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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举制是在我国存续了1300多年的选官制度。本文首先从前科举时代的选官制度入手，分析了世袭和举荐制度的成因、弊端以及其消亡的命运;然后从皇权与贵族力量变化的角度分析科举制产生的政治经济动因，世族门阀的兴盛威胁了皇权的统治，而均田制导致了门阀势力的衰落，科举的产生彻底破坏了贵族政治;最后，阐述了科举制在打压贵族、笼络人才、政治教化、维护统一等方面发挥的政治功能。
关键词：科举制;选官制度;政治逻辑
从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政体以后，国家开始从贵族政治走向官僚政治，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其需要依靠不同层级的官僚体制对国家进行治理。因此，官僚制作为一项重要的宪政制度。而如何选拔官僚，是建构官僚体系面临的重大问题。科举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选官制度，在其存续的1300多年来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功能。本文采用制度变迁的视角，首先从前科举时代的选才制度入手，分析了世袭和举荐制度的弊端以及其消亡的命运;然后从皇权与贵族力量变化的角度分析科举制产生的政治经济动因，世族门阀的兴盛威胁了皇权的统治，而均田制导致了门阀势力的衰落，科举的产生彻底破坏了贵族政治;最后，阐述了科举制在打压贵族、笼络人才、政治教化、维护统一等方面发挥的政治功能。
一、前科举时代的选官制度
从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发展脉络来看，我国的官僚选拔制度大致经历了一个世袭制到察举制、再到科举制发展的过程。而选官制度的变迁，受制于社会的客观物质条件和信息成本，也影响着社会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人文传統等各个方面。
原始社会，信息成本高昂，血缘被作为工具性纽带，成为国家权力分配的依据。西周时期，皇帝将土地分给诸侯，诸侯再分给卿大夫，卿大夫进一步向下分封，最终形成一个“皇帝-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的家国一体的金字塔结构，宗族组织和国家组织合二为一，宗法等级和政治等级完全一致，政治权力也通过这一结构进行传递。金字塔中每一个层级的官僚只对自己的上一级负责，而不受中央的垂直管控，这种社会结构属于典型的封建社会。官位实行世卿世禄制，也就是说，由嫡长子继承父位，世代相袭，嫡长子继承制保证了在人均寿命不高的时候，保证了一般情况下权力稳定的让渡，并且固定化的分配方式，虽不一定总是符合效率，但明晰的权力配置规则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定分止争的功能。这种贵族政治的体制使贵族对国家权力进行垄断，加之不同的领主控制各自的封地，天子的权力难以到达基层。并且，经过多代的稀释之后，各地的领主以及领主与天子间在血缘上的联系不再紧密，由此基于血缘产生的情感性联结也日益淡薄。每一个封国都是集民事、经济、司法和军事权力为一体的政治实体，国家的权力极端分散，皇权容易受到威胁，出现了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诸侯割据分裂局面。
秦朝吸取前朝的教训，废除了分封制改设郡县制，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由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这一改革使得地方不再受贵族势力所掌控，强化了皇权对地方的控制，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也是我国作为一个疆域辽阔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得以存续的重要基础。汉朝延续了秦朝的郡县制，对于官僚的选拔，开始实行察举，“考其德行，察其道义”。察举制主要分两种，一种是贤良方正，另一种是孝廉。察举具有效度上的优势。其优势根源于两方面，其一，举荐的基础大多是长期观察的结果，不同于科举中一份试题的局限和一次考试的偶然性，长期观察更具稳定性。其二，被观察的行为大多与日后举荐他担任某种职务有较大的相关性，而与此相对，科举制度所考核的内容与任职所需要的才能相关性并不高。但举荐有两个弱点，一是信息成本高昂，从何处发现人才，常常出现“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困境，如何检验和考察人才，这需要举荐人长期的观察。并且，举荐缺乏一个标准化的方案，举荐人的自由裁量权较大，因此容易滋长权力寻租，这使得举荐在效度上大打折扣。汉时举荐人是地方上的权势者。结果就是察举被贵戚操纵，权门请托、贿赂公行之弊横生，举荐人的私心决定了两汉和魏晋的举荐制以失败告终。由于被荐举的机会是极度稀缺的，被举荐者常因举荐人的“知遇之恩”与举荐者形成朋党，而朋党对皇权构成了一定威胁。《后汉书.顺帝纪》载“今当举之孝廉，多得贵戚书令。”在魏晋时期，魏文帝曹丕废察举制，改为九品中正制，强调以家庭血统和父辈官位作为举荐官员和评定品级的标准，重出身而轻德才，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这种选官制度维护了豪门世族的统治地位，造成了学校教育的废弛，对中央政府的权力集中构成较大威胁。
总体来看，科举制之前的各种选官制度，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效忠于皇权的职业官僚体系的形成。并且由于官员选拔过程中缺乏严格的客观标准，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官员的选任又依赖于掌权的政治力量，导致政权很大一部分掌握在贵族实力派手中。
二、科举制产生的政治经济动因——皇权与贵族的力量变化
从举荐到科举，社会发生的显著变化就是阶级流动性的增强。虽然皇权至上，但是其权力的行使依赖于贵族和官僚，双方势力形成相互制衡的局面。制度变迁必然伴随着阻力，打破阶级固化的格局必然会侵犯到现有贵族的既得利益，贵族也必然有激励去维护和固化原有制度。皇权是如何打击和削弱贵族实力对于了解科举制的具有重要意义。下文将对科举制的政治经济动因进行分析。
不同于西方社会存在政治精英与平民大众的二元社会结构，两种阶级之间的博弈影响着社会制度的演进。而我国长期实行中央集权统治，政治精英内部的斗争与博弈，皇权与贵族的斗争会影响制度变迁。
在中国古代，平民与国家之间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人口对政权是一种稀缺资源，平民是国家的税源和兵源，对于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国家，国家为民众提供土地和安全服务。最初，皇帝将权力分封给贵族，希望贵族能够起到蕃屏、辅弼和支持的作用。但是如果对贵族权力没有进行限制，就可能威胁到皇权。贵族势力发展到足够强大时，贵族的势力发展势必会对皇权造成威胁。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各地诸侯并起、国家战乱频繁，人民往往以血缘、宗族或其他的社会关系集合起来，形成军事、经济、政治组织合一的集团，也称门阀。门阀可以通过土地兼并占有土地，他们为佃农提供土地，并组织自己的武装力量为其提供安全保障，起到国家的替代作用。受到贵族的庇护的平民免于向国家纳税和服兵役，导致中央政府控制的人口急剧减少，由于连年战乱，人口大量减少，政府的兵源、税源枯竭，朝廷实际上掌握的经济资源有限，中央政府和皇权被严重削弱。占有人口是维持统治的第一要务。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皇权与贵族势力存在着竞争的关系。对于皇权而言，打压贵族势力才能长久地维护其政治统治。 土地制度的变革使不同阶级力量对比出现了变化。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动乱留下了大量无主荒地加上唐朝开国者的开疆拓土，国家所控制的土地资源大幅增长。在结束了漫长的战乱之后，国家亟待恢复生产力，北魏和唐朝前期土地实行均田制。国家按照人口分配土地，有利于无主荒地的开垦，解决了农民无地和少地问题。同时，国家通过最高授田额度来限制世族门阀对土地的占有。另外，国家还通过检括户口及严格的户籍管理政策防止平民成为世族门阀的荫附人口。由此，国家成功从世族门阀手中争夺了人口，大量平民直接受中央政府控制，成为了国家稳定的税源。土地政策的变化导致门阀势力被削弱，因此皇权在与贵族的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
隋唐科举制的产生使得门阀的势力进一步被打压。科举制是由中央政府举行分科考试，以考试成绩作为选材标准，科举考试排斥门第、出身、家族背景等非个人能力因素，这一选官制度使得毫无背景的平民进入政府，为皇帝服务，政治权力向皇帝重新集中，皇权逐步摆脱世家大族的限制，政治制度围绕“科举制”形成新的形态;联系着社会底层与政治精英集团，社会下层有能力的个人通过这一途径上升到社会的上层，达到了“开放政权，消融阶级”的目的。统治阶级中的贵族被大量的官僚取代，贵族无法形成垄断政治权力的局面。皇帝和平民摆脱了对贵族的依赖，使得社会结构更加扁平化，加强了中央集权。
三、科举制的政治功能
科举给读书人带来的阶级跃迁的机会，可以引导教育以及人才流动的方向。根据宋真宗赵恒曾经写过一首诗“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车如簇”，可以看出通过科举考考取功名可以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都占据巨大的优势。科举使得社会流动的速度加快，出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局面。科举作为古代人人生四大幸事“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提名时”之一，可见通过科举考取功名，光耀门楣是学子追求的重大人生目标。该制度通过有效的影响人才教育和人才流动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功能。
第一，科举制可以打压贵族对统治阶级的垄断，保证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通过科举制形成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保证统治阶层的流动性，防止其形成世袭的大势力对皇权构成威胁。马克思·韦伯认为，“这一制度导致了候补整合相互竞争官职与俸禄，因而使得他们无法联合起来形成封建官吏贵族。获得官职的机会对任何人开放，只要他们能够证明自己足够的学养。”根据《旧唐书》和《新唐书》关于1561名官员入仕方式的记载，科举入仕在唐代后期（安史之乱之后）变得更加重要，其比重由41.57%增加到53.13%，由此看出，科举制打破了贵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权力控制者必然子嗣继承自己的政治权力，所以科举制最初也面临着被官僚、贵族操纵的危险。朝廷对于防范科举考试作弊想出了很多举措，武则天时代开始的糊名，宋代的誊录都是为了防止科举考试中作弊。为什么要防止作弊呢？保证考试公平固然有助于选拔人才，但更重要的是防止当权者操控考试结果。当官位不再能世袭时，既得利益者如果希望延续政治实力，唯一路径是让自己的子嗣也通过科举方式考去功名。相比普通考生，掌权官僚更容易与主考官或其他人员进行串通进行作弊。很多位高权重者就希望通过作弊等方式使自己的后代通过科举入仕，从而强化自己家族的实力，典型例子的就是秦桧，作为南宋的宰相，他曾数次通过作弊方式希望儿子和孙子能够考取状元，以延续和增强家族的政治势力。掌权势力政治权力的继承和累积，必然增加官僚朋党对于皇权的威胁和对行政的操纵的可能。而通过保证考试的公平，可以一定程度上防止政治权力被某一个大集团控制。
第二，中央政府能够通过科举制笼络优秀人才，防止其服务于其他与中央政府相竞争的政权或在野政权。科举制能够将社会下层的能人志士网罗进政府中去，既能树立政府的开明形象，又可以消弭社会上的反抗力量。“牢笼英才，驱策志士”是科举制的政治功用之一 ，即让“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不同的国家之间、国家与贵族之间、国家与其他在野政權都会形成人才竞争，而国家通过赋予通过科举考试的官员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巨大福利，成功收割了大批量人才。而如果放任能力强的人留在民间，有可能被其他国家的政权所用，在边境地区的人才可以选择为其他政权效力。明朝的时候区域文化发展水平不均，因此科举分设南北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么如果不被北方士人相应的待遇，北方士人就会投靠残元的政权，对中原地区形成巨大威胁。一部分人才也有可能自己去发展野生势力，唐末、北宋、明末、太平天国时都有一些落第举子的反叛行为，比如黄巢和洪秀全以及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的高级将领都是落第举子。而如果由国家通过选官制度将他们收编，人才就不容易投奔或形成中央政府的敌对势力。收割和抢夺人才实际上也能削弱其他的竞争势力。
第三，通过科举将儒学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规训和教化作用。实行政治统治有两种方式，一是靠暴力镇压，二是靠文化上教化。科举作为一个有效的阶级跃迁渠道，理论上将政治权力向大多数底层人民开放，大批社会底层人民希望通过这一制度“鲤鱼跃龙门”，并为其进行数十年的寒窗苦读。科举制带动了学校教育的发展，科举考试的主要参与者是学校生徒，各级学校主要研习儒家经典，科举制客观上也促成了教育体制的发展，教育体制是教育的重要基础设施。科举考试对于国民教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的四书五经一直是重要的考试内容。儒家其建构的就是家国一体的社会格局。“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儒家文化将忠君爱国的思想贯穿于其中，通过科举考试的风向标作用，儒学与科举结合，儒家思想也借助科举考试在社会传播开，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国家由此成功完成了规模巨大的思想宣传，起到了教化民众的作用，成为了延续千百年来的主流的意识形态，使得疆域辽阔的国土上形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从思想上实现了政治控制。
第四，通过区域配额保证各地的政治参与，平衡各地区的发展。明朝由于经历了之前北方连年征战，南方相对稳定，因此南方的教育水平明显优于北方。如果完全按照唯才是举的原则，势必会打击北方学子科举的积极性，进一步拉大地区差异。在明朝朱元璋时期，洪武十三年出现了南北榜事件后，开始设南北榜，分区取士，对于北方的文化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也防止由于各地参政议政机会的不平等爆发地域冲突和矛盾。为了调动落后地区的读书人的参政积极性，促进当地的文化水平，并维护中华民族统一。清代为安抚孤悬海外的台湾，特别为台湾士子设置了保障名额。这种分省取士，照顾了边疆和文化落后地区，具有浓厚的地缘政治色彩，似乎不利于考试的公平和选材的效率，但却增加了落后地区、边疆地区的读书人的中央政府的向心力，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凝聚力的增强。 结语
在科举制产生之前，官僚采用世袭制和举荐制。世袭制和举荐制度都不利于中央集权。土地制度的变化使得贵族的力量衰落，科举制的产生进一步打压了贵族政治，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官僚政治体系。它是历史上较为完备的一种人才选拔制度，这一制度也在长期实践中不断进化来解决人才选拔的难题。科举制度在打压贵族、笼络人才、政治教化、维护统一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功能，对于帝国的延续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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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海洋大学法学院
关键词：科举制;选官制度;政治逻辑
从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政体以后，国家开始从贵族政治走向官僚政治，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其需要依靠不同层级的官僚体制对国家进行治理。因此，官僚制作为一项重要的宪政制度。而如何选拔官僚，是建构官僚体系面临的重大问题。科举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选官制度，在其存续的1300多年来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功能。本文采用制度变迁的视角，首先从前科举时代的选才制度入手，分析了世袭和举荐制度的弊端以及其消亡的命运;然后从皇权与贵族力量变化的角度分析科举制产生的政治经济动因，世族门阀的兴盛威胁了皇权的统治，而均田制导致了门阀势力的衰落，科举的产生彻底破坏了贵族政治;最后，阐述了科举制在打压贵族、笼络人才、政治教化、维护统一等方面发挥的政治功能。
一、前科举时代的选官制度
从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发展脉络来看，我国的官僚选拔制度大致经历了一个世袭制到察举制、再到科举制发展的过程。而选官制度的变迁，受制于社会的客观物质条件和信息成本，也影响着社会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人文传統等各个方面。
原始社会，信息成本高昂，血缘被作为工具性纽带，成为国家权力分配的依据。西周时期，皇帝将土地分给诸侯，诸侯再分给卿大夫，卿大夫进一步向下分封，最终形成一个“皇帝-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的家国一体的金字塔结构，宗族组织和国家组织合二为一，宗法等级和政治等级完全一致，政治权力也通过这一结构进行传递。金字塔中每一个层级的官僚只对自己的上一级负责，而不受中央的垂直管控，这种社会结构属于典型的封建社会。官位实行世卿世禄制，也就是说，由嫡长子继承父位，世代相袭，嫡长子继承制保证了在人均寿命不高的时候，保证了一般情况下权力稳定的让渡，并且固定化的分配方式，虽不一定总是符合效率，但明晰的权力配置规则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定分止争的功能。这种贵族政治的体制使贵族对国家权力进行垄断，加之不同的领主控制各自的封地，天子的权力难以到达基层。并且，经过多代的稀释之后，各地的领主以及领主与天子间在血缘上的联系不再紧密，由此基于血缘产生的情感性联结也日益淡薄。每一个封国都是集民事、经济、司法和军事权力为一体的政治实体，国家的权力极端分散，皇权容易受到威胁，出现了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诸侯割据分裂局面。
秦朝吸取前朝的教训，废除了分封制改设郡县制，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由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这一改革使得地方不再受贵族势力所掌控，强化了皇权对地方的控制，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也是我国作为一个疆域辽阔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得以存续的重要基础。汉朝延续了秦朝的郡县制，对于官僚的选拔，开始实行察举，“考其德行，察其道义”。察举制主要分两种，一种是贤良方正，另一种是孝廉。察举具有效度上的优势。其优势根源于两方面，其一，举荐的基础大多是长期观察的结果，不同于科举中一份试题的局限和一次考试的偶然性，长期观察更具稳定性。其二，被观察的行为大多与日后举荐他担任某种职务有较大的相关性，而与此相对，科举制度所考核的内容与任职所需要的才能相关性并不高。但举荐有两个弱点，一是信息成本高昂，从何处发现人才，常常出现“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困境，如何检验和考察人才，这需要举荐人长期的观察。并且，举荐缺乏一个标准化的方案，举荐人的自由裁量权较大，因此容易滋长权力寻租，这使得举荐在效度上大打折扣。汉时举荐人是地方上的权势者。结果就是察举被贵戚操纵，权门请托、贿赂公行之弊横生，举荐人的私心决定了两汉和魏晋的举荐制以失败告终。由于被荐举的机会是极度稀缺的，被举荐者常因举荐人的“知遇之恩”与举荐者形成朋党，而朋党对皇权构成了一定威胁。《后汉书.顺帝纪》载“今当举之孝廉，多得贵戚书令。”在魏晋时期，魏文帝曹丕废察举制，改为九品中正制，强调以家庭血统和父辈官位作为举荐官员和评定品级的标准，重出身而轻德才，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这种选官制度维护了豪门世族的统治地位，造成了学校教育的废弛，对中央政府的权力集中构成较大威胁。
总体来看，科举制之前的各种选官制度，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效忠于皇权的职业官僚体系的形成。并且由于官员选拔过程中缺乏严格的客观标准，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官员的选任又依赖于掌权的政治力量，导致政权很大一部分掌握在贵族实力派手中。
二、科举制产生的政治经济动因——皇权与贵族的力量变化
从举荐到科举，社会发生的显著变化就是阶级流动性的增强。虽然皇权至上，但是其权力的行使依赖于贵族和官僚，双方势力形成相互制衡的局面。制度变迁必然伴随着阻力，打破阶级固化的格局必然会侵犯到现有贵族的既得利益，贵族也必然有激励去维护和固化原有制度。皇权是如何打击和削弱贵族实力对于了解科举制的具有重要意义。下文将对科举制的政治经济动因进行分析。
不同于西方社会存在政治精英与平民大众的二元社会结构，两种阶级之间的博弈影响着社会制度的演进。而我国长期实行中央集权统治，政治精英内部的斗争与博弈，皇权与贵族的斗争会影响制度变迁。
在中国古代，平民与国家之间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人口对政权是一种稀缺资源，平民是国家的税源和兵源，对于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国家，国家为民众提供土地和安全服务。最初，皇帝将权力分封给贵族，希望贵族能够起到蕃屏、辅弼和支持的作用。但是如果对贵族权力没有进行限制，就可能威胁到皇权。贵族势力发展到足够强大时，贵族的势力发展势必会对皇权造成威胁。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各地诸侯并起、国家战乱频繁，人民往往以血缘、宗族或其他的社会关系集合起来，形成军事、经济、政治组织合一的集团，也称门阀。门阀可以通过土地兼并占有土地，他们为佃农提供土地，并组织自己的武装力量为其提供安全保障，起到国家的替代作用。受到贵族的庇护的平民免于向国家纳税和服兵役，导致中央政府控制的人口急剧减少，由于连年战乱，人口大量减少，政府的兵源、税源枯竭，朝廷实际上掌握的经济资源有限，中央政府和皇权被严重削弱。占有人口是维持统治的第一要务。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皇权与贵族势力存在着竞争的关系。对于皇权而言，打压贵族势力才能长久地维护其政治统治。 土地制度的变革使不同阶级力量对比出现了变化。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动乱留下了大量无主荒地加上唐朝开国者的开疆拓土，国家所控制的土地资源大幅增长。在结束了漫长的战乱之后，国家亟待恢复生产力，北魏和唐朝前期土地实行均田制。国家按照人口分配土地，有利于无主荒地的开垦，解决了农民无地和少地问题。同时，国家通过最高授田额度来限制世族门阀对土地的占有。另外，国家还通过检括户口及严格的户籍管理政策防止平民成为世族门阀的荫附人口。由此，国家成功从世族门阀手中争夺了人口，大量平民直接受中央政府控制，成为了国家稳定的税源。土地政策的变化导致门阀势力被削弱，因此皇权在与贵族的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
隋唐科举制的产生使得门阀的势力进一步被打压。科举制是由中央政府举行分科考试，以考试成绩作为选材标准，科举考试排斥门第、出身、家族背景等非个人能力因素，这一选官制度使得毫无背景的平民进入政府，为皇帝服务，政治权力向皇帝重新集中，皇权逐步摆脱世家大族的限制，政治制度围绕“科举制”形成新的形态;联系着社会底层与政治精英集团，社会下层有能力的个人通过这一途径上升到社会的上层，达到了“开放政权，消融阶级”的目的。统治阶级中的贵族被大量的官僚取代，贵族无法形成垄断政治权力的局面。皇帝和平民摆脱了对贵族的依赖，使得社会结构更加扁平化，加强了中央集权。
三、科举制的政治功能
科举给读书人带来的阶级跃迁的机会，可以引导教育以及人才流动的方向。根据宋真宗赵恒曾经写过一首诗“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车如簇”，可以看出通过科举考考取功名可以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都占据巨大的优势。科举使得社会流动的速度加快，出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局面。科举作为古代人人生四大幸事“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提名时”之一，可见通过科举考取功名，光耀门楣是学子追求的重大人生目标。该制度通过有效的影响人才教育和人才流动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功能。
第一，科举制可以打压贵族对统治阶级的垄断，保证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通过科举制形成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保证统治阶层的流动性，防止其形成世袭的大势力对皇权构成威胁。马克思·韦伯认为，“这一制度导致了候补整合相互竞争官职与俸禄，因而使得他们无法联合起来形成封建官吏贵族。获得官职的机会对任何人开放，只要他们能够证明自己足够的学养。”根据《旧唐书》和《新唐书》关于1561名官员入仕方式的记载，科举入仕在唐代后期（安史之乱之后）变得更加重要，其比重由41.57%增加到53.13%，由此看出，科举制打破了贵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权力控制者必然子嗣继承自己的政治权力，所以科举制最初也面临着被官僚、贵族操纵的危险。朝廷对于防范科举考试作弊想出了很多举措，武则天时代开始的糊名，宋代的誊录都是为了防止科举考试中作弊。为什么要防止作弊呢？保证考试公平固然有助于选拔人才，但更重要的是防止当权者操控考试结果。当官位不再能世袭时，既得利益者如果希望延续政治实力，唯一路径是让自己的子嗣也通过科举方式考去功名。相比普通考生，掌权官僚更容易与主考官或其他人员进行串通进行作弊。很多位高权重者就希望通过作弊等方式使自己的后代通过科举入仕，从而强化自己家族的实力，典型例子的就是秦桧，作为南宋的宰相，他曾数次通过作弊方式希望儿子和孙子能够考取状元，以延续和增强家族的政治势力。掌权势力政治权力的继承和累积，必然增加官僚朋党对于皇权的威胁和对行政的操纵的可能。而通过保证考试的公平，可以一定程度上防止政治权力被某一个大集团控制。
第二，中央政府能够通过科举制笼络优秀人才，防止其服务于其他与中央政府相竞争的政权或在野政权。科举制能够将社会下层的能人志士网罗进政府中去，既能树立政府的开明形象，又可以消弭社会上的反抗力量。“牢笼英才，驱策志士”是科举制的政治功用之一 ，即让“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不同的国家之间、国家与贵族之间、国家与其他在野政權都会形成人才竞争，而国家通过赋予通过科举考试的官员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巨大福利，成功收割了大批量人才。而如果放任能力强的人留在民间，有可能被其他国家的政权所用，在边境地区的人才可以选择为其他政权效力。明朝的时候区域文化发展水平不均，因此科举分设南北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么如果不被北方士人相应的待遇，北方士人就会投靠残元的政权，对中原地区形成巨大威胁。一部分人才也有可能自己去发展野生势力，唐末、北宋、明末、太平天国时都有一些落第举子的反叛行为，比如黄巢和洪秀全以及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的高级将领都是落第举子。而如果由国家通过选官制度将他们收编，人才就不容易投奔或形成中央政府的敌对势力。收割和抢夺人才实际上也能削弱其他的竞争势力。
第三，通过科举将儒学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规训和教化作用。实行政治统治有两种方式，一是靠暴力镇压，二是靠文化上教化。科举作为一个有效的阶级跃迁渠道，理论上将政治权力向大多数底层人民开放，大批社会底层人民希望通过这一制度“鲤鱼跃龙门”，并为其进行数十年的寒窗苦读。科举制带动了学校教育的发展，科举考试的主要参与者是学校生徒，各级学校主要研习儒家经典，科举制客观上也促成了教育体制的发展，教育体制是教育的重要基础设施。科举考试对于国民教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的四书五经一直是重要的考试内容。儒家其建构的就是家国一体的社会格局。“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儒家文化将忠君爱国的思想贯穿于其中，通过科举考试的风向标作用，儒学与科举结合，儒家思想也借助科举考试在社会传播开，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国家由此成功完成了规模巨大的思想宣传，起到了教化民众的作用，成为了延续千百年来的主流的意识形态，使得疆域辽阔的国土上形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从思想上实现了政治控制。
第四，通过区域配额保证各地的政治参与，平衡各地区的发展。明朝由于经历了之前北方连年征战，南方相对稳定，因此南方的教育水平明显优于北方。如果完全按照唯才是举的原则，势必会打击北方学子科举的积极性，进一步拉大地区差异。在明朝朱元璋时期，洪武十三年出现了南北榜事件后，开始设南北榜，分区取士，对于北方的文化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也防止由于各地参政议政机会的不平等爆发地域冲突和矛盾。为了调动落后地区的读书人的参政积极性，促进当地的文化水平，并维护中华民族统一。清代为安抚孤悬海外的台湾，特别为台湾士子设置了保障名额。这种分省取士，照顾了边疆和文化落后地区，具有浓厚的地缘政治色彩，似乎不利于考试的公平和选材的效率，但却增加了落后地区、边疆地区的读书人的中央政府的向心力，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凝聚力的增强。 结语
在科举制产生之前，官僚采用世袭制和举荐制。世袭制和举荐制度都不利于中央集权。土地制度的变化使得贵族的力量衰落，科举制的产生进一步打压了贵族政治，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官僚政治体系。它是历史上较为完备的一种人才选拔制度，这一制度也在长期实践中不断进化来解决人才选拔的难题。科举制度在打压贵族、笼络人才、政治教化、维护统一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功能，对于帝国的延续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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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海洋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