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可以知兴替”。《永远的丰碑·红色记忆》，在忆旧中得到启迪。重温我们党“精兵简政”的政策缘起，仍有现实意义。毛主席著作“老三篇”《为人民服务》中有记载：“‘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精兵简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克服物资困难，而采取的精简机关、充实基层的一项重要政策，也是著名的“十大政策”之一。“精兵简政”解决了“鱼大水小”的矛盾。建国以后，“精兵简政”仍然是党、国家和军队的一项重要政策。
　　“精减机构是一场革命”。小平同志在1982年提出，“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包括我们自己和我们下面的干部。”具体说，“精简不是百万，是几百万。按中央这一级来说，要精简三分之一。就下面来说，我看不止三分之一。就是四分之一，也有五百万。”
　　时至今日，“精减机构”的效果如何呢？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批评“官多为患”的讲话，可以作为我们寻找答案的注脚。他说，“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更何况一个省、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个别的还有助理。解放初期，一般就是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县长，或加一个副职，甚至没有副职。”一位光荣退休的老领导讲出如此诚恳的话，一语破的，振聋发聩，让人敬佩。我老家松花江畔的农民有一句俏皮话“公鸡多了不下蛋”。诚然如是。“天亮不是公鸡叫的”！你看那些“不下蛋的公鸡”，每天麇集在一起，引吭高歌，各唱各的调，不办实事，瞎琢磨人，天下岂能增产！
　　多年前，一部书名谓《第七次革命》的著作披露：我国现有“吃皇粮”的干部4000多万，官与民之比为1比30。日前，在报端上看到最新的统计数字，官民比已变成1比27了，看来是官员“见长”。据史学家的考证，有文字资料可查的记载：西汉时期的官民比是1比7945。唐高宗时为1比3927。清康熙年间，全国在册人口2459万，官员为2.7万人，官民比是1比959。此时康熙“龙颜大怒”，斥责大臣不知“食众田寡”，朝野震惊！假如康熙大帝真的像歌唱的那样“再活500年”，看到今日之“官民比”的数字，又该是何等“尊容”？难以想象。作家章明几年前出专著《官多之患》，鞑伐“官多浪费多，官多贪污多，官多事难办，官多连成网，官多结成仇”的腐败现象后，慨言道，“我国每年养官的费用高达3670亿元（当年价），差不多是国家全年财政收入的一半。数字十分惊人，堪称世界第九大奇迹。”
　　“官本位”是官多的重要原因之一。洋务派首领李鸿章有句名言，“世上的事情只有做官最容易，要是一个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成器了！”时下，“官本位”的幽灵无孔不入，科研、高校、文体、企业，乃至军队和司法……官多为患，让人不寒而栗。一些有抱负的知识分子误入仕途后，慨言道“误近平生为一官”。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说，“管得越少的政府越是好政府。”此言是“绝对真理”。克林顿执政期间，要建立一个“精干、灵活、高效率、又小又好的政府”。何妨借鉴！
　　精兵简政是一场革命。邓小平同志说，“因为没有别的选择，这件事不能犹豫，不能妥协，也不能半途而废。”治国先治官，治官先治多，治多最好的办法就是“拆庙”。老百姓希望有一个“廉洁、廉价、高效、公平、为民”的政府，否则，就像朱总理说的那样，“臃肿的机构和庞大的行政人员，把政府的钱都吃光了。”倘如是，岂不成了“硕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