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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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室町时代(1393—1573)部分写本《周易》既有宋刊本特征,又有唐写本的异文,是一种融合了宋刊本与唐写本的特殊文本。此类文本今时日本早稻田大学、内阁文库各有一本。杨守敬日本访书时亦曾据此类文本影抄一部。根据校勘,《七经孟子考文》记载的足利学校所藏三种古本《周易》与此类文本大体相似。江户时代(1603—1867),这类特殊的《周易》写本过渡到刊本形态,刊本当中包括《七经孟子考文》所引足利本《周易》,以及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活字本《周易》。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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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济南250100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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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阮刻《十三经注疏》圈字汇校考正集成研究”(19BTQ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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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室町时代(1393—1573)部分写本《周易》既有宋刊本特征,又有唐写本的异文,是一种融合了宋刊本与唐写本的特殊文本。此类文本今时日本早稻田大学、内阁文库各有一本。杨守敬日本访书时亦曾据此类文本影抄一部。根据校勘,《七经孟子考文》记载的足利学校所藏三种古本《周易》与此类文本大体相似。江户时代(1603—1867),这类特殊的《周易》写本过渡到刊本形态,刊本当中包括《七经孟子考文》所引足利本《周易》,以及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活字本《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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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周易》生命哲学,单向度地从宇宙论演绎太极阴阳变化,或从心性论凸显易道生命实践的主体能动性,都无法实证宇宙大生命一体贯通的诚明合一之境。在熊十力哲学多元文化渊源和思想元素中,《周易》无疑是其哲学创新的最深邃的理论源泉和精神根基。宇宙本体与生命主体圆融为一,以生生之道涵化主体心灵,用主体心灵担当天地之情,成为熊十力《新唯识论》生命哲学理论突破的关键所在。
以往对咸卦的解读多不能切近其本义。事实上,咸卦的主题是讲交往处事的道理或原则。关于卦辞,传统解读多基于男女相感来理解,其实卦辞着重强调的是屈身虚己、礼贤下士。关于初爻,诸家均未着眼于足拇趾与其他足趾的不同去体会“拇”的本质特征。依此角度理解,初爻讲的是要重视与外界的交往。解卦九四亦取“拇”象,且与“朋”象相合,比喻能力再强者遇到险难时往往也需要他人的配合支持。关于二爻,诸家多以腓体躁动取象,认为二爻“感物以躁”乃“凶之道”,实则二爻取象腿肚抽筋,喻勿与坏人、恶人相交。艮卦六二亦与腿肚抽筋有关,喻本当止而不
“诚”在程颐易学中是与“天理”等同的本体范畴,即“诚者,实理也”。程颐释“诚”为无妄和不欺两个方面。天道之“诚”为真实无妄,天地流转、化育万物的过程是无妄的,无妄则必然不欺;人道之“诚”为“真诚不欺”,不欺于天地鬼神,不欺人也不自欺,是人伦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也是君道感通天下而治天下的惟一途径,做到绝对不欺亦是无妄。程颐基于《周易》从天道、人道两方面对“诚”进行了全方位解读,并将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描述为“诚”,由此建构了关于“诚”的本体理论。
朱子在《易学启蒙》中曾引用邵雍“心为太极”之说。此说与朱子学的固有观念似乎相矛盾。但“心为太极”说在朱子学的框架内至少曾出现如下三种理解:朱子本人以“心”为易图的中心方位来解释“太极虚中之象”的“环中说”;在朱子后学中具有广泛影响的禀赋说;现代学者所揭示出的“境界说”。三种说法并不矛盾,“环中说”背后所体现的是“太极不离阴阳”的活动性原则,它与“禀赋说”所代表的实体性原则相辅相成,二者的统一就是“境界说”。此外,“心为太极”还有一层工夫的含义,对于提示学者在自家身上体贴太极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援史释《易》成为宋儒解《易》的常用方式,虽然此种注《易》方式并不始于宋代,但大量用史在宋代易学阐释中表现的尤为突出。究其原因,当与宋代儒学复兴、史学发展以及宋代士人的政治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北宋与南宋的史事易学又呈现出明显的不同,北宋援引史事是出于解说义理的需要,而南宋则用史事解证卦爻辞,直接将《周易》视为一部极具历史借鉴及指导意义的经典。南宋卦卦有史的《周易》阐释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北宋援引史事以证易理的继承与发展。
卦变说是理解项安世易说的关键,其卦变说接续了李挺之的相关识见,分反对卦与不反对八卦。反对卦皆自消息卦来,不反对卦皆自坎离来。以坎离作为主变之卦,既是对汉代易学重视坎离传统的接续,又融合了丹道思想,更是对当时理学家体用思想的认同与接纳,这使得项氏卦变说既具有深厚的传统积淀又有鲜明的时代认同。项氏卦变说的理论动机是从易象本身开显易道之变易,以弥补程颐仅从义理一面揭示易道变易之不足。
“神道”是日本学者熊泽蕃山哲学思想中的重要概念。本文从《集义和书》中的“太虚”与“神道”、《神道大义》《三轮物语》中的“日本神道”、《系辞传》注中圣王的“神通妙用”三个层面展开分析。借助阐发《周易》,熊泽蕃山指出日本神道与中国儒道既同源又有别。尽管其神道思想带有日本神道的宗教色彩,但因对宋明理学多有吸纳,其“神道”既指抽象深奥的道理,又包含了个人、政治层面的道德要求,从而表现出鲜明的儒家理性主义倾向。
《周易》家人卦的家道理论体系,由立家之道、安家之道和兴家之道构成,且三位一体而又层层递进。立家之道,源于“阴阳变易”之化生原理,宏于“阴顺阳威”;付之践行,始于“闲邪未蒙”,功在“厉威勿纵”,誉于“顺德利贞”。安家之道,据于“允执厥中”的象位原理,适于“中正合宜”;履之于家,固于“持守正道”,毅于“谨遵中德”,成于各安角色。兴家之道,基于“民安国泰”的系统法则,旨在“家齐国治”;行之于家,寓于“王假有家”,系于交感互爱,遵于唯变所适。整个家道理论体系是一个系统有机统一的整体,极具系统性与辩证性。
荀子对数术虽没有专门立论批评,但检视《荀子》一书,可抽绎出其对数术传统的系统批判。占卜、相术、厌劾祠禳构成了数术系统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针对占卜,荀子提出“善为易者不占”,将占筮的预测功能与礼义文饰功能划清界限,有将《周易》解读进一步人文理性化的倾向。其对《周易》的诠解主要表现为引用卦爻辞以重其言,化用《易传》以解礼,袭用《易传》语词以为己说注解。针对相术,荀子提出相形不如论心、择术,将人内在的思想层面与外在行为方式结合起来评价,建立了全面衡量人才之“德”与“能”的礼义与法度相结合的标准。针对厌劾祠禳,荀
朱熹尽管批陆为禅,其学亦吸收了佛禅的“明心见性”思想。陆九渊虽自谓“心即理”之说得自孟子,实亦受到程朱影响。要之,二人都讲道德本心,分歧只在“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上。朱子强调二者相辅相成,实则在“道问学”上用力较勤。象山强调“先立乎其大”“发明本心”,但亦未尽废“道问学”。朱批评陆自信太过,陆则以朱为支离。然而正是这些差异,使得朱陆之学得以相辅而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