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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意识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一、历史意识是针对历史的认识主体而言，首先是一种自觉意识。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和阐释汇成了林林总总的历史意识。历史意识是人们从自身的情感体验出发，通过探索和内省的方式对历史的认识与反思，这种认识与反思，可以是主体对历史发展变迁因果关系的整体把握，也可以是其对现实生活世界本质的深刻的理解与思考。二、历史意识本质上是一种时间意识，它包含着人们对时间的一种体验和感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意识是一种人们在对时间的体悟与诠释的过程当中形成的一种心理积淀和精神视野。三、历史意识是人们通过对历史进程、历史精神的认知而上升到的对人生哲学的关注和生命意识的探讨。人们研究历史，书写历史其实都是一个对人生、人性、命运等哲学命题进行感悟和探索的过程。因此，斯宾格勒说：“那些不懂命运为何物的人，我的历史不是为他而写的。”①
唐浩明曾分别提出“敬畏历史，感悟智慧”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两种观点，前者要求历史小说家在创作时沉潜到历史的纵深之处，尽可能的还原笔下的历史。并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吸取历史智慧。②后者凸出创作者的当下体验。历史研究，既是“全部过去历史的结果”，又是当下现实的一种精神存在，它离不开作者所处时代文化精神和现实处境的关照③。结合其小说文本，本文认为两者分别凸显了小说历史意识的不同方面，而这一差异明显存在于小说《曾国藩》与《张之洞》中。
一
中国是一个史学特别发达的国度，中国人对历史有着深切而独特的情感。从《春秋》到《汉书》再到《资治通鉴》，从左丘明到司马迁再到钱穆，或书写一种鉴古知今，总结历史兴亡得失的历史精神；或传达一种见盛观衰，居安思危的历史思维；或对于传统文化流露出的一种“可大可久”的历史哲思，都是国人融入生命里的历史意识之体现。作为一个拥有古典情怀的现实主义作家，唐浩明在秉承了这一史学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对晚清这一段历史的体验，发展以“敬畏历史，感悟智慧”为关键词的历史意识，这一观点在唐浩明早期作品《曾国藩》中显得尤为突出。
1066年，英宗命司马光编录“历代君臣事迹”，司马光上奏：“窃不自揆，常欲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书，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表明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是以政治与道德伦理为依据，记录兴衰治乱与总结经验教训及历史规律。孔子说：“吾非生而知之者，无它，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知几察来”，将历史作为现实人生的指引。史官文化中的这种历史意识是传统史传文学的思维定势。而唐浩明提出的“敬畏历史，感悟智慧”无疑承袭了这种传统，他认为“历史的目的是过往智慧的启迪”。④因此，对于晚清历史思考的重点作者首先聚焦在对这一段历史兴衰、社会变动与人事得失的思考上，从而开掘其背后深藏的文化心理和历史精神。
在《曾国藩》中，曾国藩与太平军起义的军事斗争是其人生事业崛起之时与晚清历史转折点，作者没有按照八十年代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将曾氏塑造成扼杀革命的“刽子手”，将太平军失败的原因归结于片面强调地主阶级势力的强大；而是在小说中分析了太平军文化理念的失策，小说开头即借郭嵩焘之口分析了其失败的必然性：“其所依靠者拜上帝会，所崇拜者天父天兄；信耶稣异教……凡我孔孟之徒、斯文之辈，莫不切齿痛恨。就连乡村愚民、贩夫走卒，亦不能容其砸菩萨神灵、关帝岳王像之暴行。”继而通过编织老塾师献计攻城等情节描述了底层知识分子的人心向背，“长毛到处烧毁学宫，辱骂先圣，妄图以上帝耶稣来代替孔孟程朱，在下对这批乱世之贼恨之入骨，自思不能操刀杀贼，却可以秉笔直书。” 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在“排满”的同时又高扬打到孔夫子，本来是一姓之天下的更替变成了“数千年礼义人伦”的兴废，农民起义的范畴从阶级斗争的层次关乎到文化传统的存亡，这就将大部分本该可以争取的仕途不顺的低层士绅彻底推向了满清权贵一边。这未尝不是太平军起义失败的原因之一。
曾国藩以“匹夫居闾里”，书生带兵，罗泽南、李元度、彭玉麟、郭嵩焘等应者云集，或甘居帐下听从号令，或从旁襄助为其奔走，除了曾氏人格魅力与文化感召的因素之外，更多的是他们从太平军的各种主张中发现洪秀全并非王朝更迭的那个天命所归之人。 “天命观”是传统史学的核心思想之一，但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天”的涵义已逐渐从“君权神授”转化为民心，时势的层面。从君主来说，利用民心稳定政权。而僭位者更需要以民心作为其取得政权的合法依据。因此，“顺命之君”往往是顺应民心，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真命天子”，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而英雄人杰必定是顺应历史大势，在风云际会中乘势而起之人。小说便是从这个方面分析“长毛”失败的必然与湘军成功的偶然，且看曾氏兄弟的分析：“长毛的失败，乃至灭亡，主要的原因在他们自己身上……湘军是趁着这些空子才侥幸成功的。倘若那时不是你我兄弟筹建湘军，而由少荃兄弟早建淮军，甚或是鲍超建川军，朱洪章建黔军，沈葆桢建闽军，都有可能取湘军之功而代之。换一个侧面说，假若我们的对手洪杨有中人之资，不急于在江宁建都称王，而是率叛卒直攻京师，那样也不容许有我湘军存在的一天。”将太平军的成与败都在人心的得与失上。前期的胜利在于清王朝的政治腐败、民生惆弊，利用民族矛盾对民心的争取，后期的失败同样在于由自身腐败导致的民心的丧失。
除天命观外，人事亦是传统历史意识中不断吐纳的内容。小说着力体现曾国藩及其湘军对于晚清政局及国运的影响。自曾国藩募勇带兵以来，满汉畛域始终成为小说叙事的一条线索。血祭出师之时，小说即借王闿运指出《讨粤匪檄》回避民族矛盾的局限，为此后曾氏与朝廷的关系，曾氏仕途的蹭蹬埋下伏笔，“十年七迁，九载虚悬”的地位尴尬是统治阶层对“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这一历史经验的惕厉。事实上，曾国藩的湘军在客观上确实起到了加速晚清衰亡的作用。小说借王闿运、吴南屏等人剖白了此中的历史因果，吴南屏指责曾国藩及其创建的湘军，“湘军不但不是功臣，它正是挖大清江山基脚的罪魁！”一语道出了湘军的历史作用——以镇压洪杨之乱为契机使王朝的实际权力从中央满清权贵的手中转移到了以地方督府为主力的湘淮军将领手中。曾国藩说：“二十年来与长毛、捻贼之战，其力费十之二三，与旧时文法之战，其力费十之七八。”所谓“旧时文法”，指的是晚清的财政制度及绿营建制。在小说中，虽然写的是与太平军的正面战争，但我们看到的通常是曾国藩殚精竭虑与绿营，湖南、湘西官场之间以及咸丰帝的权力较量及制度抗争。由此曾国藩首创的厘金制度及湘军建制使湘军成为效忠于曾氏家族的私家军队及其军费来源，“兵员成了家丁，钱粮变为私产”。其他湘淮军将领李鸿章、左宗棠们纷纷效而仿之，出现督抚权力大于朝廷的外重内轻的局面。因此，吴南屏说：“唐末藩镇割据的局面不久就会重演”，“这就是他与祖宗成法开战取胜后的功劳！大清亡在湘淮军之手。总有这几十年间便可证实。” 关于“历史智慧”，唐浩明还是这样解说的，“前人在与这些生存环境长期磨合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具有精粹意义的生存意识，这便是我们所说的智慧”。而将这些历史的智慧挖掘并进行阐释，便构成其进行小说创作的主体意识之一，这些“生存意识的精粹”，具体是指什么呢？作者没有明确指出，笔者认为它主要以曾国藩的人生智慧的形式出现，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功名奋斗的成功法则与处事哲学。二、心性修炼与立身之道。唐浩明认为，曾国藩采传统文化中的众家学说之长，将孔子与庄子入世与出世的人生哲学结合起来，在建功立业、奋力作为中保持宁静谦抑的心态，是其成就非凡事业的成功之道。对此，作者将其归结为曾氏的“强者性格与求阙心态”，并且从自强、好强、刚强、顽强、明强等五个方面分析了曾氏的强者性格。⑤性格或许有天生遗传的因素，但心态与后天的际遇和磨砺却不无关系。自江西战场回家守制期间，反思出山五年以来的事事不顺，时时受挫的境遇，经过陈广敷“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的点拨，其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此“明用程朱之名分，暗效申韩之法势，杂用黄老之柔弱”，“以柔弱胜刚强”的道家思想成为其余生的持身处事之道。唐浩明认为这是曾氏思想上质的一个飞跃。⑥此后，曾氏身处湘军攻克南京，雄踞东南半壁江山，表面看似风光无限，实则险象环生的处境时，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曾国荃等众同僚亲信的试探与鼓动中仍能保持对局势清晰的洞察及清醒的头脑。对于居功自傲目无一切的弟弟，多次以“古往今来，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命”苦心劝诫。并且在众多荣耀集一身之后，采取裁撤湘军，功成身退的做法。儒家的理想既在治人，又在修己。唐浩明认为，求阙心态与曾氏的强势性格相辅相成，它是曾氏晚年能激流勇退、持盈保泰的一个重要原因，既自强又求阙，“既懂得“天行健”之宇宙精神又明乎“盈虚消息”之自然法则，这是曾氏以其一生的复杂经历，为后人留下的一笔文化遗产。⑦
敬畏历史，既敬且畏，唐浩明说，“敬”，取“整齐严肃”之意，它是一种创作心态，更是一种人生态度。⑧ “敬畏”思想源自于孔子的伦理观，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里的“畏”是指“敬畏”，意指因对高尚事物的向往而约束自我、践行道德的一种价值选择。到了明清之际，“居敬”更是发展成为程朱理学中必不可少的一种修行。清人吴廷栋语：“圣贤相传心法，只是一个敬字。敬胜百邪，敬则天理常存，人欲不作。平地成天，继往开来，皆是此一字作用。”⑨ 而曾国藩在师从唐鉴修习理学后，修订的日课十二条中的第一条即是“主敬”：整齐严肃，无时无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一向持身谨严的唐浩明，在心性修炼方面似乎深受曾氏的影响，“十五年来，除了我在岳麓书社的编辑工作以外，我几乎将全部的时间都用在写作上”。⑩十几年如一日，远离一切喧嚣，潜心创作的经历类似于理学家的人生修行。
针对当前提倡的“大无畏精神”，唐浩明予以批驳：“人应该是有所畏惧的，畏法畏道畏真理等。”{11}他所说的“畏惧”不是胆怯之意，而是指在高尚的事物面前人应该保持自律、自省的姿态。唐浩明此说是有所指的，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20世纪现代社会的遭遇，历经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摧毁打击，其地位每况愈下，甚至面临存在的危机。作为曾经亲历文革的红卫兵大学生，唐浩明对此感受很深，思考良多。他认为过去对传统文化过度否定的笼统化、片面化、情绪化的倾向是错误的，“不能将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完全归结于传统文化，特别是两千多年前的孔孟儒家思想”。{12}作为国人思想根基和精神家园的传统文化及其历史不能被轻易抛弃，这既是历史，也是现实。对于历史，他也持“心存畏惧”的态度。“中国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共同创造出来的人类文明，作为一个民族的共同所有，一旦遭遇轻侮，就一定会犯众怒，惹公愤。”{13}唐浩明的“敬畏历史”的观点作为一种人生价值选择，是值得肯定的。但如果作为学术思想的话，却具有一定的理性缺失。诚然，历史需要尊重，只有诚恳的对待它，重视它，才能从历史中获取博大的精神资源与思想空间。那些在撰写之前就对历史或者传统文化抱有成见的学者或小说家，“意为笔先”的以某种理论或者范式肢解历史，或者用虚无架空历史的叙事无疑是对历史的亵渎，历史的深邃凝重也与其作品无缘。但是“敬畏”体现了一种上下、高低的等级思维，我们可以敬畏真理，敬畏事实，而历史叙事本质上是一种思想，思想是自由的，平等的，它不应该承受束缚。以自我约束的心态来做历史研究或者小说创作的话，思想和精神就有可能会局限于前人的经验当中，精神无法自在展开，审美意蕴也会大大减弱。因此，以敬重的态度对待历史，或许更为恰当。
二
克罗齐大胆的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将“当代性”作为一切历史的本质特征，并且将研究者的主体精神上升到空前重要的位置。他说：“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研究过去的事实。”对于那些此刻不感兴趣的历史，“充其量只是一些历史著作的名目而已。”当代史的“‘当代’一词指“那种紧跟着某一正在被作出的活动而出现的、作为对那以活动的意识的历史。”{14}在这里，“当代”不再仅仅是一种时段的划分，它表达的是一种意识范畴。因为，通过“现在生活中的兴趣”，即“现时的思考”，几千年前的历史也能成为当代史。相反，哪怕不到一小时前的历史，如果没有与现实的心灵生活达成一片，也不能称之为当代史。唐浩明对这一观点的引用与阐述，显然说明其注意到了“当代性”与“主体精神”之于历史小说创作的价值，而其小说《张之洞》体现的历史与当下的紧密联系无疑较好地诠释了这一命题蕴含的哲学思辨。
那么是哪方面“现时的兴趣”促动作者将张之洞及其时代这一段历史纳入到“当代史”的思考当中呢？作者自己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解答：“20世纪80年代，‘现代化’的呼声再次在中国的响起之时”，人们开始将目光投向现代化开始的源头，“从本质上说，我们今天的‘与世界接轨’就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先进人士所探索的那条救国主线的继续”{15}，于是，洋务运动及其主要的倡导者开始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也就是说，作者通过“现代化运动”这一主题将张之洞所处的晚清历史与当前的生活现实连贯起来，对晚清三十年现代化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并对这一段历史进行现实的关照与思辨。在对历史的追忆过程中，人们发现百年前的洋务运动与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何其相似，“政治第一”导致的面子工程，“官本位”思想带来的国有企业的官僚作风、腐败现象等等。洋务运动的失败与日本维新变法的成功引发了作者的深思，“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多灾多难、步履维艰？”他认为百年前的现代化探索体现了整个民族的民族性，其得与失值得今天反思。“我在寻找一个人，希望通过这个人物来托起那个时代，来承载这个重任。”{16}而张之洞这个清史稿记载“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爱才好客，名流文士争趋之。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孙中山口中“不言革命的革命家”以及毛泽东说的“不应该忘记的近代人物”无疑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观照性。因此，在小说中，读者感受到了鲜明的时代感和现实感，以至于有的论者发出了“活在当代的张之洞”的感慨。 而作者的“主体精神”主要表现在对民族历史意识及儒家文化价值伦理的反思上。中国人历来有重史崇古的文化心理，国人习惯从经史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今文学派从春秋等经典中摘寻微言大义，经世学派从二十四史中总结历代政治得失，因而中国人的历史意识特别发达，但由是也造成了国人因循附会、墨守陈规的心理陋习和不愿改变现状、创新意识匮乏的文化惰性。因此，在晚清早期徐图自强事业的实践中，大部分人是抱着谭继洵这样的想法：“中国是礼义之邦，还是得遵循历朝历代行之有效的清吏治、厚风俗、奖农桑、薄赋税等办法，那才是一条利国利民的康庄大道。洋人只重强权，不要义理，那只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终归不是长治久安之策。”
曾国藩曾感叹“时值智勇困厄之秋”，展现了素以经世自负的一代中兴名臣面对“西潮”汹涌而至一筹莫展、束手无策的心境。在历次的王朝和儒家遭遇的危机之中，刘邦、朱元璋及其谋士们读的也是圣贤书，同样以三纲五常为价值伦理，而两汉之际佛学的传入中并没有西洋炮火和鸦片。“智勇”无从得以施展，是因为曾国藩们面对的是“二十四史”经验之外的西方世界。小说借桑治平襄助张之洞办理洋务后之心理活动表达了对“传统治术”的反思：桑治平强烈地感到了自己与念扔等人之间的距离。这距离不仅是两辈人之间的代沟，更是中国传统治术与西方科技之间的巨大差异。桑治平常常想：导中国于富强的，看来应是来自西方的那一套学问，不可能再是中国的传统治术；包括自己多年来所潜心探索的管桑之学在内，或许都要向西学洋技让步了。正是这种浓重的失落感和迷茫感使他丧失了兼济天下、拯世救民的信心和使命感，萌生了“独善其身”的退意。
张之洞等人一方面对西方文化有着深深的戒备，一方面又深知洋务是大势所趋，历史的车轮只能滚滚向前。长远的视野虽然使他们能走在时人的前列，但由传统文化积淀在心理上的陋习和心态上的偏执却时时束缚他们向前的步伐。儒家文化它向来有着“以思想文化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倾向”（林毓生语）。这种矛盾在闭关锁国的专制时代尚不明显，但是一旦遇到生产力迅速发展的西方列强这样的对手，这种矛盾就显得特别突出。小说中，我们看到由此悖论给张之洞和他兴办的洋务实业带来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17}
三
尼采曾将历史意识分为纪念碑式的历史意识与批判的历史意识两种，纪念碑式历史意识从历史中“寻找英雄行为的榜样来给现实注入活力，教导人们在现实中怎样再一次具有英雄性”；批判性历史意识“以现在和将来的名义全盘批判过去，以便从过去的控制下完全解放出来。这种控制是一种负担因而必须全盘否定”。{18}唐浩明“敬畏历史，感悟智慧”的观点接近于前一种纪念碑式的历史意识，曾国藩这个历史人物自近代以来，就备受推崇，梁启超称之为“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矣；岂惟中国，却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矣”。唐浩明塑造的“圣者”曾国藩形象，集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之精粹于一身，以其坚忍卓绝的强者性格和超乎常人的心性修炼完成儒家三立完人的人生理想，无疑给当代的人们不少启示，作者曾说：“如何让忙于事功者领略中国文化的智慧呢？笔者认为，对于有志于此的人来说，不妨试用一法：在一段时间内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身上，将他看透研深，再由此一人而去领悟全体。”“曾国藩便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人之一，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都有值得借鉴之处。”{19}看来，以描述古代精英人物的成功之道进而揭示传统文化的精粹，这成为唐浩明《曾国藩》的创作动机之一。
尼采所论的批判的历史意识与唐浩明的文本不符，这里不作论述。笔者认为唐浩明引用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观点体现的是反思性的历史意识，但这种反思是建立在“建构性认同”的基础之上的。与《曾国藩》中体现的对传统文化的“还原性认同”不一样，《张之洞》中对传统文化既有坚守的一面，又存在反思的逻辑。前者是作者基于对历史真实的真诚追求及对历史文化的全方位展示的主体意识，从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情境出发，对历史人物及其身上负载的传统文化的一切都给予推崇或者同情的理解。在《曾国藩》中，作者对于历史人物残忍杀害林明光、韦俊等人的行为没有进行批驳，反而以“乱世须用重典”，维护社会安定的政治伦理给予设身处地的着想。同时，对于曾氏在小妾春燕死后的冷酷薄情表现也予以了一定的回护，听闻春燕去世的消息，曾氏仍旧与幕僚赵烈文下棋，并且拒绝让儿子去处理丧事，自己照常办公直到头七时才去寺庙偷偷地祭拜。小说以雕花红木梳与“怅梁空泥落，何时重见燕归来”的挽联来表达曾氏内心的情意，进而凸显理学家“以理节情”形象。这些历史细节的表叙立场虽然更加逼近历史文化真实，但却容易与读者产生价值审美上的隔膜。而“建构性还原”体现的当代价值立场更明显，通过探究当代人与历史人物之间的精神联系与思想上的连贯性，对历史人物及历史文化进行建构性的历史呈现。当代知识分子对民族命运及“公共空间的人文关怀”本就源自于传统士大夫的“治国平天下”的使命意识，张之洞、李鸿章等在势位日隆之时道德的滑落同样是当今社会精英在现代化物欲冲击之下面临的价值迷惑。而包括张之洞在内的清流党人身上呈现的义理与时势、学问与政治、新与旧的困顿也或多或少的滋扰着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此外，人生与事业的关系是人类面临的永恒话题。作者通过桑治平、吴秋衣两个人物形象小说中对此做了深沉思考与探索。
与曾国藩、张之洞等功业有成却“精神悲苦”、不得舒展的一生相比，桑治平的人生无疑显得洒脱自如一些，他体现了传统士人在时势面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价值选择。作者说：“我写他更重要的是以小说形式提出和思考人活在世上的价值选择，儒家有明确的人生规范，但这是不是就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呢？桑治平也是一种人生选择方式。这样合起来，才是一种文化和人生的丰富性。”{20}明确的人生规范指的是儒家的功名奋斗模式，奋斗是人之所以为人，在自我砥砺中完善自我的美好品格，但却不应该为功名所累。因为“功名和事业，会因时代而不同，辉煌和失败都只是暂时的，只有人本身所具有的属性和力量，即人性和人格”才是永恒的东西。同时，佩玉的一番话也道出了小说对人生的进一步反思，“钱财权势，尽管可以使人风光体面，但它不能给人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永远只存于人的灵府中”。这与王国维说的文学艺术是治疗人生悲痛的良药的观点何其相似啊！他说：“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济冯生之徒，于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21}作者塑造的吴秋衣形象正是进入这种化境的人生，似乎更具有当代意识，他不似王闿运的故作豪放，展现的是率真、质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虽有时候风餐露宿不惜，踏古寻珍才是人生的真趣所在，这种人生道路不正类似于今人热衷于旅行即在行走当中实现自我的价值追求吗？此外，人物在作品中有关此类话题的心理描写可以说随处可见。如张之洞见到胡文忠公祠冷火秋烟的场景后，不自觉地内心发问：“若说胡文忠公这样的人都不值得久传，那事功勋名还有追求的必要吗？ ”以及吴秋衣在公祠外的抒怀：“人生只有这一回，你不舒心畅气快快活活地过日子，偏要天天提心吊胆、寝食不安，用三十年阳寿换取这一座冷庙、半幅画像，你值得吗？”如此以来，读者如同在作者的引领之下，行走在历史的时空隧道之中，在认知历史的同时思考人生的归属与价值。 阿隆说过：“历史展示出现在与过去的一种对话，在这种对话中，现在采取主动。”{22}如果说“过去”意味着“历史事实”，当下用“历史解释”来对应的话，那么在这场“事实”与“解释”的对话中，“过去”与“当下”谁掌握着话语的主动权，即着重体现历史意识历史性的一面还是当代性的一面。意味着历史意识的不同取向。通过上文论述，在唐浩明“晚清系列”这场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中，本文尝试得出如下结论：《曾国藩》是以历史为言说者，重现历史，发挥历史的“史鉴”功能，而《张之洞》更加突出当下作者的表叙立场，重在书写过去与当前视阈重合的部分，以当代意识烛照历史过去。从着力于历史发展因果关系的把握及“史鉴”意识的强调，到现实生活意义的探讨与人生哲学的思索，体现了唐浩明历史意识的发展。{23}
注释：
①[德] 斯宾格勒：《西方的衰落》（序言），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②④⑧{11}{13}唐浩明：《敬畏历史，感悟智慧》，《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③唐浩明：《<张之洞>的创作思考》，《中国教育报》2001年8月16日；夏义生、远方：《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理论与创作》2003年第6期；赵树勤，龙其林：《小说是时代变迁的通道》，《理论与创作》2010年第1期。
⑤⑥⑦唐浩明：《解读曾国藩》，《文学界》2008年第1期。
⑨《书方存之茂才《伺命录》后》，《拙修集》（卷六），清同治六年（1871）刻本，转引自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概论》，第96页。
⑩唐浩明：《我写<曾国藩>》，《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3期。
{12}唐浩明：《西学东渐与“师”“制”结合的深沉反思》，《出版参考》2006年第9期。
{14}[意]克罗齐：《历史的理论与实际》，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6页。
{15}{16}唐浩明：《张之洞的创作思考》，《中国教育报》2001年8月16日。
{17}关于小说对儒家文化的反思，可参见本人的另一篇论文《一代儒臣的悲歌—评<张之洞>》，《理论与创作》2005年第5期。
{18}肖明翰：《威廉·福克纳：骚动的灵魂》，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
{19}唐浩明：《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3页。
{20}刘详惠整理：《唐浩明创作与历史小说的境界》，《理论与创作》2002年第4期。
{21}王国维：《王国维点评红楼梦》，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22}阿隆：《 历史意义的范围》，《 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97页。
{23}尽管两部作品中历史意识突出的重点不同，但都指向人的情感、命运，且对历史文化的深切体悟与真实呈现始终贯彻其中，这些构成唐浩明小说历史意识中“常”的内涵，本文旨在论述其“变”的部分。
*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现代中国小说的影视改编研究”（项目编号：12YBB183）
的阶段性成果。
（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马新亚
唐浩明曾分别提出“敬畏历史，感悟智慧”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两种观点，前者要求历史小说家在创作时沉潜到历史的纵深之处，尽可能的还原笔下的历史。并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吸取历史智慧。②后者凸出创作者的当下体验。历史研究，既是“全部过去历史的结果”，又是当下现实的一种精神存在，它离不开作者所处时代文化精神和现实处境的关照③。结合其小说文本，本文认为两者分别凸显了小说历史意识的不同方面，而这一差异明显存在于小说《曾国藩》与《张之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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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史学特别发达的国度，中国人对历史有着深切而独特的情感。从《春秋》到《汉书》再到《资治通鉴》，从左丘明到司马迁再到钱穆，或书写一种鉴古知今，总结历史兴亡得失的历史精神；或传达一种见盛观衰，居安思危的历史思维；或对于传统文化流露出的一种“可大可久”的历史哲思，都是国人融入生命里的历史意识之体现。作为一个拥有古典情怀的现实主义作家，唐浩明在秉承了这一史学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对晚清这一段历史的体验，发展以“敬畏历史，感悟智慧”为关键词的历史意识，这一观点在唐浩明早期作品《曾国藩》中显得尤为突出。
1066年，英宗命司马光编录“历代君臣事迹”，司马光上奏：“窃不自揆，常欲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书，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表明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是以政治与道德伦理为依据，记录兴衰治乱与总结经验教训及历史规律。孔子说：“吾非生而知之者，无它，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知几察来”，将历史作为现实人生的指引。史官文化中的这种历史意识是传统史传文学的思维定势。而唐浩明提出的“敬畏历史，感悟智慧”无疑承袭了这种传统，他认为“历史的目的是过往智慧的启迪”。④因此，对于晚清历史思考的重点作者首先聚焦在对这一段历史兴衰、社会变动与人事得失的思考上，从而开掘其背后深藏的文化心理和历史精神。
在《曾国藩》中，曾国藩与太平军起义的军事斗争是其人生事业崛起之时与晚清历史转折点，作者没有按照八十年代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将曾氏塑造成扼杀革命的“刽子手”，将太平军失败的原因归结于片面强调地主阶级势力的强大；而是在小说中分析了太平军文化理念的失策，小说开头即借郭嵩焘之口分析了其失败的必然性：“其所依靠者拜上帝会，所崇拜者天父天兄；信耶稣异教……凡我孔孟之徒、斯文之辈，莫不切齿痛恨。就连乡村愚民、贩夫走卒，亦不能容其砸菩萨神灵、关帝岳王像之暴行。”继而通过编织老塾师献计攻城等情节描述了底层知识分子的人心向背，“长毛到处烧毁学宫，辱骂先圣，妄图以上帝耶稣来代替孔孟程朱，在下对这批乱世之贼恨之入骨，自思不能操刀杀贼，却可以秉笔直书。” 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在“排满”的同时又高扬打到孔夫子，本来是一姓之天下的更替变成了“数千年礼义人伦”的兴废，农民起义的范畴从阶级斗争的层次关乎到文化传统的存亡，这就将大部分本该可以争取的仕途不顺的低层士绅彻底推向了满清权贵一边。这未尝不是太平军起义失败的原因之一。
曾国藩以“匹夫居闾里”，书生带兵，罗泽南、李元度、彭玉麟、郭嵩焘等应者云集，或甘居帐下听从号令，或从旁襄助为其奔走，除了曾氏人格魅力与文化感召的因素之外，更多的是他们从太平军的各种主张中发现洪秀全并非王朝更迭的那个天命所归之人。 “天命观”是传统史学的核心思想之一，但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天”的涵义已逐渐从“君权神授”转化为民心，时势的层面。从君主来说，利用民心稳定政权。而僭位者更需要以民心作为其取得政权的合法依据。因此，“顺命之君”往往是顺应民心，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真命天子”，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而英雄人杰必定是顺应历史大势，在风云际会中乘势而起之人。小说便是从这个方面分析“长毛”失败的必然与湘军成功的偶然，且看曾氏兄弟的分析：“长毛的失败，乃至灭亡，主要的原因在他们自己身上……湘军是趁着这些空子才侥幸成功的。倘若那时不是你我兄弟筹建湘军，而由少荃兄弟早建淮军，甚或是鲍超建川军，朱洪章建黔军，沈葆桢建闽军，都有可能取湘军之功而代之。换一个侧面说，假若我们的对手洪杨有中人之资，不急于在江宁建都称王，而是率叛卒直攻京师，那样也不容许有我湘军存在的一天。”将太平军的成与败都在人心的得与失上。前期的胜利在于清王朝的政治腐败、民生惆弊，利用民族矛盾对民心的争取，后期的失败同样在于由自身腐败导致的民心的丧失。
除天命观外，人事亦是传统历史意识中不断吐纳的内容。小说着力体现曾国藩及其湘军对于晚清政局及国运的影响。自曾国藩募勇带兵以来，满汉畛域始终成为小说叙事的一条线索。血祭出师之时，小说即借王闿运指出《讨粤匪檄》回避民族矛盾的局限，为此后曾氏与朝廷的关系，曾氏仕途的蹭蹬埋下伏笔，“十年七迁，九载虚悬”的地位尴尬是统治阶层对“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这一历史经验的惕厉。事实上，曾国藩的湘军在客观上确实起到了加速晚清衰亡的作用。小说借王闿运、吴南屏等人剖白了此中的历史因果，吴南屏指责曾国藩及其创建的湘军，“湘军不但不是功臣，它正是挖大清江山基脚的罪魁！”一语道出了湘军的历史作用——以镇压洪杨之乱为契机使王朝的实际权力从中央满清权贵的手中转移到了以地方督府为主力的湘淮军将领手中。曾国藩说：“二十年来与长毛、捻贼之战，其力费十之二三，与旧时文法之战，其力费十之七八。”所谓“旧时文法”，指的是晚清的财政制度及绿营建制。在小说中，虽然写的是与太平军的正面战争，但我们看到的通常是曾国藩殚精竭虑与绿营，湖南、湘西官场之间以及咸丰帝的权力较量及制度抗争。由此曾国藩首创的厘金制度及湘军建制使湘军成为效忠于曾氏家族的私家军队及其军费来源，“兵员成了家丁，钱粮变为私产”。其他湘淮军将领李鸿章、左宗棠们纷纷效而仿之，出现督抚权力大于朝廷的外重内轻的局面。因此，吴南屏说：“唐末藩镇割据的局面不久就会重演”，“这就是他与祖宗成法开战取胜后的功劳！大清亡在湘淮军之手。总有这几十年间便可证实。” 关于“历史智慧”，唐浩明还是这样解说的，“前人在与这些生存环境长期磨合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具有精粹意义的生存意识，这便是我们所说的智慧”。而将这些历史的智慧挖掘并进行阐释，便构成其进行小说创作的主体意识之一，这些“生存意识的精粹”，具体是指什么呢？作者没有明确指出，笔者认为它主要以曾国藩的人生智慧的形式出现，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功名奋斗的成功法则与处事哲学。二、心性修炼与立身之道。唐浩明认为，曾国藩采传统文化中的众家学说之长，将孔子与庄子入世与出世的人生哲学结合起来，在建功立业、奋力作为中保持宁静谦抑的心态，是其成就非凡事业的成功之道。对此，作者将其归结为曾氏的“强者性格与求阙心态”，并且从自强、好强、刚强、顽强、明强等五个方面分析了曾氏的强者性格。⑤性格或许有天生遗传的因素，但心态与后天的际遇和磨砺却不无关系。自江西战场回家守制期间，反思出山五年以来的事事不顺，时时受挫的境遇，经过陈广敷“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的点拨，其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此“明用程朱之名分，暗效申韩之法势，杂用黄老之柔弱”，“以柔弱胜刚强”的道家思想成为其余生的持身处事之道。唐浩明认为这是曾氏思想上质的一个飞跃。⑥此后，曾氏身处湘军攻克南京，雄踞东南半壁江山，表面看似风光无限，实则险象环生的处境时，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曾国荃等众同僚亲信的试探与鼓动中仍能保持对局势清晰的洞察及清醒的头脑。对于居功自傲目无一切的弟弟，多次以“古往今来，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命”苦心劝诫。并且在众多荣耀集一身之后，采取裁撤湘军，功成身退的做法。儒家的理想既在治人，又在修己。唐浩明认为，求阙心态与曾氏的强势性格相辅相成，它是曾氏晚年能激流勇退、持盈保泰的一个重要原因，既自强又求阙，“既懂得“天行健”之宇宙精神又明乎“盈虚消息”之自然法则，这是曾氏以其一生的复杂经历，为后人留下的一笔文化遗产。⑦
敬畏历史，既敬且畏，唐浩明说，“敬”，取“整齐严肃”之意，它是一种创作心态，更是一种人生态度。⑧ “敬畏”思想源自于孔子的伦理观，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里的“畏”是指“敬畏”，意指因对高尚事物的向往而约束自我、践行道德的一种价值选择。到了明清之际，“居敬”更是发展成为程朱理学中必不可少的一种修行。清人吴廷栋语：“圣贤相传心法，只是一个敬字。敬胜百邪，敬则天理常存，人欲不作。平地成天，继往开来，皆是此一字作用。”⑨ 而曾国藩在师从唐鉴修习理学后，修订的日课十二条中的第一条即是“主敬”：整齐严肃，无时无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一向持身谨严的唐浩明，在心性修炼方面似乎深受曾氏的影响，“十五年来，除了我在岳麓书社的编辑工作以外，我几乎将全部的时间都用在写作上”。⑩十几年如一日，远离一切喧嚣，潜心创作的经历类似于理学家的人生修行。
针对当前提倡的“大无畏精神”，唐浩明予以批驳：“人应该是有所畏惧的，畏法畏道畏真理等。”{11}他所说的“畏惧”不是胆怯之意，而是指在高尚的事物面前人应该保持自律、自省的姿态。唐浩明此说是有所指的，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20世纪现代社会的遭遇，历经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摧毁打击，其地位每况愈下，甚至面临存在的危机。作为曾经亲历文革的红卫兵大学生，唐浩明对此感受很深，思考良多。他认为过去对传统文化过度否定的笼统化、片面化、情绪化的倾向是错误的，“不能将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完全归结于传统文化，特别是两千多年前的孔孟儒家思想”。{12}作为国人思想根基和精神家园的传统文化及其历史不能被轻易抛弃，这既是历史，也是现实。对于历史，他也持“心存畏惧”的态度。“中国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共同创造出来的人类文明，作为一个民族的共同所有，一旦遭遇轻侮，就一定会犯众怒，惹公愤。”{13}唐浩明的“敬畏历史”的观点作为一种人生价值选择，是值得肯定的。但如果作为学术思想的话，却具有一定的理性缺失。诚然，历史需要尊重，只有诚恳的对待它，重视它，才能从历史中获取博大的精神资源与思想空间。那些在撰写之前就对历史或者传统文化抱有成见的学者或小说家，“意为笔先”的以某种理论或者范式肢解历史，或者用虚无架空历史的叙事无疑是对历史的亵渎，历史的深邃凝重也与其作品无缘。但是“敬畏”体现了一种上下、高低的等级思维，我们可以敬畏真理，敬畏事实，而历史叙事本质上是一种思想，思想是自由的，平等的，它不应该承受束缚。以自我约束的心态来做历史研究或者小说创作的话，思想和精神就有可能会局限于前人的经验当中，精神无法自在展开，审美意蕴也会大大减弱。因此，以敬重的态度对待历史，或许更为恰当。
二
克罗齐大胆的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将“当代性”作为一切历史的本质特征，并且将研究者的主体精神上升到空前重要的位置。他说：“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研究过去的事实。”对于那些此刻不感兴趣的历史，“充其量只是一些历史著作的名目而已。”当代史的“‘当代’一词指“那种紧跟着某一正在被作出的活动而出现的、作为对那以活动的意识的历史。”{14}在这里，“当代”不再仅仅是一种时段的划分，它表达的是一种意识范畴。因为，通过“现在生活中的兴趣”，即“现时的思考”，几千年前的历史也能成为当代史。相反，哪怕不到一小时前的历史，如果没有与现实的心灵生活达成一片，也不能称之为当代史。唐浩明对这一观点的引用与阐述，显然说明其注意到了“当代性”与“主体精神”之于历史小说创作的价值，而其小说《张之洞》体现的历史与当下的紧密联系无疑较好地诠释了这一命题蕴含的哲学思辨。
那么是哪方面“现时的兴趣”促动作者将张之洞及其时代这一段历史纳入到“当代史”的思考当中呢？作者自己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解答：“20世纪80年代，‘现代化’的呼声再次在中国的响起之时”，人们开始将目光投向现代化开始的源头，“从本质上说，我们今天的‘与世界接轨’就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先进人士所探索的那条救国主线的继续”{15}，于是，洋务运动及其主要的倡导者开始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也就是说，作者通过“现代化运动”这一主题将张之洞所处的晚清历史与当前的生活现实连贯起来，对晚清三十年现代化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并对这一段历史进行现实的关照与思辨。在对历史的追忆过程中，人们发现百年前的洋务运动与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何其相似，“政治第一”导致的面子工程，“官本位”思想带来的国有企业的官僚作风、腐败现象等等。洋务运动的失败与日本维新变法的成功引发了作者的深思，“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多灾多难、步履维艰？”他认为百年前的现代化探索体现了整个民族的民族性，其得与失值得今天反思。“我在寻找一个人，希望通过这个人物来托起那个时代，来承载这个重任。”{16}而张之洞这个清史稿记载“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爱才好客，名流文士争趋之。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孙中山口中“不言革命的革命家”以及毛泽东说的“不应该忘记的近代人物”无疑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观照性。因此，在小说中，读者感受到了鲜明的时代感和现实感，以至于有的论者发出了“活在当代的张之洞”的感慨。 而作者的“主体精神”主要表现在对民族历史意识及儒家文化价值伦理的反思上。中国人历来有重史崇古的文化心理，国人习惯从经史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今文学派从春秋等经典中摘寻微言大义，经世学派从二十四史中总结历代政治得失，因而中国人的历史意识特别发达，但由是也造成了国人因循附会、墨守陈规的心理陋习和不愿改变现状、创新意识匮乏的文化惰性。因此，在晚清早期徐图自强事业的实践中，大部分人是抱着谭继洵这样的想法：“中国是礼义之邦，还是得遵循历朝历代行之有效的清吏治、厚风俗、奖农桑、薄赋税等办法，那才是一条利国利民的康庄大道。洋人只重强权，不要义理，那只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终归不是长治久安之策。”
曾国藩曾感叹“时值智勇困厄之秋”，展现了素以经世自负的一代中兴名臣面对“西潮”汹涌而至一筹莫展、束手无策的心境。在历次的王朝和儒家遭遇的危机之中，刘邦、朱元璋及其谋士们读的也是圣贤书，同样以三纲五常为价值伦理，而两汉之际佛学的传入中并没有西洋炮火和鸦片。“智勇”无从得以施展，是因为曾国藩们面对的是“二十四史”经验之外的西方世界。小说借桑治平襄助张之洞办理洋务后之心理活动表达了对“传统治术”的反思：桑治平强烈地感到了自己与念扔等人之间的距离。这距离不仅是两辈人之间的代沟，更是中国传统治术与西方科技之间的巨大差异。桑治平常常想：导中国于富强的，看来应是来自西方的那一套学问，不可能再是中国的传统治术；包括自己多年来所潜心探索的管桑之学在内，或许都要向西学洋技让步了。正是这种浓重的失落感和迷茫感使他丧失了兼济天下、拯世救民的信心和使命感，萌生了“独善其身”的退意。
张之洞等人一方面对西方文化有着深深的戒备，一方面又深知洋务是大势所趋，历史的车轮只能滚滚向前。长远的视野虽然使他们能走在时人的前列，但由传统文化积淀在心理上的陋习和心态上的偏执却时时束缚他们向前的步伐。儒家文化它向来有着“以思想文化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倾向”（林毓生语）。这种矛盾在闭关锁国的专制时代尚不明显，但是一旦遇到生产力迅速发展的西方列强这样的对手，这种矛盾就显得特别突出。小说中，我们看到由此悖论给张之洞和他兴办的洋务实业带来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17}
三
尼采曾将历史意识分为纪念碑式的历史意识与批判的历史意识两种，纪念碑式历史意识从历史中“寻找英雄行为的榜样来给现实注入活力，教导人们在现实中怎样再一次具有英雄性”；批判性历史意识“以现在和将来的名义全盘批判过去，以便从过去的控制下完全解放出来。这种控制是一种负担因而必须全盘否定”。{18}唐浩明“敬畏历史，感悟智慧”的观点接近于前一种纪念碑式的历史意识，曾国藩这个历史人物自近代以来，就备受推崇，梁启超称之为“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矣；岂惟中国，却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矣”。唐浩明塑造的“圣者”曾国藩形象，集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之精粹于一身，以其坚忍卓绝的强者性格和超乎常人的心性修炼完成儒家三立完人的人生理想，无疑给当代的人们不少启示，作者曾说：“如何让忙于事功者领略中国文化的智慧呢？笔者认为，对于有志于此的人来说，不妨试用一法：在一段时间内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身上，将他看透研深，再由此一人而去领悟全体。”“曾国藩便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人之一，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都有值得借鉴之处。”{19}看来，以描述古代精英人物的成功之道进而揭示传统文化的精粹，这成为唐浩明《曾国藩》的创作动机之一。
尼采所论的批判的历史意识与唐浩明的文本不符，这里不作论述。笔者认为唐浩明引用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观点体现的是反思性的历史意识，但这种反思是建立在“建构性认同”的基础之上的。与《曾国藩》中体现的对传统文化的“还原性认同”不一样，《张之洞》中对传统文化既有坚守的一面，又存在反思的逻辑。前者是作者基于对历史真实的真诚追求及对历史文化的全方位展示的主体意识，从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情境出发，对历史人物及其身上负载的传统文化的一切都给予推崇或者同情的理解。在《曾国藩》中，作者对于历史人物残忍杀害林明光、韦俊等人的行为没有进行批驳，反而以“乱世须用重典”，维护社会安定的政治伦理给予设身处地的着想。同时，对于曾氏在小妾春燕死后的冷酷薄情表现也予以了一定的回护，听闻春燕去世的消息，曾氏仍旧与幕僚赵烈文下棋，并且拒绝让儿子去处理丧事，自己照常办公直到头七时才去寺庙偷偷地祭拜。小说以雕花红木梳与“怅梁空泥落，何时重见燕归来”的挽联来表达曾氏内心的情意，进而凸显理学家“以理节情”形象。这些历史细节的表叙立场虽然更加逼近历史文化真实，但却容易与读者产生价值审美上的隔膜。而“建构性还原”体现的当代价值立场更明显，通过探究当代人与历史人物之间的精神联系与思想上的连贯性，对历史人物及历史文化进行建构性的历史呈现。当代知识分子对民族命运及“公共空间的人文关怀”本就源自于传统士大夫的“治国平天下”的使命意识，张之洞、李鸿章等在势位日隆之时道德的滑落同样是当今社会精英在现代化物欲冲击之下面临的价值迷惑。而包括张之洞在内的清流党人身上呈现的义理与时势、学问与政治、新与旧的困顿也或多或少的滋扰着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此外，人生与事业的关系是人类面临的永恒话题。作者通过桑治平、吴秋衣两个人物形象小说中对此做了深沉思考与探索。
与曾国藩、张之洞等功业有成却“精神悲苦”、不得舒展的一生相比，桑治平的人生无疑显得洒脱自如一些，他体现了传统士人在时势面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价值选择。作者说：“我写他更重要的是以小说形式提出和思考人活在世上的价值选择，儒家有明确的人生规范，但这是不是就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呢？桑治平也是一种人生选择方式。这样合起来，才是一种文化和人生的丰富性。”{20}明确的人生规范指的是儒家的功名奋斗模式，奋斗是人之所以为人，在自我砥砺中完善自我的美好品格，但却不应该为功名所累。因为“功名和事业，会因时代而不同，辉煌和失败都只是暂时的，只有人本身所具有的属性和力量，即人性和人格”才是永恒的东西。同时，佩玉的一番话也道出了小说对人生的进一步反思，“钱财权势，尽管可以使人风光体面，但它不能给人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永远只存于人的灵府中”。这与王国维说的文学艺术是治疗人生悲痛的良药的观点何其相似啊！他说：“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济冯生之徒，于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21}作者塑造的吴秋衣形象正是进入这种化境的人生，似乎更具有当代意识，他不似王闿运的故作豪放，展现的是率真、质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虽有时候风餐露宿不惜，踏古寻珍才是人生的真趣所在，这种人生道路不正类似于今人热衷于旅行即在行走当中实现自我的价值追求吗？此外，人物在作品中有关此类话题的心理描写可以说随处可见。如张之洞见到胡文忠公祠冷火秋烟的场景后，不自觉地内心发问：“若说胡文忠公这样的人都不值得久传，那事功勋名还有追求的必要吗？ ”以及吴秋衣在公祠外的抒怀：“人生只有这一回，你不舒心畅气快快活活地过日子，偏要天天提心吊胆、寝食不安，用三十年阳寿换取这一座冷庙、半幅画像，你值得吗？”如此以来，读者如同在作者的引领之下，行走在历史的时空隧道之中，在认知历史的同时思考人生的归属与价值。 阿隆说过：“历史展示出现在与过去的一种对话，在这种对话中，现在采取主动。”{22}如果说“过去”意味着“历史事实”，当下用“历史解释”来对应的话，那么在这场“事实”与“解释”的对话中，“过去”与“当下”谁掌握着话语的主动权，即着重体现历史意识历史性的一面还是当代性的一面。意味着历史意识的不同取向。通过上文论述，在唐浩明“晚清系列”这场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中，本文尝试得出如下结论：《曾国藩》是以历史为言说者，重现历史，发挥历史的“史鉴”功能，而《张之洞》更加突出当下作者的表叙立场，重在书写过去与当前视阈重合的部分，以当代意识烛照历史过去。从着力于历史发展因果关系的把握及“史鉴”意识的强调，到现实生活意义的探讨与人生哲学的思索，体现了唐浩明历史意识的发展。{23}
注释：
①[德] 斯宾格勒：《西方的衰落》（序言），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②④⑧{11}{13}唐浩明：《敬畏历史，感悟智慧》，《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③唐浩明：《<张之洞>的创作思考》，《中国教育报》2001年8月16日；夏义生、远方：《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理论与创作》2003年第6期；赵树勤，龙其林：《小说是时代变迁的通道》，《理论与创作》2010年第1期。
⑤⑥⑦唐浩明：《解读曾国藩》，《文学界》2008年第1期。
⑨《书方存之茂才《伺命录》后》，《拙修集》（卷六），清同治六年（1871）刻本，转引自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概论》，第96页。
⑩唐浩明：《我写<曾国藩>》，《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3期。
{12}唐浩明：《西学东渐与“师”“制”结合的深沉反思》，《出版参考》2006年第9期。
{14}[意]克罗齐：《历史的理论与实际》，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6页。
{15}{16}唐浩明：《张之洞的创作思考》，《中国教育报》2001年8月16日。
{17}关于小说对儒家文化的反思，可参见本人的另一篇论文《一代儒臣的悲歌—评<张之洞>》，《理论与创作》2005年第5期。
{18}肖明翰：《威廉·福克纳：骚动的灵魂》，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
{19}唐浩明：《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3页。
{20}刘详惠整理：《唐浩明创作与历史小说的境界》，《理论与创作》2002年第4期。
{21}王国维：《王国维点评红楼梦》，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22}阿隆：《 历史意义的范围》，《 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97页。
{23}尽管两部作品中历史意识突出的重点不同，但都指向人的情感、命运，且对历史文化的深切体悟与真实呈现始终贯彻其中，这些构成唐浩明小说历史意识中“常”的内涵，本文旨在论述其“变”的部分。
*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现代中国小说的影视改编研究”（项目编号：12YBB183）
的阶段性成果。
（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