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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恩格斯晚年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变化、新特点对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进行了再思考。恩格斯对19世纪末期欧洲各国工人阶级利用普选权的合法斗争进行了积极评价。在恩格斯逝世后形成的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与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和普选权进行社会主义运动的两条路径在东西方分别得到了实践。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第二条路径的实践者，在实践中使本国的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多。北欧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实践给予了我们内容丰富的当代启示，使我们更加坚定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终将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关键词]恩格斯晚年;社会主义过渡;北欧五国;民主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9）02-0137-05
恩格斯晚年关于和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方式的新路径，提供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策略的新手段。恩格斯的这一思想也成为后来民主社会主义倡导者的理论逻辑源泉。恩格斯晚年在1895年为马克思《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导言（以下简称《导言》）和在1892年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写的德文第二版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深入分析了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发展出现的新变化、新情况、新特点，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存在通过和平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的论断。我们需要厘清的是，虽然恩格斯提出了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路，但这并不意味着恩格斯放弃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斗争策略，而是始终秉持一切要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态度。在恩格斯逝世后，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与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和普选权进行社会主义运动的两条路径在东西方分别得到了实践。我国沿着第一条路径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并在社会主义探索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沿着第二条路径，通过社会民主党派的长期执政开辟了充满社会主义因素的福利国家道路。
一、和平向社会主义过渡思想的理论逻辑起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早年一方面强调暴力革命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对改良主义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从他们的书信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早年同格律恩分子、拉萨尔主义的论战。在1846年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中，恩格斯坚定地称，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马克思在1860年代与拉萨尔的决裂也是因为他不赞同拉萨尔的政治策略。但随着现实工人运动条件与形势的变化，恩格斯在晚年对议会斗争与争取普选权的斗争策略有了新的认识。
（一）前提：存在通过合法手段和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
恩格斯晚年对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紧密围绕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践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展开。在恩格斯晚年所写的《序言》与《导言》中，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他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策略以及资本主义社会新变化的认识。在《导言》中，恩格斯直言不讳地讲：“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1]382 在这里，恩格斯表达出在1848年他们对资本主义即将走向衰亡，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斗争即将走向胜利持过分乐观的态度。从1848年到恩格斯晚年的这40年时间里，恩格斯见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来的张力，在出现不可避免的周期性危机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依然具有蓬勃向前发展的动力。恩格斯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1]3841870—1871年的战争又再一次表明“甚至在那时，即在本书所描述的那个时期的20年以后，工人阶级的这种统治还是多么不可能”[1]387。因此，恩格斯得出结论：我们当时满怀乐观主义态度对资本主义社会即将灭亡的论断是错误的;历史已经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以及1870—1871年的斗争方式，即一个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方式在今天已经过时了。这就是恩格斯可以通过合法斗争的途径进行无产阶级斗争思想产生的现实依据。
恩格斯晚年清醒地认识到，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街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恩格斯指出，在1848年以前法国、德国、西班牙的起义者还能够获得成功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但历史的事实已经改变了起义获得成功的条件。军队的数量的增加以及新式装备的使用，起义者方面支持力量的弱化，甚至连又直、又长、又宽的街道都成为了军队新式枪炮充分发挥其效能的有利条件，这一切都说明巷战已经不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最佳手段。同时，恩格斯也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巷战在将来就不再起任何作用了，这也不意味着要放弃使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恩格斯依然强调革命权的重要历史意义，认为无产阶级在任何时刻都是拥有革命权的。在这里应强调的是恩格斯意识到了由于革命条件的变化，使得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方式在恩格斯晚年所处的时代对无产阶级来说已经不是最佳的方式。那么，这也就为无产阶级通过合法斗争的方式和平过渡到社會主义提供了可能性。恩格斯始终坚持辩证地看待问题的方法论原则，这一方法论揭示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两种方式的辩证关系，即革命的暴力手段与非暴力手段是辩证统一的[2]。
（二）策略：利用普选权的合法斗争
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策略与无产阶级解放手段的变化，体现在由唯暴力革命论到争取合法选举权的斗争的变化。当在恩格斯那里产生了通过合法斗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时，恩格斯发现了通过议会进行合法斗争是无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有效手段。德国工人利用1866年开始实行的普选权不断壮大自身的力量，这种通过合法手段获得选票的方式让政府和统治阶级都无能为力。德国人利用选举权夺取无产阶级阵地的做法使其他欧洲国家也都纷纷效法。各个国家都意识到必须对旧策略进行修正。法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丹麦、奥地利，甚至在俄国也都不再反对议会选举，它们的主要任务变成了让代表工人与无产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政党在议会中争取尽可能多的席位。在恩格斯看来，普选权能够使无产阶级清楚地看到自身力量的变化;进行普选是无产阶级最好的宣传方式，可以增强工人的信心并让资产阶级感到恐惧;给无产阶级提供了采取适当行动的标尺;在竞选宣传中可以接触群众，表达自身观点，等等。恩格斯将普选权当作是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议会斗争会使无产阶级及工人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而与军队的冲突会阻碍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就像恩格斯所说的：“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手段的办法获得的成就多得多。”[1]196法律为社会民主党的“颠覆”提供了合法保障，法律使得资产阶级的统治者无法撼动社会民主党的地位，除非社会民主党自身丢弃了民众的信任。 欧洲各社会民主主义虽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共产主义，但欧洲各國的社会民主党派都从马克思主义这里汲取养分。恩格斯晚年对议会斗争的看法无疑为社会民主党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恩格斯晚年认同议会斗争但这并不意味着恩格斯就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也不意味着恩格斯主张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恩格斯依然是一个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共产主义者[3]。恩格斯晚年实际上是遵循着两条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方式，一方面是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制与普选权进行非暴力的合法斗争;另一方面是始终不放弃暴力革命的手段作为最后的堡垒。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手段恰好成为了东西方无产阶级各自采取的革命斗争策略[4]。在20世纪西欧、北欧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沿着第一条路径向前探索，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沿着暴力革命的路径进行探索。
二、和平向社会主义过渡思想的实践逻辑
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实践是和平向社会主义过渡思想的集中体现，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全球公认的良好效果。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有很多契合之处。恩格斯晚年的思想在他去世后的社会主义运动与各国社会党的实践中被继承下来。在北欧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实践中，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多，这给相信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人以极大的鼓舞，使人们更加坚定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终极方向。对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可以从三个维度去认识，一是看“主义”，也就是要看该“主义”的目标是什么;二是看问题，也就是要看该“主义”需要去解决什么问题;三是看途径，也就是看该“主义”运用什么样的方式，采取什么措施去解决问题。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实践的追求、途径与恩格斯晚年对各国民主社会主义的认识是相契合的。
（一）手段的契合：政治民主
北欧国家的政治民主实践恰恰说明了恩格斯晚年对利用普选权进行无产阶级运动观点的正确性。正如恩格斯所认识到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德国取得的成就给欧洲其他国家工人阶级运动树立了典范，欧洲其他国家也纷纷成立代表广大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北欧国家的政治民主实践也是和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践方式。以瑞典为例，1889年瑞典社会民主工党成立，1897年该党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的基础上制定了第一个党纲，宣称党的目标是科学社会主义，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和建立无阶级的社会[5]46。此时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与马克思主义的追求是完全契合的。在此后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该党与时俱进地去修改党纲以适应新情况的出现。
在西方代议制体制中，政党是唯一能够赢得选举的组织形式，它垄断着通往权力的唯一通道[6]19。北欧五国均属于多党制国家，并且各国的政党体制都以各国的阶级划分为基础，阶级间的分野产生了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政党。在北欧五国的政治光谱上一端是以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一端是以保守党、自由党等为代表的右翼。一般来说，雇主和资本家阶层常常构成保守党的强大后盾，农场主和小土地所有者构成自由党的政治后盾，社会民主党常常将工人阶级作为自身的主要支持力量。北欧国家政党体制与社会阶级结构的紧密关系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学说的适用性。只是在北欧国家的政治实践中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大大缓和，阶级对立再也不能被简单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对立。在北欧国家20世纪的发展史上，各国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民主党派均在各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瑞典社会民主工党1932—1976年连续执政44年，1982—1991年又连续执政9年;挪威工党1945—1965年连续执政20年;丹麦社会民主党1953—1968年连续执政15年，1975—1982年又连续执政6年[7]95-97。 各国社会民主党派能够有机会在政治舞台上发声得益于各国普选权的实行。社会民主党强调政治民主，实行政治民主的手段就是实行普选权。
马克思主义强调不能脱离工人阶级去谈论抽象的人的解放，人的解放必须立足于工人阶级的运动。在北欧国家各个政党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在某些方面必然会与整个国家的利益相冲突。这与阶级挂钩的政党的处境就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其代表各自的阶级，另一方面其又可能是作为执政党代表整个国家的利益。各政党的目标就是赢得选票，迫于争取选票的压力，各政党采取的策略就是极力掩盖自己作为“阶级—政党”的内在特性，同时在选民心中营造一种“人民——政党”的政治形象。[6]115社会民主党也不例外，它尽可能宣称自己是“人民的党”，借此去建立工人阶级与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联盟，即便如此它也无法改变它作为阶级政党的根本属性，因为它的政治支持力量依然来自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北欧国家的政治民主实践使工人阶级在政治舞台上能够争得一席之地，这是对恩格斯晚年设想的实践回归。
（二）立脚点的契合：人的解放与发展
1894年1月，恩格斯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作为即将在日内瓦出版的周刊《新纪元》的题词，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恩格斯认为除了这句话再也找不出其他更合适的了[8]666。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学说，这一经典表述深刻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核心议题即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主义始终关注现实的人的解放，始终将人本身放在首要位置。恩格斯晚年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对向社会主义过渡方式和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的判断始终立足于人类社会生产实践关系的变化。在恩格斯逝世后，社会主义运动的两条路径中，被称为“修正主义”与“改良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也证明了自身发展的优势。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党纲虽然有变化，但从它们的目标，它们面临的应当解决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途径来看，也都是围绕着人的解放与发展展开。例如，瑞典社会民主党1990年在党的三十一大制定的新党纲和行动纲领中指出，其目标是以民主的思想影响整个社会和社会成员的相互关系，使每个人都能享受丰富而有意义的生活，用在自由平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民伙伴关系的社会取代在阶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5]47。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使人摆脱了自然经济条件下人对人的依赖关系，摆脱了商品经济条件下人对物的依赖关系，最终达到自由人的状态。人的解放需要使人从各种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社会成员间关系的和谐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前提。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实践中也是将人的平等自由发展作为立足点和出发点，这与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的终极追求相契合。 （三）途径：实行福利国家制度
北欧国家的福利国家制度是其社会主义因素的最直观的体现。北欧国家将福利国家建设作为其施政纲领，以实现“自由、平等、团结”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9]196。北欧社会福利国家建设的源头要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的资产阶级政党为缓和阶级斗争已经开始采取社会改良和社会立法措施，通过提供社会保障去缓和与工人阶级的冲突。但在当时这些措施遭到了社会民主党派的激烈反对，因为这些措施使工人阶级内部产生分裂，并使一部分“工人阶级贵族”转而支持资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改良主义也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的一些改良措施如设立工人疾病和工伤保险等，其目的就在于削弱阶级斗争，消除革命以及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使工人同资产阶级和解。恩格斯直到晚年都对社会改良主义持批判态度。北欧的福利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党竞争策略的产物。当资产阶级政党提出了社会保障措施的改善，那么社会民主党派就需要有积极的回应，他们需要有更加吸引人的政策措施来保证自身的政治基础。在19世纪30年代，资产阶级政党在过去30年里虽然采取了卓有成效的社会改良措施，但依然有很大的局限性。
在2001年11月6日通过的《瑞典社会民主工党党纲》强调，社会民主党的核心价值是自由、平等、团结。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政策是社会民主党核心价值的集中体现。社会福利制度不仅仅彌补了经济生活中的不平等，其根本目的是为所有人提供机会平等以及和谐与团结的社会关系。北欧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普惠性，它旨在为全体国民提供平等的充分享受社会福利的机会，而不仅仅是针对少数特殊人群，让低收入群体在心理上也不会感受到压力和歧视。在这套社会福利体系中每个人都平等地享受着权利并履行自身的义务，国家为每个人提供自由选择自身生活的权利，使每一个人都能有一个体面而富有尊严的生活。这套高保障、普惠性的福利国家制度为人们排除后顾之忧，也为人们从事自由自觉的活动提供了制度保障，使每一个国民都能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学有所教。福利国家制度在发展过程中虽遭遇到一些挑战，各执政党派纷纷对政策进行调整，但直到今天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模式依然为各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与改革提供借鉴意义。
三、和平向社会主义过渡思想的当代启示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无论中国与苏联的暴力革命方式还是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争取普选权的斗争，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根据本国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做出的最有利于本国发展、最有利于实现大多数人利益的道路选择。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其最终的价值指向都应当是人的解放。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更应当把握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断增加社会有机体的社会主义因素，更有信心地坚定共产主义信念。
（一）始终坚持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学说，始终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共产主义理想的最本质追求。恩格斯晚年的一系列思想始终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本质追求，他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与全人类的解放与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北欧国家社会民主党派在其民主社会主义实践中也致力于人的发展，使人在物质条件和精神上都得到解放。这样一种价值追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也有生动的体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下，那就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施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使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北欧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在很多方面提供了借鉴意义。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从马克思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最本质的价值追求在采取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中得到了实践，并将继续传承下去。
（二）深入把握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
深入把握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指导。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思考与现实实践中始终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在写作过程中，他们不断地反思、补充、修正原来的观点，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并多次强调他们的具体论断只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而言的，一切都要以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恩格斯晚年敏锐地看到了他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又经历了超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又呈现出许多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曾预想到的新特点。如，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不再能划分为简单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立的阶级，当今社会阶层日益分化，中间阶层的数量不断扩大，传统的阶级划分方法已不再适用于当今社会。虽然如此，我们在从宏观上分析问题时依然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也可以从微观上分析某一特定的社会阶层，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时俱进地运用。深入把握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变化也是对社会发展道路的有益探索，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渐进地进行局部调整，以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更加适应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
（三）不断增加社会机体的社会主义因素
北欧国家在民主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有机体呈现出很多社会主义因素，这不仅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意义，同时也为我国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很多可借鉴之处。如，资本主义呈现出的生产社会化现象、合作制经济、职工民主参与管理等等大大改善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其本质是对生产关系的调节。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曾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10]225 邓小平当年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仍处于落后状态，我国的社会主义仍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远远没有达到马克思恩格斯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当今的中国还存在很多非社会主义因素，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要逐渐消灭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非社会主义因素，这个过程与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因素的呈现是同步的。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对资本主义来说是维护资本主义生存的客观条件，而对社会主义来说则是可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物质基础，两种社会制度都在以此为基础壮大自身的实力[11]。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十八大以来我国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但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我们的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也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12]9。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和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不断增加我国社会机体的社会主义因素。 （四）坚定人类社会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在恩格斯逝世后出现的两条社會主义运动的不同路径，说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不只一条，社会主义建设也没有固定的模式。北欧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与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客观事实，都为当代世界各国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案。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因素的出现，不仅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合理性和永久性的印证，恰恰相反，这些变化正好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因存在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而注定要通过不断地进行社会主义因素的量的积累来逐渐地实现部分质变，不断地来否定自身，逐渐向新社会制度变化。我国进行的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建设也说明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长期性。但我们始终相信人类社会只要存在，就会始终向着那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每个人都能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而努力。我们说共产主义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个理想社会，但只要人类社会能一直延续下去，这样一个理想社会终会实现。
[参 考 文 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吕芮宁.恩格斯晚年社会主义过渡思想研究[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15.
[3] 汪亭友.恩格斯晚年确实主张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吗？[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8）.
[4] 姜大仁.恩格斯晚年对无产阶级斗争方式的探索及对20世纪东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J].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2002，（2）.
[5] 王祖茂.当代各国政治体制[M].兰州：兰州出版社，1998.
[6] 任军锋.超越左与右？——北欧五国政党政治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7] 向文华.斯堪的纳维亚民主社会主义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 胡晓地，池蕾.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及其在北欧的实践[M].合肥：黄山书社，2011.
[10]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1] 姜素勤.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因素[J].理论探讨，2007，（2）.
[1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常延廷〕
[关键词]恩格斯晚年;社会主义过渡;北欧五国;民主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9）02-0137-05
恩格斯晚年关于和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方式的新路径，提供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策略的新手段。恩格斯的这一思想也成为后来民主社会主义倡导者的理论逻辑源泉。恩格斯晚年在1895年为马克思《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导言（以下简称《导言》）和在1892年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写的德文第二版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深入分析了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发展出现的新变化、新情况、新特点，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存在通过和平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的论断。我们需要厘清的是，虽然恩格斯提出了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路，但这并不意味着恩格斯放弃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斗争策略，而是始终秉持一切要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态度。在恩格斯逝世后，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与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和普选权进行社会主义运动的两条路径在东西方分别得到了实践。我国沿着第一条路径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并在社会主义探索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沿着第二条路径，通过社会民主党派的长期执政开辟了充满社会主义因素的福利国家道路。
一、和平向社会主义过渡思想的理论逻辑起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早年一方面强调暴力革命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对改良主义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从他们的书信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早年同格律恩分子、拉萨尔主义的论战。在1846年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中，恩格斯坚定地称，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马克思在1860年代与拉萨尔的决裂也是因为他不赞同拉萨尔的政治策略。但随着现实工人运动条件与形势的变化，恩格斯在晚年对议会斗争与争取普选权的斗争策略有了新的认识。
（一）前提：存在通过合法手段和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
恩格斯晚年对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紧密围绕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践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展开。在恩格斯晚年所写的《序言》与《导言》中，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他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策略以及资本主义社会新变化的认识。在《导言》中，恩格斯直言不讳地讲：“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1]382 在这里，恩格斯表达出在1848年他们对资本主义即将走向衰亡，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斗争即将走向胜利持过分乐观的态度。从1848年到恩格斯晚年的这40年时间里，恩格斯见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来的张力，在出现不可避免的周期性危机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依然具有蓬勃向前发展的动力。恩格斯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1]3841870—1871年的战争又再一次表明“甚至在那时，即在本书所描述的那个时期的20年以后，工人阶级的这种统治还是多么不可能”[1]387。因此，恩格斯得出结论：我们当时满怀乐观主义态度对资本主义社会即将灭亡的论断是错误的;历史已经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以及1870—1871年的斗争方式，即一个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方式在今天已经过时了。这就是恩格斯可以通过合法斗争的途径进行无产阶级斗争思想产生的现实依据。
恩格斯晚年清醒地认识到，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街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恩格斯指出，在1848年以前法国、德国、西班牙的起义者还能够获得成功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但历史的事实已经改变了起义获得成功的条件。军队的数量的增加以及新式装备的使用，起义者方面支持力量的弱化，甚至连又直、又长、又宽的街道都成为了军队新式枪炮充分发挥其效能的有利条件，这一切都说明巷战已经不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最佳手段。同时，恩格斯也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巷战在将来就不再起任何作用了，这也不意味着要放弃使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恩格斯依然强调革命权的重要历史意义，认为无产阶级在任何时刻都是拥有革命权的。在这里应强调的是恩格斯意识到了由于革命条件的变化，使得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方式在恩格斯晚年所处的时代对无产阶级来说已经不是最佳的方式。那么，这也就为无产阶级通过合法斗争的方式和平过渡到社會主义提供了可能性。恩格斯始终坚持辩证地看待问题的方法论原则，这一方法论揭示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两种方式的辩证关系，即革命的暴力手段与非暴力手段是辩证统一的[2]。
（二）策略：利用普选权的合法斗争
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策略与无产阶级解放手段的变化，体现在由唯暴力革命论到争取合法选举权的斗争的变化。当在恩格斯那里产生了通过合法斗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时，恩格斯发现了通过议会进行合法斗争是无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有效手段。德国工人利用1866年开始实行的普选权不断壮大自身的力量，这种通过合法手段获得选票的方式让政府和统治阶级都无能为力。德国人利用选举权夺取无产阶级阵地的做法使其他欧洲国家也都纷纷效法。各个国家都意识到必须对旧策略进行修正。法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丹麦、奥地利，甚至在俄国也都不再反对议会选举，它们的主要任务变成了让代表工人与无产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政党在议会中争取尽可能多的席位。在恩格斯看来，普选权能够使无产阶级清楚地看到自身力量的变化;进行普选是无产阶级最好的宣传方式，可以增强工人的信心并让资产阶级感到恐惧;给无产阶级提供了采取适当行动的标尺;在竞选宣传中可以接触群众，表达自身观点，等等。恩格斯将普选权当作是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议会斗争会使无产阶级及工人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而与军队的冲突会阻碍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就像恩格斯所说的：“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手段的办法获得的成就多得多。”[1]196法律为社会民主党的“颠覆”提供了合法保障，法律使得资产阶级的统治者无法撼动社会民主党的地位，除非社会民主党自身丢弃了民众的信任。 欧洲各社会民主主义虽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共产主义，但欧洲各國的社会民主党派都从马克思主义这里汲取养分。恩格斯晚年对议会斗争的看法无疑为社会民主党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恩格斯晚年认同议会斗争但这并不意味着恩格斯就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也不意味着恩格斯主张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恩格斯依然是一个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共产主义者[3]。恩格斯晚年实际上是遵循着两条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方式，一方面是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制与普选权进行非暴力的合法斗争;另一方面是始终不放弃暴力革命的手段作为最后的堡垒。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手段恰好成为了东西方无产阶级各自采取的革命斗争策略[4]。在20世纪西欧、北欧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沿着第一条路径向前探索，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沿着暴力革命的路径进行探索。
二、和平向社会主义过渡思想的实践逻辑
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实践是和平向社会主义过渡思想的集中体现，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全球公认的良好效果。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有很多契合之处。恩格斯晚年的思想在他去世后的社会主义运动与各国社会党的实践中被继承下来。在北欧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实践中，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多，这给相信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人以极大的鼓舞，使人们更加坚定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终极方向。对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可以从三个维度去认识，一是看“主义”，也就是要看该“主义”的目标是什么;二是看问题，也就是要看该“主义”需要去解决什么问题;三是看途径，也就是看该“主义”运用什么样的方式，采取什么措施去解决问题。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实践的追求、途径与恩格斯晚年对各国民主社会主义的认识是相契合的。
（一）手段的契合：政治民主
北欧国家的政治民主实践恰恰说明了恩格斯晚年对利用普选权进行无产阶级运动观点的正确性。正如恩格斯所认识到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德国取得的成就给欧洲其他国家工人阶级运动树立了典范，欧洲其他国家也纷纷成立代表广大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北欧国家的政治民主实践也是和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践方式。以瑞典为例，1889年瑞典社会民主工党成立，1897年该党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的基础上制定了第一个党纲，宣称党的目标是科学社会主义，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和建立无阶级的社会[5]46。此时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与马克思主义的追求是完全契合的。在此后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该党与时俱进地去修改党纲以适应新情况的出现。
在西方代议制体制中，政党是唯一能够赢得选举的组织形式，它垄断着通往权力的唯一通道[6]19。北欧五国均属于多党制国家，并且各国的政党体制都以各国的阶级划分为基础，阶级间的分野产生了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政党。在北欧五国的政治光谱上一端是以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一端是以保守党、自由党等为代表的右翼。一般来说，雇主和资本家阶层常常构成保守党的强大后盾，农场主和小土地所有者构成自由党的政治后盾，社会民主党常常将工人阶级作为自身的主要支持力量。北欧国家政党体制与社会阶级结构的紧密关系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学说的适用性。只是在北欧国家的政治实践中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大大缓和，阶级对立再也不能被简单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对立。在北欧国家20世纪的发展史上，各国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民主党派均在各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瑞典社会民主工党1932—1976年连续执政44年，1982—1991年又连续执政9年;挪威工党1945—1965年连续执政20年;丹麦社会民主党1953—1968年连续执政15年，1975—1982年又连续执政6年[7]95-97。 各国社会民主党派能够有机会在政治舞台上发声得益于各国普选权的实行。社会民主党强调政治民主，实行政治民主的手段就是实行普选权。
马克思主义强调不能脱离工人阶级去谈论抽象的人的解放，人的解放必须立足于工人阶级的运动。在北欧国家各个政党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在某些方面必然会与整个国家的利益相冲突。这与阶级挂钩的政党的处境就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其代表各自的阶级，另一方面其又可能是作为执政党代表整个国家的利益。各政党的目标就是赢得选票，迫于争取选票的压力，各政党采取的策略就是极力掩盖自己作为“阶级—政党”的内在特性，同时在选民心中营造一种“人民——政党”的政治形象。[6]115社会民主党也不例外，它尽可能宣称自己是“人民的党”，借此去建立工人阶级与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联盟，即便如此它也无法改变它作为阶级政党的根本属性，因为它的政治支持力量依然来自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北欧国家的政治民主实践使工人阶级在政治舞台上能够争得一席之地，这是对恩格斯晚年设想的实践回归。
（二）立脚点的契合：人的解放与发展
1894年1月，恩格斯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作为即将在日内瓦出版的周刊《新纪元》的题词，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恩格斯认为除了这句话再也找不出其他更合适的了[8]666。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学说，这一经典表述深刻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核心议题即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主义始终关注现实的人的解放，始终将人本身放在首要位置。恩格斯晚年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对向社会主义过渡方式和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的判断始终立足于人类社会生产实践关系的变化。在恩格斯逝世后，社会主义运动的两条路径中，被称为“修正主义”与“改良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也证明了自身发展的优势。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党纲虽然有变化，但从它们的目标，它们面临的应当解决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途径来看，也都是围绕着人的解放与发展展开。例如，瑞典社会民主党1990年在党的三十一大制定的新党纲和行动纲领中指出，其目标是以民主的思想影响整个社会和社会成员的相互关系，使每个人都能享受丰富而有意义的生活，用在自由平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民伙伴关系的社会取代在阶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5]47。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使人摆脱了自然经济条件下人对人的依赖关系，摆脱了商品经济条件下人对物的依赖关系，最终达到自由人的状态。人的解放需要使人从各种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社会成员间关系的和谐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前提。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实践中也是将人的平等自由发展作为立足点和出发点，这与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的终极追求相契合。 （三）途径：实行福利国家制度
北欧国家的福利国家制度是其社会主义因素的最直观的体现。北欧国家将福利国家建设作为其施政纲领，以实现“自由、平等、团结”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9]196。北欧社会福利国家建设的源头要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的资产阶级政党为缓和阶级斗争已经开始采取社会改良和社会立法措施，通过提供社会保障去缓和与工人阶级的冲突。但在当时这些措施遭到了社会民主党派的激烈反对，因为这些措施使工人阶级内部产生分裂，并使一部分“工人阶级贵族”转而支持资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改良主义也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的一些改良措施如设立工人疾病和工伤保险等，其目的就在于削弱阶级斗争，消除革命以及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使工人同资产阶级和解。恩格斯直到晚年都对社会改良主义持批判态度。北欧的福利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党竞争策略的产物。当资产阶级政党提出了社会保障措施的改善，那么社会民主党派就需要有积极的回应，他们需要有更加吸引人的政策措施来保证自身的政治基础。在19世纪30年代，资产阶级政党在过去30年里虽然采取了卓有成效的社会改良措施，但依然有很大的局限性。
在2001年11月6日通过的《瑞典社会民主工党党纲》强调，社会民主党的核心价值是自由、平等、团结。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政策是社会民主党核心价值的集中体现。社会福利制度不仅仅彌补了经济生活中的不平等，其根本目的是为所有人提供机会平等以及和谐与团结的社会关系。北欧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普惠性，它旨在为全体国民提供平等的充分享受社会福利的机会，而不仅仅是针对少数特殊人群，让低收入群体在心理上也不会感受到压力和歧视。在这套社会福利体系中每个人都平等地享受着权利并履行自身的义务，国家为每个人提供自由选择自身生活的权利，使每一个人都能有一个体面而富有尊严的生活。这套高保障、普惠性的福利国家制度为人们排除后顾之忧，也为人们从事自由自觉的活动提供了制度保障，使每一个国民都能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学有所教。福利国家制度在发展过程中虽遭遇到一些挑战，各执政党派纷纷对政策进行调整，但直到今天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模式依然为各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与改革提供借鉴意义。
三、和平向社会主义过渡思想的当代启示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无论中国与苏联的暴力革命方式还是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争取普选权的斗争，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根据本国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做出的最有利于本国发展、最有利于实现大多数人利益的道路选择。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其最终的价值指向都应当是人的解放。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更应当把握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断增加社会有机体的社会主义因素，更有信心地坚定共产主义信念。
（一）始终坚持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学说，始终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共产主义理想的最本质追求。恩格斯晚年的一系列思想始终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本质追求，他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与全人类的解放与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北欧国家社会民主党派在其民主社会主义实践中也致力于人的发展，使人在物质条件和精神上都得到解放。这样一种价值追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也有生动的体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下，那就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施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使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北欧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在很多方面提供了借鉴意义。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从马克思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最本质的价值追求在采取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中得到了实践，并将继续传承下去。
（二）深入把握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
深入把握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指导。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思考与现实实践中始终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在写作过程中，他们不断地反思、补充、修正原来的观点，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并多次强调他们的具体论断只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而言的，一切都要以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恩格斯晚年敏锐地看到了他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又经历了超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又呈现出许多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曾预想到的新特点。如，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不再能划分为简单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立的阶级，当今社会阶层日益分化，中间阶层的数量不断扩大，传统的阶级划分方法已不再适用于当今社会。虽然如此，我们在从宏观上分析问题时依然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也可以从微观上分析某一特定的社会阶层，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时俱进地运用。深入把握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变化也是对社会发展道路的有益探索，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渐进地进行局部调整，以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更加适应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
（三）不断增加社会机体的社会主义因素
北欧国家在民主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有机体呈现出很多社会主义因素，这不仅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意义，同时也为我国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很多可借鉴之处。如，资本主义呈现出的生产社会化现象、合作制经济、职工民主参与管理等等大大改善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其本质是对生产关系的调节。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曾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10]225 邓小平当年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仍处于落后状态，我国的社会主义仍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远远没有达到马克思恩格斯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当今的中国还存在很多非社会主义因素，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要逐渐消灭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非社会主义因素，这个过程与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因素的呈现是同步的。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对资本主义来说是维护资本主义生存的客观条件，而对社会主义来说则是可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物质基础，两种社会制度都在以此为基础壮大自身的实力[11]。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十八大以来我国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但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我们的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也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12]9。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和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不断增加我国社会机体的社会主义因素。 （四）坚定人类社会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在恩格斯逝世后出现的两条社會主义运动的不同路径，说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不只一条，社会主义建设也没有固定的模式。北欧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与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客观事实，都为当代世界各国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案。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因素的出现，不仅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合理性和永久性的印证，恰恰相反，这些变化正好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因存在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而注定要通过不断地进行社会主义因素的量的积累来逐渐地实现部分质变，不断地来否定自身，逐渐向新社会制度变化。我国进行的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建设也说明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长期性。但我们始终相信人类社会只要存在，就会始终向着那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每个人都能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而努力。我们说共产主义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个理想社会，但只要人类社会能一直延续下去，这样一个理想社会终会实现。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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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常延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