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消费降级”成为热词。当拥有3.4亿用户的低价竞卖平台一年捞进2000多亿元销售额;当酿造二鍋头和制作榨菜的上市公司上半年的净利润同比大增70%以上时，有人惊呼：消费降级了！果真如此吗？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1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9.4%。专家同时指出，尽管增速处于15年来的低水平，但考虑到已经十分庞大的基数，这个增长水平还是很可观的。
　　部分物美价廉的商品出现销售额与利润率上涨，能否作为“消费降级”的证明？答案显而易见。没有全面而系统的数据佐证，所谓的“消费降级”只是道触发焦虑的伪命题。而诱发此命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电商平台“拼多多”在短短三年内，创下了社交型电商的奇迹，也由此引发了两个关键的讨论，一是疯狂扩张的模式之下，支撑者主要是三四线城市中老年等低收入群体，更多年轻人的参与则被视为消费降低;二是“拼多多”深陷假货风波，使得其成为众矢之的，原国家工商总局的处理意见以及媒体、网友的口诛笔伐，又使消费降级的议题发生了变异，甚至成为掩盖知假卖假的挡箭牌。
　　“拼多多”抓住四五六线城市在电商领域的剩余红利，一举抓住数以亿计的用户，但代价和前提是，平台机制为假冒伪劣留下了巨大的生存甚至发育机会，导致平台出现了大量的假货。从创维电视的声明到商家联合维权，从股价的下跌到相关部门的调查，低价模式可以允许商品低端，但不能成为假货的滋生地，或者说助推者。“拼多多”所面临的困境在于，粗放发展的模式下，使其吸纳和接受了太多的假货，甚至被人贴上“下水道”的标签——下水管道有排泄疏通的功能，但同时更是藏污纳垢之处。
　　模式决定了品质，平台方走低价和廉价之路并无原罪，然而问题在于，不能以消费群体的购买力为假货开脱，而忽视自身的问题所在。假借“消费降级”的概念，不过想阐明这样一个观点，即假货的存在并非供给方的责任，而在于消费群体的缘故。因为消费降级导致的购买力下降，使有质量保证的假货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故而，“山寨问题”并不等于“假货问题”，“但不代表它们质量不过关，这和假货是两回事，性质不同。”
　　山寨非假货的逻辑显然不成立，某种意义讲，这跟“消费降级导致产品供给层次下降”之间，有着相似的关联性。用消费降级替假货问题开脱，确实有一定的迷惑性，也容易引发更多的消费焦虑。然而，如此做会把原本简单的打假治劣的市场之治，变成“获得感下降”的社会情绪和公共质疑。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从来没有改变，就像一句广告说的那样：只买对的，不买贵的。让议题偏离方向的概念混淆，同样需要来一场“打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