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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作为我国文学史讽刺小说最为突出的一部小说,以辛辣的笔风,戏谑的语气,展现了作者所处那个年代官场仕途的一幕幕百丑图。从这部《儒林外史》的背景成因以及讽刺艺术特点等几方面来谈谈讽刺作品的解读。
一、《儒林外史》创作背景分析
一部作品,往往反映了作者眼中的世界与心中的评定,所以提及《儒林外史》的现实性,就需要先了解作者的生平际遇。
吴敬梓,字敏轩,一字文本,出生于安徽全椒一个颇为富裕的家庭,祖上至父亲几代为官,因此青少年时期生活无忧。13岁丧母,14岁开始随父读书,穷经注史,无所不涉。
哪知一朝风云突变,父亲得罪上司被贬,回家后郁郁寡欢,不久便因病而亡,家道也随即衰落。在这个过程中,吴敬梓见识尽了官场中的相互倾轧,也體会到了人情冷暖。父亲死后,家里田产被近亲掠夺,甚至之前他慷慨周济的邻人也与之疏远,后来田产卖光,奴仆逃散,吴敬梓被嘲笑为吴家“不肖子孙”。[1]
其间安徽巡抚曾因为知他学富五车,荐其应试,心灰意冷的吴敬梓推病拒绝,于33岁那年,移居南京。交游广阔的他,从此游遍江浙,更将世间不平与荒唐尽收眼底,40岁之后,开始创作《儒林外史》。
吴敬梓的家庭出身及经历,让他非常了解封建知识分子的生活,对科举制度的腐败尤为透彻。因其亲眼目睹官绅丑恶嘴脸,文人雅士的真实面目,从内心开始鄙夷功名利禄,厌恶庸俗的社会风气,于是将自己的这一腔愤懑投注笔端。吴敬梓写起科场与官场的人物来,信手拈来,栩栩如生。因为这些人的内心世界对于吴敬梓来说,早已体察入微,了如指掌。加上锋利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吴敬梓给后世展现了他所处时代的真实面貌。
在《儒林外史》里,吴敬梓用自己经历和经验为基础,通过一个个小人物的遭遇,描摹出一幅中国18世纪的社会风俗画,通过揭露官场中的徇私舞弊,名仕的附庸风雅与招摇撞骗,科举之人利欲熏心等一系列的世态人情,抨击了黑暗的科举制度,以及沦丧的道德伦理,直指当时昏聩的社会之风。
从阅读的角度来看,这部小说尽管没有一个从头到尾贯穿的情节主干,但每一个扭曲的灵魂以及他们背后病态的社会,都将故事指向同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对封建礼教与科举制度的揭露与批判。作者并不只想着力塑造某个主角,而是让读者从一个个人物的成长历程和所处的环境中去了解当时的社会,引导读者看到在清朝前期以礼教和科举制度为中心的现实下,读书人的前途和命运。其现实性和批判性对于后世的重大警醒和教育意义,不言而喻。
二、《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作为一部流传至今的优秀作品,《儒林外史》对人物的塑造固然令人称颂,但其高妙的讽刺手法,譬如夸张、对比、隐喻等也堪称一绝[2]。
1.夸张
在文学创作中,夸张的运用,是为了对形象表现做以强化,在《儒林外史》大量的夸张手法的应用,塑造了许多典型人物。比如在第六回《乡绅发病闹船家 寡妇含冤控大伯》一篇中,对严监生之死有如下描写:
“……话说严监生临死之时,伸著两个指头,总不肯断气,……顿时就没了气。”
文中的严监生,本是个富有之人,但为人悭吝,一家四口,素日猪肉只割四个钱的,以哄小儿的饥闹。临死前愣是不闭眼,又说不出话,只伸出两个指头。众人道是他有两件心事未了,唯有其妻赵氏了解丈夫,知道是他看油灯里两条灯芯太浪费,便去挑掉一茎,严监生这才放心归西。
对于严监生的描写,是在其人物性格中富有特征的细节上做以夸张,其真实性加上适当的夸张描写,令人物特点入木三分,故事生动异常,严监生其人跃然纸上,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譬如范进中举之后的昏厥疯癫;胡三公子买鸭之前用挖耳勺戳戳鸭胸脯,试探鸭肉是否肥嫩;周进屡试不中,在贡院撞击号板……
这种夸张的写法,并不违背人的真实性,而是将他们身上的特点放大给读者看,将这些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加工呈现,其可笑可恨可怜之处,令人不禁哀叹当时的制度与人心。
2.对比
对比也是讽刺艺术惯常所用的另一种手法,在《儒林外史》里,对比更是无处不在,形象的细节与对比相结合,塑造出来的人物与情节更具有冲击力。比如在《范进中举》这个故事里,范进中举前与中举后,其岳父胡屠夫截然不同的两副嘴脸,就令人哭笑不得。范进想去应试,问岳父借点钱做盘缠,胡屠夫一口唾沫唾过去,破口大骂:
“不要失了你的时了!你自己只觉得中了一个相公,就‘癞虾蟆想吃起天鹅肉’来!我听见人说,就是中相公时,也不是你的文章,还是宗师看见你老,不过意,舍与你的。如今痴心就想中起老爷来!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趁早收了这心……”
而范进听闻自己中举之后疯癫,众人要胡屠户打他一巴掌,这时候胡屠户却完全没了先前的威风,反倒瞻前顾后起来:“……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听斋公们说:‘打了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我却是不敢做这样的事’……”虽然最终胡屠户在众人的怂恿下,终于借酒壮胆打了范进一巴掌,可那手却疼得翻不过来了。这一番对比,便将胡屠户趋炎附势变色龙一般的嘴脸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3.隐喻
隐喻,顾名思义,是一种不说明的比喻,但贯穿在文中,就更有深意,它包含着作者想要表达又不愿意明说的东西。在《儒林外史》中,食物,就是其重要的隐喻之一。第十回《鲁翰林怜才择婿 蓬公孙富室招亲》中有这么一段:
“……又被两个狗争着,咂嘴弄舌的来抢那地下的粉汤吃。他怒从心上起,使尽平生气力,跷起一只脚来踢去,不想那狗倒不曾踢着,力太用猛了,把一只钉鞋踢脱了,踢起有丈把高。……席上上了两盘点心,一盘猪肉心的烧卖,一盘鹅油白糖蒸的饺儿,热烘烘摆在面前,又是一大深碗索粉八宝攒汤,正待举起箸来到嘴,忽然席口一个乌黑的东西溜溜的滚了来,乒乓一声,把两盘点心打的稀烂。陈和甫吓了一惊,慌立起来,衣袖又把粉汤碗招翻,泼了一桌。” 说的是鲁府宴席中狗争抢打翻的粉汤,被下人掷鞋相赶,不料鞋子没砸到狗,反而把两碟新上来的点心打了个稀烂,一时间人仰马翻,席不成席。鹅油白糖蒸饺、猪肉心烧麦,还有索粉八宝攒汤……精细美馔与其后鲁编修得知自己被朝廷认命,兴奋过度骤然去世时府中寒酸食物形成鲜明对比。用食物的丰盛简朴暗喻了鲁府的兴盛与衰微。而席间先有老鼠掉进燕窝粥,后有鞋子飞进点心盘,无不暗示了两家的结合之谬——醉心科举的鲁编修与鲁小姐选的乘龙快婿蓬公孙,是个对科考完全没有兴趣之人——这眼下的繁盛很快就将鸡飞蛋打,一片惶然。而在这些背后,则是吴敬梓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批判和讽刺。
三、《儒林外史》对后期小说创作的影响
鲁迅评价《儒林外史》: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除他之外,胡适等大家也对《儒林外史》有极高的评价,莫不赞其讽刺艺术之高妙,其艺术地位被尊为中国文学史上“圣品”之级,它的问世与流传,对当时及后世的小说创作也影响颇深。
吴敬梓用厚重的文学素养与深入的生活观察,加以从民间语言中提炼出来生动幽默朴素的语言,将科举的腐朽,名士的可笑,官场的黑暗写得恰到好处。从结构上来说,又创新运用了分阶段展开这种方式,对晚清时期的小说创作影响尤为深重。无论是《海上花列传》,还是《官场现形记》,均可看出对《儒林外史》的模仿。作为近晚清小说改良标志的《新小说》,曾在1902年10月31日的《新民丛报》第19号登载的《新小说社征文启》中提到:
“……本社最欲得者为写情小说,惟必须写儿女之情而寓爱国之意,乃为有益时局,又如《儒林外史》之例,描写现今社会情状,借以警醒时流、矫正鄙俗,亦佳构也。”
后来《新小说》又多次登载这份征文启事,对后世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儒林外史》的创作基调和方式,成了近代小说家梦寐以求的标准,可惜模仿者甚多,却并无传世佳作。直至五四时期,对《儒林外史》的模仿创作,才逐渐走到了尽头。
作为我国文学史上地位卓著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树立了古代讽刺小说的典范,即便对于后世的读者,也仍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其鞭辟入里、引人深思的内涵,对现今社会也仍有启示和警醒作用。
参考文献:
[1]宋旭,戴從容.论吴敬梓《儒林外史》讽刺世态的表现手法[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1.17(1):115-118.
[2]姜荣刚.从《儒林外史》传播接受看近代小说的演变[J].文学遗产,2018.1.
贾锋全,山西省和顺县第一中学校高级教师。
一、《儒林外史》创作背景分析
一部作品,往往反映了作者眼中的世界与心中的评定,所以提及《儒林外史》的现实性,就需要先了解作者的生平际遇。
吴敬梓,字敏轩,一字文本,出生于安徽全椒一个颇为富裕的家庭,祖上至父亲几代为官,因此青少年时期生活无忧。13岁丧母,14岁开始随父读书,穷经注史,无所不涉。
哪知一朝风云突变,父亲得罪上司被贬,回家后郁郁寡欢,不久便因病而亡,家道也随即衰落。在这个过程中,吴敬梓见识尽了官场中的相互倾轧,也體会到了人情冷暖。父亲死后,家里田产被近亲掠夺,甚至之前他慷慨周济的邻人也与之疏远,后来田产卖光,奴仆逃散,吴敬梓被嘲笑为吴家“不肖子孙”。[1]
其间安徽巡抚曾因为知他学富五车,荐其应试,心灰意冷的吴敬梓推病拒绝,于33岁那年,移居南京。交游广阔的他,从此游遍江浙,更将世间不平与荒唐尽收眼底,40岁之后,开始创作《儒林外史》。
吴敬梓的家庭出身及经历,让他非常了解封建知识分子的生活,对科举制度的腐败尤为透彻。因其亲眼目睹官绅丑恶嘴脸,文人雅士的真实面目,从内心开始鄙夷功名利禄,厌恶庸俗的社会风气,于是将自己的这一腔愤懑投注笔端。吴敬梓写起科场与官场的人物来,信手拈来,栩栩如生。因为这些人的内心世界对于吴敬梓来说,早已体察入微,了如指掌。加上锋利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吴敬梓给后世展现了他所处时代的真实面貌。
在《儒林外史》里,吴敬梓用自己经历和经验为基础,通过一个个小人物的遭遇,描摹出一幅中国18世纪的社会风俗画,通过揭露官场中的徇私舞弊,名仕的附庸风雅与招摇撞骗,科举之人利欲熏心等一系列的世态人情,抨击了黑暗的科举制度,以及沦丧的道德伦理,直指当时昏聩的社会之风。
从阅读的角度来看,这部小说尽管没有一个从头到尾贯穿的情节主干,但每一个扭曲的灵魂以及他们背后病态的社会,都将故事指向同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对封建礼教与科举制度的揭露与批判。作者并不只想着力塑造某个主角,而是让读者从一个个人物的成长历程和所处的环境中去了解当时的社会,引导读者看到在清朝前期以礼教和科举制度为中心的现实下,读书人的前途和命运。其现实性和批判性对于后世的重大警醒和教育意义,不言而喻。
二、《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作为一部流传至今的优秀作品,《儒林外史》对人物的塑造固然令人称颂,但其高妙的讽刺手法,譬如夸张、对比、隐喻等也堪称一绝[2]。
1.夸张
在文学创作中,夸张的运用,是为了对形象表现做以强化,在《儒林外史》大量的夸张手法的应用,塑造了许多典型人物。比如在第六回《乡绅发病闹船家 寡妇含冤控大伯》一篇中,对严监生之死有如下描写:
“……话说严监生临死之时,伸著两个指头,总不肯断气,……顿时就没了气。”
文中的严监生,本是个富有之人,但为人悭吝,一家四口,素日猪肉只割四个钱的,以哄小儿的饥闹。临死前愣是不闭眼,又说不出话,只伸出两个指头。众人道是他有两件心事未了,唯有其妻赵氏了解丈夫,知道是他看油灯里两条灯芯太浪费,便去挑掉一茎,严监生这才放心归西。
对于严监生的描写,是在其人物性格中富有特征的细节上做以夸张,其真实性加上适当的夸张描写,令人物特点入木三分,故事生动异常,严监生其人跃然纸上,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譬如范进中举之后的昏厥疯癫;胡三公子买鸭之前用挖耳勺戳戳鸭胸脯,试探鸭肉是否肥嫩;周进屡试不中,在贡院撞击号板……
这种夸张的写法,并不违背人的真实性,而是将他们身上的特点放大给读者看,将这些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加工呈现,其可笑可恨可怜之处,令人不禁哀叹当时的制度与人心。
2.对比
对比也是讽刺艺术惯常所用的另一种手法,在《儒林外史》里,对比更是无处不在,形象的细节与对比相结合,塑造出来的人物与情节更具有冲击力。比如在《范进中举》这个故事里,范进中举前与中举后,其岳父胡屠夫截然不同的两副嘴脸,就令人哭笑不得。范进想去应试,问岳父借点钱做盘缠,胡屠夫一口唾沫唾过去,破口大骂:
“不要失了你的时了!你自己只觉得中了一个相公,就‘癞虾蟆想吃起天鹅肉’来!我听见人说,就是中相公时,也不是你的文章,还是宗师看见你老,不过意,舍与你的。如今痴心就想中起老爷来!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趁早收了这心……”
而范进听闻自己中举之后疯癫,众人要胡屠户打他一巴掌,这时候胡屠户却完全没了先前的威风,反倒瞻前顾后起来:“……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听斋公们说:‘打了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我却是不敢做这样的事’……”虽然最终胡屠户在众人的怂恿下,终于借酒壮胆打了范进一巴掌,可那手却疼得翻不过来了。这一番对比,便将胡屠户趋炎附势变色龙一般的嘴脸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3.隐喻
隐喻,顾名思义,是一种不说明的比喻,但贯穿在文中,就更有深意,它包含着作者想要表达又不愿意明说的东西。在《儒林外史》中,食物,就是其重要的隐喻之一。第十回《鲁翰林怜才择婿 蓬公孙富室招亲》中有这么一段:
“……又被两个狗争着,咂嘴弄舌的来抢那地下的粉汤吃。他怒从心上起,使尽平生气力,跷起一只脚来踢去,不想那狗倒不曾踢着,力太用猛了,把一只钉鞋踢脱了,踢起有丈把高。……席上上了两盘点心,一盘猪肉心的烧卖,一盘鹅油白糖蒸的饺儿,热烘烘摆在面前,又是一大深碗索粉八宝攒汤,正待举起箸来到嘴,忽然席口一个乌黑的东西溜溜的滚了来,乒乓一声,把两盘点心打的稀烂。陈和甫吓了一惊,慌立起来,衣袖又把粉汤碗招翻,泼了一桌。” 说的是鲁府宴席中狗争抢打翻的粉汤,被下人掷鞋相赶,不料鞋子没砸到狗,反而把两碟新上来的点心打了个稀烂,一时间人仰马翻,席不成席。鹅油白糖蒸饺、猪肉心烧麦,还有索粉八宝攒汤……精细美馔与其后鲁编修得知自己被朝廷认命,兴奋过度骤然去世时府中寒酸食物形成鲜明对比。用食物的丰盛简朴暗喻了鲁府的兴盛与衰微。而席间先有老鼠掉进燕窝粥,后有鞋子飞进点心盘,无不暗示了两家的结合之谬——醉心科举的鲁编修与鲁小姐选的乘龙快婿蓬公孙,是个对科考完全没有兴趣之人——这眼下的繁盛很快就将鸡飞蛋打,一片惶然。而在这些背后,则是吴敬梓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批判和讽刺。
三、《儒林外史》对后期小说创作的影响
鲁迅评价《儒林外史》: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除他之外,胡适等大家也对《儒林外史》有极高的评价,莫不赞其讽刺艺术之高妙,其艺术地位被尊为中国文学史上“圣品”之级,它的问世与流传,对当时及后世的小说创作也影响颇深。
吴敬梓用厚重的文学素养与深入的生活观察,加以从民间语言中提炼出来生动幽默朴素的语言,将科举的腐朽,名士的可笑,官场的黑暗写得恰到好处。从结构上来说,又创新运用了分阶段展开这种方式,对晚清时期的小说创作影响尤为深重。无论是《海上花列传》,还是《官场现形记》,均可看出对《儒林外史》的模仿。作为近晚清小说改良标志的《新小说》,曾在1902年10月31日的《新民丛报》第19号登载的《新小说社征文启》中提到:
“……本社最欲得者为写情小说,惟必须写儿女之情而寓爱国之意,乃为有益时局,又如《儒林外史》之例,描写现今社会情状,借以警醒时流、矫正鄙俗,亦佳构也。”
后来《新小说》又多次登载这份征文启事,对后世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儒林外史》的创作基调和方式,成了近代小说家梦寐以求的标准,可惜模仿者甚多,却并无传世佳作。直至五四时期,对《儒林外史》的模仿创作,才逐渐走到了尽头。
作为我国文学史上地位卓著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树立了古代讽刺小说的典范,即便对于后世的读者,也仍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其鞭辟入里、引人深思的内涵,对现今社会也仍有启示和警醒作用。
参考文献:
[1]宋旭,戴從容.论吴敬梓《儒林外史》讽刺世态的表现手法[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1.17(1):115-118.
[2]姜荣刚.从《儒林外史》传播接受看近代小说的演变[J].文学遗产,2018.1.
贾锋全,山西省和顺县第一中学校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