特定政治目的两种情况。从场域理论的视角看,辽代"多元化"语言环境的形成也可视为是其境内不同族群对以契丹语和汉语为载体的"文化资本"追求的结果。由于紧随契丹人脚步入主中原的女真、蒙古、满洲等少数民族统治者也都拥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故而契丹王朝虽然灭亡了,但政治场域中"多元化"的语言环境依然得到了保留,这使得长久以来政治场域中"汉语"一家独大的垄断地位有所改变,民族语言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也逐渐开始"崭露头角",并推动形成了今日包含各民族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
其他文献
牟钟鉴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史家、宗教学家。他学术领域宽广,善于综合创新,研究成果丰厚。访谈中,牟钟鉴教授以三教关系研究为重心,介绍了他在学术上的主要观点与核心理念。谈及的主要问题包括:三教关系研究的重要性;探索三教关系史的学术历程;中华文化的"三教六家"结构与"多元通和"模式;以"新仁学"和"新君子论"为代表的生命哲学。特别是在思想文化史的综合性研究方面,牟钟鉴教授不仅提炼出中华文化"多元通和"的特征与模式,更视之为应当努力发扬的优良传统;访问者则把牟钟鉴教授治学的核心理念和学术风
2019年7月3日至10月22日在敦煌莫高窟举办的"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中有两件罕见、织造工艺极高的大幅联珠纹团窠对鹿纹挂锦,第一件为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收藏,第二件系瑞士阿贝格基金会纺织品研究中心所藏。这两件挂锦主要为装饰吐蕃赞普以及吐蕃贵族的行帐所用。笔者认为,两件联珠纹团窠对鹿纹挂锦产地在中亚,而非敦煌等地,并推测其产地极有可能就是中亚粟特布哈拉(安国)附近的赞丹尼村落。这两件挂锦既保持了联珠纹团窠、对鹿颈项上有飘扬绶带这一萨珊波斯风格,又吸纳了多见于敦煌唐代壁画中的卷草纹、
谈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流理论定位于反身性认知理路,即由外部他者来定位自身。这种理路很好地解释了近代中华民族觉醒的关系情境,然而,关系情境为历史常态,从根本上讲,自我定位之所以具有实质内容,主要还是由内生性基础所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深厚的内生性基础,这一基础由内生的历史走向、思想面向以及由此形塑的观念取向所打牢,从而形成一种聚小为大、积极向上、团结进步的合力、活力和动力。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内在历史根源而言,最为核心的走向就是在政治形态上由分散林立走向了内聚统一,在文化形态上由儒学正统走向
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包容力、凝聚力离不开对内在有机性的关注,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内在有机性发挥着"凝"元"结"体的功能,并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成特质。有机性是与机械性相对而言的,有机性影响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活性和韧性,有助于克服内部组成部分的差异性衍生的解构效应,能够不断优化共同体的内部结构,提升共同体在发展进程中的抗震性、抗阻性,从而保障共同体的内部聚合,最终促进共同体整体前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有机性包括"横向"有机性和"纵向"有机性,横向内在有机性影响着共同体的内部组成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内在要求,各民族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保障。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民族地区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都体现出党和国家的关心与帮扶,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共同团结奋斗和共同繁荣发展中程度不断加深。新中国经济发展的70年中,民族地区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群众过上了小康生活。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国民经济的融合程度持续加深,发展差距不断缩
费孝通的共同体理论包括了以印欧人经验为基础的乡村研究和以通古斯人经验为基础的民族研究两个部分,在涉及对中国的整体理解的时候,这两种理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张力。本文系统分析了乡土社会概念与印欧人共同体研究的关联与差异:社区概念及从共同体向社会之转变等基本框架都来自印欧人社会,但乡土中国在土地制度、内部司法权、家父长权力及与国家的关系等方面又完全不同于印欧人的经验。尤其是差序格局的概念,这一概念来自费孝通对生育制度研究的拓展,是一个排斥了法权的亲属制度表的直接实践的结果,而且并非是一个自然的社会组织形态,反而是
本文从人类学的角度对费孝通文化理论的要点进行了概括,认为其要点包括三点。一、费孝通认为人类学对文化的研究具有内省和交流二元性,而文化之间的交流及相互理解是文化自觉理论的核心追求。二、费孝通有所选择地综合了英美人类学的文化理论。他拒绝了文化完形论对永恒不变的价值核心的追求,吸收了其中解释学的部分内容。"文化自觉"在方法论上是一种在比较研究基础上展开的文化的解释学。三、费孝通强调文化自觉而非文明自觉,是要通过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抵制文明冲突的生成。最后,本文指出,经济史和文化自觉是费孝通现代化思想中相互关联
自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提出以来,获得学界广泛而持久的响应。但目前学界所进行的理论研究存在重结构而轻过程、重单向而轻双向、重宏观而轻微观、重历史而轻当下等问题,且对核心理论的时代拓展不够。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交通工具的进步和互联网的普及,流动性成为当下最鲜明的时代特征。旅游流动日渐成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是流动社会的重要象征。本文立足于新的时代背景,结合对"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反思,试图从多角度、多层次分析旅游流动对民族交往、文化融合与认同构建产生的影响。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在环境共治体系的构建中,有效的社会动员是基础与关键。我国自上而下的环保动员,政府往往成为包揽性的主体,各项环保行动始终处于政府主导之下:通过规制手段的运用以及权威资源的分配,建立了比较成功的国家环境管制体系。这种动员模式极大地凸显了我国体制动员的能力与效率,但在社会动员这个层面上,资源组合、平台体系及动员策略等存在着明显问题,环境保护的主体结构不均衡。行政资源的动员优势与社会成员的动员乏力凸显了问题的两面性。简单的运动式、宣教式地发动群众,依托大众媒介和部分教育机构开展社会动员,其长期效果有限,也导致公众
通过实地考察A县农村小微企业的绿色转型实践,指出在国家推动的、自上而下的绿色发展大趋势下,以强制性环境政策为触发点的制度环境和技术环境变化,经由多元社会主体(基层政府、行业协会、社会公众)和市场主体(金融机构、市场同业)传导给企业差异化的绿色转型压力。这种外部环境压力以企业的个体属性差异(比如,相对规模、运营状况、外部支持、获得的社会组织关系等)为中介使企业在环保能力与环保意愿上产生分化,并最终生成积极型、被迫型、失能型和规避型四种不同类型的环境行为。本文的分析表明:一、由于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