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深秋时节，那黄叶飘零、衰草连天的凄凉景象，常让古人感伤不已。然而，春华秋实的自然规律，却对喜凉耐寒的菊花不起作用。“何菊花之可奇兮，独华茂乎凝霜？”菊花以“违时而见珍”，于百卉凋零、风寒肃杀的深秋里勃然生长，给悲秋的古人带来莫大的感动和安慰。
　　宋代陆佃《埤雅》云：“菊本作鞠，从鞠穷也，花事至此而穷尽也。”可见，菊花命名的本身，就是对其“百花凋而菊独荣”的生物特性的肯定。这一特性，也确保了菊花最早的人文意义—指示节令的出现。
　　《礼记·月令》中有“季秋之月，鞠有黄华”之句，这是关于菊花物候作用的最早记载。《逸周书·时训解》载，寒露后十日，菊有黄华，“菊无黄华，土不稼穑”。西汉《大戴礼记·夏小正》亦云：“九月菊荣……菊荣而树麦，时之急也。”由此可见，菊花最早是作为物候特征出现在古人的视野中的。
　　唐代元稹《菊花》曰：“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后更无花。”菊花的这种“秋耀金华”的特性，也是其诸多象征含义生成的基础。
　　致用： 夕餐秋菊之落英
　　明代著名中药学家李时珍认为，菊花全身是宝。他在《本草纲目》中说：“其苗可蔬，叶可啜，花可饵，根实可药，囊之可枕，酿之可饮。”
　　史载最早食菊的人是战国时期的屈原。他在《离骚》中说：“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到了汉代，菊花的食用、饮用和药用价值不断被发现。《神农本草经》记载，菊花在清热解毒、消炎降压、明目清火等方面多有疗效，特别是“菊花久服能轻身延年”。
　　汉代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记载了一个颇令人心动的故事，说河南南阳郦县山谷中有一条小溪，谷中长满菊花，花落溪中，溪水得其滋养变得异常甘甜。谷中有30余户人家，皆饮此水，多得长寿，有人七八十岁逝去，竟被视作夭折。这个故事仿佛是“菊花久服能轻身延年”的最佳注脚。清代郑燮曾以南阳甘谷菊花益寿延年之传说入画，绘成《甘谷菊泉图》，令人心向往之。

　　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曾送给好友钟繇一束菊花和一封谈论长生的信。他在信中说：“至于芳菊，纷然独荣。非夫含乾坤之纯和，体芬芳之淑气，孰能如此？”在万木凋零的秋天，只有菊花绚丽绽放，可见它是含有天地之灵气的。“冉冉之将老”的屈原，也认为菊是可以延年益寿的好东西，才会“夕餐秋菊之落英”。
　　唐人把菊花当作药材使用，也食用其苗叶、花朵。姚合《病中辱谏议惠甘菊药苗，因以诗赠》诗云：“萧萧一亩宫，种菊十余丛。采摘和芳露，封题寄病翁。熟宜茶鼎里，餐称石瓯中。香洁将何比，从来味不同。”可见，唐人不仅食菊，也用菊来烹茶饮用。诗僧皎然写给茶圣陆羽的《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诗里说：“九日山僧院，东篱菊也黄。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这也是以菊花泡酒、烹茶。
　　《风俗通义》中“饮南阳菊水”可得长寿，应该算是以菊为茶的源头了。在宋代，饮菊花茶已经非常普遍。宋人用菊苗的鲜嫩枝叶煮茶，史铸《甘菊》诗云：“苗可代茶香自别，花堪入药效尤奇。”当时的菊茶多是煎煮而成，陆游《冬夜与溥庵主说川食戏作》诗云：“何时一饱与子同，更煎土茗浮甘菊。”这些都是饮菊茶的典范。
　　至于饮菊花酒的历史，最早也要追溯到汉代。《西京杂记》记载，九月九日“饮菊花酒，令人长寿”，并记述了菊花酒的酿造方法：“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宋代还有将菊花等原料通过蒸馏以加速其发酵的工艺：“九月取菊花曝干揉碎，入米餴中蒸，令熟，酝酒如地黄法。”
　　宋人还流行用菊花和米面一起做主食。北宋王禹偁《甘菊冷淘》中记述了一种面食的做法：“采采忽盈把，洗去朝露痕。俸面新且细，搜摄如玉墩。随刀落银镂，煮投寒泉盆。杂此青青色，芳香敌兰荪。”这种面食类似今天的过水面条，只不过面是用含有菊汁的水和成。南宋林洪《山家清供》另记载了以菊花为原料的“金饭”：“采紫茎黄色正菊英，以甘草汤和盐少许焯过，候粟饭少熟，投之同煮。”据说，久食这种面食可以明目延年。
　　菊花还可以作为菜肴的原料。明代高濂《遵生八笺》中就有“菊苗煎”的做法。清代北京地区则流行菊花火锅。《清稗类钞》载：“京师冬日，酒家沽饮，案辄有一小釜，沃汤其中……有杂以菊花瓣者，曰菊花火锅。”吃火锅时，阵阵菊花清香扑鼻，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賞心：但看黄花分外香
　　魏晋以来，菊花的功用逐渐从单纯的饮食、药用过渡到兼具观赏娱乐。进入唐代，菊花栽植日益普及，故而刘禹锡有“家家菊尽黄”之语。在唐代，菊花逐渐由园栽转为盆栽，正如韦庄《庭前菊》诗云：“为忆长安烂熳开，我今移尔满庭栽。”可以移入室内的盆菊，为菊展或斗菊等活动创造了条件。
　　对于观赏性菊花，其花色、花型和花香就显得格外重要。
　　由“季秋之月，鞠有黄华”可见，早期菊花是黄色的。至唐代，菊花已有紫、白等颜色。宋人则创造性地培育出“复色菊花”。刘蒙《菊谱》中有一枝花上开出深红、浅红两种颜色的“红二色”;周师厚《洛阳花木记》中有“五色菊”，都颇具观赏价值。元代袁桷《澄怀录·终南山五老洞碑记》记载：“墨菊其色如墨，古用其汁以书字。”这是墨菊出现的记录。 　　古人还特别关注菊花的花型，并有意识地对其进行选育。刘蒙《菊谱》中，有类似于今天托桂型的“金铃菊”、蜂窝型的“白荔枝”。范成大《范村菊谱》中，有类似于今天反卷型的“玉球菊”。对于菊花花型，古人有着独特的审美标准，有人喜欢宽瓣肥厚型，青睐那“高艳遮银井，繁枝覆象床”的繁华之美;也有人偏好细管瓣清瘦型，“对黄花人自羞，花依旧，人比黄花瘦”。

　　至于菊香，古人的诗句里更是屡屡提及。如汉武帝刘彻《秋风辞》中的“兰有秀兮菊有芳”;唐代郑谷的“露湿秋香满池岸”，王建的“冷香著秋水”;宋代李清照的“有暗香盈袖”，等等。诗人们以秋香、冷香来形容菊香，是因为菊花在秋季里傲霜凌寒绽放，而“暗香”则显示了菊香的清幽淡雅。
　　如果从“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把菊花作为观赏植物植于院中算起，我国家菊的栽培史至少已有1600年。据明代王象晋《二如亭群芳谱》和清代陈淏子《花镜》中的考证，陶渊明所栽植的菊花品种为“九华菊”，是一种花形较大、气味清香的菊花。
　　我国现存宋代以来的各类菊谱数十部，其中包括记录菊花品种的品种谱、记录栽培技法的技术谱、描绘菊花形态特征的画谱、用诗歌描绘菊花品种的品类诗谱，以及全面记载菊花品种、栽培、用途、故事等的综合谱。这些菊谱见证了我国悠久且发达的菊花栽培史。

　　北宋徽宗时期，刘蒙的《菊谱》问世，该书是我国菊谱之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菊花专著。刘蒙的《菊谱》以及南宋范成大的《范村菊谱》、史铸的《百菊集谱》的出现，预示着我国菊花栽培繁盛期的到来。
　　在宋代，不仅菊花品种大量增加，栽培技术也不断提高，菊花成为重要的园林观赏花卉。
　　宋人已经掌握了高超的菊花嫁接繁育技术。《东坡杂记》记载：“近时都下菊品至多，皆以他草接成，不复与时节相应。始八月，尽十月，菊不绝于市。”在当时的苏杭一带，人们选择数米高的黄花蒿，在其侧枝上分层嫁接不同花型、花色的菊花，从而形成各色菊花同时绽放、五彩缤纷的“塔菊”。

　　宋人还创造性地发展出扎菊、立菊等园艺技术。范成大《范村菊谱》记载：“吴下老圃，伺春苗尺许时，掇去其颠，数日则歧出两枝，又掇之，每掇益岐，至秋则一干所出数千百朵……”这是使一枝主干上开出数百朵菊花的小立菊技术。
　　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大约是我国最早的艺菊中心，每年重阳节时，上至宫廷、下至民间都要举办“菊花会”“赛菊会”。吴自牧《梦粱录》记载：“禁中与贵家皆此日赏菊，士庶之家亦市一二株玩赏。”沈竞《菊名篇》还提到，临安近郊的花卉基地马塍，会在每年重阳节举行盛大的“斗花”，奇异菊花品种多达80余种。
　　明清时期的北京也是著名的艺菊中心，王公士庶都有艺菊、赏菊的风俗。明代秦兰徵《天启宫词》记录了当时重阳节宫廷菊展的盛况：“好事者绕室列菊花数十层……望之若山坡然，五色绚烂，环围无隙，名曰‘花城’。”这与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的菊花台场景别无二致。

　　清代民间的菊会、菊展活动更为繁盛。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赏菊》记载：“秋日家家胜栽黄菊，采自丰台，品类极多……酒垆茶社，亦多栽黄菊，于街巷贴市招曰：‘某馆肆新堆菊花山可观’。”连酒楼茶社也会专门布置菊展、打广告来招揽顾客，可以想见当时北京城赏菊风气之浓厚。

　　比德：生成傲骨秋方劲
　　关于赏花，北宋邵雍有《善賞花吟》诗云：“人不善赏花，只爱花之貌。人或善赏花，只爱花之妙。花貌在颜色，颜色人可效。花妙在精神，精神人莫造。”邵雍认为，赏花关键在于花之精神，而非颜色。赏菊之妙，亦不脱此旨趣。
　　自屈原《离骚》中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之句后，菊花便被赋予人文意义，被比拟为君子、隐者、志士，成为高洁美好的人格象征。
　　曹丕《九日与钟繇书》中说：“群木庶草，无有射地而生;至于芳菊，纷然独荣。”一语道出了菊花傲霜凌寒的独特品质。《论语·子罕》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菊之耐寒，也被古人视作优秀品格的一种体现，这种“以物比德”的审美传统，深深地影响着后世，尤其是儒家的审美观。
　　三国时期钟会的《菊花赋》，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篇菊花赋。尤其重要的是，钟会总结了菊花的“五美”：“圆花高悬，准天极也;纯黄不杂，后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颖，象劲直也;流中轻体，神仙食也。”菊花的这“五美”既有阴阳五行观念、长生思想，也有独立的人格象征，丰富了菊花的人文审美范畴。

　　如果说屈原是菊花审美观念的起点，那么陶渊明就是菊花审美内涵和象征意义最重要的奠基人。他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居生活，开创了一种遗世独立、悠然自适的隐士情怀;他那“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的赞誉，体现出菊花凌寒不屈、清貞绝俗的人格象征意义。陶渊明的出现，为菊花注入了新的文化意蕴—高洁情怀和傲骨精神。故此，辛弃疾在《浣溪沙·种梅菊》词中才会说“自有渊明方有菊”。
　　陶渊明以后，人们常把菊花比作不趋炎附势的君子。而以菊花的早植晚发、不畏寒霜来比喻君子的“耿介拔俗”，这也成为咏菊文学的主题思想之一。
　　在唐代，陶渊明的“采菊”意象也产生了新的含义—以菊不被采摘比喻怀才不遇。李白在《感遇四首·其二》中就有不遇之叹：“可叹东篱菊，茎疏叶且微……当荣君不采，飘落欲何依。”明代唐寅《旅馆题菊》云：“黄花无主为谁容，冷落疏篱曲径中。尽把金钱买脂粉，一生颜色付西风。”诗人以“菊花无主”表达了人生失意和羁旅愁情。

　　菊花还寄托了诗人们对家乡的无限思念，表达了漂泊游子的无尽乡愁。唐代岑参《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诗云：“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诗人因安史之乱被迫离家，只能遥想故乡的菊花来抒发思乡之情。杜甫的名句“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更是表达了他担忧国事、思乡、感叹身世等复杂情感。
　　菊花“不随众草出”的特性，还与叛逆抗争的精神相关联。唐末黄巢《不第后赋菊》云：“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诗中句句赋菊，又句句言志，该诗也是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艺术灵感之一。朱元璋也有《咏菊》云：“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诗歌体现出一代开国君王的王者风范和顽强的战斗精神。

　　宋人还将菊花与爱国志士相比拟。南宋诗人陆游曾因力主抗金几度被罢职，但其爱国之情却矢志不渝，他在《晚菊》诗中说：“菊花如志士，过时有余香。”在陆游眼中，高洁坚贞、大节刚凛的菊花就是仁人志士的化身。
　　南宋灭亡之后，菊花经霜不凋的品性更成为宋代遗民不向外族统治者屈服的象征。宋末画家郑思肖曾为自己的一幅菊画题诗云：“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未穷。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该诗借菊花枯死后花瓣不落的意象，表达出至死不渝的爱国情操，而菊花也成为民族气节的最好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