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瞿秋白是一位为“举世怀仰”（周恩来语）的伟大人物。他诞生于1899年1月29日，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新与旧在急剧斗争中交替的时代。瞿秋白是瞿家的长子，此后父母又生了五个男孩和两个女孩。瞿家在常州虽属“书香世家”，但到了秋白父亲这一代已开始走向衰落。秋白最初的名字叫做懋淼，因出生时后脑门发际有两个旋窝，老百姓称此为双顶，所以父母就唤他阿双。与“双”字俱来的谐音“爽”、“霜”后来便成了他的学名，连大名秋白也是取霜的洁白的意象衍化而得的。13岁那年，瞿秋白曾写过一首五言绝句：“今岁花开候，栽宜白玉盆。只缘秋色淡，无处觅霜痕。”这首诗的意义不在于机巧地嵌入了“霜”、“秋白”等名号，更主要的还在于通过对秋菊耐寒品格的诵咏，初显出这位英俊少年洁身自好、淡泊人生的秉性。
　　瞿秋白上中学后，家中的生活已经到了典卖家当的境地，到后来，连供他读书的学费也支付不起了，瞿秋白只得在临近毕业的前半年辍学、离家去无锡当一名小学教员。这是瞿秋白走向社会的开端，年龄只有17岁。如果说这是瞿秋白可以承受的锻炼和考验的话，那么紧接着母亲因家中债台高筑而服毒自杀一事，对他来说无疑是人生第一次残酷的打击，当然也使他过早地开始在炎凉世态中阅尽人间世相，同时更开始了寻找光明和希望的艰难跋涉。
　　传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1917年，瞿秋白随着堂兄来到北京，考进了外交部创办的不收学费和膳费的俄文专修馆。两年后，“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爆发，北京的大学生全部卷入这场显示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意识的运动中，此时的瞿秋白已经初露头角，成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总代表之一”。“五四”运动最积极的结果就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20年3月，北京大学在著名教授李大钊的倡导下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此后不久，瞿秋白也加入了这个组织。这应该说是他人生道路上思想转折期的哲学起点吧！同年年底，瞿秋白应北京《晨报》的聘请，以特约记者的身份动身前往莫斯科。这是瞿秋白选择终身革命事业的第一步，从此，他“一挥手，决然就走”，到谜一般的“饿乡”去探索新路——这条新路便是瞿秋白后来所认定的通向“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的道路。
　　在赴新俄途中的哈尔滨，瞿秋白平生第一次听到《国际歌》。当时中东路工党联合会在此召开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大会，《国际歌》作为新俄的代国歌和共产国际的党歌，给瞿秋白留下的印象之深可想而知，他正是哼着这首歌在莫斯科河畔从事了足足两年的革命活动：亲耳聆听列宁的教诲；从事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研究与传播；加入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由于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1922年底瞿秋白随前来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陈独秀等人动身返回祖国。1923年6月，中共中央的理论性机关刊物《新青年》季刊创刊，瞿秋白被任命为主编。此时，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国际歌》介绍给中国的劳苦大众。
　　《国际歌》最早的中译是由瞿秋白在俄文专修馆的同窗好友耿济之和郑振铎以诗歌的形式合译的，1921年发表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俄国文学专号”，称《第三国际党颂歌》，因未附曲谱而无法传唱。瞿秋白的译文和译成的简谱则同时发表在《新青年》创刊号——“共产国际号”上。瞿秋白将法文“国际共产主义”一词音译入乐，使得“英德纳雄纳尔”不仅从音节的意义上唱得顺口，而且还便于全世界的无产者唱起它来同声相应、情感交融。也就是瞿秋白的初衷：“‘异语同声’——世界大同的兆象”。现在流行的中文《国际歌》歌词是萧三经过多次推敲修订而成的，但“国际共产主义”一词仍使用音译（今改译为“英特纳雄耐尔”），则首创于瞿秋白。
　　1923年6月，24岁的瞿秋白参加了党的三大，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是他正式参与党中央领导工作的开始。三大结束，瞿秋白由李大钊介绍参加上海大学的教学工作，被委任为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着手进行“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的伟大实践。
　　在上海大学期间，瞿秋白与文学系学生王剑虹结婚，两人志趣相投感情笃深。怎奈王剑虹身染当时被视为绝症的肺病，与瞿秋白从相识到共同生活不足一年便长别人世。此时，瞿秋白强忍着巨大的悲痛参与国共合作的最后阶段的紧张工作，他并没有留意当时正在默默爱恋着他的另一位女学生杨之华。杨之华本是有丈夫有女儿的人，但已是共产党员的杨之华与其夫沈剑龙毫无共同语言，于是萌生了与沈离婚，同瞿建立新家庭的想法。瞿秋白正式考虑这一问题是在1924年的秋天，三位年轻人经过三轮“谈判”终于使瞿、沈这理应是“情敌”的两位男性达成了友善的协议，应当说这种具有浪漫色彩的事只有在“五四”运动后，反对封建买卖婚姻的浪潮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才可能成为现实。此后，杨之华更加积极地投身革命，并尽心尽力地成就着瞿秋白的事业，被瞿秋白尊为“我生命的伴侣”，“我唯一的亲人”。瞿秋白一生酷爱鲜花、阳光和孩子，然而遗憾的是他两次结婚都没有留下自己的后代。幸好有杨之华的女儿独伊，他把她视为“我的女儿”，使她得到了应有的父爱。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国民党右派加快了反苏反共步伐，国共合作出现裂痕。此时及此后两年间，主持中央工作的陈独秀、彭述之等人推行的是一条放弃无产阶级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屡次给革命带来损失，瞿秋白针对这些写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这篇重要文章，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战略、策略及革命中各阶级的分析等重要问题阐明了主张，严肃地批判了彭述之，实际上也是对担任总书记的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
　　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公然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至此，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都处在危急关头。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正确方针，并撤销了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在这次会议上，28岁的瞿秋白被选为中共中央书记，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作为独立革命力量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领导者。 　　“八七会议”的历史功绩在于“将党从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救出来，重新走上革命的大道”。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八七会议”至党的六大召开约一年的时间里，党在路线上所犯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瞿秋白是应负主要责任的。1928年7月，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瞿秋白身为一个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无产阶级政治家，诚恳地检查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取得了同志们的谅解、拥戴和共产国际的信任，继续被选为政治局委员，直至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篡夺了党的领导之后，瞿秋白于1931年1月被无端逐出党中央。
　　作为“遭受以王明为首的‘左’倾路线残酷迫害的党的领导人之一”（杨尚昆语）的瞿秋白仍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以乐观、潇洒、幽默的态度对待生活。从1931年到1934年初的几年间，他与鲁迅、茅盾、冯雪峰等人共同参与左联建设并结下深厚的友谊，在革命思想文化战线上又创造了巨大的光辉的业绩。
　　1934年2月，瞿秋白奉命由上海来到中央苏区瑞金，在中华苏维埃政权中主持教育工作。在主力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撤出中央根据地，苏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之中日渐缩小的情况下，身为中共中央江西分局宣传部长的瞿秋白不顾病魔缠身，仍坚守岗位，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1935年2月23日，在转移途中不幸落入敌人手中。先是在上杭，后是在长汀，瞿秋白度过48天的狱中生活，“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毛泽东语）。致使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在劝降不成的情况下，签署了枪决令。
　　1935年6月18日，是瞿秋白生命的最后时刻。上午8时，瞿秋白被押出囚室，步入作为临时军事法庭的敌师部，“庭长”宣读完枪决令后，瞿秋白即被夹在林立兵丁之中走出师部，向长汀中山公园中山亭走去。亭内已备荤菜四碟，酒一瓮。瞿秋白泰然正其衣履，拍下了一张呈验正身的照片，然后坐在石桌前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10时许，瞿秋白离开凉亭，慨然高唱着鼓舞他战斗一生的《国际歌》走出了长汀的西门，来到罗汉岭脚下的一块草坪上，从容地说了句：“此地很好！”便盘腿而坐，饮弹洒血，结束了36年短暂而光辉的生命，从而实现了他“为中国革命牺牲，是人生最大的光荣”的诺言。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林彪、“四人帮”、康生之流强加在烈士身上的莫须有罪名被逐一推翻之后，中国共产党终于为她的忠诚战士彻底恢复了名誉：“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的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