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吴溉之（1898-1968)，平江县爽口乡郊源村人，1924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25年入黄埔军校，随后参加北伐和南昌起义，历任红五军纵队长、红三军团组织部长、中共中央局秘书长、八路军总政组织部长兼军法处长、军委锄奸部长、通化省委书记、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副院长、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等职。
警卫南昌起义指挥部
1927年4月，吴溉之被调往上海总工会任政治宣传干事、工人纠察队大队长。他率领工人纠察队站岗放哨，维护工人阶级的正当权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上海实行大屠杀，封闭总工会。吴溉之带领工人纠察队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进行斗争，不幸被捕，关入龙华监狱。一个月后，他被保释出狱。
1927年6月，吴溉之到达武汉，党组织安排他任武汉总工会工人纠察队队副。同年7月，调任贺龙的二十军警卫营排长，参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指挥部的警卫工作，保卫了周恩来、贺龙、刘伯承等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及时发现和抓获了投敌叛变的反革命分子，为南昌起义立下了功勋，受到周恩来、贺龙的表扬。
南昌起义失败后，吴溉之于1927年10月受党组织派遣潜入程潜部六军十九师五十六团任排长，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率游击队配合平江起义
1928年3月，在白色恐怖笼罩平江的时候，吴溉之毅然脱离程潜部回到家乡。吴溉之找到平江县委负责人胡筠、张警吾、毛贲虎等，一道组织游击队，任游击大队副大队长。6月中旬，县委将游击队改名为平江工农革命军。在县委的领导下，吴溉之和邱训民一道率领游击队狠狠打击了窜扰百福洞的国民党官兵，消灭了高段、汤段的挨户团，解除了芦头挨户团的武装，又包围和击溃了江西反动派调来的修、铜、武三县靖卫团，进一步扩充了人员和武装。
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了著名的平江起义，吴溉之和胡筠等率领平江游击队进城配合起义部队，捉拿土豪劣绅，维护社会秩序。
同年10月，红五军党委在江西修水台庄与湘鄂赣边特委举行联席（扩大）会议，决定将红五军和平、浏、铜赤卫队混合改编为5个纵队，每个纵队400多人。吴溉之任第三纵队纵队长，这个会议决定一、三纵队在平江、铜鼓、修水一带坚持游击战争，二纵队到浏阳、万载一带开辟工作，以保卫和发展湘鄂赣苏区，想方设法钳制敌人，掩护四、五纵队开赴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吴溉之率第三纵队采取声东击西，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术，钳制和拖住了陈光中等国民党部队，掩护主力红军向井冈山转移。
毛泽东为他鼓劲
长征过雪山时，毛泽东站在山脚下，指挥部队上山，见吴溉之过来，便对他说：“溉之，加油啊，过了雪山就是平地了！”
部队快到山顶时，突然狂风大作，乌云翻滚，一个战士说自己不行了，要休息一下，吴溉之大声说：“这是什么地方，这里不能休息，要活命就得下山。”那战士实在走不动了，坐在地上不肯走，吴溉之急了，硬是把他拉起来掮在身上下了山。但到了山下一看，那战士已经牺牲了。这件事给他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常对子女说：“革命成功来之不易，是多少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你们任何时候也不能忘本啊！”
在任弼时直接领导下
抗日战争时期，吴溉之历任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兼军法处处长、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直属工作部部长、锄奸部部长等职，在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
任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时，吴溉之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毛泽东制定的正确的干部路线，坚持任人唯贤，团结和选拔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尽力做好党员干部的培训、调配和审干、选拔等工作。抗日军政大学从1936年6月开办到1939年秋总校迁往华北止，毕业的学员有2.2万多人（含3个分校），陕北公学、延安大学培养的学员也有上万人。这些学员除一部分留边区工作外，绝大多数分配到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根据地工作。吴溉之妥善安排这些学员，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骨干作用，培养和吸收他们入党。学员们都亲热地称他为“老大哥”，称他所领导的组织部为“娘家”。
任中央军委锄奸部部长时，吴溉之所领导的锄奸部面临的锄奸保卫工作形势复杂而严峻。当时，蒋介石、国民党当局接连发动了第二、三次“反共”高潮，日伪间谍、特务无孔不入，千方百计钻入我党我军和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策反和刺探。戴笠还精心设计了在延安谋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人的行动计划，除了在军统内部选派专搞暗杀的特务潜入延安外，还选择了一些杀人越货的土匪潜入边区，伺机进行暗杀活动。陕甘边区不仅在敌人的军事包围之中，也处在敌特机关的包围圈里。吴溉之竭尽全力率领军委锄奸部全体工作人员与中央社会部取得密切联系，相互配合，破获了几起国民党特务间谍案，粉碎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阴谋。
平息日伪残反革命大暴乱
通化市在光复前是日伪省会和日本投降前夕的关东军司令部驻地。日伪统治14年，反动势力盘根错节。光复时，日本关东军云集该地，居住通化的日本增加一倍，达1.6万人，不甘失败的日本法西斯分子与汉奸、国民党特务暗中勾结，狼狈为奸，不断制造反革命事件。
1946年2月2日傍晚，东北民主联军通化支队司令员刘西元和参谋长茹夫一来到辽宁省分委（后改为通化省分委）机关，向省委书记兼支队政委吴溉之汇报了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书记孙耕尧在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李光忱的策划下，秘密勾结日本战犯——原关东军一二五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等人，成立反动的“暂编东北道地区军政委员会”，准备于2月3日凌晨4时半在玉泉山点火，以电灯三明三灭后全熄为信号发动暴乱的重大敌情。吴溉之听完汇报后，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一、立即催调援兵；二、整肃内部，清理内应分子；三、武装干部、党员、工人自卫队；四、加强警卫，准备战斗。同时决定：作战指挥由刘西元负责；清理市县政府、县大队内应分子由董滨、李剑云负责；清理行署机关的内应分子由公安处朱友生、民政处长杜平斋负责；逮捕暴动罪魁孙耕尧的任务由茹夫一负责。
很快，一场扑灭反革命暴乱的战斗打响了！茹夫一率领熟悉敌人内情的支队司令部后勤兵工部军械股长沈殿铠和警卫连战士，直扑敌人暴动第二指挥所姜基隆家，封锁了城后裕后街，活捉了孙耕尧等十余名首恶分子。与此同时，在孙耕尧等人家里搜出有关暴乱的任命状、计划、密令等文件多种。
当晚，吴溉之、王铮、刘西元等主要负责人突击审讯了孙耕尧等首犯。吴溉之担任主审，他用政策攻心，凭借多年来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摆出人证物证，使顽固狡猾的孙耕尧交待了暴乱的行动部署。吴溉之和刘西元等根据孙耕尧的交待和已掌握的情况，采取紧急措施，立即布置兵力将敌人所要占领的高地全部占领，包围了敌指挥所，搜捕了铁杆汉奸、暴乱要犯刘靖宇及10多名日本暴乱分子。
2月3日凌晨4时，敌人按原计划在玉泉山点燃三堆大火，通化市里的电灯三明三灭后一片漆黑，四面潜伏的暴乱分子狼奔豕突，一窝蜂似地向着预定的主攻目标——专员公署、通化支队司令部、县市政府、公安局和县大队等处发起冲锋。霎时间枪声四起。
通化分省的军政人员在吴溉之的统一指挥下，早已森严壁垒，做好战斗准备。当上千名敌人冲向大楼时，守在大楼的机关干部和战士奋力抵抗。经过1小时激战，敌人尸体布满楼下大厅和大门口。但一批亡命之徒冲上了二楼梯口。吴溉之接到专员蒋亚泉要求增援的电话后，一面命令他们依靠自身的力量顽强坚守大楼，击退敌人，一面与通化支队司令部联系，要他们将进攻司令部之敌消灭后即赶到专署大楼支援。蒋亚泉带领专署机关全体干部、战士与敌顽强拼搏，支队司令员及时派出了援兵，驻二道金的部队也奉命回调增援，敌遭内外夹击，纷纷缴械投降，佐藤队长束手就擒。
市公安局被敌人占领后，顽固的敌人在楼上负隅顽抗。吴溉之命令后方司令部参谋长从炮校炮兵中队调来一门野炮，连轰三炮，迫使敌人下楼投降。
战斗很快由自卫反击，转向主动出击。在吴溉之、刘西元发出总反攻命令之后，通化支队、专署警卫连、公安部队、工人自卫队从四面八方冲出阵地，围歼逃敌，毙敌500人，俘虏3000人，抓获了敌军事部长兼暴乱总指挥藤田实彦等要犯。
这是一场敌我力量悬殊的战斗。据统计，当时参加暴乱的日伪残余达5000余人（主要是日本军人），在外围策应暴乱的敌人达六七千人之多。而我军主力通化支队3个团均在外地剿匪和做群众工作，驻市区的党政机关干部和部队、军校的指战员，一共只有500余人，在敌众我寡，形势极其严峻的情况下，吴溉之镇定自若，指挥平息了这场反革命暴乱。
出任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届党组书记、副院长
1949年10月，吴溉之任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副院长。上任伊始，他顾不上安家，就在办公室架了张行军床，渴了喝一口开水，饿了啃一口干馒头，不分昼夜连轴转，同院长沈钧儒、副院长张志让及最高人民法院委员会的委员们一道，研究起草《最高人民法院试行组织条例》，使最高人民法院机构设置有章可循。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需在各大行政区设置分院。分院为该大行政区最高审判机关，负责领导与监督本地区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吴溉之为此倾注了不少心血。从分院院址的选定到人员的配备、经费的筹集，他都亲自运筹，一一落实。为筹建最高人民法院华北分院，他专题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1950年初，吴溉之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的起草工作，提出了不少中肯的建议。《通令》发布之后，吴溉之积极督促法院工作人员在审判工作中，对于贩毒、售毒、制毒、运毒的人犯、惯犯及开烟馆的大业主、大窝主等，依法坚决予以打击。他对重大毒品案件的审判，常常亲自过问。为打击毒犯的气焰，各禁毒重点城市和地区，都根据政策公审判决了几个罪恶重、民愤大的大毒犯，给毒犯以极大震慑。到1952年底，中国彻底清除了百余年来危害人民深重的烟毒灾害。群众称赞说：“这是人民政府的又一大德政！”
吴溉之提出了有关人民法院审判制度中的几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一是审级制度。强调采用三级两审制，当然还有例外的三审终审或一审终审。二是上诉制度。强调必须充分保障诉讼当事人的上诉权利。他批评了有的法院判而不宣，或有意无意地不充分保护当事人的上诉权利，甚至剥夺上诉权利的行为，是违背了我们审判制度的民主原则的。三是复核制度。强调要树立严肃的上诉制度，不能以复核代替上诉。一般刑事的死刑案件，如已过了上诉期限，或声明不诉的，一律送请省以上人民法院核准执行。四是公开审判制度，指出要尽量做好公开审判工作。不仅当事人和他的合法辩护人在法庭上有充分的发言权和辩护权，还应给旁听的群众以发言权。五是陪审制度。吴溉之指出目前的缺点是：“这种陪审制度还没有广泛地经常运用，有的还徒具形式，必须认真改进。”六是巡回审判，就地审判制度。强调要坚持下去，更好地服务人民。七是调解制度。指出无论是个别调解和集体调解，都必须注意防止两个偏差：一是强迫调解，一是无原则地和稀泥。指出有的法院实行民事以调解为主，审判为辅，这是错误的。八是宣教制度。吴溉之强调审判工作有着严肃的教育作用，不能搞反动统治阶级的那套“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要服务人民。要求各地法院争取一切可能，更广泛地更经常地在广大群众中进行法律和纪律的宣传教育，共同为预防犯罪而努力。
与沈钧儒、陈毅的诗书往来
吴溉之与沈钧儒工作配合得很好，关系很融洽。沈钧儒常来找吴溉之交谈，吴溉之也经常去拜访沈钧儒。沈钧儒从国外访问回来，总是送给吴溉之一些他出访的照片或其他物品。一次，沈钧儒从南方回来，专门到吴溉之家送红豆。那天恰好吴溉之不在家，沈钧儒留便条，上面说：“红豆又名相思豆，诗云：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由于工作过于劳累，吴溉之积劳成疾，血压升高，组织上安排他去疗养。在疗养期间，他仍很注意做团结民主人士的工作，经常和一同在北戴河疗养的黄炎培先生、陈叔通先生互访，有时一起照像，一起去海边散步。
为了早日养好病，吴溉之通过多种爱好调节生活。他练书法、画画、学围棋，甚至买了一架手风琴学拉琴。有一个时期，他常向叶剑英、陈毅等请教如何写诗。陈毅曾手书一首自己写的诗赠给吴溉之，诗云：“西行路漫漫，景物仔细看。不知霜雾重，应悔着衣单。” 这是陈毅在过去因自己没有提防，挨了饶漱石的整，有感而写的。吴溉之也写了一首诗送陈毅。陈毅很喜欢，并亲笔书成条幅回赠吴溉之。吴溉之写的诗是：“家住小桥北河沿，苦甜二井在两边。西临南海一墙隔，东望故宫百步连。音乐堂中夜已寂，勤政殿内人未眠。祖国安危由谁导，领袖英明万众贤。”
警卫南昌起义指挥部
1927年4月，吴溉之被调往上海总工会任政治宣传干事、工人纠察队大队长。他率领工人纠察队站岗放哨，维护工人阶级的正当权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上海实行大屠杀，封闭总工会。吴溉之带领工人纠察队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进行斗争，不幸被捕，关入龙华监狱。一个月后，他被保释出狱。
1927年6月，吴溉之到达武汉，党组织安排他任武汉总工会工人纠察队队副。同年7月，调任贺龙的二十军警卫营排长，参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指挥部的警卫工作，保卫了周恩来、贺龙、刘伯承等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及时发现和抓获了投敌叛变的反革命分子，为南昌起义立下了功勋，受到周恩来、贺龙的表扬。
南昌起义失败后，吴溉之于1927年10月受党组织派遣潜入程潜部六军十九师五十六团任排长，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率游击队配合平江起义
1928年3月，在白色恐怖笼罩平江的时候，吴溉之毅然脱离程潜部回到家乡。吴溉之找到平江县委负责人胡筠、张警吾、毛贲虎等，一道组织游击队，任游击大队副大队长。6月中旬，县委将游击队改名为平江工农革命军。在县委的领导下，吴溉之和邱训民一道率领游击队狠狠打击了窜扰百福洞的国民党官兵，消灭了高段、汤段的挨户团，解除了芦头挨户团的武装，又包围和击溃了江西反动派调来的修、铜、武三县靖卫团，进一步扩充了人员和武装。
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了著名的平江起义，吴溉之和胡筠等率领平江游击队进城配合起义部队，捉拿土豪劣绅，维护社会秩序。
同年10月，红五军党委在江西修水台庄与湘鄂赣边特委举行联席（扩大）会议，决定将红五军和平、浏、铜赤卫队混合改编为5个纵队，每个纵队400多人。吴溉之任第三纵队纵队长，这个会议决定一、三纵队在平江、铜鼓、修水一带坚持游击战争，二纵队到浏阳、万载一带开辟工作，以保卫和发展湘鄂赣苏区，想方设法钳制敌人，掩护四、五纵队开赴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吴溉之率第三纵队采取声东击西，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术，钳制和拖住了陈光中等国民党部队，掩护主力红军向井冈山转移。
毛泽东为他鼓劲
长征过雪山时，毛泽东站在山脚下，指挥部队上山，见吴溉之过来，便对他说：“溉之，加油啊，过了雪山就是平地了！”
部队快到山顶时，突然狂风大作，乌云翻滚，一个战士说自己不行了，要休息一下，吴溉之大声说：“这是什么地方，这里不能休息，要活命就得下山。”那战士实在走不动了，坐在地上不肯走，吴溉之急了，硬是把他拉起来掮在身上下了山。但到了山下一看，那战士已经牺牲了。这件事给他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常对子女说：“革命成功来之不易，是多少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你们任何时候也不能忘本啊！”
在任弼时直接领导下
抗日战争时期，吴溉之历任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兼军法处处长、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直属工作部部长、锄奸部部长等职，在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
任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时，吴溉之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毛泽东制定的正确的干部路线，坚持任人唯贤，团结和选拔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尽力做好党员干部的培训、调配和审干、选拔等工作。抗日军政大学从1936年6月开办到1939年秋总校迁往华北止，毕业的学员有2.2万多人（含3个分校），陕北公学、延安大学培养的学员也有上万人。这些学员除一部分留边区工作外，绝大多数分配到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根据地工作。吴溉之妥善安排这些学员，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骨干作用，培养和吸收他们入党。学员们都亲热地称他为“老大哥”，称他所领导的组织部为“娘家”。
任中央军委锄奸部部长时，吴溉之所领导的锄奸部面临的锄奸保卫工作形势复杂而严峻。当时，蒋介石、国民党当局接连发动了第二、三次“反共”高潮，日伪间谍、特务无孔不入，千方百计钻入我党我军和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策反和刺探。戴笠还精心设计了在延安谋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人的行动计划，除了在军统内部选派专搞暗杀的特务潜入延安外，还选择了一些杀人越货的土匪潜入边区，伺机进行暗杀活动。陕甘边区不仅在敌人的军事包围之中，也处在敌特机关的包围圈里。吴溉之竭尽全力率领军委锄奸部全体工作人员与中央社会部取得密切联系，相互配合，破获了几起国民党特务间谍案，粉碎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阴谋。
平息日伪残反革命大暴乱
通化市在光复前是日伪省会和日本投降前夕的关东军司令部驻地。日伪统治14年，反动势力盘根错节。光复时，日本关东军云集该地，居住通化的日本增加一倍，达1.6万人，不甘失败的日本法西斯分子与汉奸、国民党特务暗中勾结，狼狈为奸，不断制造反革命事件。
1946年2月2日傍晚，东北民主联军通化支队司令员刘西元和参谋长茹夫一来到辽宁省分委（后改为通化省分委）机关，向省委书记兼支队政委吴溉之汇报了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书记孙耕尧在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李光忱的策划下，秘密勾结日本战犯——原关东军一二五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等人，成立反动的“暂编东北道地区军政委员会”，准备于2月3日凌晨4时半在玉泉山点火，以电灯三明三灭后全熄为信号发动暴乱的重大敌情。吴溉之听完汇报后，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一、立即催调援兵；二、整肃内部，清理内应分子；三、武装干部、党员、工人自卫队；四、加强警卫，准备战斗。同时决定：作战指挥由刘西元负责；清理市县政府、县大队内应分子由董滨、李剑云负责；清理行署机关的内应分子由公安处朱友生、民政处长杜平斋负责；逮捕暴动罪魁孙耕尧的任务由茹夫一负责。
很快，一场扑灭反革命暴乱的战斗打响了！茹夫一率领熟悉敌人内情的支队司令部后勤兵工部军械股长沈殿铠和警卫连战士，直扑敌人暴动第二指挥所姜基隆家，封锁了城后裕后街，活捉了孙耕尧等十余名首恶分子。与此同时，在孙耕尧等人家里搜出有关暴乱的任命状、计划、密令等文件多种。
当晚，吴溉之、王铮、刘西元等主要负责人突击审讯了孙耕尧等首犯。吴溉之担任主审，他用政策攻心，凭借多年来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摆出人证物证，使顽固狡猾的孙耕尧交待了暴乱的行动部署。吴溉之和刘西元等根据孙耕尧的交待和已掌握的情况，采取紧急措施，立即布置兵力将敌人所要占领的高地全部占领，包围了敌指挥所，搜捕了铁杆汉奸、暴乱要犯刘靖宇及10多名日本暴乱分子。
2月3日凌晨4时，敌人按原计划在玉泉山点燃三堆大火，通化市里的电灯三明三灭后一片漆黑，四面潜伏的暴乱分子狼奔豕突，一窝蜂似地向着预定的主攻目标——专员公署、通化支队司令部、县市政府、公安局和县大队等处发起冲锋。霎时间枪声四起。
通化分省的军政人员在吴溉之的统一指挥下，早已森严壁垒，做好战斗准备。当上千名敌人冲向大楼时，守在大楼的机关干部和战士奋力抵抗。经过1小时激战，敌人尸体布满楼下大厅和大门口。但一批亡命之徒冲上了二楼梯口。吴溉之接到专员蒋亚泉要求增援的电话后，一面命令他们依靠自身的力量顽强坚守大楼，击退敌人，一面与通化支队司令部联系，要他们将进攻司令部之敌消灭后即赶到专署大楼支援。蒋亚泉带领专署机关全体干部、战士与敌顽强拼搏，支队司令员及时派出了援兵，驻二道金的部队也奉命回调增援，敌遭内外夹击，纷纷缴械投降，佐藤队长束手就擒。
市公安局被敌人占领后，顽固的敌人在楼上负隅顽抗。吴溉之命令后方司令部参谋长从炮校炮兵中队调来一门野炮，连轰三炮，迫使敌人下楼投降。
战斗很快由自卫反击，转向主动出击。在吴溉之、刘西元发出总反攻命令之后，通化支队、专署警卫连、公安部队、工人自卫队从四面八方冲出阵地，围歼逃敌，毙敌500人，俘虏3000人，抓获了敌军事部长兼暴乱总指挥藤田实彦等要犯。
这是一场敌我力量悬殊的战斗。据统计，当时参加暴乱的日伪残余达5000余人（主要是日本军人），在外围策应暴乱的敌人达六七千人之多。而我军主力通化支队3个团均在外地剿匪和做群众工作，驻市区的党政机关干部和部队、军校的指战员，一共只有500余人，在敌众我寡，形势极其严峻的情况下，吴溉之镇定自若，指挥平息了这场反革命暴乱。
出任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届党组书记、副院长
1949年10月，吴溉之任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副院长。上任伊始，他顾不上安家，就在办公室架了张行军床，渴了喝一口开水，饿了啃一口干馒头，不分昼夜连轴转，同院长沈钧儒、副院长张志让及最高人民法院委员会的委员们一道，研究起草《最高人民法院试行组织条例》，使最高人民法院机构设置有章可循。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需在各大行政区设置分院。分院为该大行政区最高审判机关，负责领导与监督本地区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吴溉之为此倾注了不少心血。从分院院址的选定到人员的配备、经费的筹集，他都亲自运筹，一一落实。为筹建最高人民法院华北分院，他专题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1950年初，吴溉之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的起草工作，提出了不少中肯的建议。《通令》发布之后，吴溉之积极督促法院工作人员在审判工作中，对于贩毒、售毒、制毒、运毒的人犯、惯犯及开烟馆的大业主、大窝主等，依法坚决予以打击。他对重大毒品案件的审判，常常亲自过问。为打击毒犯的气焰，各禁毒重点城市和地区，都根据政策公审判决了几个罪恶重、民愤大的大毒犯，给毒犯以极大震慑。到1952年底，中国彻底清除了百余年来危害人民深重的烟毒灾害。群众称赞说：“这是人民政府的又一大德政！”
吴溉之提出了有关人民法院审判制度中的几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一是审级制度。强调采用三级两审制，当然还有例外的三审终审或一审终审。二是上诉制度。强调必须充分保障诉讼当事人的上诉权利。他批评了有的法院判而不宣，或有意无意地不充分保护当事人的上诉权利，甚至剥夺上诉权利的行为，是违背了我们审判制度的民主原则的。三是复核制度。强调要树立严肃的上诉制度，不能以复核代替上诉。一般刑事的死刑案件，如已过了上诉期限，或声明不诉的，一律送请省以上人民法院核准执行。四是公开审判制度，指出要尽量做好公开审判工作。不仅当事人和他的合法辩护人在法庭上有充分的发言权和辩护权，还应给旁听的群众以发言权。五是陪审制度。吴溉之指出目前的缺点是：“这种陪审制度还没有广泛地经常运用，有的还徒具形式，必须认真改进。”六是巡回审判，就地审判制度。强调要坚持下去，更好地服务人民。七是调解制度。指出无论是个别调解和集体调解，都必须注意防止两个偏差：一是强迫调解，一是无原则地和稀泥。指出有的法院实行民事以调解为主，审判为辅，这是错误的。八是宣教制度。吴溉之强调审判工作有着严肃的教育作用，不能搞反动统治阶级的那套“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要服务人民。要求各地法院争取一切可能，更广泛地更经常地在广大群众中进行法律和纪律的宣传教育，共同为预防犯罪而努力。
与沈钧儒、陈毅的诗书往来
吴溉之与沈钧儒工作配合得很好，关系很融洽。沈钧儒常来找吴溉之交谈，吴溉之也经常去拜访沈钧儒。沈钧儒从国外访问回来，总是送给吴溉之一些他出访的照片或其他物品。一次，沈钧儒从南方回来，专门到吴溉之家送红豆。那天恰好吴溉之不在家，沈钧儒留便条，上面说：“红豆又名相思豆，诗云：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由于工作过于劳累，吴溉之积劳成疾，血压升高，组织上安排他去疗养。在疗养期间，他仍很注意做团结民主人士的工作，经常和一同在北戴河疗养的黄炎培先生、陈叔通先生互访，有时一起照像，一起去海边散步。
为了早日养好病，吴溉之通过多种爱好调节生活。他练书法、画画、学围棋，甚至买了一架手风琴学拉琴。有一个时期，他常向叶剑英、陈毅等请教如何写诗。陈毅曾手书一首自己写的诗赠给吴溉之，诗云：“西行路漫漫，景物仔细看。不知霜雾重，应悔着衣单。” 这是陈毅在过去因自己没有提防，挨了饶漱石的整，有感而写的。吴溉之也写了一首诗送陈毅。陈毅很喜欢，并亲笔书成条幅回赠吴溉之。吴溉之写的诗是：“家住小桥北河沿，苦甜二井在两边。西临南海一墙隔，东望故宫百步连。音乐堂中夜已寂，勤政殿内人未眠。祖国安危由谁导，领袖英明万众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