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继执意推行“钓鱼岛国有化”，挑起中日争端之后，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检阅日本海上自卫队时竟然使用了二战时军国主义分子的语言来鼓动自卫队的士兵。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为了争取再次成为首相，于2012年10月17日参拜了供奉着14名二战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赢取新军国主义势力支持之心昭然若揭。日本这种不惜搅起东亚地区安全动荡的做法让亚太乃至世界上许多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百思不得其解。人们在问，是什么力量在推动日本破坏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其实，在诸多动因中，日本国内新军国主义的兴起是其背后的主要动因，“购岛”行径只是这种势力进行的一系列活动的一种外在表现而已。
复兴的渴求促新军国主义发酵
所谓军国主义是崇尚武力，推行军事扩张，将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把国家安全置于军事的控制之下，使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服务于扩军备战和对外战争的思想和政治制度。军国主义在日本国家振兴过程中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目前，日本的新军国主义大有重新抬头之势，其带来的危险需要爱好和平的人们给予高度警惕。
从发展历史看，军国主义使日本步西方列强的后尘，尝到了掠夺别国财富，实现快速强国的甜头。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日本自古代就有使用武力获利的传统。日本是一个位于亚洲大陆东北部、太平洋西北部的群岛国家，陆地面积仅为37.7万平方公里。由于日本列岛周边有海峡及海洋与大陆和其他大国相隔，从古代至近代，日本几乎没有受到外敌的入侵，但也从来没有成为东亚地区的强国。作为一个岛国，为了从大陆上获得利益，日本古代时就有某些武士、浪人等武装分子对大陆做些偷鸡摸狗的事情来获利的勾当。这就是日本偏爱使用武力的根源。武士道也便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渊源，这是导致日本近代以来在安全理念上逐渐产生军国主义立国思想的主要土壤。
其次，日本在近代使用武力取得了强国的地位，尝到了军国主义的甜头儿。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者开始侵入东亚地区，日本也未能幸免。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东进，日本也不断遭受这些殖民主义者的侵略。由于实力所限，日本无力与这些殖民主义者抗衡，只好不断接受殖民国家提出的屈辱的殖民条件。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之路，对外推行殖民扩张和侵略政策，开始与其他资本主义列强争夺势力范围。与此同时，日本军国主义不断发展。日本组建近代常备军，这支军队却不称为国防军而称为“皇军”，强调效忠天皇。明治维新后短短几年内，日本的军队规模不断扩大。至1873年，日本作战部队就可动员40万人。日本有了军事实力后开始对外侵略扩张。1874年，日本武力侵犯台湾。1879年，日本吞并了琉球。1894—1895年，日本又发动甲午战争，从腐败的清政府手中割取了台湾、澎湖列岛等岛屿，并勒索了巨额赔款。日俄战争后，日本从沙俄手中接管了中国东北南部地区的一切政治经济权益，并割取了库页岛南部。1910年日本对朝鲜发动殖民战争后，吞并了朝鲜。从此，日本建立了包括中国台湾、朝鲜在内的庞大的殖民帝国，成为事实上的亚洲最强大的军事帝国主义国家。一战前，日本的军事预算已经占政府预算的30—45%。此后，日本不断使用军事手段在海外攫取利益。二战期间，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建立起庞大的殖民帝国，初步形成了“大东亚共荣圈”，殖民范围达到了顶峰。军国主义给日本带来的这种“荣耀”是日本永远不会忘记的。至今，日本东京靖国神社供奉的就是自明治维新以来为日本军国主义战死的人员及其家属。实际上，这种神社就是对军国主义的一种怀念和寄托。
再次，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后没有被彻底清除，仍然不断滋生。军国主义给亚太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日本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侵略行动也严重侵犯了美国的利益，尤其是“珍珠港事件”更是让美国蒙受了极大的民族耻辱。二战后，美国控制了日本，由其主导制定了“和平宪法”以约束日本，并大刀阔斧地展开清除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和军国主义思潮的行动。美军占领日本初期，首先迅速铲除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武装力量，撤消了各级军事机构，废除了《兵役法》《国防保安法》及《国家总动员法》等有关军事法令，并禁止军工科技研究和军需生产，设置远东国际法庭来审判战犯，取缔一切支持日本军国主义的政党和社团组织。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因出于争霸的需要，美国中止了在日本国内清除军国主义思潮和打击军国主义势力的活动，轉而扶植日本支持美国在朝鲜半岛的战争行动。美国在日本采取的一系列战时举措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让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之效。
最后，日本政府正被新军国主义势力“绑架”，滑向重振军国主义的边缘。朝鲜战争停战后，美国将日本拉上了支持其争霸的战车，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势力和军国主义思潮得以继续生存和滋长。近年来，由于受到经济危机、海啸和福岛核泄露等困扰，日本国内一部分人感到生存和发展处于一定程度的危机之中。这使日本国内的新军国主义有了大市场，新军国主义思潮加速泛滥，新军国主义势力开始抬头，影响越来越大，已形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为了在各派政治势力的博弈取得优势地位，某些政治势力采取了向右翼势力靠拢的做法，这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国内新军国主义势力的发展。这就是以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右翼势力不断兴风作浪的原因。石原慎太郎是一个右翼保守政客，其主张表现为不承认日本在军国主义时代所犯下的各种罪行。在钓鱼岛问题上，石原慎太郎主张日本东京政府从私人手中购买该岛，从而引发日本政府的“购岛”闹剧。接着，日本国内新军国主义声音不断加大。日本前防卫大臣石破茂叫嚣把自卫队改名，升格为国防军。正是在这种极右势力推动之下，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发表了针对这件事应该做好“完全准备”的工作指示。同时，针对钓鱼岛问题，野田还表示，如果有外国船只非法进入日本领海，必要时可考虑使用自卫队。不难看出，为了摆脱困境，日本政府一方面被右翼“绑架”，一方面又顺水推舟，使日本国内的新军国主义势力不断膨胀。
从目前形势看，日本力图通过军事手段摆脱发展困境，维护其国际地位。在亚太地区国家中，日本是最为失落的国家。如何重振日本的地位，是日本面临的艰难选择。新军国主义便成为日本求助的一根救命稻草。 首先，日本企图通过在军事上的“活跃”来充当美国战略东移的马前卒。随着美国全球称霸战略重心的东移，美国开始将亚太地区作为其全球军事重点。这一重点表现为：一是美国将近三分之二的海外战略性武器部署到亚太地区；二是亚太军事部署重心从东北亚向东南亚方向移动；三是关岛战略部署向西延伸等。日本近年来在军事上不断活跃，大力显示其军事的价值，企图在美国的亚太战略中寻求一个重要的位置。
其次，日本經济不景气，欲通过军事企业拉动经济发展。日本军事上活跃的另一个企图是通过加大军事需求，推动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绝大多数高技术企业都担负着军工生产的任务。由于军需产品需求有限，日本的这些企业生产能力不能够完全发挥出来，极大地限制了企业的发展。受经济危机的影响，日本高技术企业也十分不景气，为了摆脱发展困境，日本通过加大军事需求来刺激高技术企业的发展便成为拉动经济的一剂药方。日本国内新军国主义的发酵与其经济的萎靡不无关系。
第三，“岛争”引起的危机是发展军事、复兴企业的最佳借口。日本与周边的三个邻国都存在“岛争”问题。因为与韩国和俄罗斯的岛争不占据优势，日本便选择了钓鱼岛问题作为突破口，使自卫队的实力加速发展。随着钓鱼岛形势日益严峻，日本大力提高自卫队实力已渐成其国家上上下下的共识。这使复兴日本企业寻找到了一个合情合理而冠冕堂皇的借口。
从未来发展看，日本力图从军事上做出突破，实现“正常国家”的宿愿，真正成为一个强国。
二战后，日本在军事发展上受到了约束。首先，日本不是一个正常的军事国家。《日本国宪法》，俗称“和平宪法”是自1947年5月3日起实施的宪法。自此后，该部宪法便成为日本所有立法的依据。该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放弃战争权，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此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日本在军事上的“不正常”，导致日本也就成为一个“不正常”的国家。为了争取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日本大力开展转变为“正常国家”的努力，军事上做出突破是其重点努力方向。在这方面，日本主要做了以下几个动作：
一是参与海外军事活动，扩大自卫队的国际影响，使其与正常国家军队发挥同样的作用。1991年4月，日本向海湾派遣了六艘扫雷舰艇，迈出了二战后向海外派兵的第一步。此后，日本不断向海外派出自卫队。
二是让自卫队采取军事行动，推动自卫队活动范围扩大。1999年3月24日，日本首次采取海上军事行动，拘捕了两艘朝鲜的“特工船”。随后的5月，日本正式通过《周边事态法》等“新指针”相关法，目的是为了在日本没有受到侵略的情况下主动参与和协助美国进行战争。
三是通过一系列法律保障自卫队走出国门，出兵海外参与军事行动。2003年上半年，日本相继通过了《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改案》等“有事法制”相关三法，完成了向海外出兵的相关法律，为自卫队出兵海外铺平了道路。2003年12月26日，日本空中自卫队先遣队从成田机场乘飞机开赴伊拉克，正式“名正言顺”地实现了对外派兵的宿愿。与此同时，日本在国内也采取了多种措施提升自卫队的地位。2006年11月30日，日本《防卫厅设置法》修正案和《自卫队法》修正案获众议院通过，12月15日又获得参议院通过。日本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这使防卫领域的相关文件不再经过首相批准即可直接提交内阁会议审议，日本的防卫首脑机关地位上升，获得了与其他国家的防务部门在国家行政领域的相同地位。这就大大地将日本向“正常国家”的目标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次日本导演的“购岛”闹剧的背后动因，其实是想通过这一事件使自卫队实力再次提升，同时使自卫队在“主权模糊”的钓鱼岛地区发挥出作用，使自卫队的活动得到国际认可，从而再次向“正常国家”迈近一步。
美国称霸需求推助
日本新军国主义抬头
日本新军国主义之所以抬头与美国以其本国国家利益为中心大搞霸权主义有着很大的关系。可以说，美国称霸需要是日本新军国主义抬头的外部推动力。
首先，美国大搞霸权主义使日本新军国主义得以发展。日本投降后，美军于1945年8月28日占领日本，日本军队被迅速解散。1947年后，美国与苏联进入“冷战”，采取包围遏制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美国对日本政策开始变化，停止了对日本军国主义残渣余孽的清除工作。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大幅转变对日本的态度，开始积极武装日本。战争期间，盟国驻日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指示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内阁组成一支7.5万人的警察预备队。这支警察预备队具有准军队性质。它的成立，为日本军队重建奠定了基础。这是美国出于称霸需要武装日本的开始。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使其加速了重建日本军队的步伐。1952年4月，日本成立了海上警备队；10月，日本将警察预备队改为保安队。1954年7月，日本将保安队改编为陆上自卫队，海上警备队改编为海上自卫队，并新成立空中自卫队。这表明，在美国称霸的需求推动下，明治维新后初建、第二次世界大战崩溃的日本军队开始走上了重建之路。为了称霸需要，美国无视在其主导下制定的日本“和平宪法”，放任日本在重建军队的路上越走越远。如今，日本公开放出要将自卫队升格为国防军的信号，美国对此无动于衷，这种态度让日本离再一次真正拥有军队的日子恐怕不远了。
其次，美国维护其亚太地区的霸权需要助长日本新军国主义发酵。这主要因为：
一是美国需要日本搅动东北亚乃至东亚地区局势以便渔利。美国在多方面需要利用日本的军事。如在导弹防御体系上，美国与日本联合研发了一系列的技术问题，初步形成了导弹防御一体化体系。美国的导弹防御体系主要由海陆空的雷达和拦截导弹系统组成。为了进一步完善这一体系，美国在日本的青森地区部署了第一部X波段雷达。美国还需要部署第二部和第三部雷达，以形成一个弧形雷达网。2012年9月，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访问日本时宣布，美国将在日本部署第二个陆基X波段预警雷达，以用于防御弹道导弹。实际上，如果不是鼓动日本新军国主义抬头，美国是不可能如此顺利地部署这种预警雷达的，因为日本在提高进攻性能力的同时，也需要提高本国的导弹防御能力。美国实现部署第二部X波段雷达这一目标，是美国助推日本新军国主义发展的一大收获。 二是美国需要日本为其霸权发挥帮凶的作用。自1951年美日形成联盟后，日本一直在美国的称霸战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52年，驻日美军总兵力高达26万人，使用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多达2824处。美国使用这些兵力和基地侵略过朝鲜、越南，以及完成其他军事任务，为其控制远东和争霸全球服务。冷战后，美国开始大力利用日本的军事力量为其霸权服务。1996年4月，美国与日本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使日本能夠更广泛地参与其全球战略。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又推动日本通过了《反恐怖特别措施法》，这使日本自卫队的军舰于同年11月就开赴到印度洋来配合美军的行动。所以，日本做美国称霸的帮凶，从开始时的配合行动，提供后勤保障发展到参与行动。虽然日本还是一个配角，但这个配角却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是借助日本的军事壮大美国的称霸实力。美国与日本构建军事联盟，其实是利用日本的军事来为其霸权服务。朝鲜战争时，美国就开始利用日本的军工企业为其服务了。此后，美国一直将日本的军事作为其称霸所依赖的军事力量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最为露骨的就是，美国在尼克松执政时期提出的总体实力中明确将日本的军事实力包括进去。“9·11”事件后，日本迅速出台了“周边事态法”。该法从表面上看是日本自卫队在应对外来威胁时的法律，其实是为美国如何利用日本自卫队服务的。该法将日美两国联合军事行动的区域扩大到了亚洲太平洋地区，日美两国将联合干预亚太地区发生的冲突。
第三，美国正利用日本的军力构建亚太新格局。自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开始加速调整其全球战略，亚太地区正成为其全球战略的重心。为此，美国积极利用日本加速这种调整。一是积极推动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形成紧密的战略关系，形成一个包围中国的“第二层级”，淡化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与包围这种第一层级的色彩；二是怂恿日本提高与南海某些国家的关系，使日本在南海岛屿争端和海洋权益纠纷中发挥作用，作为美国的代理人来扩大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影响；三是在安全问题上充分发挥日本的作用，减少美国在新亚太格局构建中遇到的阻力等。
“四大动作”助新军国主义兴起
日本新军国主义兴起既有其国内右翼势力的鼓吹，也有民族情绪的推动，还有政府投机的需要，同时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也很大。在国内国外、官民互动这种多重因素作用下，日本的“四大动作”将对新军国主义兴起发挥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是砸开国内法的约束。日本战败后，其军国主义发展极大地受到了国内法的约束，其中对武器出口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就制约了军国主义的发展。“武器出口三原则”始于1967年，是指日本不得向社会主义国家、联合国决议禁止的国家和冲突当事国出口武器。1976年，该原则适用范围扩大，事实上全面禁止了日本武器出口与研发合作。多年来，日本有关方面多次试图突破这种限制，日本政府均没有给予支持，野田佳彦政府却最终给予了该项限制政策松绑。2011年12月27日，日本政府同意大幅放宽基于“武器出口三原则”形成的禁运政策。政策放宽后，日本允许参与武器的国际联合研发生产，以及以人道主义为目的提供武器装备。可是，人们发现，日本探讨向菲律宾、印度等国出口武器的可能性，并不是放宽政策所允许的。这就不能不让人们有理由认为，一旦日本实现了向其他国家出口武器，日本国内约束军国主义发展的法规、政策等或将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被冲破。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
二是撕开国际公约的束缚。国际公约对限制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众所周知，“雅尔塔协议”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公认的文献中都明确指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战后应该归还中国。日本从该岛侵占者美国的手中窃得之后，如今却以“从左手到右手”的方式想改变钓鱼岛主权的所有者属性。这种行为，既是日本国内新军国主义势力的一种异想天开想法，也是公然对国际公约的践踏。实际上，这是日本国内新军国主义势力在向国际正义力量的挑衅与试探。如果日本的这种行为不能得到遏制，日本极可能采取更多的花样来冲破国际公约乃至国际法的约束，砸碎军国主义发展的外部束缚。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或无从得到维护与保障。即便和平与稳定得以存在，那也是非常脆弱的，日本随时都可能将其颠覆。
三是自卫队升格国防军。日本宪法规定，其不能拥有军队，“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只允许拥有自卫的力量，即自卫队。由于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思潮和军国主义势力没有彻底清除，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美国的扶植，日本至今也没有对二战的侵略行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日本政界的政客大佬们每年都去参拜放有二战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正是在这种国内政治氛围中，日本一步步地改变着自卫队的性质。2003年底，日本通过《支持伊拉克重建基本计划》，使自卫队实现了二战后首次走出国门。接着，日本通过《防卫计划大纲》《应对海盗法》等文件又给自卫队松了绑。日本自卫队在国际军事舞台上也日趋活跃，影响越来越大。2007年1月，日本防卫厅又升格为防卫省，自卫队在日本国内政治生活的地位得到提高。这是日本向“正常国家”、自卫队向军队转变迈出的重要一步。2011年11月，日本右翼媒体《产经新闻》抛出社论，呼吁修改宪法，将自卫队变成“国家军队”。2012年8月15日，日本东京靖国神社前表演二战时期日本军队的活动更是有恃无恐。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国内新军国主义势力正在崛起。如果这次日本“购岛”事件得不到有效遏制，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会更加猖獗。日本挑战东亚国际秩序的日子可能也就不会太远了，东亚的和平与稳定将无从谈起。
四是政客博弈的“借力”促新军国主义猖獗。1993年以来，日本政坛全盘向保守化方向发展，并且这种趋势日益严重。随着新日本军国主义的不断泛滥，日本的政客们在博弈时都不约而同地向新军国主义借力，以实现各自的政治野心。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客借力于军国主义还有些遮掩的话，那么进入21世纪后，日本政客们借力于军国主义基本表现为公开的或大张旗鼓地进行。特别是近年来，日本新军国主义与日本政客之间的关系大有一种火借风势，风借火威，两者形成了互为利用，互为借势的关系。近日，野田使用军国主义语言鼓动自卫队士兵和安倍晋三高调参拜靖国神社，即是日本政客为取悦国内新军国主义势力，为选举拉票的举动。虽然这些日本政客们与新军国主义势力之间相互借力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它们之间的这种“互动”导致的日本国内新军国主义的泛滥和这种势力增强所产生的后续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如果这种发展得不到遏制，日本新军国主义极可能成为造成东亚地区动荡的导火索。
（作者均系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
（责任编辑：刘娟娟）
复兴的渴求促新军国主义发酵
所谓军国主义是崇尚武力，推行军事扩张，将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把国家安全置于军事的控制之下，使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服务于扩军备战和对外战争的思想和政治制度。军国主义在日本国家振兴过程中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目前，日本的新军国主义大有重新抬头之势，其带来的危险需要爱好和平的人们给予高度警惕。
从发展历史看，军国主义使日本步西方列强的后尘，尝到了掠夺别国财富，实现快速强国的甜头。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日本自古代就有使用武力获利的传统。日本是一个位于亚洲大陆东北部、太平洋西北部的群岛国家，陆地面积仅为37.7万平方公里。由于日本列岛周边有海峡及海洋与大陆和其他大国相隔，从古代至近代，日本几乎没有受到外敌的入侵，但也从来没有成为东亚地区的强国。作为一个岛国，为了从大陆上获得利益，日本古代时就有某些武士、浪人等武装分子对大陆做些偷鸡摸狗的事情来获利的勾当。这就是日本偏爱使用武力的根源。武士道也便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渊源，这是导致日本近代以来在安全理念上逐渐产生军国主义立国思想的主要土壤。
其次，日本在近代使用武力取得了强国的地位，尝到了军国主义的甜头儿。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者开始侵入东亚地区，日本也未能幸免。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东进，日本也不断遭受这些殖民主义者的侵略。由于实力所限，日本无力与这些殖民主义者抗衡，只好不断接受殖民国家提出的屈辱的殖民条件。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之路，对外推行殖民扩张和侵略政策，开始与其他资本主义列强争夺势力范围。与此同时，日本军国主义不断发展。日本组建近代常备军，这支军队却不称为国防军而称为“皇军”，强调效忠天皇。明治维新后短短几年内，日本的军队规模不断扩大。至1873年，日本作战部队就可动员40万人。日本有了军事实力后开始对外侵略扩张。1874年，日本武力侵犯台湾。1879年，日本吞并了琉球。1894—1895年，日本又发动甲午战争，从腐败的清政府手中割取了台湾、澎湖列岛等岛屿，并勒索了巨额赔款。日俄战争后，日本从沙俄手中接管了中国东北南部地区的一切政治经济权益，并割取了库页岛南部。1910年日本对朝鲜发动殖民战争后，吞并了朝鲜。从此，日本建立了包括中国台湾、朝鲜在内的庞大的殖民帝国，成为事实上的亚洲最强大的军事帝国主义国家。一战前，日本的军事预算已经占政府预算的30—45%。此后，日本不断使用军事手段在海外攫取利益。二战期间，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建立起庞大的殖民帝国，初步形成了“大东亚共荣圈”，殖民范围达到了顶峰。军国主义给日本带来的这种“荣耀”是日本永远不会忘记的。至今，日本东京靖国神社供奉的就是自明治维新以来为日本军国主义战死的人员及其家属。实际上，这种神社就是对军国主义的一种怀念和寄托。
再次，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后没有被彻底清除，仍然不断滋生。军国主义给亚太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日本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侵略行动也严重侵犯了美国的利益，尤其是“珍珠港事件”更是让美国蒙受了极大的民族耻辱。二战后，美国控制了日本，由其主导制定了“和平宪法”以约束日本，并大刀阔斧地展开清除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和军国主义思潮的行动。美军占领日本初期，首先迅速铲除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武装力量，撤消了各级军事机构，废除了《兵役法》《国防保安法》及《国家总动员法》等有关军事法令，并禁止军工科技研究和军需生产，设置远东国际法庭来审判战犯，取缔一切支持日本军国主义的政党和社团组织。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因出于争霸的需要，美国中止了在日本国内清除军国主义思潮和打击军国主义势力的活动，轉而扶植日本支持美国在朝鲜半岛的战争行动。美国在日本采取的一系列战时举措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让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之效。
最后，日本政府正被新军国主义势力“绑架”，滑向重振军国主义的边缘。朝鲜战争停战后，美国将日本拉上了支持其争霸的战车，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势力和军国主义思潮得以继续生存和滋长。近年来，由于受到经济危机、海啸和福岛核泄露等困扰，日本国内一部分人感到生存和发展处于一定程度的危机之中。这使日本国内的新军国主义有了大市场，新军国主义思潮加速泛滥，新军国主义势力开始抬头，影响越来越大，已形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为了在各派政治势力的博弈取得优势地位，某些政治势力采取了向右翼势力靠拢的做法，这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国内新军国主义势力的发展。这就是以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右翼势力不断兴风作浪的原因。石原慎太郎是一个右翼保守政客，其主张表现为不承认日本在军国主义时代所犯下的各种罪行。在钓鱼岛问题上，石原慎太郎主张日本东京政府从私人手中购买该岛，从而引发日本政府的“购岛”闹剧。接着，日本国内新军国主义声音不断加大。日本前防卫大臣石破茂叫嚣把自卫队改名，升格为国防军。正是在这种极右势力推动之下，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发表了针对这件事应该做好“完全准备”的工作指示。同时，针对钓鱼岛问题，野田还表示，如果有外国船只非法进入日本领海，必要时可考虑使用自卫队。不难看出，为了摆脱困境，日本政府一方面被右翼“绑架”，一方面又顺水推舟，使日本国内的新军国主义势力不断膨胀。
从目前形势看，日本力图通过军事手段摆脱发展困境，维护其国际地位。在亚太地区国家中，日本是最为失落的国家。如何重振日本的地位，是日本面临的艰难选择。新军国主义便成为日本求助的一根救命稻草。 首先，日本企图通过在军事上的“活跃”来充当美国战略东移的马前卒。随着美国全球称霸战略重心的东移，美国开始将亚太地区作为其全球军事重点。这一重点表现为：一是美国将近三分之二的海外战略性武器部署到亚太地区；二是亚太军事部署重心从东北亚向东南亚方向移动；三是关岛战略部署向西延伸等。日本近年来在军事上不断活跃，大力显示其军事的价值，企图在美国的亚太战略中寻求一个重要的位置。
其次，日本經济不景气，欲通过军事企业拉动经济发展。日本军事上活跃的另一个企图是通过加大军事需求，推动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绝大多数高技术企业都担负着军工生产的任务。由于军需产品需求有限，日本的这些企业生产能力不能够完全发挥出来，极大地限制了企业的发展。受经济危机的影响，日本高技术企业也十分不景气，为了摆脱发展困境，日本通过加大军事需求来刺激高技术企业的发展便成为拉动经济的一剂药方。日本国内新军国主义的发酵与其经济的萎靡不无关系。
第三，“岛争”引起的危机是发展军事、复兴企业的最佳借口。日本与周边的三个邻国都存在“岛争”问题。因为与韩国和俄罗斯的岛争不占据优势，日本便选择了钓鱼岛问题作为突破口，使自卫队的实力加速发展。随着钓鱼岛形势日益严峻，日本大力提高自卫队实力已渐成其国家上上下下的共识。这使复兴日本企业寻找到了一个合情合理而冠冕堂皇的借口。
从未来发展看，日本力图从军事上做出突破，实现“正常国家”的宿愿，真正成为一个强国。
二战后，日本在军事发展上受到了约束。首先，日本不是一个正常的军事国家。《日本国宪法》，俗称“和平宪法”是自1947年5月3日起实施的宪法。自此后，该部宪法便成为日本所有立法的依据。该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放弃战争权，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此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日本在军事上的“不正常”，导致日本也就成为一个“不正常”的国家。为了争取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日本大力开展转变为“正常国家”的努力，军事上做出突破是其重点努力方向。在这方面，日本主要做了以下几个动作：
一是参与海外军事活动，扩大自卫队的国际影响，使其与正常国家军队发挥同样的作用。1991年4月，日本向海湾派遣了六艘扫雷舰艇，迈出了二战后向海外派兵的第一步。此后，日本不断向海外派出自卫队。
二是让自卫队采取军事行动，推动自卫队活动范围扩大。1999年3月24日，日本首次采取海上军事行动，拘捕了两艘朝鲜的“特工船”。随后的5月，日本正式通过《周边事态法》等“新指针”相关法，目的是为了在日本没有受到侵略的情况下主动参与和协助美国进行战争。
三是通过一系列法律保障自卫队走出国门，出兵海外参与军事行动。2003年上半年，日本相继通过了《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改案》等“有事法制”相关三法，完成了向海外出兵的相关法律，为自卫队出兵海外铺平了道路。2003年12月26日，日本空中自卫队先遣队从成田机场乘飞机开赴伊拉克，正式“名正言顺”地实现了对外派兵的宿愿。与此同时，日本在国内也采取了多种措施提升自卫队的地位。2006年11月30日，日本《防卫厅设置法》修正案和《自卫队法》修正案获众议院通过，12月15日又获得参议院通过。日本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这使防卫领域的相关文件不再经过首相批准即可直接提交内阁会议审议，日本的防卫首脑机关地位上升，获得了与其他国家的防务部门在国家行政领域的相同地位。这就大大地将日本向“正常国家”的目标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次日本导演的“购岛”闹剧的背后动因，其实是想通过这一事件使自卫队实力再次提升，同时使自卫队在“主权模糊”的钓鱼岛地区发挥出作用，使自卫队的活动得到国际认可，从而再次向“正常国家”迈近一步。
美国称霸需求推助
日本新军国主义抬头
日本新军国主义之所以抬头与美国以其本国国家利益为中心大搞霸权主义有着很大的关系。可以说，美国称霸需要是日本新军国主义抬头的外部推动力。
首先，美国大搞霸权主义使日本新军国主义得以发展。日本投降后，美军于1945年8月28日占领日本，日本军队被迅速解散。1947年后，美国与苏联进入“冷战”，采取包围遏制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美国对日本政策开始变化，停止了对日本军国主义残渣余孽的清除工作。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大幅转变对日本的态度，开始积极武装日本。战争期间，盟国驻日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指示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内阁组成一支7.5万人的警察预备队。这支警察预备队具有准军队性质。它的成立，为日本军队重建奠定了基础。这是美国出于称霸需要武装日本的开始。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使其加速了重建日本军队的步伐。1952年4月，日本成立了海上警备队；10月，日本将警察预备队改为保安队。1954年7月，日本将保安队改编为陆上自卫队，海上警备队改编为海上自卫队，并新成立空中自卫队。这表明，在美国称霸的需求推动下，明治维新后初建、第二次世界大战崩溃的日本军队开始走上了重建之路。为了称霸需要，美国无视在其主导下制定的日本“和平宪法”，放任日本在重建军队的路上越走越远。如今，日本公开放出要将自卫队升格为国防军的信号，美国对此无动于衷，这种态度让日本离再一次真正拥有军队的日子恐怕不远了。
其次，美国维护其亚太地区的霸权需要助长日本新军国主义发酵。这主要因为：
一是美国需要日本搅动东北亚乃至东亚地区局势以便渔利。美国在多方面需要利用日本的军事。如在导弹防御体系上，美国与日本联合研发了一系列的技术问题，初步形成了导弹防御一体化体系。美国的导弹防御体系主要由海陆空的雷达和拦截导弹系统组成。为了进一步完善这一体系，美国在日本的青森地区部署了第一部X波段雷达。美国还需要部署第二部和第三部雷达，以形成一个弧形雷达网。2012年9月，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访问日本时宣布，美国将在日本部署第二个陆基X波段预警雷达，以用于防御弹道导弹。实际上，如果不是鼓动日本新军国主义抬头，美国是不可能如此顺利地部署这种预警雷达的，因为日本在提高进攻性能力的同时，也需要提高本国的导弹防御能力。美国实现部署第二部X波段雷达这一目标，是美国助推日本新军国主义发展的一大收获。 二是美国需要日本为其霸权发挥帮凶的作用。自1951年美日形成联盟后，日本一直在美国的称霸战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52年，驻日美军总兵力高达26万人，使用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多达2824处。美国使用这些兵力和基地侵略过朝鲜、越南，以及完成其他军事任务，为其控制远东和争霸全球服务。冷战后，美国开始大力利用日本的军事力量为其霸权服务。1996年4月，美国与日本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使日本能夠更广泛地参与其全球战略。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又推动日本通过了《反恐怖特别措施法》，这使日本自卫队的军舰于同年11月就开赴到印度洋来配合美军的行动。所以，日本做美国称霸的帮凶，从开始时的配合行动，提供后勤保障发展到参与行动。虽然日本还是一个配角，但这个配角却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是借助日本的军事壮大美国的称霸实力。美国与日本构建军事联盟，其实是利用日本的军事来为其霸权服务。朝鲜战争时，美国就开始利用日本的军工企业为其服务了。此后，美国一直将日本的军事作为其称霸所依赖的军事力量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最为露骨的就是，美国在尼克松执政时期提出的总体实力中明确将日本的军事实力包括进去。“9·11”事件后，日本迅速出台了“周边事态法”。该法从表面上看是日本自卫队在应对外来威胁时的法律，其实是为美国如何利用日本自卫队服务的。该法将日美两国联合军事行动的区域扩大到了亚洲太平洋地区，日美两国将联合干预亚太地区发生的冲突。
第三，美国正利用日本的军力构建亚太新格局。自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开始加速调整其全球战略，亚太地区正成为其全球战略的重心。为此，美国积极利用日本加速这种调整。一是积极推动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形成紧密的战略关系，形成一个包围中国的“第二层级”，淡化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与包围这种第一层级的色彩；二是怂恿日本提高与南海某些国家的关系，使日本在南海岛屿争端和海洋权益纠纷中发挥作用，作为美国的代理人来扩大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影响；三是在安全问题上充分发挥日本的作用，减少美国在新亚太格局构建中遇到的阻力等。
“四大动作”助新军国主义兴起
日本新军国主义兴起既有其国内右翼势力的鼓吹，也有民族情绪的推动，还有政府投机的需要，同时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也很大。在国内国外、官民互动这种多重因素作用下，日本的“四大动作”将对新军国主义兴起发挥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是砸开国内法的约束。日本战败后，其军国主义发展极大地受到了国内法的约束，其中对武器出口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就制约了军国主义的发展。“武器出口三原则”始于1967年，是指日本不得向社会主义国家、联合国决议禁止的国家和冲突当事国出口武器。1976年，该原则适用范围扩大，事实上全面禁止了日本武器出口与研发合作。多年来，日本有关方面多次试图突破这种限制，日本政府均没有给予支持，野田佳彦政府却最终给予了该项限制政策松绑。2011年12月27日，日本政府同意大幅放宽基于“武器出口三原则”形成的禁运政策。政策放宽后，日本允许参与武器的国际联合研发生产，以及以人道主义为目的提供武器装备。可是，人们发现，日本探讨向菲律宾、印度等国出口武器的可能性，并不是放宽政策所允许的。这就不能不让人们有理由认为，一旦日本实现了向其他国家出口武器，日本国内约束军国主义发展的法规、政策等或将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被冲破。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
二是撕开国际公约的束缚。国际公约对限制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众所周知，“雅尔塔协议”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公认的文献中都明确指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战后应该归还中国。日本从该岛侵占者美国的手中窃得之后，如今却以“从左手到右手”的方式想改变钓鱼岛主权的所有者属性。这种行为，既是日本国内新军国主义势力的一种异想天开想法，也是公然对国际公约的践踏。实际上，这是日本国内新军国主义势力在向国际正义力量的挑衅与试探。如果日本的这种行为不能得到遏制，日本极可能采取更多的花样来冲破国际公约乃至国际法的约束，砸碎军国主义发展的外部束缚。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或无从得到维护与保障。即便和平与稳定得以存在，那也是非常脆弱的，日本随时都可能将其颠覆。
三是自卫队升格国防军。日本宪法规定，其不能拥有军队，“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只允许拥有自卫的力量，即自卫队。由于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思潮和军国主义势力没有彻底清除，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美国的扶植，日本至今也没有对二战的侵略行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日本政界的政客大佬们每年都去参拜放有二战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正是在这种国内政治氛围中，日本一步步地改变着自卫队的性质。2003年底，日本通过《支持伊拉克重建基本计划》，使自卫队实现了二战后首次走出国门。接着，日本通过《防卫计划大纲》《应对海盗法》等文件又给自卫队松了绑。日本自卫队在国际军事舞台上也日趋活跃，影响越来越大。2007年1月，日本防卫厅又升格为防卫省，自卫队在日本国内政治生活的地位得到提高。这是日本向“正常国家”、自卫队向军队转变迈出的重要一步。2011年11月，日本右翼媒体《产经新闻》抛出社论，呼吁修改宪法，将自卫队变成“国家军队”。2012年8月15日，日本东京靖国神社前表演二战时期日本军队的活动更是有恃无恐。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国内新军国主义势力正在崛起。如果这次日本“购岛”事件得不到有效遏制，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会更加猖獗。日本挑战东亚国际秩序的日子可能也就不会太远了，东亚的和平与稳定将无从谈起。
四是政客博弈的“借力”促新军国主义猖獗。1993年以来，日本政坛全盘向保守化方向发展，并且这种趋势日益严重。随着新日本军国主义的不断泛滥，日本的政客们在博弈时都不约而同地向新军国主义借力，以实现各自的政治野心。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客借力于军国主义还有些遮掩的话，那么进入21世纪后，日本政客们借力于军国主义基本表现为公开的或大张旗鼓地进行。特别是近年来，日本新军国主义与日本政客之间的关系大有一种火借风势，风借火威，两者形成了互为利用，互为借势的关系。近日，野田使用军国主义语言鼓动自卫队士兵和安倍晋三高调参拜靖国神社，即是日本政客为取悦国内新军国主义势力，为选举拉票的举动。虽然这些日本政客们与新军国主义势力之间相互借力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它们之间的这种“互动”导致的日本国内新军国主义的泛滥和这种势力增强所产生的后续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如果这种发展得不到遏制，日本新军国主义极可能成为造成东亚地区动荡的导火索。
（作者均系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
（责任编辑：刘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