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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纪念日。1997年7月1日，那是令每一个中国人都扬眉吐气、热血沸腾的日子。当英国的米字旗黯然落下，鲜红的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香港上空徐徐升起的时候，就是中国人民一雪百年耻辱的时候。
2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高兴地看到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特区经济稳定、社会发展、民生改善的美好现实时，我们不会忘记那些曾经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做出重要贡献的人们。
1982年9月22日，一架英国皇家空军专机在北京首都机场徐徐降落。9月24日，这是决定香港前途的关键一天。这天上午9点，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会谈一开始，“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就先发制人，打出了她早已准备好的第一张牌——“主权牌”。她胸有成竹地说：“有关香港的3个条约，白纸黑字写在那里，任何人都不能抹煞这一事实。既然这些条约仍然存在，那么就必须得到遵守。如果中国收回香港，就会对香港带来灾难性影响，破坏香港的繁荣。”
面对撒切尔夫人咄咄逼人的“主权牌”，邓小平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两句话：“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一定要收回来的。”
接着，邓小平强调：“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一定要收回来的。时间可以定在1997年”。但是邓小平提醒女首相不要误会了，到时“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
邓小平说，如果到1997年还不收回香港，那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不能向中国人民交待，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待，应该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
“主权牌”输了，“铁娘子”开始晓以“厉害”：中国不是很关心香港的繁荣吗？如果中国收回香港，给香港带来的将不是繁荣，而是灾难性影响，这可是对中国的四化建设不利啊！
邓小平索性把话说透：即使香港不能继续保持繁荣，对中国的四化建设又会有多大影响？邓小平承认影响不能说没有，但他告诉好心的英国人，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么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
邓小平再次显示出他“把握强硬和灵活间最佳比例的高超才能” ：“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中国1997年要收回整个香港，至于用什么方法收回，我们决定谈判。”
邓小平又开出谈判的时间表，中国正式宣布收回香港，“我们可以再等一二年宣布，但肯定不会拖延更长的时间。”
会谈整整延长了50分钟，其交锋程度之激烈，由此可以推测。
终于，撒切尔夫人出来了，脸色凝重。当她缓步走向大会堂北大门的台阶时，抬头突然望见了台阶右下方的一大群的记者，顿时又绽开了笑脸，扭过头向记者们点头示意。当她走向倒数第二级台阶时，突然一脚踩空，使身体失掉了平衡，栽倒在石阶地上，连手袋都摔倒了一边。
当天下午，当撒切尔夫人向中外记者宣读声明时，尽管声音一度变得嘶哑，但她仍然坚持一口气念完了声明：
“今天，两国领导人在友好的气氛中，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双方领导人就此问题，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双方本着维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的共同目的，同意在这次访问后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商谈。”
整个声明实际上就说了两句话：第一，双方都希望香港能繁荣、稳定；第二，以后继续谈判。
中国新华社在发布这一段联合声明的同时，还附上了一段中国方面的强硬声明：“至于中国政府关于收复整个香港地区主权的立场是明确的、众所周知的。”
“访英团”和“上京团”
经过了将近10个月的“苦闷期”，中英谈判重新开始。
1983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就在这一天，中英两国同时宣布，第二阶段的会谈将于7月12日在北京举行。
英国虽然不再大谈特谈“3个条约有效论”，但对“以主权换治权”的主张，卻是一再坚持。中国政府寸步不让，一再强调：主权和治权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名义上的主权而无实际上的治权，这在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是不能允许的。
9月5日，撒切尔夫人在首相府，召集主管香港事务的大员们，会议作出了一项赌博性的决定：与中国政府打“经济牌”，对中国施加压力。
“经济牌”未能奏效，英方代表再次把目光转向了谈判桌上。于是，从10月19日开始，双方代表在北京举行了第5轮会谈。11月中旬和12月上旬，又分别举行了第6轮、第7轮会谈。
在这3轮会谈中，英方无奈何地作出了让步，不坚持“以主权换治权”，却又提出了要在1997年后继续发挥英国的行政管理作用，比如保留一名英国总督。
中国驳斥了英方的这些说法，不同意1997年后英国在香港扮演任何管理角色。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在新闻发布会上再次重申：“中国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中国希望在1984年9月前，能同英国达成协议，如果届时还达不成协议，中国政府将单方面宣布自己对香港的方针政策。”
会谈又陷入了僵局。于是，香港各界人士又纷纷组织“访英团”和“上京团”，通过各种途径向中英两国领导人表达自己的意见。
一般来说，“访英”还是“上京”，本身就表现了某种倾向性：急急忙忙向伦敦跑的，多半是一些一贯亲英的“高等华人”；而“上京团”的社会阶层就要广泛得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心的向背。随着一个个“上京团”的归来，香港人对中国政府的政策，越来越理解和支持，对香港未来的担心和疑虑也越来越少。民心的天平，进一步向中国方面倾斜；形势的发展，越来越对中国有利。
在这种情况下，谈判再拖下去，对英国更加被动。于是，1984年1月25日，双方开始第8轮会谈。此后，到4月12日，共连续举行了5轮会谈。 在第8轮会谈开始前，英国首相写信给中国，表示理解中国主权立场，这实质上是在1997年后香港的行政管理问题上作出了让步。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10月15日飞抵北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他在北京期间，与中国外交部长吴学谦、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及邓小平进行了会谈。访问结束时，发表的新闻公报说：双方一致认为，会谈已取得了可贵的进展。
10月20日，杰弗里·豪在香港发表声明说：“要达成一个使香港在1997年后仍由英国进行管治的协议，是不切实际的设想。”英国的方针“是与中国政府研究，怎样可以达到为确保香港在1997年之后，在中国主权下得到高度自治权，同时会使香港的生活方式及现行制度的本质得以维持不变的安排”。
这个声明表明，1997年之后，英国要完全放弃香港的主权和治权，到时，香港就要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经过一年多的风风雨雨，香港的前途终于确定下来了。对于这一点，人们并不感到特别意外。因为，谈判桌上的胜败，取决于谈判桌后双方的实力，没有实力和民心做基础，是绝不可能在谈判桌上达到预定目标的！
香港人可以松一口气了，但中英双方的谈判代表们，却一点不敢稍有懈怠。虽然大的分歧解决了，可各种枝枝节节的问题，仍然可能不断地冒出来，影响会谈的结局。英国被迫在大的原则问题上作出了让步，心里却是情不甘意不愿，千方百计地总想扳回几分。
果然，没多久，港英政府又紧紧地抓起了“民意牌”。5月9日，中英第14轮会谈开始举行。就在这一天，由香港行政和立法两局9名非官守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启程访英，他们奉劝英国不应该“冒险”地去签订协议。这9名“高贵的议员”不自量力，以“500万港人的代表者”自居，当然引起了香港人民强烈的批评。
过了第16轮会谈，邓小平接见了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邓莲如、利国伟。他说：“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是符合500万香港人的利益的。”邓小平严厉的态度，使港英政府手中的“民意牌”又失效了！
直至7月底，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杰弗里·豪再次访问北京，使中英谈判才重新打破了僵局。杰弗里·豪与吴学谦外长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邓小平也会见了杰弗里·豪，对会谈取得的重大进展表示祝贺。杰弗里·豪对邓小平说：解决好香港问题，对中英双方都极为重要。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政策，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振奋人心的概念，它能够保证香港在1997年以前和以后的稳定。
收获的季节
当9月5日最后一轮会谈开始之时，中方首席代表周南，意味深长地对英方首席代表伊文思大使说：“你到北京之后，经过了冬天、春天和夏天，现在是收割庄稼的季节。”
伊文思略作沉吟，含蓄地答道：“英国9月份也有一个庆祝秋收的节日。”
两国代表团团长皆谈丰收，意味着历时两年之久的中英谈判进入了收获期。
新华社很快发表了一篇快讯，向国内外示意，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协议已是瓜熟蒂落。果然，9月19日，英国代表团团长、驻华大使伊文思对记者宣布：“双方代表团已完成了协议草案，并已送交各自政府加以考虑，因此没有必要举行第23轮会谈了。”
这一丰收的喜讯传到了香港，人心振奋，欢欣鼓舞。20日，股市恒生指数越过了1000点大关，为1003.15点，4个交易所全日成交总额为1.9亿元，股票的两项指标都创了历史最高纪录。
1984年9月26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日子。
当天上午10时，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草签仪式。两国代表团团长周南和伊文思，分别在3个文件上郑重地写上自己的名字。
在草签仪式进行的同一天，港府向香港市民散发了几十万册白皮书，内容包括英国政府编写的《引言》、《中英联合声明》的全文和三个附件及备忘录。
《引言》详细阐述了英国政府对《联合声明》的看法。其中說：“这样的一份协议，是两个主权国家所能达成的最高承诺。”“从协议整体看，英国政府有信心认为这份协议的确可以提供一个大纲，使香港在1997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后，能够继续保持稳定和繁荣。”
紧接着，中英两国依照法律程序，对《联合声明》进行了紧张的审议。1984年11月4日，6届人大8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联合声明》。
18日晚，撒切尔夫人抵达北京，下午5时半，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隆重举行了关于香港问题协议的正式签字仪式。一片庄严、肃穆的气氛。香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静候于此；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泱泱大国静候于此。铺着墨绿色绒布的长桌中央，插着中英两国国旗。中国领导人和撒切尔夫人分别在长桌本国国旗的一侧入座。很快，撒切尔夫人拿起桌上的“英雄金笔”，飞快地在《联合声明》的末尾签了一行字：玛格丽特·撒切尔。
交换声明文本。握手。大厅里爆发出持续了很久的掌声。这掌声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将在同日把香港交还中国。”
在掌声中，中英谈判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由衷地笑了。国家主席李先念笑了。撒切尔夫人笑了。中国领导人和撒切尔夫人代表各自政府郑重发言。他们一致高度评价中英两国通过和平谈判，顺利解决了香港问题。
讲话完毕，全场的气氛立即活跃起来。邓小平、李先念笑容满面地走到撒切尔夫人面前，举起香槟酒。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外交部长吴学谦，举起了香槟酒。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举起了香槟酒。应邀专程来京参加仪式的101位香港各界人士也纷纷举起了香槟酒。
邓小平站在撒切尔夫人旁边，面带微笑。
香港的历史已经发生一个巨大的转折。
2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高兴地看到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特区经济稳定、社会发展、民生改善的美好现实时，我们不会忘记那些曾经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做出重要贡献的人们。
1982年9月22日，一架英国皇家空军专机在北京首都机场徐徐降落。9月24日，这是决定香港前途的关键一天。这天上午9点，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会谈一开始，“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就先发制人，打出了她早已准备好的第一张牌——“主权牌”。她胸有成竹地说：“有关香港的3个条约，白纸黑字写在那里，任何人都不能抹煞这一事实。既然这些条约仍然存在，那么就必须得到遵守。如果中国收回香港，就会对香港带来灾难性影响，破坏香港的繁荣。”
面对撒切尔夫人咄咄逼人的“主权牌”，邓小平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两句话：“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一定要收回来的。”
接着，邓小平强调：“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一定要收回来的。时间可以定在1997年”。但是邓小平提醒女首相不要误会了，到时“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
邓小平说，如果到1997年还不收回香港，那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不能向中国人民交待，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待，应该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
“主权牌”输了，“铁娘子”开始晓以“厉害”：中国不是很关心香港的繁荣吗？如果中国收回香港，给香港带来的将不是繁荣，而是灾难性影响，这可是对中国的四化建设不利啊！
邓小平索性把话说透：即使香港不能继续保持繁荣，对中国的四化建设又会有多大影响？邓小平承认影响不能说没有，但他告诉好心的英国人，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么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
邓小平再次显示出他“把握强硬和灵活间最佳比例的高超才能” ：“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中国1997年要收回整个香港，至于用什么方法收回，我们决定谈判。”
邓小平又开出谈判的时间表，中国正式宣布收回香港，“我们可以再等一二年宣布，但肯定不会拖延更长的时间。”
会谈整整延长了50分钟，其交锋程度之激烈，由此可以推测。
终于，撒切尔夫人出来了，脸色凝重。当她缓步走向大会堂北大门的台阶时，抬头突然望见了台阶右下方的一大群的记者，顿时又绽开了笑脸，扭过头向记者们点头示意。当她走向倒数第二级台阶时，突然一脚踩空，使身体失掉了平衡，栽倒在石阶地上，连手袋都摔倒了一边。
当天下午，当撒切尔夫人向中外记者宣读声明时，尽管声音一度变得嘶哑，但她仍然坚持一口气念完了声明：
“今天，两国领导人在友好的气氛中，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双方领导人就此问题，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双方本着维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的共同目的，同意在这次访问后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商谈。”
整个声明实际上就说了两句话：第一，双方都希望香港能繁荣、稳定；第二，以后继续谈判。
中国新华社在发布这一段联合声明的同时，还附上了一段中国方面的强硬声明：“至于中国政府关于收复整个香港地区主权的立场是明确的、众所周知的。”
“访英团”和“上京团”
经过了将近10个月的“苦闷期”，中英谈判重新开始。
1983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就在这一天，中英两国同时宣布，第二阶段的会谈将于7月12日在北京举行。
英国虽然不再大谈特谈“3个条约有效论”，但对“以主权换治权”的主张，卻是一再坚持。中国政府寸步不让，一再强调：主权和治权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名义上的主权而无实际上的治权，这在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是不能允许的。
9月5日，撒切尔夫人在首相府，召集主管香港事务的大员们，会议作出了一项赌博性的决定：与中国政府打“经济牌”，对中国施加压力。
“经济牌”未能奏效，英方代表再次把目光转向了谈判桌上。于是，从10月19日开始，双方代表在北京举行了第5轮会谈。11月中旬和12月上旬，又分别举行了第6轮、第7轮会谈。
在这3轮会谈中，英方无奈何地作出了让步，不坚持“以主权换治权”，却又提出了要在1997年后继续发挥英国的行政管理作用，比如保留一名英国总督。
中国驳斥了英方的这些说法，不同意1997年后英国在香港扮演任何管理角色。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在新闻发布会上再次重申：“中国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中国希望在1984年9月前，能同英国达成协议，如果届时还达不成协议，中国政府将单方面宣布自己对香港的方针政策。”
会谈又陷入了僵局。于是，香港各界人士又纷纷组织“访英团”和“上京团”，通过各种途径向中英两国领导人表达自己的意见。
一般来说，“访英”还是“上京”，本身就表现了某种倾向性：急急忙忙向伦敦跑的，多半是一些一贯亲英的“高等华人”；而“上京团”的社会阶层就要广泛得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心的向背。随着一个个“上京团”的归来，香港人对中国政府的政策，越来越理解和支持，对香港未来的担心和疑虑也越来越少。民心的天平，进一步向中国方面倾斜；形势的发展，越来越对中国有利。
在这种情况下，谈判再拖下去，对英国更加被动。于是，1984年1月25日，双方开始第8轮会谈。此后，到4月12日，共连续举行了5轮会谈。 在第8轮会谈开始前，英国首相写信给中国，表示理解中国主权立场，这实质上是在1997年后香港的行政管理问题上作出了让步。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10月15日飞抵北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他在北京期间，与中国外交部长吴学谦、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及邓小平进行了会谈。访问结束时，发表的新闻公报说：双方一致认为，会谈已取得了可贵的进展。
10月20日，杰弗里·豪在香港发表声明说：“要达成一个使香港在1997年后仍由英国进行管治的协议，是不切实际的设想。”英国的方针“是与中国政府研究，怎样可以达到为确保香港在1997年之后，在中国主权下得到高度自治权，同时会使香港的生活方式及现行制度的本质得以维持不变的安排”。
这个声明表明，1997年之后，英国要完全放弃香港的主权和治权，到时，香港就要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经过一年多的风风雨雨，香港的前途终于确定下来了。对于这一点，人们并不感到特别意外。因为，谈判桌上的胜败，取决于谈判桌后双方的实力，没有实力和民心做基础，是绝不可能在谈判桌上达到预定目标的！
香港人可以松一口气了，但中英双方的谈判代表们，却一点不敢稍有懈怠。虽然大的分歧解决了，可各种枝枝节节的问题，仍然可能不断地冒出来，影响会谈的结局。英国被迫在大的原则问题上作出了让步，心里却是情不甘意不愿，千方百计地总想扳回几分。
果然，没多久，港英政府又紧紧地抓起了“民意牌”。5月9日，中英第14轮会谈开始举行。就在这一天，由香港行政和立法两局9名非官守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启程访英，他们奉劝英国不应该“冒险”地去签订协议。这9名“高贵的议员”不自量力，以“500万港人的代表者”自居，当然引起了香港人民强烈的批评。
过了第16轮会谈，邓小平接见了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邓莲如、利国伟。他说：“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是符合500万香港人的利益的。”邓小平严厉的态度，使港英政府手中的“民意牌”又失效了！
直至7月底，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杰弗里·豪再次访问北京，使中英谈判才重新打破了僵局。杰弗里·豪与吴学谦外长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邓小平也会见了杰弗里·豪，对会谈取得的重大进展表示祝贺。杰弗里·豪对邓小平说：解决好香港问题，对中英双方都极为重要。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政策，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振奋人心的概念，它能够保证香港在1997年以前和以后的稳定。
收获的季节
当9月5日最后一轮会谈开始之时，中方首席代表周南，意味深长地对英方首席代表伊文思大使说：“你到北京之后，经过了冬天、春天和夏天，现在是收割庄稼的季节。”
伊文思略作沉吟，含蓄地答道：“英国9月份也有一个庆祝秋收的节日。”
两国代表团团长皆谈丰收，意味着历时两年之久的中英谈判进入了收获期。
新华社很快发表了一篇快讯，向国内外示意，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协议已是瓜熟蒂落。果然，9月19日，英国代表团团长、驻华大使伊文思对记者宣布：“双方代表团已完成了协议草案，并已送交各自政府加以考虑，因此没有必要举行第23轮会谈了。”
这一丰收的喜讯传到了香港，人心振奋，欢欣鼓舞。20日，股市恒生指数越过了1000点大关，为1003.15点，4个交易所全日成交总额为1.9亿元，股票的两项指标都创了历史最高纪录。
1984年9月26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日子。
当天上午10时，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草签仪式。两国代表团团长周南和伊文思，分别在3个文件上郑重地写上自己的名字。
在草签仪式进行的同一天，港府向香港市民散发了几十万册白皮书，内容包括英国政府编写的《引言》、《中英联合声明》的全文和三个附件及备忘录。
《引言》详细阐述了英国政府对《联合声明》的看法。其中說：“这样的一份协议，是两个主权国家所能达成的最高承诺。”“从协议整体看，英国政府有信心认为这份协议的确可以提供一个大纲，使香港在1997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后，能够继续保持稳定和繁荣。”
紧接着，中英两国依照法律程序，对《联合声明》进行了紧张的审议。1984年11月4日，6届人大8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联合声明》。
18日晚，撒切尔夫人抵达北京，下午5时半，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隆重举行了关于香港问题协议的正式签字仪式。一片庄严、肃穆的气氛。香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静候于此；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泱泱大国静候于此。铺着墨绿色绒布的长桌中央，插着中英两国国旗。中国领导人和撒切尔夫人分别在长桌本国国旗的一侧入座。很快，撒切尔夫人拿起桌上的“英雄金笔”，飞快地在《联合声明》的末尾签了一行字：玛格丽特·撒切尔。
交换声明文本。握手。大厅里爆发出持续了很久的掌声。这掌声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将在同日把香港交还中国。”
在掌声中，中英谈判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由衷地笑了。国家主席李先念笑了。撒切尔夫人笑了。中国领导人和撒切尔夫人代表各自政府郑重发言。他们一致高度评价中英两国通过和平谈判，顺利解决了香港问题。
讲话完毕，全场的气氛立即活跃起来。邓小平、李先念笑容满面地走到撒切尔夫人面前，举起香槟酒。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外交部长吴学谦，举起了香槟酒。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举起了香槟酒。应邀专程来京参加仪式的101位香港各界人士也纷纷举起了香槟酒。
邓小平站在撒切尔夫人旁边，面带微笑。
香港的历史已经发生一个巨大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