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技术熟练的工人到资本家，全球各个阶层的收入普遍在增长。就美国而言，只有全国最富裕的那0.1%人口收入增长速度远快于大众。看似公平的分配环境，使政府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对收入分配的干预程度下降。
　　但这一切都被金融危机打破了。金融危机以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缩小，但各个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却在扩大。在发达经济体当中，GDP增速下滑最快的欧元区边缘国家尤为明显。
　　金融危机悄悄地将收入和贫富差距拉大了，这首先体现在通胀上，在英国和美国尤为显著。整体通胀率更反映高收入家庭的支出情况，但是20%高收入家庭购物单上的商品价格涨幅却不及20%低收入家庭的购物单上商品价格涨幅。二者之间0.5个百分点的差距对最终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是巨大的。
　　基于货币政策的需要，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往往更关注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通胀率，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体通胀率不重要。低收入家庭食品和能源消费占支出比例更高，而在金融危机当中，对这两个领域尤为重要的大宗商品价格显得富有弹性，而可选消费品因为总需求萎缩而价格低迷。这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由于食品和能源的购买频率明显高于多数商品，因此其价格上涨带来的可感知的通胀压力最为显著，这也是政府在面对食品能源的通胀时不敢掉以轻心的原因之一。
　　贫富差距伴随的另一特征是信用工具的滥用，这使得收入不平等并没有在消费上体现出来。信用工具帮助政治家粉饰了贫富差距，选民们也被表面上的消费繁荣所迷惑。在信贷繁荣消失之后，收入差距开始在消费上反映出来。这也使得之前不把贫富差距当做问题严肃对待的政客，不得不面对要求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压力。如果收入的差距持续存在，这一压力也不会消失。
　　金融危机已经验证了将信贷供给延伸至低收入者存在很大风险。然而，目前人们还没有意识到的是，在危机后提高利率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基于家庭收入的不平等，违约风险即便是在总体可控的情况下，也会在举债的低收入者当中急剧上升。
　　另外需要关注的是，住房是一项特殊的物价统计内容，它被看作是拥有房产后接受的一项连续的服务。在住房按揭利率下降的情况下，实际上是高收入者补贴中等收入者。但对于主要由中低收入者构成的那部分没有负债的人群而言，这一补贴则没有享受到。
　　财政政策在调节贫富差距方面有一定作用，增值税是可选的税种之一。这是因为食品和能源生产者所缴纳增值税较少，而高收入者购买的一篮子商品负担着更多的增值税。但是研究表明，向高收入者多征税并不能带来财政收入的增加。因此对于政府而言，税收政策需要在再分配和增加政府收入两方面做出权衡。
　　收入不平等对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抑制不容置疑。在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中，高收入群体的显性奢侈消费会减少，因此真正的贫富差距会比可观察到的要更加大。如果贫富差距依旧扩大的话，那么社会总收入和总支出数据实际上就高估了低端消费和服务的真实需求。
　　不平等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是深刻的，对全球经济而言，最危险的是会滋生国家保护主义。在以往，国家保护主义在经济领域主要表现为贸易保护，为本国人提供就业。金融危机使得国家保护主义演化成为反对移民和资本保护。由于移民对于收入不平等容忍度较高，因此他们反而更可能威胁到本国人的就业机会。英国、法国、荷兰等国家在金融危机期间都见证了反移民情绪的上升。资本保护则是希望将国内资源集中分配给本国人群，例如信贷政策，这无疑会阻碍资源在全球的配置效率。
　　作者为瑞银全球经济学家魏枫凌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