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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艺术的特性这一问题是文艺理论最为根本的问题，历来的理论家都有许多不同的阐释。有的从认识论立场出发，认为文学是对生活的反映，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有的认为文学只表现主观感情，艺术就是感情。这两种观点都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也各有合理的地方，但是如果将这两种观点对立起来，那么关于文学的看法无疑都是片面的，不切合实际的。笔者认为应当从彼此相统一的角度去理解，吸取各自的长处，去除其片面性，或许会更符合现实情况。
一
在中国美学界，可以说很长一段时间是以认识论为基础的，审美是一种认识，艺术只是生活的反映，只是传达社会所蕴涵的本质、真理。审美的结果是要达到对对象的本质规律的把握。如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都是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立场出发，把文学的本质规定为一种特殊的认识，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认为文学与科学一样都是对社会本质、真理的认识。而文学的认识不同于科学之处主要在于，文学对生活的认识是一种形象的认识，文学艺术的美就与它的形象性有关系，因为抽象的东西决不可能是美的。所以文学艺术的形象性是文学艺术的美的一个基本条件。文学形象认识的特征，是文学作品主要特征的基础，也是其主要魅力的源泉。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即看到了文学与认知的联系。但是这种观点也存在着缺陷，正如有人指出“像那种综合个别事实，找出共同特征的构成形象的方法，也不能说它的形象就没有特色，但无论怎样是不会激动读者的。在作家中间至少也不过造成匠人习气而已”。[1]这种看法道出了这种观点的症结所在。艺术包含着认识又不只是认识，也就是说，对于文艺本质的规定，如果仅仅从认识论出发，那么感性就意味着是一种低级认识形式，将感性作为认知形式来理解，它必然要上升到理性、本质、规律，感性最终要被理性扬弃或超越，那么它也就不可避免地与作为“主观的感觉”的情感失去联系。而超越于感性之上的理性认识，实际上是人的主观意愿的表现，是脱离人的实际社会生活的。它只强调客体而没有看到主体的意志和情感，也就忽视了文学的审美性，这样塑造的形象只能是概念的图解，使艺术很容易走向概念化、公式化，走向庸俗社会学。这在新时期的文艺大讨论中也已明确地指出了。
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阐述文艺的本质特性，这样就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作了简单化、片面化的理解，这是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它违背了文艺自身的发展规律，阻礙了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进程。正如歌德在谈与席勒的创作分歧时，他指出：“诗人究竟是为一般而找特殊，还是在特殊中显出一般，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分别。”[2]“所谓‘为一般而找特殊’就是从一般概念出发，诗人心理先有一种待表现的普遍性的概念，然后找个别具体形象来作为它的例证和说明。至于‘在特殊中显出一般’则是从特殊事例出发，诗人先抓住现实中生动的个别具体形象，由于表现真实而完整，其中必然要显出一般或普遍的真理。”歌德认为“第二种程序才特别适宜于诗的本质”，[3]艺术的真正生命正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从这一主张出发，艺术形象才容易成为有血有肉的形象。因此，为了纠正以往的弊端，人们重新提出了感情说，开始强调文艺创作中的感情、人性等因素。对于审美来说，感情是它的血肉和土壤，是它最基本的特征，所以强调这一点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如果只承认艺术的审美本质、感情特性，并把它当作艺术的唯一因素，从而彻底否定、抛弃了认识论，这样实际上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二
20世纪80年代前期，我国文论界在反对传统抽象理性对文学的束缚的基础上，展开了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呼吁对人和人的个性以及情感的尊重，张扬“文学是人学”。文学的感性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人的内心世界进入了创作领域。这对于解除文学对政治的依附，确认文学的审美本质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然而，在这一转型期，人们对于认识论的否定，对感性力量的肯定似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对文艺主体性的理解上，过度推崇感性，否认文学艺术中理性的作用，有的直接将人的感性力量作为文学活动的本体，甚至特别强调人的本能、欲望，反对理性约束。所以，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中，对人的自然本能欲望的描写成为很常见的现象。可是这种极端地推崇感性、绝对排斥理性的主张，同样也是有缺陷的。当然，我们并不是否定人的感性，相反，文学必须要关注人的生存状态，但是感性情感是人的情感欲望，是要有人的理性的引导。如果将人的生存仅仅归结为自然本能，就忽视了人性的对更高层次的理性的追求，从而失去了与社会的联系。“当前的文学不缺乏游戏，也不缺乏轻松和趣味，不缺乏炫奇和刺激，独独缺乏对文学来说是致命的东西”。[4]
我们说，仅仅从认识论出发探讨文艺的本质，是有缺陷的，但是如果完全否定认识论，同样也是一种极端的行为。关于文艺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关系问题，有学者认为，“他们在强调本体论时完全抛弃了认识论，不仅是片面的，也是不可能的。否定认识论研究就必然会走向‘宣泄论’，就必然会否定作家思想意识和人格力量在创作中的作用以及文艺对社会人生介入的职能。”[5]这样反而“加剧了现代社会中人们迷失精神家园的痛苦，因为沦为生活层面的文学艺术只能使人更加沉沦与麻木，而不能超越现实进入精神层面。”[6]如果忽视了理性认识方面的内容，那么也就失去了与社会人生的联系，失去了对理性真理的追求，也就缺失了人的一半。我们知道，人是社会的人，没有人的理性的支撑，感性的放纵只能是动物性的。当然对于推崇感性的大众文艺来说，可以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多元化的需求，“它表现了审美趣味的广泛的民主性，它满足了人们广泛的审美需求，显示了审美意识的极大的自由度和审美意识激变所能达到的广度”[7]。可是同时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由于当今强烈的世俗性影响，特别是其浓重的低俗趣味，人的精神的缺席是其最大的特征。放弃了美学对生活的追求，就只能依赖人的本能了”[7]。（P49）钱中文先生归纳大众文学的特征是，“商品性、消费性、世俗性、通俗性、复制性与广泛的流行性。”[7]（P48）大众文艺强调感性，但是它把对个体感性的张扬理解为对理性的绝对排斥，将人的生理快感等同于心理美感，把艺术变成发泄自由情感的工具。也就是说，在冲破了旧的传统理性束缚之时，恰恰需要有新的内在于人的理性精神的指引，否则感性的放纵就又返回为动物性。所以人的感性必须结合着理性。 三
文学既是理性认识的，同时也是情感意欲的，单纯强调哪一方面都是有缺陷的、片面的。所以我们应该吸收其合理的方面，而对其不足加以克服。我们当然要肯定个体感性的表现，但感性必须是人的理性引导下的感性。所以在当代，人的理性是不能被抛弃的。而面对人的外部世界，理性则表现为参与社会现实生活。也就是说，个体必然要与外部世界之间建立联系。而艺术只有反映出这个社会的真实面貌，才具有生命力。所以真实地面对世界面对人的内心，是艺术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也就是说强调文学对生活的认识反映，但文学的这种理性认识，是必然要融于真实、具体的感性现象的，它不能以脱离现象的形式出现。我们所张扬的理性不是与感性相对立的，而是与感性彼此交融、互相渗透的。这样，文学对生活的理性认识不是抽象的观念，而是感情化了的认识因素，它在具体感性的情感活动的同时也渗透着理性的思考。所以，认识论原理在这里不是被否定了，而是成为其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弱化以至去掉认识层面，人的心理层面就会变得玲珑、空灵，以至过分空虚而走向虚无。”[7]（P160）可以说，深层次的理性认识是艺术的灵魂。所以文学对人的描写，写感性生存与人的社会理性不是矛盾对峙的，而应该是彼此融和的。这对于克服当今文艺日益庸俗化的现状，也许能有一些作用。
对于当今文学的精神萎缩现象，有不少人提出了批评，围绕人文精神展開讨论。在讨论中，钱中文先生曾进行深入思考，提出以“新理性精神”作为文学艺术精神价值重建的目标。“新理性精神主张以新的人文精神来对抗人的精神堕落与平庸。”“当今的文学艺术，要高扬人文精神。要使人所以为人的羞耻感，同情与怜悯，血性与良知、诚实与公正，不仅成为伦理学讨论的课题，同时也应成为文学艺术严重关注的方面。以审美的方式关心人的生存状态、人的发展，使人成为人，拯救人的灵魂。这也许是那些有着宽阔胸怀的作家艺术家忧虑的焦点与立足点。”[7]（P13-14）“新理性精神在探讨人的生存与文化艺术的意义，在物的挤压中，在反文化、反艺术的氛围中，重建文化艺术的价值与精神，寻找人的精神家园。因为人一旦丧失精神家园，他就会彻底变成物的奴隶。”[7]（P23）可以看出，“新理性精神”这一理论命题的提出，其着眼点正在于倡导对人的理性的回归，从而克服当下文学感性欲望膨胀、价值低迷的状况，引导比较健康的文学方向。
当然，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艺术多元化的发展，可以满足社会中不同层次的人们对艺术的需求。但是我们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根本性任务仍应是社会文化现代性的建构，它要求文学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去认识生活，以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去表现生活。文学艺术如果缺乏了对理性真理的追求，疏淡了与社会时代和人生的联系，很难感受到一种精神力量。所以，关于文艺的基本特性问题，在当今经济转型、价值观多元化的社会中值得我们深思。
参考文献：
[1]转引自：蔡仪.《论现实主义问题》[M].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7页.
[2][3]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406、407页.
[4]谢冕.理性的召唤[N].中华读书报，1995-5-3.
[5]王元骧.评我国新时期的“文艺本体论”研究[J].文学评论，2003，（5）.
[6]韩德信.“理性”的历史考查及其在当代审美文化中的地位[J].贵州社会科学，1998，（2）：41.
[7]钱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M].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49.
| 作者单位：河北职业技术学院
编校：宋娟娟
一
在中国美学界，可以说很长一段时间是以认识论为基础的，审美是一种认识，艺术只是生活的反映，只是传达社会所蕴涵的本质、真理。审美的结果是要达到对对象的本质规律的把握。如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都是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立场出发，把文学的本质规定为一种特殊的认识，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认为文学与科学一样都是对社会本质、真理的认识。而文学的认识不同于科学之处主要在于，文学对生活的认识是一种形象的认识，文学艺术的美就与它的形象性有关系，因为抽象的东西决不可能是美的。所以文学艺术的形象性是文学艺术的美的一个基本条件。文学形象认识的特征，是文学作品主要特征的基础，也是其主要魅力的源泉。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即看到了文学与认知的联系。但是这种观点也存在着缺陷，正如有人指出“像那种综合个别事实，找出共同特征的构成形象的方法，也不能说它的形象就没有特色，但无论怎样是不会激动读者的。在作家中间至少也不过造成匠人习气而已”。[1]这种看法道出了这种观点的症结所在。艺术包含着认识又不只是认识，也就是说，对于文艺本质的规定，如果仅仅从认识论出发，那么感性就意味着是一种低级认识形式，将感性作为认知形式来理解，它必然要上升到理性、本质、规律，感性最终要被理性扬弃或超越，那么它也就不可避免地与作为“主观的感觉”的情感失去联系。而超越于感性之上的理性认识，实际上是人的主观意愿的表现，是脱离人的实际社会生活的。它只强调客体而没有看到主体的意志和情感，也就忽视了文学的审美性，这样塑造的形象只能是概念的图解，使艺术很容易走向概念化、公式化，走向庸俗社会学。这在新时期的文艺大讨论中也已明确地指出了。
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阐述文艺的本质特性，这样就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作了简单化、片面化的理解，这是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它违背了文艺自身的发展规律，阻礙了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进程。正如歌德在谈与席勒的创作分歧时，他指出：“诗人究竟是为一般而找特殊，还是在特殊中显出一般，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分别。”[2]“所谓‘为一般而找特殊’就是从一般概念出发，诗人心理先有一种待表现的普遍性的概念，然后找个别具体形象来作为它的例证和说明。至于‘在特殊中显出一般’则是从特殊事例出发，诗人先抓住现实中生动的个别具体形象，由于表现真实而完整，其中必然要显出一般或普遍的真理。”歌德认为“第二种程序才特别适宜于诗的本质”，[3]艺术的真正生命正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从这一主张出发，艺术形象才容易成为有血有肉的形象。因此，为了纠正以往的弊端，人们重新提出了感情说，开始强调文艺创作中的感情、人性等因素。对于审美来说，感情是它的血肉和土壤，是它最基本的特征，所以强调这一点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如果只承认艺术的审美本质、感情特性，并把它当作艺术的唯一因素，从而彻底否定、抛弃了认识论，这样实际上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二
20世纪80年代前期，我国文论界在反对传统抽象理性对文学的束缚的基础上，展开了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呼吁对人和人的个性以及情感的尊重，张扬“文学是人学”。文学的感性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人的内心世界进入了创作领域。这对于解除文学对政治的依附，确认文学的审美本质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然而，在这一转型期，人们对于认识论的否定，对感性力量的肯定似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对文艺主体性的理解上，过度推崇感性，否认文学艺术中理性的作用，有的直接将人的感性力量作为文学活动的本体，甚至特别强调人的本能、欲望，反对理性约束。所以，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中，对人的自然本能欲望的描写成为很常见的现象。可是这种极端地推崇感性、绝对排斥理性的主张，同样也是有缺陷的。当然，我们并不是否定人的感性，相反，文学必须要关注人的生存状态，但是感性情感是人的情感欲望，是要有人的理性的引导。如果将人的生存仅仅归结为自然本能，就忽视了人性的对更高层次的理性的追求，从而失去了与社会的联系。“当前的文学不缺乏游戏，也不缺乏轻松和趣味，不缺乏炫奇和刺激，独独缺乏对文学来说是致命的东西”。[4]
我们说，仅仅从认识论出发探讨文艺的本质，是有缺陷的，但是如果完全否定认识论，同样也是一种极端的行为。关于文艺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关系问题，有学者认为，“他们在强调本体论时完全抛弃了认识论，不仅是片面的，也是不可能的。否定认识论研究就必然会走向‘宣泄论’，就必然会否定作家思想意识和人格力量在创作中的作用以及文艺对社会人生介入的职能。”[5]这样反而“加剧了现代社会中人们迷失精神家园的痛苦，因为沦为生活层面的文学艺术只能使人更加沉沦与麻木，而不能超越现实进入精神层面。”[6]如果忽视了理性认识方面的内容，那么也就失去了与社会人生的联系，失去了对理性真理的追求，也就缺失了人的一半。我们知道，人是社会的人，没有人的理性的支撑，感性的放纵只能是动物性的。当然对于推崇感性的大众文艺来说，可以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多元化的需求，“它表现了审美趣味的广泛的民主性，它满足了人们广泛的审美需求，显示了审美意识的极大的自由度和审美意识激变所能达到的广度”[7]。可是同时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由于当今强烈的世俗性影响，特别是其浓重的低俗趣味，人的精神的缺席是其最大的特征。放弃了美学对生活的追求，就只能依赖人的本能了”[7]。（P49）钱中文先生归纳大众文学的特征是，“商品性、消费性、世俗性、通俗性、复制性与广泛的流行性。”[7]（P48）大众文艺强调感性，但是它把对个体感性的张扬理解为对理性的绝对排斥，将人的生理快感等同于心理美感，把艺术变成发泄自由情感的工具。也就是说，在冲破了旧的传统理性束缚之时，恰恰需要有新的内在于人的理性精神的指引，否则感性的放纵就又返回为动物性。所以人的感性必须结合着理性。 三
文学既是理性认识的，同时也是情感意欲的，单纯强调哪一方面都是有缺陷的、片面的。所以我们应该吸收其合理的方面，而对其不足加以克服。我们当然要肯定个体感性的表现，但感性必须是人的理性引导下的感性。所以在当代，人的理性是不能被抛弃的。而面对人的外部世界，理性则表现为参与社会现实生活。也就是说，个体必然要与外部世界之间建立联系。而艺术只有反映出这个社会的真实面貌，才具有生命力。所以真实地面对世界面对人的内心，是艺术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也就是说强调文学对生活的认识反映，但文学的这种理性认识，是必然要融于真实、具体的感性现象的，它不能以脱离现象的形式出现。我们所张扬的理性不是与感性相对立的，而是与感性彼此交融、互相渗透的。这样，文学对生活的理性认识不是抽象的观念，而是感情化了的认识因素，它在具体感性的情感活动的同时也渗透着理性的思考。所以，认识论原理在这里不是被否定了，而是成为其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弱化以至去掉认识层面，人的心理层面就会变得玲珑、空灵，以至过分空虚而走向虚无。”[7]（P160）可以说，深层次的理性认识是艺术的灵魂。所以文学对人的描写，写感性生存与人的社会理性不是矛盾对峙的，而应该是彼此融和的。这对于克服当今文艺日益庸俗化的现状，也许能有一些作用。
对于当今文学的精神萎缩现象，有不少人提出了批评，围绕人文精神展開讨论。在讨论中，钱中文先生曾进行深入思考，提出以“新理性精神”作为文学艺术精神价值重建的目标。“新理性精神主张以新的人文精神来对抗人的精神堕落与平庸。”“当今的文学艺术，要高扬人文精神。要使人所以为人的羞耻感，同情与怜悯，血性与良知、诚实与公正，不仅成为伦理学讨论的课题，同时也应成为文学艺术严重关注的方面。以审美的方式关心人的生存状态、人的发展，使人成为人，拯救人的灵魂。这也许是那些有着宽阔胸怀的作家艺术家忧虑的焦点与立足点。”[7]（P13-14）“新理性精神在探讨人的生存与文化艺术的意义，在物的挤压中，在反文化、反艺术的氛围中，重建文化艺术的价值与精神，寻找人的精神家园。因为人一旦丧失精神家园，他就会彻底变成物的奴隶。”[7]（P23）可以看出，“新理性精神”这一理论命题的提出，其着眼点正在于倡导对人的理性的回归，从而克服当下文学感性欲望膨胀、价值低迷的状况，引导比较健康的文学方向。
当然，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艺术多元化的发展，可以满足社会中不同层次的人们对艺术的需求。但是我们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根本性任务仍应是社会文化现代性的建构，它要求文学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去认识生活，以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去表现生活。文学艺术如果缺乏了对理性真理的追求，疏淡了与社会时代和人生的联系，很难感受到一种精神力量。所以，关于文艺的基本特性问题，在当今经济转型、价值观多元化的社会中值得我们深思。
参考文献：
[1]转引自：蔡仪.《论现实主义问题》[M].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7页.
[2][3]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406、407页.
[4]谢冕.理性的召唤[N].中华读书报，1995-5-3.
[5]王元骧.评我国新时期的“文艺本体论”研究[J].文学评论，2003，（5）.
[6]韩德信.“理性”的历史考查及其在当代审美文化中的地位[J].贵州社会科学，1998，（2）：41.
[7]钱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M].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49.
| 作者单位：河北职业技术学院
编校：宋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