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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红楼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修建于1916年,1918年8月正式竣工。整幢楼坐北朝南,地上四层,半地下一层,共有房屋200多间。因由红砖垒墙、红瓦盖顶,故称“红楼”。
北大红楼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部,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阵地,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是北方革命的指挥中心,是闪耀思想光芒的灯塔。
北大红楼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设在北大红楼的“光辉伟业 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于6月29日上午正式开展。
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为《新青年》),喊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吹响了思想启蒙的号角。1917年,陈独秀携杂志迁京后,在北大红楼凝聚大批先进知识分子,继续向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发起更猛烈的冲击,有力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北大红楼由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1917年年初,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相继发表,标志着文学革命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鲁迅率先在《新青年》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吃人的封建礼教进行血泪控诉和无情鞭挞,成为文学革命形式和内容相结合的典范。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在北大红楼发起的这场文学革命,迅速推向全国。
新文化运动唤醒了一代进步青年,许多进步社团和刊物应运而生。以介绍西方近代思潮为宗旨的新湖社,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马尔克斯研究会”,以研究东西诸家哲学为宗旨的哲学研究会等进步团体相继在北大红楼成立;以“谈政治”为目的的《每周评论》,秉持“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三要素的《新潮》杂志,以“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为宗旨的《国民》杂志等进步刊物先后在北大红楼创刊。与此同时,长沙的新民学会、天津的觉悟社、济南的励新学会、上海的平民学会等进步社团相继涌现,长沙的《湘江评论》、天津的《觉悟》、成都的《星期日》等进步刊物破土而出,助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此起彼伏。
新文化运动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在中国社会掀起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
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部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政策而爆发的;是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偉大社会革命运动,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直接参与并领导了这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北大师生群情激愤。5月2日,蔡元培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开会,介绍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在巴黎和会上牺牲中国利益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5月3日晚,北大师生在法科礼堂集会,张国焘、许德珩等学生代表纷纷登台发言。学生谢绍敏义愤填膺,当场咬破手指、撕裂衣襟,血书“还我青岛”4个大字。会议最后决定:联合各界一致力争;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合约上不签字;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举行游行示威;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齐聚天安门举行示威,“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口号此起彼伏。随后,他们前往东交民巷日本驻华使馆抗议,受阻后转到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逮捕学生32人。广大学生在斗争中联合起来,迅速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举行总罢课,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宣传活动。
北洋军阀政府逆历史潮流而动,公然表彰曹汝霖等并严令取缔爱国运动。北京学生再次走上街头抗议,800余名学生遭到逮捕。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天津、上海等地学生纷纷响应,上海工人自发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北京、唐山、汉口等地工人紧随其后,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如滚滚洪流涌向全国,扩展到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姿态登上政治舞台,爱国运动发展成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北洋军阀政府释放被捕学生,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签字仪式,五四爱国运动取得胜利。
陈独秀、李大钊始终关注并领导着这场伟大爱国运动。据统计,从5月4日到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共发表文章80余篇,引领着五四运动的方向。他还亲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到闹市区散发,不幸被捕。李大钊不仅积极营救被捕学生和陈独秀,亲自起草学联文件,还发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从思想理论上对运动进行有力指导,誓言“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
毛泽东评价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
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
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性胜利,给探寻救国救民出路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带来新的希望。李大钊是在中国举起十月革命旗帜的第一人,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早在1918年7月1日,李大钊就在《言治》季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指出:“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随后,他在《新青年》相继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认为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并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还在《每周评论》发表《新纪元》,热烈歌颂十月革命:“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同一时期,北京《晨报》、上海《民国日报》和《申报》等也纷纷载文介绍十月革命,进一步扩大了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 北京大学是最早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的高等学府。1918年,在李大钊等人积极倡议下,马尔克斯学说研究会秘密成立,后公开发展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吸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踊跃参加。为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李大钊、陈启修、高一涵等人以介绍西方思潮为名,将马克思主义引入课堂。北大校史馆至今仍保存着一份贺廷珊同学“试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其及于现代史学的影响”的答卷。这篇在李大钊指导下完成的答卷,阐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各种唯心史观做了严厉批判,并论述了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的重大意义。李大钊给这份答卷打了95分。
北大师生还围绕“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这一主题举办辩论会,作为评判员的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说明由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在当时,马克思主义进课堂是惊世骇俗之举,如同普罗米修斯将火种引到人间大地。
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为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开辟了更加宽广的道路。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开设“马克思研究”专栏,集中刊发8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分量最重的就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第6卷第6号又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该文着重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指出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
李大钊还带领和指导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搜集和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并深入工厂、农村宣讲。在李大钊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影响带动下,上海、长沙、济南、汉口、成都等地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群起响应,《湘江评论》《觉悟》 《星期评论》《浙江评论》等刊物也竞相呼应,迅速掀起一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热潮。
北方共产党组织的发祥地
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同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逐步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须建立工人阶级政党,使其充当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1920年2月,陈独秀秘密離开北京前往上海。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4月,俄共(布)代表维经斯基一行来到北大红楼会见李大钊,分析中国革命形势,讨论有关工人运动和建立共产党的问题。之后,李大钊介绍他们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步伐。陈独秀征求李大钊意见,商定党的名称叫“共产党”。8月,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正式成立。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正式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11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
到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前,北京党组织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缪伯英、何孟雄、张太雷等,他们大多是北京大学的进步师生。共产党北京支部的创建,标志着北方革命有了自己的领导中心。
北京的党组织成立后,特别是中共一大召开后,迅速选派骨干分赴北方各地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截至1927年春,在北京党组织的指导和推动下,山东、直隶、天津、内蒙古、山西、河南、陕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北方广大地区普遍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此外,张申府根据陈独秀、李大钊指示,赴法国后相继发展刘清扬、周恩来等一批党员,并成立共产党旅法早期组织。
北京党组织成立之初,就特别重视教育团结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并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自己。长辛店是北方工人运动的起点。邓中夏、张太雷、张国焘等人受李大钊委派,到长辛店筹办劳动补习学校,宣讲马克思主义;李大钊还多次到学校讲课,阐述“劳工神圣”的革命道理。在北京党组织领导下,觉悟起来的工人很快成立起自己的工会组织,并先后取得了索薪斗争、八月罢工的胜利。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峰。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和北京地委领导下,长辛店工会按照江汉铁路总工会命令,率先通电揭露军阀阻止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的丑恶行径,并发动工人迅速行动举行罢工,截断铁路运输。罢工遭到反动当局残酷镇压,30多名工人被捕,多名工会会员被枪杀。京汉铁路沿线其他各站的罢工也遭到反动当局的血腥镇压,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这次罢工虽然失败了,但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坚定的革命性和坚强的战斗力,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
红楼悠悠百年,华夏沧桑巨变。这里回响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呼号呐喊,这里彰显着中国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琴心剑胆,这里见证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进程。北大红楼是一座闪耀着思想光芒的灯塔,始终照耀着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不忘初心、蹈厉奋发,继续书写更加壮丽的新篇章。
(责任编辑:袁瑛)
北大红楼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部,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阵地,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是北方革命的指挥中心,是闪耀思想光芒的灯塔。
北大红楼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设在北大红楼的“光辉伟业 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于6月29日上午正式开展。
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为《新青年》),喊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吹响了思想启蒙的号角。1917年,陈独秀携杂志迁京后,在北大红楼凝聚大批先进知识分子,继续向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发起更猛烈的冲击,有力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北大红楼由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1917年年初,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相继发表,标志着文学革命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鲁迅率先在《新青年》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吃人的封建礼教进行血泪控诉和无情鞭挞,成为文学革命形式和内容相结合的典范。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在北大红楼发起的这场文学革命,迅速推向全国。
新文化运动唤醒了一代进步青年,许多进步社团和刊物应运而生。以介绍西方近代思潮为宗旨的新湖社,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马尔克斯研究会”,以研究东西诸家哲学为宗旨的哲学研究会等进步团体相继在北大红楼成立;以“谈政治”为目的的《每周评论》,秉持“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三要素的《新潮》杂志,以“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为宗旨的《国民》杂志等进步刊物先后在北大红楼创刊。与此同时,长沙的新民学会、天津的觉悟社、济南的励新学会、上海的平民学会等进步社团相继涌现,长沙的《湘江评论》、天津的《觉悟》、成都的《星期日》等进步刊物破土而出,助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此起彼伏。
新文化运动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在中国社会掀起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
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部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政策而爆发的;是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偉大社会革命运动,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直接参与并领导了这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北大师生群情激愤。5月2日,蔡元培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开会,介绍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在巴黎和会上牺牲中国利益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5月3日晚,北大师生在法科礼堂集会,张国焘、许德珩等学生代表纷纷登台发言。学生谢绍敏义愤填膺,当场咬破手指、撕裂衣襟,血书“还我青岛”4个大字。会议最后决定:联合各界一致力争;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合约上不签字;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举行游行示威;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齐聚天安门举行示威,“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口号此起彼伏。随后,他们前往东交民巷日本驻华使馆抗议,受阻后转到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逮捕学生32人。广大学生在斗争中联合起来,迅速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举行总罢课,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宣传活动。
北洋军阀政府逆历史潮流而动,公然表彰曹汝霖等并严令取缔爱国运动。北京学生再次走上街头抗议,800余名学生遭到逮捕。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天津、上海等地学生纷纷响应,上海工人自发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北京、唐山、汉口等地工人紧随其后,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如滚滚洪流涌向全国,扩展到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姿态登上政治舞台,爱国运动发展成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北洋军阀政府释放被捕学生,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签字仪式,五四爱国运动取得胜利。
陈独秀、李大钊始终关注并领导着这场伟大爱国运动。据统计,从5月4日到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共发表文章80余篇,引领着五四运动的方向。他还亲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到闹市区散发,不幸被捕。李大钊不仅积极营救被捕学生和陈独秀,亲自起草学联文件,还发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从思想理论上对运动进行有力指导,誓言“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
毛泽东评价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
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
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性胜利,给探寻救国救民出路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带来新的希望。李大钊是在中国举起十月革命旗帜的第一人,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早在1918年7月1日,李大钊就在《言治》季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指出:“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随后,他在《新青年》相继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认为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并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还在《每周评论》发表《新纪元》,热烈歌颂十月革命:“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同一时期,北京《晨报》、上海《民国日报》和《申报》等也纷纷载文介绍十月革命,进一步扩大了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 北京大学是最早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的高等学府。1918年,在李大钊等人积极倡议下,马尔克斯学说研究会秘密成立,后公开发展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吸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踊跃参加。为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李大钊、陈启修、高一涵等人以介绍西方思潮为名,将马克思主义引入课堂。北大校史馆至今仍保存着一份贺廷珊同学“试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其及于现代史学的影响”的答卷。这篇在李大钊指导下完成的答卷,阐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各种唯心史观做了严厉批判,并论述了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的重大意义。李大钊给这份答卷打了95分。
北大师生还围绕“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这一主题举办辩论会,作为评判员的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说明由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在当时,马克思主义进课堂是惊世骇俗之举,如同普罗米修斯将火种引到人间大地。
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为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开辟了更加宽广的道路。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开设“马克思研究”专栏,集中刊发8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分量最重的就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第6卷第6号又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该文着重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指出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
李大钊还带领和指导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搜集和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并深入工厂、农村宣讲。在李大钊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影响带动下,上海、长沙、济南、汉口、成都等地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群起响应,《湘江评论》《觉悟》 《星期评论》《浙江评论》等刊物也竞相呼应,迅速掀起一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热潮。
北方共产党组织的发祥地
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同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逐步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须建立工人阶级政党,使其充当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1920年2月,陈独秀秘密離开北京前往上海。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4月,俄共(布)代表维经斯基一行来到北大红楼会见李大钊,分析中国革命形势,讨论有关工人运动和建立共产党的问题。之后,李大钊介绍他们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步伐。陈独秀征求李大钊意见,商定党的名称叫“共产党”。8月,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正式成立。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正式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11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
到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前,北京党组织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缪伯英、何孟雄、张太雷等,他们大多是北京大学的进步师生。共产党北京支部的创建,标志着北方革命有了自己的领导中心。
北京的党组织成立后,特别是中共一大召开后,迅速选派骨干分赴北方各地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截至1927年春,在北京党组织的指导和推动下,山东、直隶、天津、内蒙古、山西、河南、陕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北方广大地区普遍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此外,张申府根据陈独秀、李大钊指示,赴法国后相继发展刘清扬、周恩来等一批党员,并成立共产党旅法早期组织。
北京党组织成立之初,就特别重视教育团结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并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自己。长辛店是北方工人运动的起点。邓中夏、张太雷、张国焘等人受李大钊委派,到长辛店筹办劳动补习学校,宣讲马克思主义;李大钊还多次到学校讲课,阐述“劳工神圣”的革命道理。在北京党组织领导下,觉悟起来的工人很快成立起自己的工会组织,并先后取得了索薪斗争、八月罢工的胜利。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峰。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和北京地委领导下,长辛店工会按照江汉铁路总工会命令,率先通电揭露军阀阻止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的丑恶行径,并发动工人迅速行动举行罢工,截断铁路运输。罢工遭到反动当局残酷镇压,30多名工人被捕,多名工会会员被枪杀。京汉铁路沿线其他各站的罢工也遭到反动当局的血腥镇压,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这次罢工虽然失败了,但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坚定的革命性和坚强的战斗力,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
红楼悠悠百年,华夏沧桑巨变。这里回响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呼号呐喊,这里彰显着中国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琴心剑胆,这里见证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进程。北大红楼是一座闪耀着思想光芒的灯塔,始终照耀着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不忘初心、蹈厉奋发,继续书写更加壮丽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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