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那几十元也不要了。”2008年1月，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下称“新农合”）一年之后，刘成（化名）选择了退出。
　　在刘成所在的村庄——甘肃天水汪川镇闫集村，像刘成一样的村民为数不少，他们认为参加新农合“实际意义不大”：“吃药的费用并不报销，看病还得上定点的医院，住了院才报销。”
　　其实在过去参保的一年里，刘成并没有生病或在医疗合作遇到烦心的事，每年每人10元对他们来说也构不成负担，做出退出的选择来自他的经验，“头痛感冒的药品不报销，连吃药也要吃指定的药，可那药并不好。”刘成说。
　　因为很多人不再缴纳费用，村长在村广播中多次督促，但效果并不明显。“60多户人的村子，接近一半的村民仍没有参加（新农合）。”一位村民说道。
　　天水市某乡镇卫生院的一位大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之所以很多人退出新农合是因为“农民的认识还没有跟上去。”
　　“10元钱将解决农民大病后顾之忧。”这位大夫表示，虽然这些农民没有缴纳费用，村上一般还是会想办法暂时代缴或者把去年没有花费的10元充入今年账目，因为参加的人数达不到一定的比例，上级政府也不会将补充款项划拨下来。
　　
　　医疗机构“困”住新农合
　　
　　作为国家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新农合重点解决农民因患重大疾病致贫和返贫的问题。甘肃省新农合制度自2003年开始试点运行，首批试点的包括张掖市山丹县等5个县区，2007年6月1日开始，甘肃在最后16个县区启动新农合医药费用报销程序。
　　甘肃省卫生厅副厅长韩克茵介绍说，最后启动的16个县区的加入，标志着新农合制度覆盖全省所有农村人口，参合农民达到1780万人。
　　但记者了解到，很多农民对新农合的具体内容并不是很清楚，还有部分农民认为，村干部是在“逼”他们加入新农合。还有更多的农民对在新农合指定的乡一级卫生院治病并不放心，因为那里“缺医少药”，医疗设备缺乏——这也是西部乡镇卫生院所面临的共同尴尬。农民们宁愿选择去不在报销范围内的市级医疗机构看病。
　　2006年年底，甘肃省天水市政协就组织委员就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开展了专题调研，调研中发现，导致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乡村两级卫生机构医疗设施设备十分简陋，技术人才严重缺乏，医疗服务水平低下；农村合作医疗发展不平衡，农民住院费实际补偿比例仅为34.54%，保障水平较低，保障作用不明显；村一级定点医疗机构少，报销程序复杂——这些都影响了农民参加新农合的积极性。
　　
　　如何让外出农民工也受益
　　
　　天水是西部劳务输出大市，2007年全市输出劳动力70多万人次，劳务收入达21亿多元。而甘肃现行的新农合制度没有照顾到外出农民工这个西部日愈壮大的群体。
　　一位在北京打工的天水籍农民告诉记者，他们一家3口甚至6年都没有回过家乡，更别提参加医疗合作了。
　　有关专家指出，大量的西部青壮年农民东移，他们所从事的多是劳动强度较高的工作，饮食卫生和居住条件较差，环境污染严重，且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容易感染各类传染性疾病。加之工作场所不固定，流动性较大，如果按照户籍所在地参加新农合，将带来就医不方便，费用难控制等诸多问题，而农民工异地医疗费用本地报销政策又还在酝酿之中。
　　在2007年底召开的相关会议上，甘肃省副省长咸辉就曾指出，新农合制度经过4年的运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一些不足：第一，有的地方由于担心基金透支，存在着起付线过高、报销比例和封顶线较低的“一高两低”现象，基金沉积较多，影响农民受益；第二，一些地方对定点医疗机构监管不力，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问题依然存在，门诊医疗费用的报销程序比较复杂，个别地方账目不够清楚，基金安全存在隐患；第三，筹资方式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参合农民个人缴费主要采取乡村干部入户收取的办法，耗力大、成本高；第四，乡村两级卫生机构服务能力要进一步提高，设备简陋、人才缺乏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这些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在今后的工作中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中国经济周刊》2008年第7期，广告热线010-65363446，发行热线010-65363436，邮发代号2-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