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年代的“文化热”中，上海出版了一套很出名的《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主编是方行和朱维铮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是国内最早招收文化史专业研究生的，挂牌的指导教授也是方行和朱维铮。方行还是全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副主任和《上海文献丛书》的主编。起初我和朱维铮很熟，但却不知道方行是何许人也。后来在图书馆的目录里查找，才知道他曾经编过《李大钊选集》、《谭嗣同全集》、《唐才常著作系年目录》、《徐光启著译集》、《王韬日记》、《宋人佚简》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等文献。当然称得上是个文史专家。
　　
　　后来在王元化先生家遇到他，中等个子，灰白的头发，穿一身灰色干部服，谨言慎行，和我原先想象中的大学者形象全然不同。元化先生介绍说，方行是上海文化局的老局长、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专职副主任，从1957年起就主管全市的文物和博物馆工作，对保护上海的历史文物与革命文物的功劳很大。后来知道他和许多文化名人，如赵朴初、郑振铎、张元济、徐森玉、顾廷龙、周汝昌等，来往密切、交情很深。老爷子去世后，留下几大箱数百件名人信札，曾有人欲出重金收购，被家属拒绝。1960年代初发现一帧《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画像，极其珍贵。但有些权威的红学家和文物专家认为是赝品，这场争论持续了二十多年。直到1983年，著名红学家周汝昌还再三写信给方行，要求他出面证明此画像的真实性，以便了结这场笔墨官司。可见方行在这些专家心目中的学术地位。这就让我想起上海第一任宣传部长夏衍老人说过的话：“以往知识分子愿意跟我们走。为什么？因为我们靠真理、靠思想、靠党员的才华人品去领导他们。”方行就是这样一位既当官、又做学问的红色文史专家。
　　其实，老爷子研究文史并非科班出身。他念初中时因家贫辍学，18岁从常州乡下到上海，考取地方法院，担任录事。1937年春，参加抗日团体“救国会”和“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办杂志动员青年到敌后根据地去。1941年底入党，进入淮南抗日根据地工作，后又奉命返回上海筹建药厂，为新四军生产药品。抗战胜利后，从事上海地下党领导机关的机要工作。他家所在的永乐村21号就是中共中央上海局秘密机关。同时，他还做党的经济工作，负责经营地下党的两家公司。1949年5月，上海解放，方行担任军管会负责接管工商业的主任秘书。1951年筹建市人民检察署，担任副检察长，不久又担任市政法委秘书长。1951年5月上旬的一天，方行召见黄金荣训话，勒令他写悔过书。黄金荣只得乖乖地写了认罪“自白书“，刊登在5月20日的《文汇报》和《新闻报》上。当年这在海内外是一条轰动的新闻。
　　1957年，方行被调离政法系统，去做文化局副局长。这对方行来说却正中下怀，他在年轻时就喜欢整理研究历史文献。从抗战做地下工作时起，他就利用业余时间搜集散见在各种报刊杂志上的文章，编选谭嗣同、李大钊、瞿秋白的文集。在报刊上每发现一篇文章就自己动手抄下来，因为没钱雇人代抄，更不用说翻拍，连抄写的纸张都是从路边地摊上买的。所以他给自己取了个笔名“文操”。纸张都是大大小小、花花绿绿的。在白色恐怖下，放在家里不安全，就托人带到香港，租个保险箱存放，直到解放后才拿回来。方行不仅编辑出版了《谭嗣同全集》，还编印了《谭嗣同真迹》。现在世人能看到的谭嗣同照片和书信手稿，都是他从抗战时开始一件件搜集拢来的。
　　“文革”一开始，方行就被关进了“牛棚”，随后又被监督劳动，直到1978年才恢复职务。他一出狱就去文化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生计，而是问明天启年间拱花木刻彩印的《萝轩变古笺谱》有没有被毁。这件稀世珍宝是1963年在嘉兴发现的，当地政府送到上海博物馆请徐森玉鉴定。82岁的徐森老被周总理称为“国宝”，在文物界有一言九鼎的地位。他见到后欣喜之极，发了小孩脾气，无论如何不肯还给嘉兴，清晨6点钟就堵在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家门口，要他作主。最后由方行出面用吴昌硕、文征明、郑板桥等十几幅名人字画向嘉兴换回了这部《萝轩》。方行知道宝贝还在，于是喜出望外。后来还请朵云轩的老师傅刻了翻印本，纪念上海博物馆建馆35周年，完成了多年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