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喜欢垃圾。
　　西蔡村村民也不清楚，陈立雯为何“天天跟着垃圾跑”。这个冀东南村庄里唯一走出去的留学生，在2018年夏天回到家乡，跟着三轮车收垃圾、挨家挨户指导垃圾分类，“与农村垃圾过不去”。

“垃圾围村”并非个案

　　陈立雯出生于1981年，先后于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与美国南加州大学研究中国垃圾分类和回收史。2017年回国后，她全力投入到农村垃圾分类推行工作里，家乡西蔡村是其第三个试点。
　　在此之前，西蔡村面临“垃圾围村”已久。这个位于河北省沧州市献县西城乡的村庄有480户人家共1600余人。村内道路看似宽阔整洁，但垃圾堆实则隐藏在村庄各处。垃圾越堆越多，附近村民苦不堪言。乡党委书记陈继祥也颇为无奈：“以前农村垃圾哪有人管，不自觉的都房前屋后丢，自觉的也是用小推车推至村里坑洼区域，都是多年的问题了。”
　　事实上这并非个案。在中国农村地区，村民们多年来习惯将收集后的垃圾堆放至村头、废弃矿坑等简单填埋，缺乏防渗措施。一些地区鼓励采用小型垃圾碳化热解设施就地焚烧可燃垃圾，但也并未纳入环境监管范围。
　　而在媒体报道中看到陈立雯的农村垃圾分类实验后，陈继祥觉得西蔡村的垃圾围村现状“有救了”。
　　2017年8月起，陈立雯在河北保定的南峪村和浙江金华的马宅村推行垃圾分类。2018年春节，陈立雯与其美国导师回西蔡村过年，确定了西蔡村做垃圾分类的事情。
　　“垃圾围村主要就是指塑料，因为厨余可降解。”据陈立雯的前期调研，西蔡村的垃圾有50%左右是厨余，其次是塑料袋和各种塑料包装。
　　近几年，农村环境治理逐渐得到政策重视。2018年，国务院连续出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明确将农村垃圾治理作为主攻方向，农村垃圾开始探索治理出路。
　　在此背景下，河北省沧州市献县也开始推行城乡环卫一体化，将农村垃圾纳入“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收运体系。
　　西蔡村在2018年6月配备了31个垃圾桶。清运车两天来一次，环卫工人将村里的垃圾收走，送至献县垃圾填埋场。
　　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垃圾随意倾倒或者露天焚烧的污染，不过，垃圾处理困境并未缓解。一个问题是，西蔡村有1600多人，往往清运车还没到，31个垃圾桶就被填满。一些村民仍沿用原先的习惯，将垃圾倒在村里坑洼区域。
　　此外，陈立雯介绍，此方式还是混合收运和混合处理，县垃圾填埋场的处理压力陡增，从原来的日处理量不到200吨，增长到现在的600吨左右。填埋场设计使用寿命大大缩短，垃圾末端处理的污染控制也遭遇挑战。
　　一个本质区别是，混合垃圾收运会要求垃圾增量，因为垃圾越多，政府给焚烧厂补贴越多。陈立雯表示，由于污染防治措施难以规范，最终只是将生活垃圾由分散面源污染变成了集中污染。
　　解决垃圾围村还是要垃圾减量，通过源头分类与就地堆肥，形成一条垃圾处理的循环链条，改变这套混合收运体系。
　　这并不容易。

理念、政策、资金缺一不可

　　在中国城市中，垃圾分类早已不是新鲜事物。
　　对公众感知而言，垃圾分类似乎每次都声势浩大地发生在身边，但都进展缓慢。这也成为农村垃圾分类是否可以有效推行的质疑点：“城里面都没有做到垃圾分类，还要去农村做这个？”
　　对于垃圾分类体系的搭建，陈立雯觉得农村有其优势：“城市已经有成熟的混合垃圾收运体系，垃圾分类体系需要前端约束垃圾产生者、后端实现分类，在城市需要先摧毁混合垃圾体系，是‘破和立’，短期内很难。但在农村原来也没有成熟的收运体系，一片空白，只需要‘立’。”
　　南峪村与马宅村实际的运行经验也给予她很大信心。陈立雯觉得：“这套体系是可以落地运转的，传统混合垃圾收运的结构也可以撬动。”混合垃圾收运，即将生活垃圾、建筑垃圾与工业垃圾统一运送至填埋场或焚烧厂，这是中国目前主要的垃圾处理方式。“这种方式下，厨房的汤汤水水都混在里面，无论是填埋还是焚烧，污染都比较大。”
　　垃圾分类的思路是“能在村里堆肥的就在村里堆肥，村里无法处理的，再清运出去。农村不缺土地，村内堆肥成本更低。另外分類后的垃圾经过了干湿分离，也可减少污染”。

　　约书亚·戈尔茨坦提出，中国的垃圾与废品回收过程中存在着不平等，比如，城市边缘的一些村庄会成为垃圾的倾倒地，垃圾填埋和焚烧场也会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环境污染的整体后果常常被弱势群体所承担，这并不公平。”

　　此方式运行的关键在于源头分类和就地堆肥。为保证分类，需撤掉所有公共区域的垃圾桶，统一进行垃圾收运，因此也叫作 “垃圾不落地”。
　　理念固然重要，但对垃圾分类而言，决定其成功搭建与运行的还是政策与资金。西蔡村要实现垃圾不落地，第一步需搭建硬件设施。根据陈立雯的预算，480户人家需要的960个小桶大概12840元;可回收物袋子960元;垃圾分类收运车大概7000元;厨余堆肥场地建设需要3万～4万元。
　　西蔡村和西城乡并无财力，乡党委书记陈继祥计划找企业合作。“现在在农村做垃圾分类项目没有太大利润，企业自然就不会做。”陈继祥向县里申请，用作西蔡村和大邵寺村两个垃圾分类试点的经费为16.8万元。“县里此前从没做过这个，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陈继祥坦言。
　　以村庄为单位做试点，陈立雯斟酌过优势：“如果按县规模来的话会更为复杂，比如建堆肥场地，需要经过非常多的环评手续及征地流程，而村一级有自治权会相对容易。” 　　陈继祥介绍称，基层政府面临扶贫、环保、财政等压力，多个“一票否决”之后，并不在考核体系之内的垃圾分类，自然就被排到了政府事项后面。
　　关于垃圾分类的实施细节，陈继祥也有更多考虑：“西蔡村现在4个保洁员，每月600块钱，垃圾分类试点启动后保洁员工作将面临调整，单人工资增加但人员减少。保洁员不少都是带着扶贫指标的贫困户，减员的话就会和扶贫有些冲突。”
　　西蔡村的垃圾分类最终在2018年10月27日正式启动。
　　依据陈立雯的经验，“如果地方政府意愿非常强烈，垃圾分类的推行就会快一些。”但村民行为改变的时间都差不多，“一个月内肯定能养成习惯。比较难的是长期来看，垃圾分类系统要如何运转。”
　　南峪村和马宅村都曾出现反复，“比如收运人员本来隔天收一次，过了几个月成了三天收一次。村民在家也不认真分类了。”陈立雯表示：“我们是一个外力，永远不可能替代内力的管理和常态化持续性的运营，需要把监督体系搭建起来。”
　　直到马宅村成立了监督小组，原先管计划生育的妇联小组现在开始监督垃圾分类，不定期入户检查，挨家挨户进行打分，张贴农户垃圾分类“红黑榜”。马宅村的垃圾分类体系得以继续。
　　陈立雯说，马宅村垃圾分类的良性运作与整个金华地区在农村垃圾分类领域的政策推行有关。事实上，在垃圾分类运行顺利的诸多国家与地区，都离不开政府立法。“对比起来，南峪村的垃圾分类实验好比一个村在单打独斗。对乡镇和县而言，没有垃圾分类的区域性政策。”陈立雯认为，若缺乏区域性主导政策，单做一个村试点风险性很高，但“矛盾就在这儿，不从一个村开始的话，就不可能跨越到一个乡、一整个地区”。

打通城市和农村的关联

　　2009年——可以说是中国垃圾问题之年，陈立雯进入垃圾议题领域。这一年，与垃圾有关的社会问题全面爆发，垃圾填埋场与焚烧场选址争议此起彼伏。“那年在北京、广州等地出现了几起垃圾焚烧厂建设争议。现在回头看2009年到2015年，正是中国垃圾焚烧末端处理设施快速扩张的阶段，我们大部分精力用在末端污染监督上。”陈立雯回忆。
　　其中一个案子是谢勇诉江苏省海安垃圾焚烧厂。江苏海安村民谢勇的儿子谢永康在2008年5月12日出生后，很快被诊断为脑瘫、癫痫。谢勇并不知晓病因，直到2009年11月2日，一纸拆迁通知让谢勇意识到，儿子患病或许与190米之外的垃圾焚烧厂有关。
　　随后，谢勇查阅大量医学和环保书籍，并请教相关专家，得知垃圾焚烧厂可能产生的污染物，尤其是致癌物二恶英导致的孩童病症与儿子症状极其相似。谢勇开始收集证据，状告江苏海安垃圾焚烧厂致其子脑瘫。
　　谢勇案是中国首起垃圾焚烧致病案，因其具有标杆性意义，国内多家环保组织参与其中，前往实地调研，其中就包括陈立雯。
　　她2009年自天津师范大学英美文学系硕士毕业后，全职加入环保机构。谢勇案是她经历的第一个案子，也是她工作中的“关键时刻之一”。陈立雯“永远都忘不了见到那个孩子的那一幕”——已经是凌晨夜里，两岁的小孩没办法站立，只能吃流食，癫痫发作时候咬破嘴唇渗出血。
　　此后，她各处调研，考虑如何阻止污染产生。父亲陈连香觉得“跟垃圾打交道，跑来跑去的工作太辛苦”，但陈立雯觉得幸运：“能够在一个中国垃圾问题非常严重的时期，有机会深入这个问题的各个切面。”
　　直到2015年，34岁的陈立雯觉得“应该停下来一阵子”，而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愿给奖学金，她跟着研究全球电子废物的导师学习环境史。此后，陈立雯又至美国南加州大学做访问学者，师从南加州大学历史系学者约书亚·戈尔茨坦研究中国垃圾分类和回收史。
　　海外读书两年里，陈立雯得以“从一个历史的维度看中国的垃圾问题”。从2000年至今，中国城市垃圾分类推行了17年，但“始终流于表面”，陈立雯觉得还是要继续推动这个事情。

　　以往在乡村推行垃圾分类的经验里，陈立雯最大的感受是，如果地方政府的参与度和主动性强，那么推行的进度就会快一些。
　　而在这种感受的背后，其实是垃圾分类考核指标体系的亟待完善。“现在有的考核指标，是布了多少桶、张贴了宣传画册没有，但不应该这样。”在陈立雯看来，考核应该是根据不同地区的主要垃圾分类情况设立，比如有无相应的处理设施，源头上实现了多大减量等。
　　另一方面，长远来看，打通城市和农村的关联，也是未来垃圾分类的大势所趋。
　　陈立雯的导师约书亚·戈尔茨坦长期研究中国垃圾分类和回收史，他提出，中国的垃圾与废品回收过程中存在着不平等，比如，城市边缘的一些村庄会成为垃圾的倾倒地，垃圾填埋和焚烧场也会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环境污染的整体后果常常被弱势群体所承担，这并不公平。”
　　而眼下，面对垃圾分类在中国各个城市和乡村的推進，陈立雯开始越来越多地想到，既然整体上50%左右的垃圾是可以堆肥的有机物，那这一块怎么和农业的种植结合起来，先从小乡镇开始探索，再到县城区域，最终实现突破。
　　实现这样的突破，需要建立的还是认知：让所有人认识到城市的厨余垃圾对土壤滋养的重要性。同时，改变城市以往的垃圾处理体系，未来能够建的是一个让农业循环的有机物处理厂，而不再是填埋场或焚烧厂。
　　◎ 来源|综合界面新闻、华西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