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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作为批评家和评论家参加戛纳的这10年里，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观众们在观影过程中发出如此由衷的欢呼。哪怕是导演本人也是我没见过的类型，他看起来又高又害羞，但是又致力于拍恐怖片，他被英语区的观众们简称为“Bong（奉）”。
将时间快进到14年后的2019年，奉俊昊又在戛纳首映了一部没有固定类型的悬疑片，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贫穷家庭通过耍心机混入了一个富裕家庭的生活。这一回我没有在戛纳现场，但是电影一结束，我马上就收到我一位演员朋友蒂尔达.斯文顿发来的一条满是表情的消息：“《寄生虫》简直是大师之作。”她的说法很快就得到了验证，《寄生虫》夺得了金棕榈奖，并且是自1994年的《低俗小说》以来最受欢迎的金棕榈奖得主。
对于奉俊昊来说，一切都变了。不过也许情况是反过来的，应该说奉俊昊改变了一切。
“他们把我的衣服做小了。”奉俊昊现在在卡尔弗城的Smashbox工作室里，看来他的尺码被翻译错了，这使得他哭笑不得。他踉踉跄跄地、手脚僵硬地走着，他的天鹅绒西装外套的背部从中间裂开，看起来十分滑稽。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打理过他标志性的鸡窝头，或者说“奉式爆炸头”。在准备期间，奉俊昊会抿几口黑咖啡。准备就绪后，工作人员请他躺在蓝天幕布前的一张躺椅上。
“我们不能弄太过了。”他的公关人员玛拉布克斯包姆轻声说，‘这会让他看起来很好莱坞，但他并不是那一类人。”
她的担心是多余的。在躺在躺椅上、戴上墨镜之后，他看起来就像一一个在躺椅上打盹，等着他老婆从宜家购物回来的人，从表面看根本看不出是娱乐圈的人。而这正是他的超能力所在。
奉俊昊是一个搅局者。这個词已经被科技界和网络界用烂了，但他确实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书写了自己的规则，打破了美国人不会接受外语电影这一定论，将这部讲述首尔阶级矛盾的喜剧悬疑片打造成了爆款：截止至3月15日《寄生虫》在美国已经席卷了5340万美元的票房，成为去年美国的外语电影票房冠军，在全世界范围内，《寄生虫》也取得了2亿6940万美元的票房成绩。与此同时，HBO也正在拍摄一部相关的限定剧。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奉俊昊坚持了他的偏执。
在今年，奧斯卡将原来的“最佳外语片奖”改名为“最佳国际电影奖”。《寄生虫》进一步推动了奥斯卡的进步（去年是《罗马》），它一共获得了6项提名，除了最佳国际电影之外，还有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最佳艺术指导和最佳剪辑。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部韩国剧情片能得到这些提名。我们在提名公布之前就采访过奉俊昊导演，当被问及压力时，他说：“我不是为美国人拍电影的，我几乎不会去考虑国家或者国界，只想实现我的个人追求。”史蒂文·元是一位韩裔美籍演员，曾参演奉俊昊执导的《玉子》，他也认同这位导演的优势就在于他的乖僻：“我觉得这一瞬间跨越了所有的文化壁垒。比起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让他们看到我们的改变，我更欣慰于看到奉俊昊的努力在美国能得到认同。”
不过，奉俊昊还是能感受到身后来自整个韩国的期望。我还记得当他拿了金棕榈奖回国后受到了巨星级别的接待，就像举国上下都支持着花样滑冰运动员金妍儿，期盼着她在2010年冬奥会上夺得金牌（而她也确实做到了）。“大家都盼着我在奥斯卡取得好成绩，我当然会有压力。”奉俊昊谨慎地说。不过眼下更紧迫的烦恼是，他的衣服太紧了。我们原本打算去洛杉矶市中心一些爵士年代的电影拍摄地，但这场冬天的毛毛雨越下越大。跟《寄生虫》中的高潮一样，暴雨打乱了一切精心安排的计划。于是，我们只能在卡尔弗城的Simonette餐厅一边吃午饭一边聊天，结果发现这也挺有意思的。因为随着外面下着瓢泼大雨，这位恐怖片大师身体前倾，向我坦白他害怕什么。他“非常非常害怕”上吉米.法伦的节目。我忍住不笑出声，而他自己也知道这听起来很蠢，毕竟这位50岁的很有个人风格的导演散发着一种太极熊猫的气质。
“我想我周围的人都没感觉到，但我确实很焦虑。”他上他的翻译SharonChoi具体解释了一下（奉俊昊本人的英语非常好，但大半的问题都是由他的翻译代答，因为她能说得更准确）。他说：“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被迫待在土墩上的棒球手。”
“她有一张很像人的脸”，奉俊昊转为用英语说。他不停滑着手机看着数百张他那只可爱的挪威梗Zuni的照片。等颁奖季过后，他希望能放一个月，或者最好是一年的假。“然后可能要去南极。我喜欢寒冷的气候，所以我想只带着Zuni去一些寒冷的地方。”
奉俊昊在韩国大邱的一个美军基地附近长大，在9岁时搬到了首尔。作为家里4个孩子中最小的那个，他从小在电视上看着美国西部电影和类型片长大。在小的时候他就开始试着画漫画，梦想着成为一名漫画家。后来，他受到了松本大洋的漫画《恶童》和平面设计师ThomasOtt的无字恐怖故事的影响。
现在的人们可能已经不太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之前，韩国一直都被军事独裁统治。那时候，去外国旅游和交流是受限的。他就读于首尔的延世大学，这里是民主运动的温床。在这所大学里，他加入了一个叫作黄门的电影俱乐部。自此他荒废了学业，拿不到社会学的文凭。在1992年，他在这个俱乐部里遇到了他的电影迷妻子。“她是我的第一个读者，”他说，“每次我完成剧本之后都很害怕，然后我会拿给她读。”也正是在这个俱乐部里，他的兴趣从漫画转向了电影。
奉俊昊和他的电影迷朋友们看各种外语电影的录像带，比如侯孝贤和杨德昌等中国台湾导演的电影。是他们证明了哪怕是在亚洲，文艺片也可以不完全是逃避现实的。直到今天，他的品位依旧是文艺向的：他最喜欢的电影是黑泽清的心理惊险片《救赎》，而他最喜欢的CC标准收藏合集是英格玛.伯格曼的《芬妮与亚历山大》，他觉得凯莉·雷查德的《温蒂和露西》开头的米歇尔.威廉姆斯和一条狗的慢镜头是整个电影史上最美的开场。
我第一次听说奉俊昊是在2000年，那时候他还是一位年轻的电影批评家，在一个新创的新闻网站上评价了韩国的釜山国际电影节。已故的戛纳影片发掘者皮埃尔里斯安力赞《绑架门口狗》，说这部电影值得一看，但我万万没想到这一年将会成为韩国电影的转折点。我从没去过这个南部的港口城市，但我觉得这么多高中生挤在放映厅和电影院大厅里是很正常的事情，虽说粉丝的年龄层比我想象中要年轻。不过，这些孩子知道，韩国电影开始发生变化了。
除了奉俊昊的电影之外，这一年涌现出了许多韩国知名导演的处女作（或早期作品）：朴赞郁（后来因《老男孩》而出名）洪尚秀（后来与伊莎贝尔.于佩尔有过两次合作并成为戛纳常客）金知云（后来因《蔷花，红莲》而出名）以及李沧东（去年奧斯卡的有力竞争者《燃烧》》的导演）。这一年盛产韩国导演，就好像20世纪70年代产出了科波拉、斯科塞斯、卢卡斯斯皮尔伯格、阿什贝和弗莱德金等导演一样。
那时的奉俊昊只有31岁，是这群导演中最年轻的一位。“也许是有什么神秘力量吧。”他半开玩笑地说，“我们是很幸运的一代人，那时候的工作室都很单纯，有许多有爱心的制作人会保护电影人。”
他很开心地讲述着他们那群电影迷导演们的事，他告诉我他们会聚在金知云家看DVD独家的内容，因为“他有一套很棒的家庭影院系统”。直到今天他依旧很珍视这段情谊。在我看着他喝下了3杯黑咖啡之后，他說：“其实我几乎每时每刻都很焦虑，有一位心理医生告诉我，我有很严重的焦虑问题，严重到几乎不可能与人社交。多亏了制作电影，我才能活到今天。”
当没有看电影或构思电影时，奉俊昊会沉迷于画自己电影的故事板：“如果我不带着故事板去片场，我会感觉自己好像只穿了条内裤就去了中央车站一样。”在拍摄完毕后，他会参与到后期制作的每一个环节，并亲自进行最后的环节一混音。他带着别人去瓦胡岛或者巴厘岛才会有的兴奋说着这些词。
如果你欣赏《杀人回忆》（2003）里优雅的刑侦设定，欣赏《母亲》（2009）中那位中年母亲的警觉和袒护，欣赏他近期的电影中那完美调校过的顺序，那你一定不会惊讶于他对细节的执着，这一执着在《寄生虫》那弹簧式结构的鲁布.戈德堡机械式的细节中达到顶峰。《寄生虫》是在一所堪称建筑学奇迹的房子中上演的一出猫捉老鼠的芭蕾，房子中的一切都会导向一个令人震惊的血淋淋的结局。
但是，奉俊昊作品的乖僻之处在于，他用一部又一部电影描绘了普通韩国人（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笨拙甚至愚蠢的）是如何应对那些需要动脑和冒险的状况的。实际上，他的主角都是反英雄的。他们会喝醉呕吐、手淫，哭得很难看，吃垃圾食品，也会犯致命的错误。即便是《玉子》这部影片里那只超级大的猪也会放屁和打嗝。另外，他作品里的道德观也是很模糊的，《寄生虫》里贫苦的一家人实质上就是骗子，这与斯皮尔伯格最受欢迎的那些电影里完美无瑕的主角们完全是天壤之别。“我认为韩国人表达自我和情感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奉俊昊说，“我电影里的许多家庭都是一团糟，他们的家庭并不是正常的家庭，每当我在写这类角色时感触最深。”
如今他已经成功让世界支持他创作这些有瑕疵的角色，这证明了他的推进式叙事和语气转换手段是成功的。他的电影可能会以一种很蠢的方式开场，然后转向惊悚甚至悲剧，最后又一个大翻身转向幽默或温暖，整个过程就如芭蕾舞般顺畅。他最拿手的就是营造走钢丝般的悬念，而正如所有魔术师所知道的，这依靠的是对细节的打磨。这就又引出了那让他夜不能寐的焦虑了。
如果用现成的设备给大型工作室拍电影或者拍超级英雄电影的话，能不能减缓焦虑呢？“不能，”奉俊昊笑了笑并坚决地说，“这只会让我更更更焦虑。如果我非做这种事不可的话，那我宁愿掐死我自己。”他想要的是确保这部电影完全由自己掌控，不受工作室的干扰。“如果要我安心，我得自己启动项目，自己构建一切，一点儿一点儿直到电影完成。我真的很羡慕那些能自在地拍超级英雄电影或者大片的导演。”奉俊昊也不是没有幻想过拍大片，他有一个梦想，就是要拍一部致敬奥逊·威尔斯的《历劫佳人》的犯罪片，把背景设置在美国与墨西哥边界，并与他的童年偶像杰克.尼科尔森合作（无论在什么电影里，他都能维持住他的气场）。另一个梦想是拍一部致敬他童年最喜欢的《大逃亡》的电影：“我还记得当年看出了一身冷汗，电影的背景在’二战’期间，讲了关于一个人逃离集中营的故事。不过这部电影散发着一种很奇特的浪漫主，义，而我也想拍一部这样的电影。” 斯文顿已经和奉俊昊合作过两次了，她可能看起来与他的电影并不适合，但两次合作的成功都证明了他们十分合得来。他们对于电影都很执着，也都不在乎电影的类型。奉俊昊说他们两家人现在关系非常好，他的儿子和她的双胞胎差不多大，而他也很喜欢拜访她在苏格兰高地的家，她家里有“5条小狗和12只鸡”，每次他去拜访，她都会用“美味的”哈吉斯来招待他。
奉俊昊是在2011年戛纳的早餐上认识斯文顿的，那时他担任的是金摄影机奖评审团的主席（负责评选最佳的处女作），而她正与《我们需要谈谈凯文》进行竞争。自从看过她在1992年的《美丽佳人欧兰朵》中同时扮演两个性别的表现后，他就十分欣赏她。“就好像和一个老朋友打招呼，我们很快就互相称兄道弟了。”斯文顿在一封邮件中说道。她形容奉俊昊是一个“思维很快的、才思敏捷的、真心诚意的政治上激进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十分有趣的人。”她补充道，“在他身上，你既能看到现代，又能看到古典：他既不居高临下地向观众说教，又充分利用好了惊险悬疑和动作。”
那时候奉俊昊正在联合创作《雪国列车》的剧本，这是一个关于阶级矛盾的故事，发生在一列火车上，突然奉俊昊发现邪恶的列车二把手梅森这一男性角色十分适合她。“和蒂尔达合作就像打乒乓球一样，”他说，“我们向彼此抛出点子，然后有来有回。”斯文顿戴着假牙和大眼镜来扮演激动的梅森。4年后，在《玉子》中扮演双胞胎反派时，她也做了类似的事情。在《玉子》中，她和她的伴侣桑德罗.考普都是联合制片人。
奉俊昊目前正在给他下两部电影写剧本，但“因为这些宣传活动导致进度很慢”。他接下来要拍一部背景在韩国的恐怖电影，以及一部基于2016年发生在英国的真实事件改编的英语电影，据他称，这部电影会“十分有人情味”。尽管关于这两部电影他的嘴很严，但是如果斯文顿再次出演也不足为奇。关于未来，他说他希望能与卢卡斯赫奇斯（“我喜欢他的气质”）和托妮科莱特（“我太喜欢她了”）合作。托妮.科莱特在2018年的热门恐怖电影《遗传厄运》中扮演被附身的母亲时表现十分亮眼。这部电影由33岁的年轻导演阿里·艾斯特执导。在提起他的名字时，奉俊昊也十分兴奋：“阿里简直就是个天才！他简直就是痴迷的典范！”
看到他如此兴奋地表达自己的欣赏，我似乎看到了一種英雄惺惺相惜的场面。艾斯特也经常发推特表达自己对奉俊昊的欣赏，也会组织《寄生虫》的专场放映会，尽管有许多人更喜欢他的《仲夏夜惊魂》。
“奉俊昊在我心中就是个英雄。”艾斯特说。“很少能看到如此执着的匠人能把电影的节奏拍得如此紧张，但又松弛有度，而他做的事又一点儿都不松弛。”
太阳又升起来了，我感觉得出来奉俊昊在一边看时间一边给自己打气。正当我们要离开咖啡馆时，隔壁桌有两位粉丝上来搭讪，去年的《蜘蛛侠：平行宇宙》》的三位导演之一罗德尼·罗斯曼和《迷失》》的执行制片人布莱恩.伯克。他们两人都告诉奉俊昊《寄生虫》是一部大师之作。
他已经听过很多这样的话了，很显然他是开心的，毕竟他自己也很喜欢那部蜘蛛侠电影，但这丝毫没有缓解他的焦虑，无论什么样的好话都不会让他对吉米法伦的恐惧削减半分。“我在试着享受这一切。”他一边亲切地肯定地点着头一边跟我说然后跟我告别。雨是停了，但他还得去赶飞机。
过了几个晚上后，我打开了《吉米今夜秀》，看到了穿着宽松灰西装的奉俊昊，这一身打扮放在脱口秀里显得是如此格格不入。吉米.法伦复述了他在戛纳电影节上《寄生虫》长达8分钟的掌声后的演讲：“谢谢你们，现在都回家吧！”奉俊昊解释道，这是因为他知道大家都饿得不行，而且快失去耐心了，观众们随之大笑并鼓掌。从他安静的笑容中，我看得出来他终于安心了。
奉俊昊再一次因为做自己而胜利了，他的焦虑必然会转移到别的事情上，比如站在奥斯卡的演讲台上。关于这点，他需要听一听来自《寄生虫》》的建议。还记得金基泽在儿子心神不定时是怎么跟他说的吗？
“你知道什么样的计划永远不会失败吗？那就是不要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