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演员称为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的艺术家，而港台则称作艺人，这就是道德有底线和娱乐无极限的区别所在。
　　
　　最近，一些报刊有关境外电视娱乐节目的报道和评论，都涉及了“娱乐有无极限”的问题。又与几个朋友闲聊时谈到，一座大城市，或者一个大省，其文化产业有没有可能发展成为地区经济的支柱之一，其文化软实力应当靠什么项目得以提升？我觉得这两者内在有着必然的联系，值得深刻思考，厘清思路。
　　先介绍“文化产业大省”湖南正在进行的新的战略思考，这是我的同事、知名学者花建带给我的信息。花建应湖南省委宣传部的邀请，四次深入该省调研文化产业的转型问题。从省会的“超女”大本营到湘西的苗寨瑶村，以及张家界的崇山峻岭，诸多信息都表明，单纯以“娱乐”为出发点的文化经营之路，已经陷入了危机状态。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花建牵头起草了一份《关于湖南文化产业体制改革、机制创新的对策建议书》。这份对策建议书，据闻得到了湖南省委领导的高度赞赏，湖南有关方面认真对待，深入研究，积极地为富民强省深层次地思考一些问题、谋划一些方略。
　　花建在对策建议书中指出，虽然湖南不靠边，也不靠海，也不是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单位，但是，历史悠久的湖湘文化精神，在世纪之交激荡起湖南人开发文化产业的热情，一旦有了政策和体制的鼓励，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生产力。那就是：1.身无分文，心忧天下；2.勇于斗争，敢为天下之先；3.实事求是，经世致用。湖南文化产业的许多大举措，在中国文化产业的全局中，都具有理念上、体制上、方法上的突破性意义，一旦实施，就产生了巨大冲击波。显然，关于湖南文化产业的发展优势，花建看重的第一要素是传统文化的精髓，其次是内源的创新动力，第三是宽松扶持的环境。
　　笔者也曾经和花建讨论过类似“超女”、“好男儿”等电视娱乐节目，我们总觉得它们不能成为文化产业的方向，也不是文化经营的长久方针。我们都觉得，要使文化建设成为提高民众精神素质的重要抓手，又要把文化产业变成下金蛋的鹅，是需要区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文化事业单位主要做什么，文化企业单位主要做什么，职能上要有分工，但是目标是一致的，尤其是文化企业，包括一些电视广播节目、影视产品、报刊文章、动画读物等，必须着力于从内涵上创新、从传统中吸取营养，进而走出国门去争取对外文化贸易的顺差；我们应该高度警惕一些领域的“娱乐至上”倾向，反对低俗之风。如果我们的文化市场一味被消费主义、感官刺激的思路牵着鼻子走，不要说在中国内地不会形成稳定的文化业态，就是在海外市场上，很多文化经营机构本身也在饮鸩止渴，逐渐走向“娱乐至死”状态。
　　华东师范大学的仲富兰教授在今年4月14日《新民周刊》上撰文指出：传统文化，犹如一条浩瀚的大河，曲折蜿蜒地日夜流淌，时至今日，对我国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音乐、化学、医药、民俗等各个领域，还在发生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和作用。仲富兰当然也看到：现代商业社会，实行的是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利益原则，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对利益的追求和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对此，传统的道德和文化会遭遇一些尴尬。但是，他强调——传统文化应对市场经济的挑战，也不是完全被动和无所作为的，面对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性、多样性的世界，保持传统文化基因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与时俱进：继续弘扬中国文化精神中优良的文化基因；继续以开放的胸襟，不断地创造出适应新的时代的文化样式；继续荡涤和扬弃传统文化中不适应现代社会的“糟粕”，弘扬传统文化中优秀的“精气神”。
　　而上海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叶辛主编的《2008上海文学发展报告》则显示，缺少品位和内涵的概念炒作也已经接近穷途末路了。叶辛和饶先来博士等人对一些新生代作家进行了生存状态的调研，结果发现，在这个商业化、快餐化盛行的复制时代，许多新生代作家都因市场的逼迫而甘于精神的坠陨而逐渐失去对生活的洞察能力与对自我的超越能力。不少新生代作家的作品不断重复，缺乏精神探寻的递进性，也展现不出心理与思想的历程，造成深刻性与创造性的缺失。可见，概念炒作最多是权宜之计。
　　事实上在西方,一些有远见的权威人士也较为看重文化的社会责任以及对主流价值观的传播。著名媒体研究者尼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