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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保护主义回潮，中国如何应对
经济危机是否一定会招致贸易保护主义?近百年的经济危机史已经多次提醒我们：答案似乎是肯定的。美国对外贸易中臭名昭著的《斯姆特一霍利关税法》就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萧条的产物。该事件被认为是继1929年股市狂跌之后最糟糕的经济事件，日渐隆起的贸易和投资壁垒在某种程度上将危机拖入无休止的轮回。以后的历次经济危机，保护主义虽然没有形成大萧条期间的汹涌之势，但是，总会成为政策制定者在危机来临时祭起的反危机“利器”。
发端于2007年末的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印证了这一规律。2009年9月，美国政府颁布的对来自中国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实施为期三年的惩罚性关税，似是让我们感知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潮之声。其实，自2008年11月的G20峰会之后，各国的经济挽救方案中就已经掺杂了诸多保护主义的内容，G20成员普遍未能信守峰会上领导人关于不实施保护主义的承诺，恰如WTO的副总干事Rufus Yerxa所言：没有制度保证的承诺毫无价值。2009年4月至8月仅仅5个月的时间，G20集团就出台了91项新的潜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其中47项已经付诸实施。2009年7月中旬，世贸组织根据全球经济贸易增长模型预测，2009年全球发起反倾销数量将达437起(为2008年2.1倍)，是历史上世界发起反倾销数量最多的一年(截至目前发起反倾销数量最多的2001年为366起)。除了高频率之外，这一轮保护主义风潮还存在以下特点：其一，反倾销充当贸易保护的主力，但是采用反补贴措施的国家显著增多，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多种贸易保护措施被叠加使用；其二，发展中国家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新生力量，目前发展中国家贸易保护案件已经超过发达国家。
加州大学著名国际贸易学者R.Baldwin认为：单纯的历史事件不会自我复制，但是人们在应对问题时的反应，却可能遵循着某种类似的模式。屡屡作为危机应对措施的保护性贸易政策，其背后必然隐含着某种相似的逻辑。第一，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是基于产业保护的，但是，自大萧条以来，各国政府普遍成为凯恩斯主义的拥趸和践行者。凯恩斯主义的本质是强调需求管理，在危机期间，当本国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从而引发就业不足时，通过扩张性的政策扩大内部需求，增加就业来消除经济危机。对一国而言，进口属于对外需求，容易被误认为是对内部需求的挤出，这与扩大内需的政策诉求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有必要干预对外贸易，促出口而抑进口，扩大对内需求从而使经济重回充分就业的水平。凯恩斯主义属于典型的萧条经济学范畴，强调保护对于恢复经济的重要性；第二，就业问题是现代政府的不能承受之重，而危机的一个典型表征就是失业率高企。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和欧盟的失业率均已逼近10％的警戒线。失业率的骤然攀升迫使政府急于寻求一剂良方来稳定民众的恐慌心态，而贸易保护主义通常被认为是稳定内需、扩大就业最容易采用、效果最直接的方法，因此容易赢得政策制定者的青睐：第三，贸易保护主义是将公众注意力由内部危机转向外部的有效手段。借此政府可以掩饰自身对内政策的失败，也可以唤起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一方面反映了政治家的狡黠，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了贸易保护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广泛的基础，迎合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消极心理。
“利器”反作用
在危机来临之际，贸易保护主义真的可以使一国免于经济萧条的侵袭吗?1930年代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引起了其他国家同样的贸易保护主义报复。面对危机，各国以邻为壑，全球贸易额大幅缩减，很快伤及当时最大的出口国一一美国自身。全球贸易总额从1929年的360亿美元缩小到1932年的120亿美元。而美国的出口总额也从1929年的52亿美元左右缩减到1932年的12亿美元。
保护主义会抵消刺激内部需求的计划的效用。贸易保护主义通常表现为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提高，增加限制性关税总体上说将提高国内的物价水平，从而削弱了消费者的购买力，抑制内部需求。
贸易保护主义旨在将消费者的需求由外部引向国内，但是由于当前的世界生产网络的日渐形成，它不会在根本上改变一国的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模式。由于生产分割程度的提高，生产过程中的垂直一体化现象越来越普遍，一国的供给要依赖于其他国家的供给。贸易壁垒在削弱需求的同时，也会削弱一国的供给能力。这使得旨在增加国内供给，增加就业的政策初衷落空。
贸易保护主义过分强调一国产业利益，极易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当危机来临时，先听到的总是来特定产业的利益集团的声音。经济学尿理证明了无论何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消费者总是最大的受害者，而危机中消费者的利益总会成为容易被牺牲掉的一环。这主要是固为消费者虽然人数庞大，但是难以形成一致的力量，由于他们缺乏强有力的代言人，在保护主义甚嚣尘上时，其声音永远会被遮蔽，而机构的利益总是得到最先的保护。
贸易保护义从来都会招致报复，从而加剧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深陷危机泥潭的东南亚诸国纷纷提高关税并宣布货币贬值，而发达国家则以加征倾销税和惩罚性关税作为回应，“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使得国家间贸易和投资壁垒迅速升高，延缓了经济复苏的步伐。从这个意义上讲，危机通常是贸易保护的原因，也是贸易保护的结果，这种互为因果的关系极大地损害了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
中国应对“攘外”与“安内”并行
与历史上的几次经济危机相比，此次经济。危机中的贸易保护主义呈现出新的特点点：保护措施的覆盖面和保护程度都榴对有限，由手广泛认可的WTO规则以及60年来WTO诸轮谈判。的努力。类似于芝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关税战几无可能。贸易保护的强度日渐式微。到目前为止。受贸易保护影响的产品主要集中在。农产品、钢铁；汽车及零部件：化工产品戳及纳织服装等门类；WTO秘书于2009年7月发布的关于应对金融危机的贸易措施监督报告称。世界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总体得到控制，多边贸易规则继续较好地受到成员国的尊重，贸易政策虽进一步向限制性和扭曲性撵施滑落≯但高强度的贸易保护主义总逝上仍得到控制。由WTO、OECD和UNCTAD于9月共同发布的报告也认为整体看来，虽然G20成员继续以有限的方式采取各种关税和非关税措施，但并没有广泛使用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2009年下半年，以来。从采取贸易自由化贸易保护手段的国家数量来看，采取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措施的国家数量增多，采取新的贸易壁垒的国家数量在减少。如澳大利亚、中国、厄瓜多尔等降低了进口限制，中国和马来西亚在部分服务部门取消了限制。
由于多年来激增的对外出口额和巨额的贸易顺差，中国成为本次经济危机中贸易保护主义的“千夫所指”。2008年11月以来，中国共遭受超过100项的贸易保护主义壁垒，占同期 世界各国各地区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三分之一强，名列世界第一。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仅2009年涉及中国产品的贸易摩擦案就超百起，涉案金额约120亿美元，10万人的就业受到威胁。尽管如此，中国仍然在2009年以1.02万亿美元的出口总额超过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因此，当前的经济危机引致的贸易保护对我们的出口总量影响是有限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任由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的恣意横行，应该对不正当的保护主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潜在的危害有清醒客观的认识，采取谨慎有效的措施进行应对。
纷至沓来。形式异的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的应对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尤其是在国内经济同样遭受经济危机侵袭的时候，应对之策必须兼具“攘外”和“安内”的双重功效。
在应对当前经济危机的过程中，中国应该兼顾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不首先采用贸易保护措施，但是当本国的利益遭受到其他国家的保护贸易政策的威胁的时候，应及时有效地进行反制，加强政府与企业的沟通和协作，完善对外贸易的预警机制，切实维护和增进本国企业的利益。在应对国内需求不足，就业紧张的状况时，不妨借鉴VoxEU相关专家的意见：“凯恩斯主内，亚当斯密主外”(PP&ctlcE Keynes at Home and Smith Aboard)，对内采用积极的宏观财政货币政策缓解危机所带来的短期风险，对外继续倡导自由贸易的宗旨，在WTO规则允许范围内，对本国市场给予适当的保护。作为了世界市场上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中国应该承担相应的大国责任，积极倡导和推进双边和多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维护正常的世界贸易和投资秩序，
开发内部需求来弥补外部需求的缺口。外向型经济发展导向使得中国过度依赖外部市场，进而使国内市场有效需求形成不足，降低了国家经济的安全性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这对于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因此，在此次危机过程中注意开发国内需求，重新配置投资、出口和内需这三大经济成长动力之间的比重应该是目前宏观政策调整的重点。
为企业海外扩张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战后日本的崛起曾经引发了很多国家对于日本产品的掘制倾向，日本企业很好地利用了国际直接投资等手段成功地绕过了其他国家所设置的贸易壁垒，这些经验被日本学者小岛清理论化，形成了著名边际产业转移理论。该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而言——亦可称边际产业——依次进行。2008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对全球112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当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同比增长了63.6％，边际产业转移的端倪出现。对于政府而言，应该协助行业收集市场信息，对产业转移的次序进行宏观指导，促使那些遭受保护主义严重的产业率先“走出去”，以跨越贸易壁垒。
在区域层面上率先实现贸易自由化。虽然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自由贸易是世界贸易组织的苦心孤诣，但是在多边贸易谈判受阻的今天，在区域层面率先实现自由贸易不失为权宜之计。区域主义也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之一，加州大学学者Baldwin预测，“多边化区域主义”将是实现全球自由贸易的必由之路。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对于破除贸易保护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应该充分利用作为APEC重要成员的地位，广泛开展与重要贸易伙伴国的区域经济对话，构建以我国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合作体系，在区域层面上消弭贸易保护主义的自面影响。
从长期来看，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进而带动出口结构优化，是破除贸易保护主义魔咒的长久之计。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竞争已经开始从产品竞争转入到品牌、营销、管理等综合实力的竞争。必须看到，许多贸易壁垒都是针对我国出口商品档次不高、技术水平低提出的。政府应该大力推进自主创新战略，进一步加大国家财政对科技和教育的扶持，努力促进基础研究、产学研和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和激励企业重视产品质量、技术创新，强化企业对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增强国内企业的内在竞争力。同时，我国出口企业应跳出恶性价格竞争的怪圈，追求产品的差异化和自主创新品牌的建立，以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倡导非价格竞争以应对国际贸易的挑战。
经济危机是否一定会招致贸易保护主义?近百年的经济危机史已经多次提醒我们：答案似乎是肯定的。美国对外贸易中臭名昭著的《斯姆特一霍利关税法》就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萧条的产物。该事件被认为是继1929年股市狂跌之后最糟糕的经济事件，日渐隆起的贸易和投资壁垒在某种程度上将危机拖入无休止的轮回。以后的历次经济危机，保护主义虽然没有形成大萧条期间的汹涌之势，但是，总会成为政策制定者在危机来临时祭起的反危机“利器”。
发端于2007年末的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印证了这一规律。2009年9月，美国政府颁布的对来自中国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实施为期三年的惩罚性关税，似是让我们感知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潮之声。其实，自2008年11月的G20峰会之后，各国的经济挽救方案中就已经掺杂了诸多保护主义的内容，G20成员普遍未能信守峰会上领导人关于不实施保护主义的承诺，恰如WTO的副总干事Rufus Yerxa所言：没有制度保证的承诺毫无价值。2009年4月至8月仅仅5个月的时间，G20集团就出台了91项新的潜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其中47项已经付诸实施。2009年7月中旬，世贸组织根据全球经济贸易增长模型预测，2009年全球发起反倾销数量将达437起(为2008年2.1倍)，是历史上世界发起反倾销数量最多的一年(截至目前发起反倾销数量最多的2001年为366起)。除了高频率之外，这一轮保护主义风潮还存在以下特点：其一，反倾销充当贸易保护的主力，但是采用反补贴措施的国家显著增多，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多种贸易保护措施被叠加使用；其二，发展中国家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新生力量，目前发展中国家贸易保护案件已经超过发达国家。
加州大学著名国际贸易学者R.Baldwin认为：单纯的历史事件不会自我复制，但是人们在应对问题时的反应，却可能遵循着某种类似的模式。屡屡作为危机应对措施的保护性贸易政策，其背后必然隐含着某种相似的逻辑。第一，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是基于产业保护的，但是，自大萧条以来，各国政府普遍成为凯恩斯主义的拥趸和践行者。凯恩斯主义的本质是强调需求管理，在危机期间，当本国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从而引发就业不足时，通过扩张性的政策扩大内部需求，增加就业来消除经济危机。对一国而言，进口属于对外需求，容易被误认为是对内部需求的挤出，这与扩大内需的政策诉求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有必要干预对外贸易，促出口而抑进口，扩大对内需求从而使经济重回充分就业的水平。凯恩斯主义属于典型的萧条经济学范畴，强调保护对于恢复经济的重要性；第二，就业问题是现代政府的不能承受之重，而危机的一个典型表征就是失业率高企。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和欧盟的失业率均已逼近10％的警戒线。失业率的骤然攀升迫使政府急于寻求一剂良方来稳定民众的恐慌心态，而贸易保护主义通常被认为是稳定内需、扩大就业最容易采用、效果最直接的方法，因此容易赢得政策制定者的青睐：第三，贸易保护主义是将公众注意力由内部危机转向外部的有效手段。借此政府可以掩饰自身对内政策的失败，也可以唤起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一方面反映了政治家的狡黠，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了贸易保护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广泛的基础，迎合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消极心理。
“利器”反作用
在危机来临之际，贸易保护主义真的可以使一国免于经济萧条的侵袭吗?1930年代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引起了其他国家同样的贸易保护主义报复。面对危机，各国以邻为壑，全球贸易额大幅缩减，很快伤及当时最大的出口国一一美国自身。全球贸易总额从1929年的360亿美元缩小到1932年的120亿美元。而美国的出口总额也从1929年的52亿美元左右缩减到1932年的12亿美元。
保护主义会抵消刺激内部需求的计划的效用。贸易保护主义通常表现为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提高，增加限制性关税总体上说将提高国内的物价水平，从而削弱了消费者的购买力，抑制内部需求。
贸易保护主义旨在将消费者的需求由外部引向国内，但是由于当前的世界生产网络的日渐形成，它不会在根本上改变一国的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模式。由于生产分割程度的提高，生产过程中的垂直一体化现象越来越普遍，一国的供给要依赖于其他国家的供给。贸易壁垒在削弱需求的同时，也会削弱一国的供给能力。这使得旨在增加国内供给，增加就业的政策初衷落空。
贸易保护主义过分强调一国产业利益，极易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当危机来临时，先听到的总是来特定产业的利益集团的声音。经济学尿理证明了无论何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消费者总是最大的受害者，而危机中消费者的利益总会成为容易被牺牲掉的一环。这主要是固为消费者虽然人数庞大，但是难以形成一致的力量，由于他们缺乏强有力的代言人，在保护主义甚嚣尘上时，其声音永远会被遮蔽，而机构的利益总是得到最先的保护。
贸易保护义从来都会招致报复，从而加剧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深陷危机泥潭的东南亚诸国纷纷提高关税并宣布货币贬值，而发达国家则以加征倾销税和惩罚性关税作为回应，“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使得国家间贸易和投资壁垒迅速升高，延缓了经济复苏的步伐。从这个意义上讲，危机通常是贸易保护的原因，也是贸易保护的结果，这种互为因果的关系极大地损害了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
中国应对“攘外”与“安内”并行
与历史上的几次经济危机相比，此次经济。危机中的贸易保护主义呈现出新的特点点：保护措施的覆盖面和保护程度都榴对有限，由手广泛认可的WTO规则以及60年来WTO诸轮谈判。的努力。类似于芝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关税战几无可能。贸易保护的强度日渐式微。到目前为止。受贸易保护影响的产品主要集中在。农产品、钢铁；汽车及零部件：化工产品戳及纳织服装等门类；WTO秘书于2009年7月发布的关于应对金融危机的贸易措施监督报告称。世界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总体得到控制，多边贸易规则继续较好地受到成员国的尊重，贸易政策虽进一步向限制性和扭曲性撵施滑落≯但高强度的贸易保护主义总逝上仍得到控制。由WTO、OECD和UNCTAD于9月共同发布的报告也认为整体看来，虽然G20成员继续以有限的方式采取各种关税和非关税措施，但并没有广泛使用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2009年下半年，以来。从采取贸易自由化贸易保护手段的国家数量来看，采取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措施的国家数量增多，采取新的贸易壁垒的国家数量在减少。如澳大利亚、中国、厄瓜多尔等降低了进口限制，中国和马来西亚在部分服务部门取消了限制。
由于多年来激增的对外出口额和巨额的贸易顺差，中国成为本次经济危机中贸易保护主义的“千夫所指”。2008年11月以来，中国共遭受超过100项的贸易保护主义壁垒，占同期 世界各国各地区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三分之一强，名列世界第一。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仅2009年涉及中国产品的贸易摩擦案就超百起，涉案金额约120亿美元，10万人的就业受到威胁。尽管如此，中国仍然在2009年以1.02万亿美元的出口总额超过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因此，当前的经济危机引致的贸易保护对我们的出口总量影响是有限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任由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的恣意横行，应该对不正当的保护主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潜在的危害有清醒客观的认识，采取谨慎有效的措施进行应对。
纷至沓来。形式异的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的应对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尤其是在国内经济同样遭受经济危机侵袭的时候，应对之策必须兼具“攘外”和“安内”的双重功效。
在应对当前经济危机的过程中，中国应该兼顾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不首先采用贸易保护措施，但是当本国的利益遭受到其他国家的保护贸易政策的威胁的时候，应及时有效地进行反制，加强政府与企业的沟通和协作，完善对外贸易的预警机制，切实维护和增进本国企业的利益。在应对国内需求不足，就业紧张的状况时，不妨借鉴VoxEU相关专家的意见：“凯恩斯主内，亚当斯密主外”(PP&ctlcE Keynes at Home and Smith Aboard)，对内采用积极的宏观财政货币政策缓解危机所带来的短期风险，对外继续倡导自由贸易的宗旨，在WTO规则允许范围内，对本国市场给予适当的保护。作为了世界市场上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中国应该承担相应的大国责任，积极倡导和推进双边和多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维护正常的世界贸易和投资秩序，
开发内部需求来弥补外部需求的缺口。外向型经济发展导向使得中国过度依赖外部市场，进而使国内市场有效需求形成不足，降低了国家经济的安全性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这对于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因此，在此次危机过程中注意开发国内需求，重新配置投资、出口和内需这三大经济成长动力之间的比重应该是目前宏观政策调整的重点。
为企业海外扩张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战后日本的崛起曾经引发了很多国家对于日本产品的掘制倾向，日本企业很好地利用了国际直接投资等手段成功地绕过了其他国家所设置的贸易壁垒，这些经验被日本学者小岛清理论化，形成了著名边际产业转移理论。该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而言——亦可称边际产业——依次进行。2008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对全球112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当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同比增长了63.6％，边际产业转移的端倪出现。对于政府而言，应该协助行业收集市场信息，对产业转移的次序进行宏观指导，促使那些遭受保护主义严重的产业率先“走出去”，以跨越贸易壁垒。
在区域层面上率先实现贸易自由化。虽然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自由贸易是世界贸易组织的苦心孤诣，但是在多边贸易谈判受阻的今天，在区域层面率先实现自由贸易不失为权宜之计。区域主义也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之一，加州大学学者Baldwin预测，“多边化区域主义”将是实现全球自由贸易的必由之路。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对于破除贸易保护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应该充分利用作为APEC重要成员的地位，广泛开展与重要贸易伙伴国的区域经济对话，构建以我国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合作体系，在区域层面上消弭贸易保护主义的自面影响。
从长期来看，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进而带动出口结构优化，是破除贸易保护主义魔咒的长久之计。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竞争已经开始从产品竞争转入到品牌、营销、管理等综合实力的竞争。必须看到，许多贸易壁垒都是针对我国出口商品档次不高、技术水平低提出的。政府应该大力推进自主创新战略，进一步加大国家财政对科技和教育的扶持，努力促进基础研究、产学研和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和激励企业重视产品质量、技术创新，强化企业对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增强国内企业的内在竞争力。同时，我国出口企业应跳出恶性价格竞争的怪圈，追求产品的差异化和自主创新品牌的建立，以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倡导非价格竞争以应对国际贸易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