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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流泪
几年前，我曾经救治过一个中年患者，他是救火英雄，在火场被烧伤。患者先是被送到当地医院就诊，但治疗效果不理想，病情迅速恶化。领导点名让我负责救治。
这个患者情况非常糟糕，早期植的皮基本都没活，全身到处都是没有皮肤保护的裸露感染创面。患者入院时已经心脏衰竭、呼吸衰竭、肾功能衰竭。
自从接手这个病人，我就基本住在了科里，只是偶尔回家换换衣服。我就这样守在患者床边，严防死守地抢救了整整31天。
你知道什么叫危重吗？危重的意思就是，你翻遍所有的文献和教材，最后发现大家只有一个共识：这种情况很严重。
你知道怎么治疗危重病人吗？就是人盯人地严防死守，就是全副武装不眨眼地守在患者身边，用你全部的知识和智慧，不停地挡住死神不断伸出的镰刀。就是把你的心放在油锅里不断地煎熬，熬到你无悲无喜，熬到你终于看到那根架在两座悬崖中间的细若发丝的钢丝，然后想办法搀扶着患者在狂风暴雨中走过去而不失去平衡。
但这次抢救，最终失败了。31天时间，我使出了自己全部的力气，用尽我全部智慧，然而，我失败了。
患者去世后，家属没有任何意见，患者的孩子跪在地上给我磕了三个响头对我表示感谢。
当他们把遗体接走后，我一个人呆呆地坐在监护室，望着那张空空荡荡的床，筋疲力尽，心力交瘁。31天，患者一直在昏迷中没有醒来，然而在冥冥中，我总觉得我们是亲密无间的战友，是同生共死的兄弟。
导师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不要难过，你做得很好。”
我低下头，双手掩面，泪如雨下。
第二次流泪
某年，我接诊了一个从外地转来的危重患者。患者从小由母亲抚养长大，他长大后自己开了一家小工厂，不想工厂爆炸，他全身大面积烧伤。
患者情况非常严重，不做手术，必死无疑。而患者在这种身体条件下做手术，手术过程会极为凶险，极有可能出现医生最怕碰到的局面：患者死在手术台上。就算患者勉强从手术台上活着下来，手术本身对患者会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手术后患者的病情会在已经极其危重的情况下进一步恶化。当然，最幸运的结果，是患者能顽强地扛过手术的打击，在滑向死亡的深渊之前，达到那个病情的转折点，并最终得以存活。
我问患者的母亲：“赌不赌？”
她说：“我赌，我相信你。”
我说：“那我陪你赌。”
手术结束了，患者从手术室活着回到了病房。但是，和预料的一样，此后患者的病情快速恶化，完全靠机器和药物在生死线上挣扎。
那一段时间，我像红了眼的赌徒一样，24小时守在患者身边，操纵着最尖端的各种抢救仪器，和死神进行疯狂的搏斗，一次次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但是，患者的情况依然无法阻挡地不断恶化。某一天凌晨2点钟，患者的血氧饱和度缓慢却难以阻止地降到了85%以下。85%是一个重要的关口，再降下去，患者的脏器就无法维持最低限度的氧供应，而此时，患者的呼吸机已经被我用到了极限，无论如何调整都没有办法改善了。
我坐在监护室的椅子上，一遍遍反复检讨我的治疗方案，最后我确信：我已经没有办法了。
我默默地拿出一张死亡证明书，将患者信息填写完毕，只留下死亡时间一项空白。
当我放下这张死亡证明书的时候，突然听到护士喊：“医生，患者的血氧开始回升了！”
我抬起头，看到监护仪上的数字缓慢却趋势明显地在上升，87、90、92……
我苦苦等待的转折点，到来了。在距离死亡无限近的地方，死神的镰刀已经碰到了患者的咽喉，但最终擦着咽喉而过。
我们赌赢了。
患者脱离危险，转到了普通病房。母子相聚，抱头痛哭。
我悄悄地到一个无人的角落，擦掉了眼中的泪水。
第三次流泪
这个故事中的患者，是一个私企的员工。这个员工跟着老板打拼二十几年，深得老板信任。在一次工伤事故中，他烧伤面积超过体表总面积的90%。
患者被送到医院后，老板和家属流着泪求我一定全力抢救，不惜一切代价。
在我们全力抢救的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花费的不断增加，患者老板和家属的态度却开始发生变化。
从经济的角度看，其实患者活下来对老板是一个最糟糕的结果。患者活下来，不仅意味着老板要支付巨额的抢救费用，还意味着老板要负担患者后期整形以及生活的费用。对老板来说，最经济的结果其实是患者早点死掉，把省下来的钱补偿给家属，了结这件事情。
老板的这种心态完全可以理解，但只要家属强烈要求积极救治，老板一般也不敢不配合。但是，如果家属也有了同样的心思，就很麻烦了。对某些家属来说，用后半生时间照顾一个残疾的亲人，还不如放弃治疗获得巨额赔偿。
当老板不想继续花钱，而家属也态度暧昧的时候，医患双方的沟通就会变得异常艰难。
曾有几位蹲在办公室里为“医改”献计献策的专家坚定地认为：公立医院出现纠纷完全是因为服务意识差，和家属沟通不够充分。
很多时候，不是沟通不够充分，而是人性经不起考验。
患者欠费数额不断增加，在被迫进行的一次约谈中，老板和家属终于撕破脸皮。患者的老板对我大声斥责和辱骂，而家属则坐在一边沉默不语。
“钱钱钱，你们就知道要钱，花了这么多钱，病人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你们是一帮什么医生，我看你们就是一群兽医！”
“我们做生意的，花了钱你就得给我货，我把钱给你们，你们能保证把人交给我们吗？不能保证，那人死了，钱你们给退吗？不给退？你们凭什么不给退？”
旁边的护工实在听不下去了：“你们这帮人讲点良心，宁医生都快一个星期没回家了，天天在这里守着你们的这个病人！”
“守着怎么啦？他是医生，他守着是应该的！再说，他舍不得让病人死不就是为了挣钱吗？”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回到监护病房，我望着躺在床上尚在昏迷中的患者，两眼含泪。
患者就那么静静地躺在床上。当你抢救一个患者很长时间，你就会和他有感情，你会不由自主地把他当成与你并肩作战的战友和兄弟。
兄弟，我知道，你现在很艰难。你鞍前马后追随了几十年的老板，现在要放弃你；你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妻子，现在要放弃你。现在最想让你活下去的，却是与你素昧平生的医生。
我知道，他们这么做，其实是在等我的一句话，等我告诉他们：患者生存希望渺茫，建议放弃治疗。然后，他们就可以结束这一切。
但是，这话我偏偏不能说。因为，你的老板可以放弃你，你的家人可以放弃你，但我不能放弃你。因为，我是医生，你是患者；因为，在我迈进医学院的第一天，我就举起右手，许下了自己一生的誓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自从我穿上这身白衣，我就为今天发生的一切写下了答案。
后面发生的事情，我不想再记叙了，因为我实在不想回忆。不想回忆一次次的屈辱和伤心，不想回忆人性的丑陋和阴暗。
好在，一切终于结束了。当患者终于被宣布脱离危险后，老板，又变成了有情有义的老板；妻子，又变成了结发情深的妻子。
患者被接走那天，他的老板和妻子来到我的办公室，给我带来些土特产，向我表示歉意和谢意。我礼貌而坚决地拒绝了：“救死扶伤是我的本职工作，支付费用是你们的义务。我救活了病人，你们结清了费用，咱们两不相欠。”
在戰场上，你最痛恨的是什么人？不是敌人，而是叛徒。我无权惩罚你们，但我有权不原谅。
病人走后，我脱下白衣，走到医院后门外的西海边，坐在岸上，万般滋味涌上心头，泪如雨下。
（高良槐荐自《情感读本》2016年3月上）
几年前，我曾经救治过一个中年患者，他是救火英雄，在火场被烧伤。患者先是被送到当地医院就诊，但治疗效果不理想，病情迅速恶化。领导点名让我负责救治。
这个患者情况非常糟糕，早期植的皮基本都没活，全身到处都是没有皮肤保护的裸露感染创面。患者入院时已经心脏衰竭、呼吸衰竭、肾功能衰竭。
自从接手这个病人，我就基本住在了科里，只是偶尔回家换换衣服。我就这样守在患者床边，严防死守地抢救了整整31天。
你知道什么叫危重吗？危重的意思就是，你翻遍所有的文献和教材，最后发现大家只有一个共识：这种情况很严重。
你知道怎么治疗危重病人吗？就是人盯人地严防死守，就是全副武装不眨眼地守在患者身边，用你全部的知识和智慧，不停地挡住死神不断伸出的镰刀。就是把你的心放在油锅里不断地煎熬，熬到你无悲无喜，熬到你终于看到那根架在两座悬崖中间的细若发丝的钢丝，然后想办法搀扶着患者在狂风暴雨中走过去而不失去平衡。
但这次抢救，最终失败了。31天时间，我使出了自己全部的力气，用尽我全部智慧，然而，我失败了。
患者去世后，家属没有任何意见，患者的孩子跪在地上给我磕了三个响头对我表示感谢。
当他们把遗体接走后，我一个人呆呆地坐在监护室，望着那张空空荡荡的床，筋疲力尽，心力交瘁。31天，患者一直在昏迷中没有醒来，然而在冥冥中，我总觉得我们是亲密无间的战友，是同生共死的兄弟。
导师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不要难过，你做得很好。”
我低下头，双手掩面，泪如雨下。
第二次流泪
某年，我接诊了一个从外地转来的危重患者。患者从小由母亲抚养长大，他长大后自己开了一家小工厂，不想工厂爆炸，他全身大面积烧伤。
患者情况非常严重，不做手术，必死无疑。而患者在这种身体条件下做手术，手术过程会极为凶险，极有可能出现医生最怕碰到的局面：患者死在手术台上。就算患者勉强从手术台上活着下来，手术本身对患者会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手术后患者的病情会在已经极其危重的情况下进一步恶化。当然，最幸运的结果，是患者能顽强地扛过手术的打击，在滑向死亡的深渊之前，达到那个病情的转折点，并最终得以存活。
我问患者的母亲：“赌不赌？”
她说：“我赌，我相信你。”
我说：“那我陪你赌。”
手术结束了，患者从手术室活着回到了病房。但是，和预料的一样，此后患者的病情快速恶化，完全靠机器和药物在生死线上挣扎。
那一段时间，我像红了眼的赌徒一样，24小时守在患者身边，操纵着最尖端的各种抢救仪器，和死神进行疯狂的搏斗，一次次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但是，患者的情况依然无法阻挡地不断恶化。某一天凌晨2点钟，患者的血氧饱和度缓慢却难以阻止地降到了85%以下。85%是一个重要的关口，再降下去，患者的脏器就无法维持最低限度的氧供应，而此时，患者的呼吸机已经被我用到了极限，无论如何调整都没有办法改善了。
我坐在监护室的椅子上，一遍遍反复检讨我的治疗方案，最后我确信：我已经没有办法了。
我默默地拿出一张死亡证明书，将患者信息填写完毕，只留下死亡时间一项空白。
当我放下这张死亡证明书的时候，突然听到护士喊：“医生，患者的血氧开始回升了！”
我抬起头，看到监护仪上的数字缓慢却趋势明显地在上升，87、90、92……
我苦苦等待的转折点，到来了。在距离死亡无限近的地方，死神的镰刀已经碰到了患者的咽喉，但最终擦着咽喉而过。
我们赌赢了。
患者脱离危险，转到了普通病房。母子相聚，抱头痛哭。
我悄悄地到一个无人的角落，擦掉了眼中的泪水。
第三次流泪
这个故事中的患者，是一个私企的员工。这个员工跟着老板打拼二十几年，深得老板信任。在一次工伤事故中，他烧伤面积超过体表总面积的90%。
患者被送到医院后，老板和家属流着泪求我一定全力抢救，不惜一切代价。
在我们全力抢救的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花费的不断增加，患者老板和家属的态度却开始发生变化。
从经济的角度看，其实患者活下来对老板是一个最糟糕的结果。患者活下来，不仅意味着老板要支付巨额的抢救费用，还意味着老板要负担患者后期整形以及生活的费用。对老板来说，最经济的结果其实是患者早点死掉，把省下来的钱补偿给家属，了结这件事情。
老板的这种心态完全可以理解，但只要家属强烈要求积极救治，老板一般也不敢不配合。但是，如果家属也有了同样的心思，就很麻烦了。对某些家属来说，用后半生时间照顾一个残疾的亲人，还不如放弃治疗获得巨额赔偿。
当老板不想继续花钱，而家属也态度暧昧的时候，医患双方的沟通就会变得异常艰难。
曾有几位蹲在办公室里为“医改”献计献策的专家坚定地认为：公立医院出现纠纷完全是因为服务意识差，和家属沟通不够充分。
很多时候，不是沟通不够充分，而是人性经不起考验。
患者欠费数额不断增加，在被迫进行的一次约谈中，老板和家属终于撕破脸皮。患者的老板对我大声斥责和辱骂，而家属则坐在一边沉默不语。
“钱钱钱，你们就知道要钱，花了这么多钱，病人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你们是一帮什么医生，我看你们就是一群兽医！”
“我们做生意的，花了钱你就得给我货，我把钱给你们，你们能保证把人交给我们吗？不能保证，那人死了，钱你们给退吗？不给退？你们凭什么不给退？”
旁边的护工实在听不下去了：“你们这帮人讲点良心，宁医生都快一个星期没回家了，天天在这里守着你们的这个病人！”
“守着怎么啦？他是医生，他守着是应该的！再说，他舍不得让病人死不就是为了挣钱吗？”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回到监护病房，我望着躺在床上尚在昏迷中的患者，两眼含泪。
患者就那么静静地躺在床上。当你抢救一个患者很长时间，你就会和他有感情，你会不由自主地把他当成与你并肩作战的战友和兄弟。
兄弟，我知道，你现在很艰难。你鞍前马后追随了几十年的老板，现在要放弃你；你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妻子，现在要放弃你。现在最想让你活下去的，却是与你素昧平生的医生。
我知道，他们这么做，其实是在等我的一句话，等我告诉他们：患者生存希望渺茫，建议放弃治疗。然后，他们就可以结束这一切。
但是，这话我偏偏不能说。因为，你的老板可以放弃你，你的家人可以放弃你，但我不能放弃你。因为，我是医生，你是患者；因为，在我迈进医学院的第一天，我就举起右手，许下了自己一生的誓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自从我穿上这身白衣，我就为今天发生的一切写下了答案。
后面发生的事情，我不想再记叙了，因为我实在不想回忆。不想回忆一次次的屈辱和伤心，不想回忆人性的丑陋和阴暗。
好在，一切终于结束了。当患者终于被宣布脱离危险后，老板，又变成了有情有义的老板；妻子，又变成了结发情深的妻子。
患者被接走那天，他的老板和妻子来到我的办公室，给我带来些土特产，向我表示歉意和谢意。我礼貌而坚决地拒绝了：“救死扶伤是我的本职工作，支付费用是你们的义务。我救活了病人，你们结清了费用，咱们两不相欠。”
在戰场上，你最痛恨的是什么人？不是敌人，而是叛徒。我无权惩罚你们，但我有权不原谅。
病人走后，我脱下白衣，走到医院后门外的西海边，坐在岸上，万般滋味涌上心头，泪如雨下。
（高良槐荐自《情感读本》2016年3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