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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任期内最后一次“两会”记者见面会上强调：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讲得很好！”中央党校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所原常务副所长、现年74岁的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听完三个小时的记者会之后忍不住击节叹赏。而清华大学长期研究“文革”问题的唐少杰教授则干脆拍着桌子说了一声：“太好了！”
曾在“文革”前后失去22年光阴的法学家江平，却显得平和，已逾八旬的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温家宝此番回答“更敞开了内心世界，更表明了个人决心”，要将改革进行到底。
绕不过去的回忆
将时间拉回至上世纪60年代，刚刚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毕业回国任教不久的江平，因为向学院坦陈看法，迎来了一顶“右派”帽子，从“人民的阵营”被划入“敌人的阵营”。
这顶帽子一戴就是22年，期间，江平失去了自己新婚燕尔的妻子，继而在劳动改造中失去了一条腿。这成为他“人生最大的遗憾”，“我在能够为中国法治事业做贡献时，已经五十岁，人生最黄金的时代，应该是在三十岁到五十岁，我丧失了人生最宝贵的时间。”
往事不堪回首的远不止江平，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的陈峰（化名）亦有类似经历，如今84岁高龄的他和一同曾在该校任教的老伴，在1966年“文革”伊始就被打成“右派”，“那时候，每天要戴着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右派的‘手提帽’，高喊‘我是牛鬼蛇神，我反动，我该死’”。
一度被红卫兵打成脑震荡的陈峰，与家人做得最多的事情是处理“赃物”——连夜把家里的文艺作品、西方名著、经济学著作等一概烧掉，爱人的旗袍装照片更是要当做资本主义毒害物烧得干干净净，烧不掉的金戒指、项链、耳环等首饰要偷偷扔进茅坑里。
即便和陈峰夫妇一样处理了所有“赃物”，他的一位“为追求共产主义理想”而归国任教的朋友，依然没有逃脱日日被批斗挨打。难忍欺辱的朋友终于在一天被批斗后的夜里，用剃须刀割断腿部大动脉结束了自己三十多岁的年轻生命。“那時候所有人都睡大通铺，他是在我们睡着时自杀的。”陈峰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一早醒来，看见血流满床铺，这一幕成了他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阴霾。
就在陈峰戴着“高帽子”沿街高喊期间，北京朝阳区一所中学里，时年16岁的牛泽民被指定为红卫兵副排长，他所在的学校进行了一番改革：年级以连为编制，下属各个班级则改为排，排长、副排长等班干部组织红卫兵打击“右派”。
“当时正在批斗吴晗（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上面来了个领导工作组，要求我们批斗校内‘右派分子’，因为校长姓吴，就首当其冲被批斗。”40多年后，身为公司高管的牛泽民回忆说，这样的事例在当时很平常，不胜枚举。
回忆当年和同学们一起参与批斗的过程，牛泽民表示“不敢想象”。年轻人被革命冲昏了头脑，“在最美好的年纪做着最荒唐的事情”，因而错过了教育，以至于“文革”结束后很多人面临生存困境，“因为没有文化，更没有一技之长，最后干脆沦落为这个社会被忽视和被淘汰的一代”。
所有这些人的经历在清华大学教授唐少杰口中被形容为“绕不过去的回忆”：“文革”对于上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出生的几代人是“不可否定的组成部分”，或者说“底色”。这段历史占去了新中国历史六分之一的比重，对后来的历史影响深重，“我们可以说，我们无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要经过一座桥，而连系新中国前后历史的桥正是‘文革’”。
因此，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温家宝提到这个问题“反应非常大”，就是因为历史地来看，任何人都离不开“文革”，无论持批判、反思的态度，抑或回避、淡忘的态度，这段历史“都是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在我们日后生活中，‘文革’的诸多因素乃至‘文革情结’常常会显现出来”。
陈峰一位同事八岁的女儿因不小心摔碎家里的毛泽东石膏像，被打成小右派，吓成精神病至今未愈。但是，“失忆的她却更成为周围所有人挥之不去的记忆”。陈峰泪眼朦胧地说，她就像一面镜子，常常让经历过“文革”的人们真实地回到过去。
现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早在1986年担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时，就撰文《“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指出，虽然“十年前我们翻过了这沉重的一页。然而我们有理由不时反思那场内乱。以防止这样的灾难再次发生”。并认为，一个民族应该把自己最令人痛心的教训当作一面镜子，时时擦拭，时时映照，以便一代又一代的人不重犯历史性的失误，使整个民族能够持续进步。
唐少杰这些年来埋首于繁杂混乱的历史中，抽丝剥茧，希望从这些痛苦的历史记忆中寻找到对于中国未来发展更具价值的内容，写就的《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一书，试图以那桩“文革”最具典型的事件，来回答一个问题：“文革”，对于中国尤其当今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不应仅仅限于对‘文革’及其群众运动抱有一种价值上的评判或一种道德上的义愤，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着手探索和回答‘文革’作为一场极为广泛的、曾经赢得亿万群众认可和积极投入的群众运动，为什么是可能的？为什么又是必然的？”唐少杰说。
“文革”与改革
3月14日温家宝的一番话将两个词语紧密联系在一起：“文革”与改革。这两个词语成为当下各界讨论渐热的话题。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在茶余饭后常常与一些朋友辩论，主题即为“‘文革’反思”。他笑称那些朋友为“老左们”，“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
他们的辩论集中到一点：改革开放以来现实中的诸多问题和矛盾究竟缘何形成。王贵秀的观点是“文革”导致时任领导人痛定思痛，发起改革，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问题和矛盾，其中也存在因“文革”土壤铲除不彻底而遗留的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改革去解决。后者的观点则是“文革”没有将“走资派”彻底消灭掉，当下日益严重的分配差距扩大问题即由此引起。
“我分析在‘文革’立场上反思不彻底的人无外两种。”王贵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种是从一开始就思维定势的人，他们毫无原则地神化毛泽东，以至于认为“文革”的初衷正确，只是实践中被扭曲，“其中不乏在‘文革’中受过迫害者”；一种是投机倒把浑水摸鱼的人，自己没有经历过“文革”之痛，或者认为搞“文革”能给自己带来好处，“这种人以年轻派居多”。
2011年岁尾，“纪念钱学森百年诞辰”活动在京举行，67岁的北京大学教授巩献田发表《必须坚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一文，认为在中国，有人置中共党中央关于发动“文革”的正确初衷于不顾，仅以个人的恩怨、荣辱和得失的狭小尺度，“来衡量一场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史无前例和触及人类灵魂的一场大革命。”
他还认为，“文革”期间大多数普通中国人表现出一种惊人的高尚精神，抑制了追求狭义私利。他在文中写道：“关于这场运动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大部分人在这场运动中没有参与折磨或者武斗，他们参与的是阅读、听报告、唱歌、思考、辩论和写作。”
巩献田悲叹，“通过遗弃毛泽东思想，中国人民不但抛弃了‘文革’的行为和方法，同时放弃了追求一个理想社会的希望。这是‘文革’的最大悲剧。”
江平难以认同巩献田的说法，“‘文革’名为文化革命，实质是一场政治革命，是一场文化破坏活动，也是社会破坏活动。这场革命的本质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打倒异己，而政治体制改革则是要用政治理论的科学规律来推进，恰恰要避免群众运动”。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家茅于轼同样向《中国新闻周刊》表达“必须彻底否定‘文革’”的观点，他希望在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尽快落实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改革铲除现实层面支持“文革”的土壤。
“以种种形式怀念‘文革’的人其实并非希望暴力，而是寄希望于和平的革命，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暴力的危险性。”王贵秀认为，这些人不可小视，但是也不必过分担心，只是国家层面需尽快以深入改革的决心解决现实矛盾，即可让许多人的立场“不攻自破”。
谈起文革与改革的关系，唐少杰数度拍起桌子，呼吁整个社会要形成一个“全民共识”，即不能再回到“文革”。“‘文革’以恶的形式给我们带来了历史善的进步。”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文革”的破产是改革的源头，开放的起点。如今之所以更需要改革而非革命，因为“改革比革命更加需要宽容、忍耐、妥协和智慧，还有创造性的胆识”。
至于“文革”是否会重来，江平直接指出“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其实就是培育‘文革’的土壤”，而现实中许多来自思想层面对于共同价值的抵触、文化层面的束缚同样也是产生二次“文革”的土壤。
唐少杰则倾向认为二次“文革”的土壤并不存在，因为没有了核心的权威领袖，也没有了群众运动的基础。这一观点为王贵秀所认同，他指出除此之外，还有国际大环境同样阻滞类似革命事件的发生。
改革只能前进
温家宝在记者会上强调，“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因为深知改革的难度，所以“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
王贵秀认为形势紧迫：政治体制改革若不尽快推进，阻力会越来越大，“停滞不前即是倒退”。因为久治不下的贪腐问题已经暴露了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权贵既得利益阶层，“他们反对改革，甚至用手中的权杖阻止改革”。
王贵秀将问题的症结归于权力过分集中，“决策权、监督权往往集于权力者一身”，因此导致基本的财产申报公开制度久久无法建立，而这些同样是贪腐、分配不公产生的主要原因。
江平则将改革首先指向党政分开以及培育公民社會。“党政混同的问题太严重，不符合政治管理的科学规律”，而现实中来自舆论、民众等的监督力量还过于微弱，亟须加强。
“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首先解决两个问题：民主和法治。”茅于轼也认同应加强来自媒体等第三方监督，并通过独立的立法和司法程序真正保护人权，而贪腐的问题也必须依靠这些途径来解决。
王沪宁则认为，经过对“文革”的反思，大家意识到过去忽略了政治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因此，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要从技术上保证政治体制的各个环节能够合理有效地发挥作用，其中包括党政关系、各项权力之间的关系、宪法保证制度、司法体系、集权和分权之间的关系、干部制度和社会民主化等方面，“通过系统的政治工程，使我国的政治体制成为一个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的政治体制。”
“讲得很好！”中央党校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所原常务副所长、现年74岁的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听完三个小时的记者会之后忍不住击节叹赏。而清华大学长期研究“文革”问题的唐少杰教授则干脆拍着桌子说了一声：“太好了！”
曾在“文革”前后失去22年光阴的法学家江平，却显得平和，已逾八旬的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温家宝此番回答“更敞开了内心世界，更表明了个人决心”，要将改革进行到底。
绕不过去的回忆
将时间拉回至上世纪60年代，刚刚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毕业回国任教不久的江平，因为向学院坦陈看法，迎来了一顶“右派”帽子，从“人民的阵营”被划入“敌人的阵营”。
这顶帽子一戴就是22年，期间，江平失去了自己新婚燕尔的妻子，继而在劳动改造中失去了一条腿。这成为他“人生最大的遗憾”，“我在能够为中国法治事业做贡献时，已经五十岁，人生最黄金的时代，应该是在三十岁到五十岁，我丧失了人生最宝贵的时间。”
往事不堪回首的远不止江平，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的陈峰（化名）亦有类似经历，如今84岁高龄的他和一同曾在该校任教的老伴，在1966年“文革”伊始就被打成“右派”，“那时候，每天要戴着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右派的‘手提帽’，高喊‘我是牛鬼蛇神，我反动，我该死’”。
一度被红卫兵打成脑震荡的陈峰，与家人做得最多的事情是处理“赃物”——连夜把家里的文艺作品、西方名著、经济学著作等一概烧掉，爱人的旗袍装照片更是要当做资本主义毒害物烧得干干净净，烧不掉的金戒指、项链、耳环等首饰要偷偷扔进茅坑里。
即便和陈峰夫妇一样处理了所有“赃物”，他的一位“为追求共产主义理想”而归国任教的朋友，依然没有逃脱日日被批斗挨打。难忍欺辱的朋友终于在一天被批斗后的夜里，用剃须刀割断腿部大动脉结束了自己三十多岁的年轻生命。“那時候所有人都睡大通铺，他是在我们睡着时自杀的。”陈峰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一早醒来，看见血流满床铺，这一幕成了他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阴霾。
就在陈峰戴着“高帽子”沿街高喊期间，北京朝阳区一所中学里，时年16岁的牛泽民被指定为红卫兵副排长，他所在的学校进行了一番改革：年级以连为编制，下属各个班级则改为排，排长、副排长等班干部组织红卫兵打击“右派”。
“当时正在批斗吴晗（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上面来了个领导工作组，要求我们批斗校内‘右派分子’，因为校长姓吴，就首当其冲被批斗。”40多年后，身为公司高管的牛泽民回忆说，这样的事例在当时很平常，不胜枚举。
回忆当年和同学们一起参与批斗的过程，牛泽民表示“不敢想象”。年轻人被革命冲昏了头脑，“在最美好的年纪做着最荒唐的事情”，因而错过了教育，以至于“文革”结束后很多人面临生存困境，“因为没有文化，更没有一技之长，最后干脆沦落为这个社会被忽视和被淘汰的一代”。
所有这些人的经历在清华大学教授唐少杰口中被形容为“绕不过去的回忆”：“文革”对于上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出生的几代人是“不可否定的组成部分”，或者说“底色”。这段历史占去了新中国历史六分之一的比重，对后来的历史影响深重，“我们可以说，我们无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要经过一座桥，而连系新中国前后历史的桥正是‘文革’”。
因此，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温家宝提到这个问题“反应非常大”，就是因为历史地来看，任何人都离不开“文革”，无论持批判、反思的态度，抑或回避、淡忘的态度，这段历史“都是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在我们日后生活中，‘文革’的诸多因素乃至‘文革情结’常常会显现出来”。
陈峰一位同事八岁的女儿因不小心摔碎家里的毛泽东石膏像，被打成小右派，吓成精神病至今未愈。但是，“失忆的她却更成为周围所有人挥之不去的记忆”。陈峰泪眼朦胧地说，她就像一面镜子，常常让经历过“文革”的人们真实地回到过去。
现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早在1986年担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时，就撰文《“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指出，虽然“十年前我们翻过了这沉重的一页。然而我们有理由不时反思那场内乱。以防止这样的灾难再次发生”。并认为，一个民族应该把自己最令人痛心的教训当作一面镜子，时时擦拭，时时映照，以便一代又一代的人不重犯历史性的失误，使整个民族能够持续进步。
唐少杰这些年来埋首于繁杂混乱的历史中，抽丝剥茧，希望从这些痛苦的历史记忆中寻找到对于中国未来发展更具价值的内容，写就的《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一书，试图以那桩“文革”最具典型的事件，来回答一个问题：“文革”，对于中国尤其当今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不应仅仅限于对‘文革’及其群众运动抱有一种价值上的评判或一种道德上的义愤，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着手探索和回答‘文革’作为一场极为广泛的、曾经赢得亿万群众认可和积极投入的群众运动，为什么是可能的？为什么又是必然的？”唐少杰说。
“文革”与改革
3月14日温家宝的一番话将两个词语紧密联系在一起：“文革”与改革。这两个词语成为当下各界讨论渐热的话题。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在茶余饭后常常与一些朋友辩论，主题即为“‘文革’反思”。他笑称那些朋友为“老左们”，“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
他们的辩论集中到一点：改革开放以来现实中的诸多问题和矛盾究竟缘何形成。王贵秀的观点是“文革”导致时任领导人痛定思痛，发起改革，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问题和矛盾，其中也存在因“文革”土壤铲除不彻底而遗留的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改革去解决。后者的观点则是“文革”没有将“走资派”彻底消灭掉，当下日益严重的分配差距扩大问题即由此引起。
“我分析在‘文革’立场上反思不彻底的人无外两种。”王贵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种是从一开始就思维定势的人，他们毫无原则地神化毛泽东，以至于认为“文革”的初衷正确，只是实践中被扭曲，“其中不乏在‘文革’中受过迫害者”；一种是投机倒把浑水摸鱼的人，自己没有经历过“文革”之痛，或者认为搞“文革”能给自己带来好处，“这种人以年轻派居多”。
2011年岁尾，“纪念钱学森百年诞辰”活动在京举行，67岁的北京大学教授巩献田发表《必须坚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一文，认为在中国，有人置中共党中央关于发动“文革”的正确初衷于不顾，仅以个人的恩怨、荣辱和得失的狭小尺度，“来衡量一场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史无前例和触及人类灵魂的一场大革命。”
他还认为，“文革”期间大多数普通中国人表现出一种惊人的高尚精神，抑制了追求狭义私利。他在文中写道：“关于这场运动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大部分人在这场运动中没有参与折磨或者武斗，他们参与的是阅读、听报告、唱歌、思考、辩论和写作。”
巩献田悲叹，“通过遗弃毛泽东思想，中国人民不但抛弃了‘文革’的行为和方法，同时放弃了追求一个理想社会的希望。这是‘文革’的最大悲剧。”
江平难以认同巩献田的说法，“‘文革’名为文化革命，实质是一场政治革命，是一场文化破坏活动，也是社会破坏活动。这场革命的本质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打倒异己，而政治体制改革则是要用政治理论的科学规律来推进，恰恰要避免群众运动”。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家茅于轼同样向《中国新闻周刊》表达“必须彻底否定‘文革’”的观点，他希望在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尽快落实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改革铲除现实层面支持“文革”的土壤。
“以种种形式怀念‘文革’的人其实并非希望暴力，而是寄希望于和平的革命，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暴力的危险性。”王贵秀认为，这些人不可小视，但是也不必过分担心，只是国家层面需尽快以深入改革的决心解决现实矛盾，即可让许多人的立场“不攻自破”。
谈起文革与改革的关系，唐少杰数度拍起桌子，呼吁整个社会要形成一个“全民共识”，即不能再回到“文革”。“‘文革’以恶的形式给我们带来了历史善的进步。”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文革”的破产是改革的源头，开放的起点。如今之所以更需要改革而非革命，因为“改革比革命更加需要宽容、忍耐、妥协和智慧，还有创造性的胆识”。
至于“文革”是否会重来，江平直接指出“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其实就是培育‘文革’的土壤”，而现实中许多来自思想层面对于共同价值的抵触、文化层面的束缚同样也是产生二次“文革”的土壤。
唐少杰则倾向认为二次“文革”的土壤并不存在，因为没有了核心的权威领袖，也没有了群众运动的基础。这一观点为王贵秀所认同，他指出除此之外，还有国际大环境同样阻滞类似革命事件的发生。
改革只能前进
温家宝在记者会上强调，“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因为深知改革的难度，所以“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
王贵秀认为形势紧迫：政治体制改革若不尽快推进，阻力会越来越大，“停滞不前即是倒退”。因为久治不下的贪腐问题已经暴露了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权贵既得利益阶层，“他们反对改革，甚至用手中的权杖阻止改革”。
王贵秀将问题的症结归于权力过分集中，“决策权、监督权往往集于权力者一身”，因此导致基本的财产申报公开制度久久无法建立，而这些同样是贪腐、分配不公产生的主要原因。
江平则将改革首先指向党政分开以及培育公民社會。“党政混同的问题太严重，不符合政治管理的科学规律”，而现实中来自舆论、民众等的监督力量还过于微弱，亟须加强。
“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首先解决两个问题：民主和法治。”茅于轼也认同应加强来自媒体等第三方监督，并通过独立的立法和司法程序真正保护人权，而贪腐的问题也必须依靠这些途径来解决。
王沪宁则认为，经过对“文革”的反思，大家意识到过去忽略了政治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因此，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要从技术上保证政治体制的各个环节能够合理有效地发挥作用，其中包括党政关系、各项权力之间的关系、宪法保证制度、司法体系、集权和分权之间的关系、干部制度和社会民主化等方面，“通过系统的政治工程，使我国的政治体制成为一个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的政治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