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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7月间在莫斯科郊外召开的中共六大是中共历史上与共产国际关系最为密切的一次代表大会。中共六大前后，共产国际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策略方针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和调整，实现由直接暴动、夺取中心城市到争取群众、准备暴动的转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革命力量的恢复和革命事业的发展。但是其指导中国革命的战略思想仍然没有实现根本转变，即对马列主义和苏联模式仍进行僵化的教条主义的理解，在对中国革命的根本道路的选择上仍然强调“以城市为中心”发动武装起义以实现全国胜利，这就为中共党内后来发生的更为严重的左倾错误埋下了伏笔。1930年后，共产国际也曾出现短暂的“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转变，但是不久后又出现了巨大的反复，表明这种转变仍然是策略性而非战略性的。因此中共六大前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影响形成了策略转变与战略僵化的内在矛盾，它取得的许多成绩，往往得益于策略转变，而存在的种种不足以至后来导致的严重后果，也就在于战略僵化。
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调整了对中国革命的策略方针，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独立自主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工农。1927年下半年起，共产国际采取组织工农武装暴动、攻打中心城市，陆续发动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秋收起义等但都没有获得成功，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客观的形势迫使共产国际不得不重新考虑研究对华政策。特别是广州起义的失败，不仅使革命遭受挫折，甚至也直接影响了苏联在中国的地位，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很大震动，促使共产国际比较冷静客观地考虑中国革命的问题，实现具体策略的转变。
中国革命的问题引发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党内的争论。1927年12月2日至19日，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米那兹参加会议并作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发言，同时广州起义爆发的消息也传到莫斯科。罗米那兹兴高采烈地反复宣讲中国革命的大好形势，鼓吹无间断革命论。在他看来，中国革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工农革命，这种革命发展下去就会直接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然而罗米那兹话音未落，起义失败的消息就传来了。中山大学校长米夫在会议上立即对他的发言进行反驳，布哈林也支持米夫的意见，批评了罗米那兹。争论并未到此结束，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后不久，罗米那兹将自己的观点归纳起来写下《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一文，坚持自己的观点。而米夫也写了题为《中国革命的争论问题》的长篇文章，继续对罗米那兹进行反驳，认为中国革命现阶段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现阶段主要任务是消灭帝国主义的奴役、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
通过这一系列的争论，共产国际加深了对中国革命的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从而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的召开、制定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新政策以及实现具体革命策略的转变，做了必要的准备。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于1928年2月9日到25日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来自27个国家的92名代表，其中中共代表向忠发、李震瀛出席了会议。中国革命问题自然是大会的中心议题之一。经过十分激烈的争论，在会议最后一天，全会通过了由斯大林、布哈林和向忠发、李震瀛联合起草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那种认为它已经生长为社会主义革命或不断革命的主张是不正确的；中国工农革命的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出现群众革命运动的新高潮。”①；现时工作重点是争取、教育和组织工农群众，准备革命的新高潮；必须坚决反对盲动主义，反对在城市、农村采取无准备、无组织的行动。
《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对联共（布）十五大以来的争论进行了研究总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面对中国具体革命形势的转变，及时进行了相关的策略调整，对于停止和纠正当时中共党内存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成为此后中共六大召开和制定新政策的基本依据和指导思想。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议决案》中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于中国问题决议案，而且是本决议案的基础，这两决议案应同时为这一时期决定一切政策的方针。”②但是，共产国际在进行策略方针转变的同时，并没有就长远的、全局的革命道路问题进行反思和调整，因此开始形成策略转变与战略僵化的内在矛盾，而且还进一步阐发了一些左的理论观点，这也对即将召开的中共六大影响极大。例如，《决议》中指出目前还没有出现新的高潮，但这种新高潮正在酝酿很快会出现，“党应当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在苏维埃地区要进行土地革命和组织红军队伍，但必须同各无产阶级中心的革命新高潮结合起来，开展统一步调的普遍的有组织的大规模行动，必须反对对游击战争的溺爱；在统战策略上，对谭平山等人组建新党派采取关门主义态度，强调进行无情斗争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国际此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中国革命在各省份之间、在城乡之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许多省份农民运动是在向前发展，而工人运动确处于低潮阶段。遗憾的是，共产国际并没有在此基础上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仍固守“以城市为中心”发动武装暴动的战略思想，没有能找到一条更适合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
二
在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代表大会——中共六大上，共产国际充分行使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权，斯大林和以布哈林为首的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决定和参与了大会的召开、组织和领导、各项重要文件决议的起草以及中共中央领导人选的酝酿，对会议进行了全方位领导、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正因如此，导致了共产国际在反对中共党内的左倾错误的同时，又塞进了许多左的错误观念。
中共六大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会，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对中共六大的召开十分重视，在大会召开前就做了大量的组织准备工作。1928年6月9日斯大林将瞿秋白、周恩来、苏兆征、李立三和向忠发等中共主要领导人召集到一起进行会谈，提出自己对中国革命性质和当前中国革命形势的看法。他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革命形势不是高潮而是两个高潮间的低潮，但正走向高潮，中共的任务主要是争取群众、积蓄革命力量。他又指出，单靠农民斗争不可能取得一省政权，它只代表革命的酝酿和准备，革命的高潮只能是城市工人暴动。“游击战争能从为土地革命（作）斗争（的）分子中集中军队的力量，其意义在为工人用。假使我们能从农运中吸收几万军队，集中到一个或几个城市，其意义将更重大。无论在何时，农民不会指导工人，不会指导革命，而需要工人阶级指导他。”③这一谈话突出强调了城市在中国革命中的中心地位，城市既是农村革命的领导者，又是革命成功胜利的象征。发展红军这一革命力量的作用，是为了配合工人阶级发动城市暴动。虽然，共产国际曾就农村工作、根据地、红军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发出大量指示，但他们此时关注的重点和中心仍然是城市，是工人武装暴动。在六大召开前后，斯大林与中共领导人曾有过多次这样的谈话。为进一步统一中共代表的思想认识，6月14日至15日，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又召开了一个21人参加的政治谈话会，要求参加者就三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一是关于当前的革命形势，二是关于过去的经验教训，三是今后的任务和方针。这种政治谈话会实际上就像是六大召开前的一次预备会议，通过代表们的深入交流和讨论，以统一认识、消除分歧、确定会议的基调。为指导中共六大工作，6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决定成立由布哈林、安贝尔—德罗、库西宁、艾尔科里和米夫组成的委员会。④同时，为准备中共六大的决议草案，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在此之前就成立了11个小组，负责起草相关决议供中共中央政治局指定决议使用。这些草案的草稿写成后，东方书记处在送给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时，也于6月14日将材料分送斯大林、布哈林、皮亚特尼茨基、伏罗希洛夫和加拉罕等征求意见。⑤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中共六大于6月18日正式召开。大会进行的第二天，共产国际最高领导人布哈林亲自到会做报告，他用了9个小时的时间做了题为《中国革命与中共的任务》的长篇报告，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就中国问题提出指导性意见。共产国际策略转变与战略僵化的内在矛盾在他的报告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布哈林指出中国革命现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完成土地革命；关于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策略，布哈林认为现在还没有出现革命高潮的形势，革命处在两个高潮之间，政策的策略是动员和组织群众，但新的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将要到来，因此准备武装暴动是现实的中心任务；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布哈林认为没有城市的暴动不会在中国大部分领土内得到暴动的胜利，没有城市的政权绝对不能长期存在，没有工业中心胜利的革命胜利是荒诞无稽的，因此中国党必须注重中心城市的工作；关于中国苏维埃和红军运动，布哈林也持一种消极悲观态度，认为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⑥甚至他还提出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比如要调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去学习。
充满内在矛盾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斯大林的谈话和布哈林的报告，奠定了中共六大的整体基调，成为中共六大的指导思想，于是中共六大确立了与共产国际决议几乎完全一致的政治策略方针。作为土地革命时期召开的唯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它实际上确立了党在1928-1934年间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中共六大通过了《政治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农民运动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军事工作决议案》等重要的纲领性文件，总结了大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和任务做了基本正确的分析和定性，肯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中共的主要任务是争取群众、积蓄力量、准备武装起义。中共六大既批评了右倾机会主义又批评了左倾盲动主义，强调盲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推进了反对左倾盲动主义的斗争。由于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影响，中共六大面对客观环境的要求实现了具体革命行动策略上的转变，将党的工作从千方百计组织武装暴动起义，转移到积蓄力量从事长期的争取群众的工作上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革命力量的恢复和革命事业的发展。六大以后的两年，中国革命出现了复兴和发展的良好局面。同时六大以后，中共中央也进一步加强了对各地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工作的指导。应该说，六大以后的一段时间，党的工作是有起色的，对此我们应充分予以肯定。然而，中共六大并没有从指导思想上找出左倾错误的根源，对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还没有正确认识，仍然教条地搬用苏联革命的基本模式，把争取群众的任务当成就是武装起义的任务，把实行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看成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的唯一出路。因此，“以城市为中心”发动武装起义以实现全国胜利的战略性思想在中共六大上始终没有得到改变，李维汉曾回忆指出“六大决议与十一月扩大会议决议以及共产国际一九二八年二月决议，所主张的都是搞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⑦不久后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也基本上延续和重申了这种思想。
三
中共六大采取了纠左的立场，强调左倾盲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然而从1930年开始，中共党内又连续出现了更左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教条主义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使中共在根据地的力量损失了90%，白区几乎损失了100%。如果说，中共六大前出现的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是中共自己缺乏经验犯下的错误，没有前车之鉴的话，那么，中共六大之后不久中共党内又连续出现这两次左倾错误，而且错误的性质一次比一次严重，造成的危害一次比一次深重，这只能说明共产国际在中共六大前后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影响存在根本性的问题，即策略转变与战略僵化的内在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六大后共产国际也曾出现过短暂的“以农村为工作中心”的思想转变。从总体上看，大革命失败至1929年，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共产国际一直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的战略思想。到1930年上半年，共产国际仍基本上延续过去的工作思路，在工作部署上仍以城市为重心。这一时期，由于城市工作受敌人破坏严重，而农民运动则相对发展较快，所以共产国际较多地强调农民运动和城市运动的协调配合问题。同时，共产国际还把中央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同夺取大城市联系在一起。到1930年3月，中国红军已有13个军，6万2千多人，在10多个省的300多个县建立起大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共产国际对农村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力量的认识也在逐步发展提高。共产国际思想的转变主要发生在1930年下半年。1930年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中正式提出“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上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⑧虽然这时他们仍然认为红军的作用主要是用来夺取大城市，红军只是实现“以城市为中心”的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工具。但是，将建设红军作为“第一等任务”，对于扭转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注意力、调整工作重心具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对红军建设的重视和强调对向“以农村为中心”的战略转变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在共产国际开始出现思想转变的端倪时，中共党内出现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又进一步推动了这种思想转变的进程。1930年6月，李立三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提出了要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口号，并决定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命令红军进攻武汉、长沙等中心城市。李立三这种盲目的左倾冒险行动明显超出了共产国际所能容许的范围。8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中国在当前的现实情况下“还没有占领大城市的重要机会。现在号召工人在汉口、上海、北京、奉天等大城市举行武装暴动（就像李立三所希望的那样）是最有害的冒险主义。”⑨为了扭转中共党内这种危险的冒险行动，共产国际不得不开始考虑迅速改变“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1930年10月共产国际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来信，对中国的革命形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信中指出“占领长沙和进攻汉口，对于现在的红军，还是力量不够的任务”，立三路线是“引导到消极，引导到失败，而可以引导到极危险的冒险”，提出中国共产党当前所应该实行的主要任务：一是立即团结锻炼出真正的工农红军，二是立即建立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府，三是真正革命的群众工作，苏维埃区域之中实行布尔塞维克主义的组织群众。强调了“必须开展暂时还不是苏维埃区域的乡村之中的农民运动，发展游击战争，用农民的骚动像一个箍的一样的去围绕城市，以及大城市和最大城市……建设真正的红军，建立坚强的政府，在非苏维埃区域之中去努力组织群众的经济政治斗争，是党现在最重要的任务。”⑩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将建设红军作为最主要的工作，不再强调攻打大城市，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并且不再要求将中央苏维埃政权一定建立在大城市里。这都表明共产国际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实现了从“以城市为中心”向“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转变。
然而共产国际这种思想转变是非常短暂和不彻底的，不久之后又发生了巨大的反复。1931年中国农村苏维埃和工农红军的力量取得了迅猛发展。在革命形势稍有好转之后，共产国际在1932年初又开始指示要求红军注意夺取诸如南昌之类的大城市。此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几乎完全是共产国际驻上海军事总顾问弗雷德和派到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李德以城市为中心的正规战思想所导致的结果。这都表明这种思想转变仍然是策略性而非战略性的，策略转变与战略僵化的内在矛盾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总体上来看，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缺乏长远的、系统的观念，主要是从一时一地具体的革命斗争环境出发制定具体的革命策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思想认识上既不全面也不深刻，一直过高估计中国革命的发展形势，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估计不足，忽视了积蓄革命力量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六大前后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经常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当他们认为革命发展比较顺利的时候，就往往急于取得革命的成功而提出发动武装起义、攻打大城市的命令；而当革命受到较大挫折时，他们就要求保存实力，不再强调甚至还批评攻打大城市的策略行为。可见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把握始终不够准确，更多地是从具体的军事策略的角度出发，着眼于当时局部的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而不是从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出发，把“以农村为中心”走农村包围城市作为中国革命的根本道路问题而长期加以坚持。此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表明，只有解决这种内在矛盾，在战略思想上真正确立“以农村为中心”、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并且面对具体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不断积极调整转变具体的革命军事策略，才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途径。
注释：
①《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1页。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28页。
③④⑤《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82、494、496页。
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4页。
⑦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67页。
⑧⑩《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356~359页。
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31页。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 责任编辑：平致远
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调整了对中国革命的策略方针，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独立自主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工农。1927年下半年起，共产国际采取组织工农武装暴动、攻打中心城市，陆续发动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秋收起义等但都没有获得成功，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客观的形势迫使共产国际不得不重新考虑研究对华政策。特别是广州起义的失败，不仅使革命遭受挫折，甚至也直接影响了苏联在中国的地位，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很大震动，促使共产国际比较冷静客观地考虑中国革命的问题，实现具体策略的转变。
中国革命的问题引发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党内的争论。1927年12月2日至19日，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米那兹参加会议并作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发言，同时广州起义爆发的消息也传到莫斯科。罗米那兹兴高采烈地反复宣讲中国革命的大好形势，鼓吹无间断革命论。在他看来，中国革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工农革命，这种革命发展下去就会直接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然而罗米那兹话音未落，起义失败的消息就传来了。中山大学校长米夫在会议上立即对他的发言进行反驳，布哈林也支持米夫的意见，批评了罗米那兹。争论并未到此结束，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后不久，罗米那兹将自己的观点归纳起来写下《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一文，坚持自己的观点。而米夫也写了题为《中国革命的争论问题》的长篇文章，继续对罗米那兹进行反驳，认为中国革命现阶段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现阶段主要任务是消灭帝国主义的奴役、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
通过这一系列的争论，共产国际加深了对中国革命的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从而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的召开、制定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新政策以及实现具体革命策略的转变，做了必要的准备。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于1928年2月9日到25日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来自27个国家的92名代表，其中中共代表向忠发、李震瀛出席了会议。中国革命问题自然是大会的中心议题之一。经过十分激烈的争论，在会议最后一天，全会通过了由斯大林、布哈林和向忠发、李震瀛联合起草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那种认为它已经生长为社会主义革命或不断革命的主张是不正确的；中国工农革命的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出现群众革命运动的新高潮。”①；现时工作重点是争取、教育和组织工农群众，准备革命的新高潮；必须坚决反对盲动主义，反对在城市、农村采取无准备、无组织的行动。
《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对联共（布）十五大以来的争论进行了研究总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面对中国具体革命形势的转变，及时进行了相关的策略调整，对于停止和纠正当时中共党内存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成为此后中共六大召开和制定新政策的基本依据和指导思想。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议决案》中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于中国问题决议案，而且是本决议案的基础，这两决议案应同时为这一时期决定一切政策的方针。”②但是，共产国际在进行策略方针转变的同时，并没有就长远的、全局的革命道路问题进行反思和调整，因此开始形成策略转变与战略僵化的内在矛盾，而且还进一步阐发了一些左的理论观点，这也对即将召开的中共六大影响极大。例如，《决议》中指出目前还没有出现新的高潮，但这种新高潮正在酝酿很快会出现，“党应当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在苏维埃地区要进行土地革命和组织红军队伍，但必须同各无产阶级中心的革命新高潮结合起来，开展统一步调的普遍的有组织的大规模行动，必须反对对游击战争的溺爱；在统战策略上，对谭平山等人组建新党派采取关门主义态度，强调进行无情斗争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国际此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中国革命在各省份之间、在城乡之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许多省份农民运动是在向前发展，而工人运动确处于低潮阶段。遗憾的是，共产国际并没有在此基础上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仍固守“以城市为中心”发动武装暴动的战略思想，没有能找到一条更适合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
二
在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代表大会——中共六大上，共产国际充分行使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权，斯大林和以布哈林为首的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决定和参与了大会的召开、组织和领导、各项重要文件决议的起草以及中共中央领导人选的酝酿，对会议进行了全方位领导、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正因如此，导致了共产国际在反对中共党内的左倾错误的同时，又塞进了许多左的错误观念。
中共六大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会，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对中共六大的召开十分重视，在大会召开前就做了大量的组织准备工作。1928年6月9日斯大林将瞿秋白、周恩来、苏兆征、李立三和向忠发等中共主要领导人召集到一起进行会谈，提出自己对中国革命性质和当前中国革命形势的看法。他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革命形势不是高潮而是两个高潮间的低潮，但正走向高潮，中共的任务主要是争取群众、积蓄革命力量。他又指出，单靠农民斗争不可能取得一省政权，它只代表革命的酝酿和准备，革命的高潮只能是城市工人暴动。“游击战争能从为土地革命（作）斗争（的）分子中集中军队的力量，其意义在为工人用。假使我们能从农运中吸收几万军队，集中到一个或几个城市，其意义将更重大。无论在何时，农民不会指导工人，不会指导革命，而需要工人阶级指导他。”③这一谈话突出强调了城市在中国革命中的中心地位，城市既是农村革命的领导者，又是革命成功胜利的象征。发展红军这一革命力量的作用，是为了配合工人阶级发动城市暴动。虽然，共产国际曾就农村工作、根据地、红军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发出大量指示，但他们此时关注的重点和中心仍然是城市，是工人武装暴动。在六大召开前后，斯大林与中共领导人曾有过多次这样的谈话。为进一步统一中共代表的思想认识，6月14日至15日，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又召开了一个21人参加的政治谈话会，要求参加者就三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一是关于当前的革命形势，二是关于过去的经验教训，三是今后的任务和方针。这种政治谈话会实际上就像是六大召开前的一次预备会议，通过代表们的深入交流和讨论，以统一认识、消除分歧、确定会议的基调。为指导中共六大工作，6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决定成立由布哈林、安贝尔—德罗、库西宁、艾尔科里和米夫组成的委员会。④同时，为准备中共六大的决议草案，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在此之前就成立了11个小组，负责起草相关决议供中共中央政治局指定决议使用。这些草案的草稿写成后，东方书记处在送给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时，也于6月14日将材料分送斯大林、布哈林、皮亚特尼茨基、伏罗希洛夫和加拉罕等征求意见。⑤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中共六大于6月18日正式召开。大会进行的第二天，共产国际最高领导人布哈林亲自到会做报告，他用了9个小时的时间做了题为《中国革命与中共的任务》的长篇报告，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就中国问题提出指导性意见。共产国际策略转变与战略僵化的内在矛盾在他的报告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布哈林指出中国革命现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完成土地革命；关于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策略，布哈林认为现在还没有出现革命高潮的形势，革命处在两个高潮之间，政策的策略是动员和组织群众，但新的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将要到来，因此准备武装暴动是现实的中心任务；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布哈林认为没有城市的暴动不会在中国大部分领土内得到暴动的胜利，没有城市的政权绝对不能长期存在，没有工业中心胜利的革命胜利是荒诞无稽的，因此中国党必须注重中心城市的工作；关于中国苏维埃和红军运动，布哈林也持一种消极悲观态度，认为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⑥甚至他还提出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比如要调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去学习。
充满内在矛盾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斯大林的谈话和布哈林的报告，奠定了中共六大的整体基调，成为中共六大的指导思想，于是中共六大确立了与共产国际决议几乎完全一致的政治策略方针。作为土地革命时期召开的唯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它实际上确立了党在1928-1934年间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中共六大通过了《政治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农民运动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军事工作决议案》等重要的纲领性文件，总结了大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和任务做了基本正确的分析和定性，肯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中共的主要任务是争取群众、积蓄力量、准备武装起义。中共六大既批评了右倾机会主义又批评了左倾盲动主义，强调盲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推进了反对左倾盲动主义的斗争。由于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影响，中共六大面对客观环境的要求实现了具体革命行动策略上的转变，将党的工作从千方百计组织武装暴动起义，转移到积蓄力量从事长期的争取群众的工作上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革命力量的恢复和革命事业的发展。六大以后的两年，中国革命出现了复兴和发展的良好局面。同时六大以后，中共中央也进一步加强了对各地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工作的指导。应该说，六大以后的一段时间，党的工作是有起色的，对此我们应充分予以肯定。然而，中共六大并没有从指导思想上找出左倾错误的根源，对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还没有正确认识，仍然教条地搬用苏联革命的基本模式，把争取群众的任务当成就是武装起义的任务，把实行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看成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的唯一出路。因此，“以城市为中心”发动武装起义以实现全国胜利的战略性思想在中共六大上始终没有得到改变，李维汉曾回忆指出“六大决议与十一月扩大会议决议以及共产国际一九二八年二月决议，所主张的都是搞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⑦不久后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也基本上延续和重申了这种思想。
三
中共六大采取了纠左的立场，强调左倾盲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然而从1930年开始，中共党内又连续出现了更左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教条主义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使中共在根据地的力量损失了90%，白区几乎损失了100%。如果说，中共六大前出现的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是中共自己缺乏经验犯下的错误，没有前车之鉴的话，那么，中共六大之后不久中共党内又连续出现这两次左倾错误，而且错误的性质一次比一次严重，造成的危害一次比一次深重，这只能说明共产国际在中共六大前后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影响存在根本性的问题，即策略转变与战略僵化的内在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六大后共产国际也曾出现过短暂的“以农村为工作中心”的思想转变。从总体上看，大革命失败至1929年，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共产国际一直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的战略思想。到1930年上半年，共产国际仍基本上延续过去的工作思路，在工作部署上仍以城市为重心。这一时期，由于城市工作受敌人破坏严重，而农民运动则相对发展较快，所以共产国际较多地强调农民运动和城市运动的协调配合问题。同时，共产国际还把中央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同夺取大城市联系在一起。到1930年3月，中国红军已有13个军，6万2千多人，在10多个省的300多个县建立起大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共产国际对农村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力量的认识也在逐步发展提高。共产国际思想的转变主要发生在1930年下半年。1930年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中正式提出“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上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⑧虽然这时他们仍然认为红军的作用主要是用来夺取大城市，红军只是实现“以城市为中心”的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工具。但是，将建设红军作为“第一等任务”，对于扭转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注意力、调整工作重心具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对红军建设的重视和强调对向“以农村为中心”的战略转变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在共产国际开始出现思想转变的端倪时，中共党内出现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又进一步推动了这种思想转变的进程。1930年6月，李立三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提出了要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口号，并决定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命令红军进攻武汉、长沙等中心城市。李立三这种盲目的左倾冒险行动明显超出了共产国际所能容许的范围。8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中国在当前的现实情况下“还没有占领大城市的重要机会。现在号召工人在汉口、上海、北京、奉天等大城市举行武装暴动（就像李立三所希望的那样）是最有害的冒险主义。”⑨为了扭转中共党内这种危险的冒险行动，共产国际不得不开始考虑迅速改变“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1930年10月共产国际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来信，对中国的革命形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信中指出“占领长沙和进攻汉口，对于现在的红军，还是力量不够的任务”，立三路线是“引导到消极，引导到失败，而可以引导到极危险的冒险”，提出中国共产党当前所应该实行的主要任务：一是立即团结锻炼出真正的工农红军，二是立即建立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府，三是真正革命的群众工作，苏维埃区域之中实行布尔塞维克主义的组织群众。强调了“必须开展暂时还不是苏维埃区域的乡村之中的农民运动，发展游击战争，用农民的骚动像一个箍的一样的去围绕城市，以及大城市和最大城市……建设真正的红军，建立坚强的政府，在非苏维埃区域之中去努力组织群众的经济政治斗争，是党现在最重要的任务。”⑩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将建设红军作为最主要的工作，不再强调攻打大城市，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并且不再要求将中央苏维埃政权一定建立在大城市里。这都表明共产国际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实现了从“以城市为中心”向“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转变。
然而共产国际这种思想转变是非常短暂和不彻底的，不久之后又发生了巨大的反复。1931年中国农村苏维埃和工农红军的力量取得了迅猛发展。在革命形势稍有好转之后，共产国际在1932年初又开始指示要求红军注意夺取诸如南昌之类的大城市。此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几乎完全是共产国际驻上海军事总顾问弗雷德和派到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李德以城市为中心的正规战思想所导致的结果。这都表明这种思想转变仍然是策略性而非战略性的，策略转变与战略僵化的内在矛盾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总体上来看，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缺乏长远的、系统的观念，主要是从一时一地具体的革命斗争环境出发制定具体的革命策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思想认识上既不全面也不深刻，一直过高估计中国革命的发展形势，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估计不足，忽视了积蓄革命力量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六大前后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经常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当他们认为革命发展比较顺利的时候，就往往急于取得革命的成功而提出发动武装起义、攻打大城市的命令；而当革命受到较大挫折时，他们就要求保存实力，不再强调甚至还批评攻打大城市的策略行为。可见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把握始终不够准确，更多地是从具体的军事策略的角度出发，着眼于当时局部的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而不是从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出发，把“以农村为中心”走农村包围城市作为中国革命的根本道路问题而长期加以坚持。此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表明，只有解决这种内在矛盾，在战略思想上真正确立“以农村为中心”、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并且面对具体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不断积极调整转变具体的革命军事策略，才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途径。
注释：
①《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1页。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28页。
③④⑤《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82、494、496页。
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4页。
⑦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67页。
⑧⑩《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356~359页。
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31页。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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