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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故乡》的农民父子书写，表达了鲁迅对“为人生”的启蒙主义理想的复杂情感。《春蚕》的农民父子书写，寄寓了茅盾“为工农”的革命启蒙理想。两者的农民父子书写都体现了作者的精英意识，流露了知识分子用现代都市文明来改造中国社会的欲望。
关键词：农民父子书写 启蒙 “为人生” “为工农” 精英意识
鲁迅和茅盾都是善于书写农村题材的大家，他们的名作《故乡》和《春蚕》成功地塑造了闰土、老通宝和多多头等富有魅力的艺术形象，并且都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农民的父子关系。那么两者的农民父子书写有何异同？导致二者差异的原因何在？在这书写的背后隐含着作者的什么动机？
笔者发现，《故乡》的农民父亲辛苦麻木、老实迷信和恪守等级规矩；农民儿子虽然富有生机活力，但却将会成为明天的“农民父亲”，重复其父亲的命运。《故乡》的农民父子书写，寄寓了鲁迅“为人生”的启蒙主义理想，同时也深刻地表明了鲁迅对该启蒙理想的信心的动摇。《春蚕》中的农民父亲与《故乡》中的农民父亲大同小异，但农民儿子却不会重复其父亲的命运，而是有了思想觉悟和反抗意识。《春蚕》的农民父子书写，寄寓了茅盾“为工农”的革命启蒙理想，表明了茅盾对该启蒙理想的信心与乐观态度。两者的农民父子书写，表面上虽有所不同，但本质上是一样的，它们都流露了作者的精英意识，是知识分子用现代都市文明来改造中国社会的欲望的体现。
一、农民父亲与农民儿子
《故乡》的少年闰土懂得在雪地捕鸟和看瓜刺猹，知道贝壳和跳鱼儿等“迅哥儿”所不知道的事物，看得见“院子高墙外的天空”，是“迅哥儿”崇拜的对象。如果说作为农民儿子的闰土，是一个活泼机灵、勇敢能干、见多识广的少年形象。那么，作为农民父亲的闰土是怎样的呢？借助长大后的“迅哥儿”的眼睛，我们看到这样的中年闰土：
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1}
身为人父的闰土，见到童年好友“迅哥儿”，却是态度恭敬地喊出一句“老爷！”然后拖出躲在身后的儿子给“老爷”磕头。他认为如今的自己已不是小孩，就该“懂事”，讲“规矩”。面对“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2}，他“像一个木偶人了”{3}。“迅哥儿”让他挑选一些东西，他拣了香炉和烛台。可见，身为父亲的农民闰土老实麻木、恪守封建等级规矩，把人生希望寄托于神灵，已经失去了儿时的生机与活力，变成如其父亲一般的传统农民，从“迅哥儿”心目中的英雄偶像沦为其同情、可怜的对象。
闰土的儿子水生“正是一个廿年前的闰土，只是黄瘦些，颈子上没有银圈罢了。”{4}水生在“我”家的表现，与闰土少年时在“我”家的表现如出一辙，水生和宏儿的表现一如当年的闰土和“我”，这些暗示着他们将重复闰土和“我”——父辈的命运，长大的水生将会像他的父亲闰土一样失去生机与活力，变得愚昧落后。
《春蚕》的农民父亲老通宝“是规矩人”{5}，一辈子都幻想着能靠勤劳苦干来改善家庭处境。他“要求儿女安分做事、规矩做人，绝不允许滋生半点叛逆思想”{6}，盲目地仇恨一切带“洋”字的东西，迷信因果报应。面对骤变的时代，他墨守成规，与有新思想的儿子、儿媳妇矛盾重重，结果“丰收成灾”：一家人挨饿日夜操劳一个月，不但没有改善家境，还白白地赔上了家里最后的产业，欠下一笔债，老通宝因此气得生病。可见，《春蚕》的农民父亲忠厚老实、墨守成规、封建迷信，跟《故乡》的农民父亲大同小异。
与父亲老通宝不同，农民儿子多多头的思想已经开始觉醒，有了反抗意识。对于父亲老通宝的迷信，“阿多像一个聋子似的不理睬老头子那早早夜夜的唠叨，他心里却在暗笑。全家就只有他不大相信那些鬼禁忌。”{7}“老通宝那种忧愁，他是永远没有的。他永不相信靠一次蚕花好或是田里熟，他们就可以还清了债再有自己的田；他知道单靠勤俭工作，即使做到背脊骨折断也是不能翻身的。”{8}他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遭人歧视的荷花，“觉到人和人中间有什么地方是永远弄不对的”{9}。显然，多多头没有像他的父亲一样愚昧落后，而是在思想上有所觉悟，富有反抗意识的他不会重复老一代农民的命运。
《故乡》与《春蚕》的父亲形象是相似的，他们象征了老一代农民的愚昧落后，是老中国传统的“父”的代表。而两者之“子”却各异：《故乡》的农民儿子将会成为明天的“农民父亲”，其思想依然是落后的旧农意识。《春蚕》的农民儿子则已经有了新的思想观念，是新农民的代表。鲁迅笔下的农民父子关系是“老子教训儿子”，茅盾则让“儿子教训老子”。少年闰土随父外出做其劳动助手，少年水生亦是如此。如果说闰土是在其父亲的培养下，于少年时期聪明能干，长大后变得麻木落后；那么，少年水生亦是听从父亲闰土的教导，复制父亲的人生道路。年幼时的聪明能干与年长时的麻木落后是中国传统农民的两面性，并非不可共存的二元对立面。茅盾笔下的农民父亲老通宝虽时时刻刻都想着教训儿孙后辈，然而其儿子和儿媳妇却不认可他的思想，反而是通过养蚕的事来反抗老通宝的教训，令其对自己的落后思想有所怀疑。
二、启蒙：“为人生”与“为工农”
为何《故乡》与《春蚕》的农民父子书写会有上述差异？原因在于作品创作时期，作者的文学主张及经历不同。《故乡》创作于1921年，此前，鲁迅主张文学应该是“为人生”的，他视文艺为改变国民精神的武器，对麻木愚昧的民众进行思想启蒙。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自己曾觉得“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10}。他还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曾写道：“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11}然而，践行这一文学主张后的鲁迅，发现“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12}他感到自己的启蒙呼声 “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13}。“鲁迅意识到中国文化犹如‘无物之阵’，无论启蒙者怎样地挣扎与反抗，他们到头来都只能是落败而归，最终‘无物之物’则是胜者”{14}。于是，鲁迅感到“无可措手”、悲哀和寂寞，他的启蒙信心已被国民的麻木愚昧所深深地动摇。这一点体现在《故乡》的农民父子书写中。“鲁迅试图以《故乡》对启蒙之路进行检视，少年闰土身上寄托了鲁迅对唤起民众的可能性的期待。闰土的变化，深深地动摇了鲁迅对启蒙的信心。”{15}鲁迅让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愿望茫远”{16}。而水生将会重复闰土的命运的暗示，更是传达出鲁迅对启蒙主义近乎绝望的态度，表明其“启蒙无效论”的思想。
关键词：农民父子书写 启蒙 “为人生” “为工农” 精英意识
鲁迅和茅盾都是善于书写农村题材的大家，他们的名作《故乡》和《春蚕》成功地塑造了闰土、老通宝和多多头等富有魅力的艺术形象，并且都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农民的父子关系。那么两者的农民父子书写有何异同？导致二者差异的原因何在？在这书写的背后隐含着作者的什么动机？
笔者发现，《故乡》的农民父亲辛苦麻木、老实迷信和恪守等级规矩；农民儿子虽然富有生机活力，但却将会成为明天的“农民父亲”，重复其父亲的命运。《故乡》的农民父子书写，寄寓了鲁迅“为人生”的启蒙主义理想，同时也深刻地表明了鲁迅对该启蒙理想的信心的动摇。《春蚕》中的农民父亲与《故乡》中的农民父亲大同小异，但农民儿子却不会重复其父亲的命运，而是有了思想觉悟和反抗意识。《春蚕》的农民父子书写，寄寓了茅盾“为工农”的革命启蒙理想，表明了茅盾对该启蒙理想的信心与乐观态度。两者的农民父子书写，表面上虽有所不同，但本质上是一样的，它们都流露了作者的精英意识，是知识分子用现代都市文明来改造中国社会的欲望的体现。
一、农民父亲与农民儿子
《故乡》的少年闰土懂得在雪地捕鸟和看瓜刺猹，知道贝壳和跳鱼儿等“迅哥儿”所不知道的事物，看得见“院子高墙外的天空”，是“迅哥儿”崇拜的对象。如果说作为农民儿子的闰土，是一个活泼机灵、勇敢能干、见多识广的少年形象。那么，作为农民父亲的闰土是怎样的呢？借助长大后的“迅哥儿”的眼睛，我们看到这样的中年闰土：
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1}
身为人父的闰土，见到童年好友“迅哥儿”，却是态度恭敬地喊出一句“老爷！”然后拖出躲在身后的儿子给“老爷”磕头。他认为如今的自己已不是小孩，就该“懂事”，讲“规矩”。面对“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2}，他“像一个木偶人了”{3}。“迅哥儿”让他挑选一些东西，他拣了香炉和烛台。可见，身为父亲的农民闰土老实麻木、恪守封建等级规矩，把人生希望寄托于神灵，已经失去了儿时的生机与活力，变成如其父亲一般的传统农民，从“迅哥儿”心目中的英雄偶像沦为其同情、可怜的对象。
闰土的儿子水生“正是一个廿年前的闰土，只是黄瘦些，颈子上没有银圈罢了。”{4}水生在“我”家的表现，与闰土少年时在“我”家的表现如出一辙，水生和宏儿的表现一如当年的闰土和“我”，这些暗示着他们将重复闰土和“我”——父辈的命运，长大的水生将会像他的父亲闰土一样失去生机与活力，变得愚昧落后。
《春蚕》的农民父亲老通宝“是规矩人”{5}，一辈子都幻想着能靠勤劳苦干来改善家庭处境。他“要求儿女安分做事、规矩做人，绝不允许滋生半点叛逆思想”{6}，盲目地仇恨一切带“洋”字的东西，迷信因果报应。面对骤变的时代，他墨守成规，与有新思想的儿子、儿媳妇矛盾重重，结果“丰收成灾”：一家人挨饿日夜操劳一个月，不但没有改善家境，还白白地赔上了家里最后的产业，欠下一笔债，老通宝因此气得生病。可见，《春蚕》的农民父亲忠厚老实、墨守成规、封建迷信，跟《故乡》的农民父亲大同小异。
与父亲老通宝不同，农民儿子多多头的思想已经开始觉醒，有了反抗意识。对于父亲老通宝的迷信，“阿多像一个聋子似的不理睬老头子那早早夜夜的唠叨，他心里却在暗笑。全家就只有他不大相信那些鬼禁忌。”{7}“老通宝那种忧愁，他是永远没有的。他永不相信靠一次蚕花好或是田里熟，他们就可以还清了债再有自己的田；他知道单靠勤俭工作，即使做到背脊骨折断也是不能翻身的。”{8}他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遭人歧视的荷花，“觉到人和人中间有什么地方是永远弄不对的”{9}。显然，多多头没有像他的父亲一样愚昧落后，而是在思想上有所觉悟，富有反抗意识的他不会重复老一代农民的命运。
《故乡》与《春蚕》的父亲形象是相似的，他们象征了老一代农民的愚昧落后，是老中国传统的“父”的代表。而两者之“子”却各异：《故乡》的农民儿子将会成为明天的“农民父亲”，其思想依然是落后的旧农意识。《春蚕》的农民儿子则已经有了新的思想观念，是新农民的代表。鲁迅笔下的农民父子关系是“老子教训儿子”，茅盾则让“儿子教训老子”。少年闰土随父外出做其劳动助手，少年水生亦是如此。如果说闰土是在其父亲的培养下，于少年时期聪明能干，长大后变得麻木落后；那么，少年水生亦是听从父亲闰土的教导，复制父亲的人生道路。年幼时的聪明能干与年长时的麻木落后是中国传统农民的两面性，并非不可共存的二元对立面。茅盾笔下的农民父亲老通宝虽时时刻刻都想着教训儿孙后辈，然而其儿子和儿媳妇却不认可他的思想，反而是通过养蚕的事来反抗老通宝的教训，令其对自己的落后思想有所怀疑。
二、启蒙：“为人生”与“为工农”
为何《故乡》与《春蚕》的农民父子书写会有上述差异？原因在于作品创作时期，作者的文学主张及经历不同。《故乡》创作于1921年，此前，鲁迅主张文学应该是“为人生”的，他视文艺为改变国民精神的武器，对麻木愚昧的民众进行思想启蒙。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自己曾觉得“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10}。他还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曾写道：“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11}然而，践行这一文学主张后的鲁迅，发现“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12}他感到自己的启蒙呼声 “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13}。“鲁迅意识到中国文化犹如‘无物之阵’，无论启蒙者怎样地挣扎与反抗，他们到头来都只能是落败而归，最终‘无物之物’则是胜者”{14}。于是，鲁迅感到“无可措手”、悲哀和寂寞，他的启蒙信心已被国民的麻木愚昧所深深地动摇。这一点体现在《故乡》的农民父子书写中。“鲁迅试图以《故乡》对启蒙之路进行检视，少年闰土身上寄托了鲁迅对唤起民众的可能性的期待。闰土的变化，深深地动摇了鲁迅对启蒙的信心。”{15}鲁迅让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愿望茫远”{16}。而水生将会重复闰土的命运的暗示，更是传达出鲁迅对启蒙主义近乎绝望的态度，表明其“启蒙无效论”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