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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之，本名陈迈平，１９５２年生。１９８５年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硕士，毕业后赴挪威奥斯陆大学留学，后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长期任教，并担任《今天》文学杂志编辑。出版有短篇小说、剧本和翻译文学作品等数种。
旅法华人女作家山飒用法语创作的长篇小说《围棋少女》２００１年获得颇有名气的龚古尔奖（其中之一项，由法国高中生评选），我早有所闻，读到过一些新闻报道和国内文学界的好评，还听到一些法国朋友的称赞，但因为自己不通法语，无法欣赏原作。最近有幸读到“明报出版社”出的繁体字中译本，使我有机会一窥作品原貌，用心读完，感觉确实不错，是一部相当成功的作品。一个年轻的华人女作家写出这样成功的作品值得称赞。联想到近年来，在国际上功成名就的华人作家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女性作家似乎占据了更大比例，确实是巾帼不让须眉。从北美到欧洲，我可以举出一批成功的华人女作家的名字，而男作家却寥寥无几。华人能在世界上有如此风光，尤其是女性华人在国内受男性华人的气还比较多，能在海外扬眉吐气，自然应该是件令人庆贺的事情。
说到这些华人作家们的成功本来就有多种意义，一是名利之类，这是可以用统计数字计量的，比如其著作销量多少，翻译语种多少，得到版税多少，这个奖那个奖拿到多少；二是作品本身内容的成功，比如有认识价值史料价值，让人大开眼界耳目一新；三是文学艺术性的成功，比如作品结构精巧、情节丰富、风格奇异、语言独特等等，而这是难以量计的，且可以见仁见智，山高水深，难以鉴别。这几方面的成功从本质上说其实并没有必然联系，名利的成功不一定代表艺术成就，要不然畅销小说家就都是艺术大师了。就得奖而言，当然有很多奖项是表彰艺术成就的，能说明一点问题。但历史也已经证明，平庸之作得奖的事情也常常发生，一时风光，但后来默默无闻，倒是没得奖的一些作家，比如上个世纪的托尔斯泰、卡夫卡和乔伊斯等都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但其作品依然是举世公认的不朽经典。
要说到这些男女华人作家的成功手段，当然是各有千秋：有的是靠天赋才气不同凡人，有的是靠写作勤奋笔耕不倦，有的是靠善抓机遇眼明手快，但有一点几乎是共同的，那就是其作品几乎毫无例外地还是写中国，有一个中国故事或中国母题，即使写到了海外，也还是围绕华人在海外的生活以及与西方文化的冲突。换句话说，就是这些华人作家的成功几乎都要利用自身文化背景，得益于母体文化，是从中国文化中寻找题材、获取养料。说白了，就像很多华人在海外要靠开中国餐馆谋生一样，想搞文字的华人在海外大多依靠华文文化背景吃饭、谋生、创业，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本人也不例外。
从基本内容看，《围棋少女》自然也是如此，写的是中日战争背景下一个中国东北少女和日本军官棋艺相交的生死恋。不过，让我特别注意的是，就我对海外华人作家用西语创作的状况，以及对华文文学翻译成外语后接受情况的了解来看，我以为山飒的成功有其语言艺术上的独到之处，特别是得益于她自己的中文素养，以中文滋润其法语，而这一成功经验不仅对很多愿意跨越中西文化藩篱走向世界的华人作家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甚至对中外文学的交流发展也提供了新的样本，因此值得深入研究探讨。但是，就我目前所见海内外华人媒体的评论报道来说，虽多溢美之词，但对其语言艺术成功的真正意义却还没有深入总结、探明究竟。包括山飒本人在得奖感言中，扯出“九一一”事件的话题，似乎小说是以当前国际政治背景上的重大主题取胜，以思想深度震撼读者，以爱情战胜仇恨，在我看来都有些扯得太远，是自己有点上纲上线，而实际上其成功之道与“九一一”事件风马牛不相及。所以，这里我想对山飒的成功之因，就其语言艺术来谈一点我个人浅见，以就教方家。
就我个人看法，至今所见海外华人作家的所谓成功作品，大抵都不是靠其语言艺术方面的成就，尤其不靠其中文语言艺术的原汁原味获胜，很多作家干脆就不用中文写作，而是靠其他因素，靠其内容格局、故事情节等等，甚至是靠外在因素和社会环境，比如说是主动在萨伊德先生所述的后现代东方主义“自我－他者”的关系结构中承担起“他者”的角色，于是可以在这个结构中占得一方重要地位。这些作家们往往讲述一个关于“他者”，即关于东方文化或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故事，从而满足了西方读者的文化“自我”之心。例如张戎《鸿》是用中国三代妇女的辛酸历史来满足西方千万读者同情之心，特别是女性读者；谭恩美《喜福会》是用中国女子不可“破瓜”那样一类的中国故事让西方读者好奇而忍俊不禁；虹影《饥饿的女儿》则是中国饥荒年代下层生活的真实写照。男性作家的作品自然也有同类的，比如哈金《等待》讲述的是让美国人不可思议的男军医与小脚女人的离婚马拉松。《围棋少女》当然多少也带有这样的色彩，以西方读者大多不甚了解的东方围棋艺术来吸引读者，从书中可以看出作者其实并不深通围棋艺术，露怯之处很多，所以围棋在这里其实不过是一种装潢而已。
山飒的成功其实也不在故事内容方面如何出众。要说到战争敌对双方少男少女的凄艳爱情故事，早有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样的欧洲原型，后来效仿者也不计其数，本来不算是山飒匠心独运。如果说是以历史写真动人，则相距真实更远。老实说，像山飒笔下那种十六岁中国少女初恋就能跟人吞舌接吻并在办公桌上做爱的自由奔放，根本也不是３０年代中国东北姑娘的典型状态，还不如说是当代法国高中女生们的个性显现，所以山飒特地为女主人公安排了一个父母有欧洲文化教育的家庭背景。但是，与其说是山飒能把法国高中生带回到中国历史的真正背景，不如说她移花接木，把历史改换到法国高中生今天的心态环境，正如萨伊德先生所评康拉德《非洲之心》非真正非洲一样，山飒笔下之旧东北自然也非真正旧东北。
法国密特朗总统在给山飒的贺信中其实已经点明，山飒的成功，第一点其实就是“你的语言”的成功，是“言简意赅”，是“两种语言的交流”（均引自明报译本附件）。我的法国朋友，包括斯德哥尔摩大学法语系讲师，也都特别向我提到山飒语言的漂亮。一个华人用法语写作而能赢得如此赞赏，在众多法国青年作家创作的法语小说中都能技压群雄脱颖而出而获得大奖，原因何在？我们自然可以追问一下。说得再明确一点，说山飒的法语成功，当然不是说她使用法语如何地道原装能胜过法人，其境界到了可以和法国自身的语言大师如莫泊桑、梅里美等人媲美的程度，而不外有这样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本国人对外国人用本国语言写作容易有宽容一些的标准，法人对山飒语言的赞叹也不排除这方面的因素，好比一个老外如果能写出中国高中生水平的作文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就值得赞叹了，要是能写出唐诗宋词超过李杜苏辛就很难了。世界上极少有能用中文创作高档文学作品的外国人（据我所知大概只有马悦然、白杰明、葛浩文等少数汉学大家有中文散文作品）；二是法国人在山飒的法语中欣赏到了其他法语作家所没有的特色，让他们耳目一新。据我向法国朋友讨教，然后再通过阅读中译本后对照原本，可以肯定后一条是更重要的原因。限于篇幅不能一一举例，只能概括地说，山飒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她在其法语文学创作中成功地融合了中文文学语言的特色，特别是自《诗经》以来中国古典诗歌的“赋比兴”传统，用比用喻，排列对仗，几乎页页都是，贯穿全篇。而且行文简洁，很少长段，精练而干净，很有诗味，有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浓缩性，是谓“言简意赅”，正如她本人所说，她希望每段话都能表现出中国的“意境”，果然使其法语别开生面，是谓“两种语言的交流”。
山飒能将中文古典文学风格运用到外语创作中，融会贯通而取得成功，当然有赖于她自身有很好的中文造诣。据书前山飒小传介绍，山飒其实就是８０年代北京颇有小名气的才女、中学生诗人作家阎妮，不仅有家学渊源，而且得到过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等名师指点，十几岁就出版诗集散文集多本，有鲍昌、张辛欣等作家为之作序，后来有诗人艾青、作家刘心武推荐其留法，足可证明其中文底子厚实。山飒用这种中文古典诗化风格写小说，即使在中文作家的小说创作中都属比较独特的，因此其中译本本身也称得上相当成功的中文文学作品，照我看可以写入中文当代文学史。这就不像有些华人作家中文其实平平，到了国外才用外语创作。要是还用“中国餐馆”作比，那山飒是正经培养的中国厨师，所以学做西菜也有模有样，而不是有些华人作家到海外创作是半路出家二把刀，才学炒西式中餐，唬了老外，唬不了国人。说刻薄一点，包括《鸿》这样在西方畅销的作品，翻译回中文就显得平庸无奇，出版后对中文读者根本没有多少吸引力。因为主要靠内容故事取胜，其外语优劣自然也可以不计。文学本来应该是语言的艺术，离开了语言上的成功，在我看来就很难说是文学的成功了。实际上像《鸿》这样的书，至少在瑞典的书店里，就一直是列在传记历史一类架子上，而不是列在文学类架子上的。
中西语文的巨大差异，过去在我看来几乎是不可逾越的珠穆朗玛峰，要翻越或打通实在太难，所以华人作家要在海外靠语言艺术而取得成功历来少见，常常是顾此失彼，不是顾中失西就是顾西失中。中文好的作家，翻译成西方文字往往不能体现其语言之美，例如阿城是我钦佩的中文语言大师之一，其作品价值更多在风趣语言之中，但阿城的“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虽由著名汉学家杜博妮翻译成英文，终究难让西方读者领会其妙，十年中未能卖出三百本。另一个我以为中文出色的女作家是王安忆，在我看来她的用笔像中国工笔画一样细密有致，天衣无缝，但她的“三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后者是我和杜博妮合译）翻译成西文后读者大都不甚了解，也是卖不动的“ＦＬＯＰＰＹ”（英语形容疲软作品之词）。要说杜博妮的英文不好大概不是事实，因为杜博妮是苏格兰人，英语为母语，现为爱丁堡大学中文系主任，过去曾在北京外文局长期工作，翻译过鲁迅、老舍、巴金等人的作品，译本的英语优秀早有公认。她翻译的北岛诗歌，曾经受到哈佛大学汉学教授欧文撰文称赞，说有英美诗歌之风，为北岛在海外的成功作过贡献。所以，阿城、王安忆译本的滞销，还是只能说译本没法让读者体会到王安忆中文原文之韵味。北岛诗歌是意象取胜，比较容易翻译，比如把打开的书比喻飞翔的鸟，这种意象，西方读者自然一读也就明白。英美诗人庞德因阅读中国古诗译本而受到启发，开创意象派，可见意象是打通中西文藩篱的一条途径。
由于中西文之间翻译的困难，直接跨越过去用西方语言写作，自然是海外华人作家进入文学领域的最好捷径，但在语言艺术上自然无法和当地母语作家较量。从直接用外语进行创作的华人作家的成就来看，因为文学语言艺术优秀而得到称赞的很少。据我所知，过去只有哈金先生曾经因其英语作品简洁准确的语言而获得过美国的海明威奖。海明威文风被文学评论家称为“冰山”原则，就是说只有三分之一露出水面，用词量少，特别是用实词而少用虚词，结构上多主谓宾而少定状语，因此对英语非母语的作家来说容易学习掌握发挥，说得好听是含蓄，说得不好听是容易藏拙。不管怎样，哈金先生是借用西方语言艺术技巧，而不是发挥其中文语言艺术的特长。
由于华文语言的特殊性，华人作家在西方的成功，虽然都得益于母体文化，但得益于祖国语言的很少，我想山飒大概是我读到的第一人。我相信，按这条路走下去，山飒定能有更好作为，前途无量。
旅法华人女作家山飒用法语创作的长篇小说《围棋少女》２００１年获得颇有名气的龚古尔奖（其中之一项，由法国高中生评选），我早有所闻，读到过一些新闻报道和国内文学界的好评，还听到一些法国朋友的称赞，但因为自己不通法语，无法欣赏原作。最近有幸读到“明报出版社”出的繁体字中译本，使我有机会一窥作品原貌，用心读完，感觉确实不错，是一部相当成功的作品。一个年轻的华人女作家写出这样成功的作品值得称赞。联想到近年来，在国际上功成名就的华人作家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女性作家似乎占据了更大比例，确实是巾帼不让须眉。从北美到欧洲，我可以举出一批成功的华人女作家的名字，而男作家却寥寥无几。华人能在世界上有如此风光，尤其是女性华人在国内受男性华人的气还比较多，能在海外扬眉吐气，自然应该是件令人庆贺的事情。
说到这些华人作家们的成功本来就有多种意义，一是名利之类，这是可以用统计数字计量的，比如其著作销量多少，翻译语种多少，得到版税多少，这个奖那个奖拿到多少；二是作品本身内容的成功，比如有认识价值史料价值，让人大开眼界耳目一新；三是文学艺术性的成功，比如作品结构精巧、情节丰富、风格奇异、语言独特等等，而这是难以量计的，且可以见仁见智，山高水深，难以鉴别。这几方面的成功从本质上说其实并没有必然联系，名利的成功不一定代表艺术成就，要不然畅销小说家就都是艺术大师了。就得奖而言，当然有很多奖项是表彰艺术成就的，能说明一点问题。但历史也已经证明，平庸之作得奖的事情也常常发生，一时风光，但后来默默无闻，倒是没得奖的一些作家，比如上个世纪的托尔斯泰、卡夫卡和乔伊斯等都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但其作品依然是举世公认的不朽经典。
要说到这些男女华人作家的成功手段，当然是各有千秋：有的是靠天赋才气不同凡人，有的是靠写作勤奋笔耕不倦，有的是靠善抓机遇眼明手快，但有一点几乎是共同的，那就是其作品几乎毫无例外地还是写中国，有一个中国故事或中国母题，即使写到了海外，也还是围绕华人在海外的生活以及与西方文化的冲突。换句话说，就是这些华人作家的成功几乎都要利用自身文化背景，得益于母体文化，是从中国文化中寻找题材、获取养料。说白了，就像很多华人在海外要靠开中国餐馆谋生一样，想搞文字的华人在海外大多依靠华文文化背景吃饭、谋生、创业，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本人也不例外。
从基本内容看，《围棋少女》自然也是如此，写的是中日战争背景下一个中国东北少女和日本军官棋艺相交的生死恋。不过，让我特别注意的是，就我对海外华人作家用西语创作的状况，以及对华文文学翻译成外语后接受情况的了解来看，我以为山飒的成功有其语言艺术上的独到之处，特别是得益于她自己的中文素养，以中文滋润其法语，而这一成功经验不仅对很多愿意跨越中西文化藩篱走向世界的华人作家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甚至对中外文学的交流发展也提供了新的样本，因此值得深入研究探讨。但是，就我目前所见海内外华人媒体的评论报道来说，虽多溢美之词，但对其语言艺术成功的真正意义却还没有深入总结、探明究竟。包括山飒本人在得奖感言中，扯出“九一一”事件的话题，似乎小说是以当前国际政治背景上的重大主题取胜，以思想深度震撼读者，以爱情战胜仇恨，在我看来都有些扯得太远，是自己有点上纲上线，而实际上其成功之道与“九一一”事件风马牛不相及。所以，这里我想对山飒的成功之因，就其语言艺术来谈一点我个人浅见，以就教方家。
就我个人看法，至今所见海外华人作家的所谓成功作品，大抵都不是靠其语言艺术方面的成就，尤其不靠其中文语言艺术的原汁原味获胜，很多作家干脆就不用中文写作，而是靠其他因素，靠其内容格局、故事情节等等，甚至是靠外在因素和社会环境，比如说是主动在萨伊德先生所述的后现代东方主义“自我－他者”的关系结构中承担起“他者”的角色，于是可以在这个结构中占得一方重要地位。这些作家们往往讲述一个关于“他者”，即关于东方文化或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故事，从而满足了西方读者的文化“自我”之心。例如张戎《鸿》是用中国三代妇女的辛酸历史来满足西方千万读者同情之心，特别是女性读者；谭恩美《喜福会》是用中国女子不可“破瓜”那样一类的中国故事让西方读者好奇而忍俊不禁；虹影《饥饿的女儿》则是中国饥荒年代下层生活的真实写照。男性作家的作品自然也有同类的，比如哈金《等待》讲述的是让美国人不可思议的男军医与小脚女人的离婚马拉松。《围棋少女》当然多少也带有这样的色彩，以西方读者大多不甚了解的东方围棋艺术来吸引读者，从书中可以看出作者其实并不深通围棋艺术，露怯之处很多，所以围棋在这里其实不过是一种装潢而已。
山飒的成功其实也不在故事内容方面如何出众。要说到战争敌对双方少男少女的凄艳爱情故事，早有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样的欧洲原型，后来效仿者也不计其数，本来不算是山飒匠心独运。如果说是以历史写真动人，则相距真实更远。老实说，像山飒笔下那种十六岁中国少女初恋就能跟人吞舌接吻并在办公桌上做爱的自由奔放，根本也不是３０年代中国东北姑娘的典型状态，还不如说是当代法国高中女生们的个性显现，所以山飒特地为女主人公安排了一个父母有欧洲文化教育的家庭背景。但是，与其说是山飒能把法国高中生带回到中国历史的真正背景，不如说她移花接木，把历史改换到法国高中生今天的心态环境，正如萨伊德先生所评康拉德《非洲之心》非真正非洲一样，山飒笔下之旧东北自然也非真正旧东北。
法国密特朗总统在给山飒的贺信中其实已经点明，山飒的成功，第一点其实就是“你的语言”的成功，是“言简意赅”，是“两种语言的交流”（均引自明报译本附件）。我的法国朋友，包括斯德哥尔摩大学法语系讲师，也都特别向我提到山飒语言的漂亮。一个华人用法语写作而能赢得如此赞赏，在众多法国青年作家创作的法语小说中都能技压群雄脱颖而出而获得大奖，原因何在？我们自然可以追问一下。说得再明确一点，说山飒的法语成功，当然不是说她使用法语如何地道原装能胜过法人，其境界到了可以和法国自身的语言大师如莫泊桑、梅里美等人媲美的程度，而不外有这样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本国人对外国人用本国语言写作容易有宽容一些的标准，法人对山飒语言的赞叹也不排除这方面的因素，好比一个老外如果能写出中国高中生水平的作文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就值得赞叹了，要是能写出唐诗宋词超过李杜苏辛就很难了。世界上极少有能用中文创作高档文学作品的外国人（据我所知大概只有马悦然、白杰明、葛浩文等少数汉学大家有中文散文作品）；二是法国人在山飒的法语中欣赏到了其他法语作家所没有的特色，让他们耳目一新。据我向法国朋友讨教，然后再通过阅读中译本后对照原本，可以肯定后一条是更重要的原因。限于篇幅不能一一举例，只能概括地说，山飒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她在其法语文学创作中成功地融合了中文文学语言的特色，特别是自《诗经》以来中国古典诗歌的“赋比兴”传统，用比用喻，排列对仗，几乎页页都是，贯穿全篇。而且行文简洁，很少长段，精练而干净，很有诗味，有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浓缩性，是谓“言简意赅”，正如她本人所说，她希望每段话都能表现出中国的“意境”，果然使其法语别开生面，是谓“两种语言的交流”。
山飒能将中文古典文学风格运用到外语创作中，融会贯通而取得成功，当然有赖于她自身有很好的中文造诣。据书前山飒小传介绍，山飒其实就是８０年代北京颇有小名气的才女、中学生诗人作家阎妮，不仅有家学渊源，而且得到过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等名师指点，十几岁就出版诗集散文集多本，有鲍昌、张辛欣等作家为之作序，后来有诗人艾青、作家刘心武推荐其留法，足可证明其中文底子厚实。山飒用这种中文古典诗化风格写小说，即使在中文作家的小说创作中都属比较独特的，因此其中译本本身也称得上相当成功的中文文学作品，照我看可以写入中文当代文学史。这就不像有些华人作家中文其实平平，到了国外才用外语创作。要是还用“中国餐馆”作比，那山飒是正经培养的中国厨师，所以学做西菜也有模有样，而不是有些华人作家到海外创作是半路出家二把刀，才学炒西式中餐，唬了老外，唬不了国人。说刻薄一点，包括《鸿》这样在西方畅销的作品，翻译回中文就显得平庸无奇，出版后对中文读者根本没有多少吸引力。因为主要靠内容故事取胜，其外语优劣自然也可以不计。文学本来应该是语言的艺术，离开了语言上的成功，在我看来就很难说是文学的成功了。实际上像《鸿》这样的书，至少在瑞典的书店里，就一直是列在传记历史一类架子上，而不是列在文学类架子上的。
中西语文的巨大差异，过去在我看来几乎是不可逾越的珠穆朗玛峰，要翻越或打通实在太难，所以华人作家要在海外靠语言艺术而取得成功历来少见，常常是顾此失彼，不是顾中失西就是顾西失中。中文好的作家，翻译成西方文字往往不能体现其语言之美，例如阿城是我钦佩的中文语言大师之一，其作品价值更多在风趣语言之中，但阿城的“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虽由著名汉学家杜博妮翻译成英文，终究难让西方读者领会其妙，十年中未能卖出三百本。另一个我以为中文出色的女作家是王安忆，在我看来她的用笔像中国工笔画一样细密有致，天衣无缝，但她的“三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后者是我和杜博妮合译）翻译成西文后读者大都不甚了解，也是卖不动的“ＦＬＯＰＰＹ”（英语形容疲软作品之词）。要说杜博妮的英文不好大概不是事实，因为杜博妮是苏格兰人，英语为母语，现为爱丁堡大学中文系主任，过去曾在北京外文局长期工作，翻译过鲁迅、老舍、巴金等人的作品，译本的英语优秀早有公认。她翻译的北岛诗歌，曾经受到哈佛大学汉学教授欧文撰文称赞，说有英美诗歌之风，为北岛在海外的成功作过贡献。所以，阿城、王安忆译本的滞销，还是只能说译本没法让读者体会到王安忆中文原文之韵味。北岛诗歌是意象取胜，比较容易翻译，比如把打开的书比喻飞翔的鸟，这种意象，西方读者自然一读也就明白。英美诗人庞德因阅读中国古诗译本而受到启发，开创意象派，可见意象是打通中西文藩篱的一条途径。
由于中西文之间翻译的困难，直接跨越过去用西方语言写作，自然是海外华人作家进入文学领域的最好捷径，但在语言艺术上自然无法和当地母语作家较量。从直接用外语进行创作的华人作家的成就来看，因为文学语言艺术优秀而得到称赞的很少。据我所知，过去只有哈金先生曾经因其英语作品简洁准确的语言而获得过美国的海明威奖。海明威文风被文学评论家称为“冰山”原则，就是说只有三分之一露出水面，用词量少，特别是用实词而少用虚词，结构上多主谓宾而少定状语，因此对英语非母语的作家来说容易学习掌握发挥，说得好听是含蓄，说得不好听是容易藏拙。不管怎样，哈金先生是借用西方语言艺术技巧，而不是发挥其中文语言艺术的特长。
由于华文语言的特殊性，华人作家在西方的成功，虽然都得益于母体文化，但得益于祖国语言的很少，我想山飒大概是我读到的第一人。我相信，按这条路走下去，山飒定能有更好作为，前途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