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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钱钟书和杨绛的代表作《围城》和《洗澡》中，作者以一种站在“人生边上”的“看”的态度，对众多女性爱情婚姻进行了冷静的审视与总结，尤其在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上，通过叙述视角、创作心态和关注侧重点的不同，展现了各自的观点与艺术魅力。
关键词：女性形象；叙述视角；创作心态；侧重点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花园里，钱钟书和杨绛这对文坛伉俪历来以恬淡自然的风格，低调沉稳的态度固守着自己的一方乐土。在其小说代表作《围城》和《洗澡》中，作者以一种站在“人生边上”的“看”的态度，对作品中众多女性爱情婚姻的悲欢离合进行了冷静的审视与总结，尤其在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上，展现了各自不同的观点与艺术魅力。
一、叙述视角与创作心态的不同
钱钟书先生之于《围城》中的女性人物，如同皮影戏中演绎者与皮影的关系，站在一个俯视全局的高度操纵着人物的一举一动而少带感情色彩。从鲍小姐到苏文纨，再到孙柔嘉，甚至是鸿渐弟媳，汪家女佣这类小人物，作者也未赋予一点温情，而是冷眼旁观着她们去上演一幕幕闹剧。这种理性展示的背后，是作者深寓于形象中“忧世伤生”的忧患意识与人文关怀。作者正是通过冷静的展示与超理性的把握，引起读者对女性人物命运的关注与思考，继而上升为对整个人类命运的观照。同时，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几乎全盘“反面化”也体现了钱钟书先生对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女性解放运动的认知态度。《围城》中的女性多为“五四”以来的有文化的知识女性，几乎都拥有自主选择婚姻的能力。然而她们没有一个自觉追求经济独立，要求经济权和自觉追求在精神上保持与男人平等对话的权利，更没有争取超越家庭位置的社会空间的行为。可想而知，女性解放运动在《围城》中只能算作沈太太嘴里一句空泛的口号，处境有多么尴尬。
与之相比，杨绛先生作为女性作家，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处理上就采取了另一种态度与视角。与《围城》中高高在上，无处不在无所不知的“叙述者”不同的是，《洗澡》中的“观察者”与人物站在了同一个水平线上，形成了一种近乎平视的“超而不脱”的观察角度。而对于女性人物形象的处理，我们不妨用杨绛先生在《有什么好》一文中评价奥斯丁的话语反过来评价她自己：“奥斯丁对她所挖苦取笑的人物没有恨，没有怒，也不是鄙夷和不屑。她设身处地，对她们充分了解，完全体谅。她的笑不是针砭，不是鞭挞，也不是含泪同情，而是乖觉的领悟，有时竟和读者相视莫逆，会心微笑”[1]。杨绛的艺术不只在让读者与其一起笑，还在于笑完之后与之一起思，以体味蕴藏于文本里的人文关怀。书中的杜丽琳在类型上与柔嘉颇为类似，但在发现丈夫移情别恋，一心想冲出婚姻“围城”的时候，丽琳却表现出与柔嘉的专横和企图驾驭的不同反应：未曾完全失去一个知识女性应有的理智与自尊，而是在竭力的自我克制和痛苦的自我煎熬中，与彦成共渡“洗澡”难关。这就使得读者在感叹许、姚爱情美好的同时，对“受害者”丽琳多了一份叹息和无奈。
二、投注于婚恋的侧重点不同
钱先生笔下的婚恋往往是较为现实的，他冷静地观察到了衣食住行、工作、社会、时代环境等现实、物质层面这些外界因素对于女性婚恋所产生的较大，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婚姻也许可以不谈爱情，却离不开社会环境、经济条件、利益关系的制约，它们可以宣告一桩婚姻的形成，也可以促成一桩婚姻的解散。书中曹元朗对苏小姐的求婚表面看是仰慕其才貌，而实际上多半是为了“新丈人替他谋的差使”。而鸿渐与柔嘉婚姻破裂的直接原因就是鸿渐不愿随报馆投敌附逆，跟着王总编辞了职，丢掉了饭碗。经济是维系婚姻的重要物质基础，没有工作就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也就会失去保障，婚姻自然会被置于倾覆的边缘。钱钟书先生将女性婚恋置于柴米油盐、金钱、利益的物质环境中去观照，就加深了作品的批判力度，扩大了思想内涵。
而与《围城》中的现实态度相对，杨绛先生在《洗澡》中选择了用浪漫主义手法演绎女性婚恋。当代学者胡河清认为：“《洗澡》是中国文学中少有的一部以精神恋爱为题旨的小说”[2]的确是有道理的。作品中对许、姚二人爱情的刻画，充满了柏拉图式的精神魅力与唯美色彩，揭示了以心灵的相互感应和高度默契为指归的两性关系的理想状态。正如胡先生所评：“因缘流转，如恒河沙数；惟两心相契而臻完美之境，则能于一瞬中参透往昔无量劫。这种超越个体生命大限的心理感觉，表明精神恋爱已达到了极致的境界”[3]。而血液中沉淀着的根深蒂固的佛道文化素质，又令他们不敢正面迎接完美的似乎缺少现实感的姻缘。一切的一切，不为世俗所污染，不被物质所羁绊，如清澈的沧浪之水荡涤着读者的灵魂。女性作家柔美、细腻的风格也在浪漫间渗透出来。
综观《围城》与《洗澡》，无疑是两部深邃的智者之作，作品里女性形象所体现出的只是作者无边智慧的冰山一角。《围城》外的钱钟书先生，也许就像那座洞悉所有世情，参透人间悲欢的老钟，以“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的方式为我们诠释着对人生的解读；而杨绛先生，仿佛“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东坡，令我们“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参考文献：
[1]杨绛.杨绛作品集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184，195.
[2][3]胡河清.杨绛论[J].当代作家评论，1993（2）.
关键词：女性形象；叙述视角；创作心态；侧重点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花园里，钱钟书和杨绛这对文坛伉俪历来以恬淡自然的风格，低调沉稳的态度固守着自己的一方乐土。在其小说代表作《围城》和《洗澡》中，作者以一种站在“人生边上”的“看”的态度，对作品中众多女性爱情婚姻的悲欢离合进行了冷静的审视与总结，尤其在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上，展现了各自不同的观点与艺术魅力。
一、叙述视角与创作心态的不同
钱钟书先生之于《围城》中的女性人物，如同皮影戏中演绎者与皮影的关系，站在一个俯视全局的高度操纵着人物的一举一动而少带感情色彩。从鲍小姐到苏文纨，再到孙柔嘉，甚至是鸿渐弟媳，汪家女佣这类小人物，作者也未赋予一点温情，而是冷眼旁观着她们去上演一幕幕闹剧。这种理性展示的背后，是作者深寓于形象中“忧世伤生”的忧患意识与人文关怀。作者正是通过冷静的展示与超理性的把握，引起读者对女性人物命运的关注与思考，继而上升为对整个人类命运的观照。同时，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几乎全盘“反面化”也体现了钱钟书先生对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女性解放运动的认知态度。《围城》中的女性多为“五四”以来的有文化的知识女性，几乎都拥有自主选择婚姻的能力。然而她们没有一个自觉追求经济独立，要求经济权和自觉追求在精神上保持与男人平等对话的权利，更没有争取超越家庭位置的社会空间的行为。可想而知，女性解放运动在《围城》中只能算作沈太太嘴里一句空泛的口号，处境有多么尴尬。
与之相比，杨绛先生作为女性作家，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处理上就采取了另一种态度与视角。与《围城》中高高在上，无处不在无所不知的“叙述者”不同的是，《洗澡》中的“观察者”与人物站在了同一个水平线上，形成了一种近乎平视的“超而不脱”的观察角度。而对于女性人物形象的处理，我们不妨用杨绛先生在《有什么好》一文中评价奥斯丁的话语反过来评价她自己：“奥斯丁对她所挖苦取笑的人物没有恨，没有怒，也不是鄙夷和不屑。她设身处地，对她们充分了解，完全体谅。她的笑不是针砭，不是鞭挞，也不是含泪同情，而是乖觉的领悟，有时竟和读者相视莫逆，会心微笑”[1]。杨绛的艺术不只在让读者与其一起笑，还在于笑完之后与之一起思，以体味蕴藏于文本里的人文关怀。书中的杜丽琳在类型上与柔嘉颇为类似，但在发现丈夫移情别恋，一心想冲出婚姻“围城”的时候，丽琳却表现出与柔嘉的专横和企图驾驭的不同反应：未曾完全失去一个知识女性应有的理智与自尊，而是在竭力的自我克制和痛苦的自我煎熬中，与彦成共渡“洗澡”难关。这就使得读者在感叹许、姚爱情美好的同时，对“受害者”丽琳多了一份叹息和无奈。
二、投注于婚恋的侧重点不同
钱先生笔下的婚恋往往是较为现实的，他冷静地观察到了衣食住行、工作、社会、时代环境等现实、物质层面这些外界因素对于女性婚恋所产生的较大，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婚姻也许可以不谈爱情，却离不开社会环境、经济条件、利益关系的制约，它们可以宣告一桩婚姻的形成，也可以促成一桩婚姻的解散。书中曹元朗对苏小姐的求婚表面看是仰慕其才貌，而实际上多半是为了“新丈人替他谋的差使”。而鸿渐与柔嘉婚姻破裂的直接原因就是鸿渐不愿随报馆投敌附逆，跟着王总编辞了职，丢掉了饭碗。经济是维系婚姻的重要物质基础，没有工作就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也就会失去保障，婚姻自然会被置于倾覆的边缘。钱钟书先生将女性婚恋置于柴米油盐、金钱、利益的物质环境中去观照，就加深了作品的批判力度，扩大了思想内涵。
而与《围城》中的现实态度相对，杨绛先生在《洗澡》中选择了用浪漫主义手法演绎女性婚恋。当代学者胡河清认为：“《洗澡》是中国文学中少有的一部以精神恋爱为题旨的小说”[2]的确是有道理的。作品中对许、姚二人爱情的刻画，充满了柏拉图式的精神魅力与唯美色彩，揭示了以心灵的相互感应和高度默契为指归的两性关系的理想状态。正如胡先生所评：“因缘流转，如恒河沙数；惟两心相契而臻完美之境，则能于一瞬中参透往昔无量劫。这种超越个体生命大限的心理感觉，表明精神恋爱已达到了极致的境界”[3]。而血液中沉淀着的根深蒂固的佛道文化素质，又令他们不敢正面迎接完美的似乎缺少现实感的姻缘。一切的一切，不为世俗所污染，不被物质所羁绊，如清澈的沧浪之水荡涤着读者的灵魂。女性作家柔美、细腻的风格也在浪漫间渗透出来。
综观《围城》与《洗澡》，无疑是两部深邃的智者之作，作品里女性形象所体现出的只是作者无边智慧的冰山一角。《围城》外的钱钟书先生，也许就像那座洞悉所有世情，参透人间悲欢的老钟，以“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的方式为我们诠释着对人生的解读；而杨绛先生，仿佛“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东坡，令我们“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参考文献：
[1]杨绛.杨绛作品集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184，195.
[2][3]胡河清.杨绛论[J].当代作家评论，19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