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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的当代文学已日益明显地置身于全球化、技术化和市场化的生存环境之中。这种新的环境给文学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对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致使整个文坛相当程度地出现了精神、审美下滑的趋势。因此，如何顺应时代发展，为文学审美活动构设一个良性的文化生态环境，就自然成为当下迫切而重要的课题。这也是呈现在当代文学研究工作者面前的亮点和难点。而恰恰在这方面，以强调系统平衡、协调共生为核心的生态学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它启发我们用生态平衡的眼光来拓展文学的研究思路。实践表明，文学生态学的研究是一个极具前沿性、交叉性和现实性的课题，已引起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关注。文化生态与文学之间的确也具有某种互动性，文学生态的失衡一直是制约文学良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一定意义上说，上世纪90年代的那场人文精神讨论，在不经意之中已涉及到了文化生态系统失衡问题。只是由于多种原因，未能将人文与生态联系起来，思维与视野基本停留在知性化的空间而未能深入。近几年来，随着人们生态意识的增强，随着徐刚的《伐木者，醒来！》、《守望家园》、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岳非丘的《只有一条江》、蒋子龙的《水中的黄昏》、贾平凹的《怀念狼》、姜戎的《狼图腾》等一批生态文学作品的出现，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在中国陆续兴起，并取得了一定的实绩：在海南、武汉、北京、西安、苏州、南宁、青岛等地相继召开了多次生态批评的学术研讨会；《光明日报》、《文艺报》、《外国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文艺理论与批评》、《外国文学》、《小说评论》等报刊连续发表探讨生态文学的评论研究文章；《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和互联网上纷纷转载这些文章。
不过尽管如此，我认为就总体而言这种研究还是比较初步的，也是比较粗糙的，它基本属于“生态”文学而不是生态“文学”，其重“生态”轻“文学”的倾向十分显见，并且其中有些生态理念是有偏颇的。真正把生态文学看成是一种文学（当然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从人类生命存在和人性生成的根本去把握文学的生命意蕴和人学内涵，似乎不是很多。上述现象的产生，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且在生态文学早期阶段出现自有一定的必然性、合理性；但就文学的精神本体和终极意义上讲，则又有明显的欠缺，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下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存在的内在局限性。那么，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生态文学呢？这里我想结合具体实际，发表自己一点不成熟的意见，同时求教于大家。
一、从文学生态的概念说起
探讨生态文学，首先拟有必要对其概念作一个大体的界定。因为现阶段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及不足，细究起来，应该说是与原初给予的“生态文学”的概念不无密切有关。
何为生态文学？目前歧义很多，可以依据的文献也十分有限。美国哈佛大学劳伦斯·布伊尔认为“环境取向的作品”包含了以下四个特征：“第一，非人为的环境不是仅仅作为提供背景框架的手段来展现，而是作为显示人类与自然之密切关系的对象来表现。第二，人类的利益不被当作惟一合理的利益。第三，人类对这种环境的责任是文本的主要伦理取向之一。第四，文本中对环境的描写必须是一种独特的感受过程，而不只是给定的、不变的模式。”① 虽然布伊尔并没使用“生态文学”这个词，但他所谓的“环境取向的文学”大致可以看作生态文学。
国内学者王诺通过对欧美各种相关术语的鉴别，给“生态文学”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并进而将生态文学的主要特征概括以下四点（其中前三点是核心特征）：（一）生态文学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文学，而不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以人类的利益为价值判断之终极尺度的文学；（二）生态文学是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的文学，生态责任是生态文学的突出特点；（三）生态文学是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的文学，文明批判是许多生态文学作品的突出特征；（四）生态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表达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预测人类未来的文学，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许多生态文学作品的突出特点。②
从布伊尔、王诺所给出的概念和特征来看，他们所指的“生态文学”，其重点是在“生态”而不在“文学”，“文学”只是充当“生态”的修辞。它主要是借助文学这一载体来表达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揭示人在这一关系中所应承担的生态责任，甚至借助文学这一有力的形式来达到对生态危机的预言和警示作用；至于文学本身包括艺术原则、审美规律和叙事技巧等等，它是不大或很少考虑的。与之相对应的，“生态文学研究”自然也就成为对文学所蕴含的生态思想的一种研究——这是典型的主题学的研究而不是文体学的研究。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生态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主要体现在这种研究与生态学、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政治学、生态经济学、生态社会学的思想观点的结合上。它的研究与上述各学科相似或一样，目的是为了增进读者的生态意识：“促使读者重新认识他们现在所处的生存状态，重新认识他们正在被驱使着走向的、但却无论如何也不会达到的未来生存状态”，“促使他们关怀这个物质世界……认识这个应当被珍惜但却被蹂躏和滥用的、处于危险的地方”。③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迄今为止的“生态文学”大多观赏性不强，生态价值远高于艺术价值，“生态文学研究”也变成了与文学关系不大的“生态思想研究”。显然，这与上述有关“生态文学”的概念定义有关，也与人们赋予生态文学超强乃至沉重的非文学的社会使命有关。
生态文学是建立在“生态学”的基础之上（“生态学”是在1866年由德国科学家恩斯特·赫克尔提出的关于“研究生物与其他外部世界的关系的科学”）。它虽早在古希腊时代和中国先秦时期的诸子散文中就已存在，但这种生态意蕴只是先知者的一种生态直觉感悟，并没有形成一种自觉和系统的生态思想，当然也就不具备学理上的“原点”意义。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是源于现代的资本主义——因为只有资本主义特别是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才具有这种资本和技术能力造成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而从文学史的角度讲，具体则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代表作如美国女记者瑞狄·卡森1962年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寂静的春天》）。此前的其他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不可能给这个星球带来如此严重的生态危机，它也没有现代生态学应具的反对“人类中心思想”，把世界看作是由“人－自然－社会”组成的整体系统的观点。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更赞赏美国的大卫·格里芬、大卫·伯姆等人倡导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而不大认同法国的福柯、德里达、拉康的“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因为它对现代性的批判不是要解构现代性，而是要超越现代性，并试图通过对现代前提和传统观念的修正来构建一种后现代世界观，从根本上改变人的生存状态。这些建设性的后现代理论家们把这种创造性的后现代文化说成是一种“生态时代的精神”④，认为它既是一种方法论，也是一种价值观和自然观，它从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整个宇宙之间关系这三个向度，“为生态运动所倡导的持久的见解提供了哲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据”⑤。而正是从扭转并改善人类日益恶化的生存状态这一时代课题出发，生态文学不仅应运而生，而且走到社会文化的前沿，这就有必要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事实告诉我们，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还没有完成的发展中的国家，尽管从经济形态看，的确谈不上后现代，但从现代性的负面影响以及精神文化的角度看，中国已经有了浓厚的后现代思想文化。因此，我们也不妨可将“后现代”主要定位于对现代性的一种反思与超越。从这样的角度，中国同样存在市场拜物、工具理性盛行和生态恶化等严重问题，对现代性的反思与超越同样必要。这就是中国后现代文化产生的基础，同时它也成为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的背景。⑥ 国内有学者认为，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由于在本性上是对西方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其目的在于矫正西方现代文化造成的灾难性倾斜，因而在这一领域所谓的“话语权力”显然在朝着有利于东方、有利于弱势群体的方向转移；中国当代文学及研究长期受西方话语钳制而形成的“失语状态”有可能因此打破。⑦ 这样的推论从拓宽中国文学的角度来讲当然不无道理，但它却带有明显的人为夸饰的成份；更为主要的，这是一种社会学、文化学的判断，而不是作为文学之一的生态文学的判断，它还没有把生态文学这种艺术样式所固有的内在局限性考虑进来。只看到它的“感性的、现实的、整体的、批判的，同时又是富有责任的、理想化的特质”⑧ 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它的非文学的、诸多偏颇极端的另一面。
二、值得注意的两个问题
生态文学的出现，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年时间（中国的时间更短），但由于理论和实践等方面的原因，在取得成就的同时，如今也开始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在这其中，最突出并且带有普遍性的我以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关于“生态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问题。这也是生态文学有别于其他一般文学的精神本质之所在。所谓“生态整体主义”，是针对“人类中心主义”而言的，它要求人类这个地球上的理性动物必须跳出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而进行自我约束，担当建构和维护生态家园的重任。而“人类中心主义”，顾名思义，即是以人类的利益为尺度来解释和处理整个世界，它主张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惟有人具有内在价值，而非人类存在的自然万物及其他所有生命种类只具有对人的工具价值。“人类中心主义”与古希腊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及中世纪的犹太——基督教文化有着渊源关系，但它的系统化和全面推广则是在现代完成的，迄今已支配了人类意识和行为达数千年之久。“人类中心主义”对“上帝中心主义”是一大突破，但由于自身固有的重大缺陷所致，同时也为人类埋下了难以根除的致命隐患。因而，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生态学家的猛烈抨击。如约翰·希德在《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中就指出：“人类中心主义就是人类沙文主义，这种观念认为人类是万物之王，是一切价值的源泉，是所有事物的批判尺度，它深深地蕴涵在我们的文化和意识之中。”威尔森在《人性论》中也断言：“在人类不良或邪恶的精神产品当中，没有任何一种其恶果比得上与自然对抗的自我骄纵的人类中心主义。”⑨ 在他们看来，要消除生态危机，人类首先要改变“以人类中心”的文明形态，建立以“生态人类为中心”或曰“生态整体主义”的新的文明形式。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确立这样一种文化理念：“人类绝不是、也绝不能君临万物、自我孤立地生存于世，而是、也只能是与其他生物和非生物相互依存。”人类若想长久地生存于这个星球上，就应也不能作万物的中心、主宰和统治者，而只能做万物的朋友——平等互利、密切融合、休戚相关、生死与共的朋友。⑩
“生态整体主义”上述观点，较之“人类中心主义”应该说是一大进步，它反映了人类对自我的一种深刻反思。但是，作为生态文学研究的一个核心的关键词，“生态整体主义”自身又明显存在不少悖论甚至可以质疑的东西。如只认肯自然事物具有独立于人类的“内在价值”、“内在精神”，而看不到人类与之进行物质能量交换并进而进行能动改造和实践的合理性、合法性；只看到现代化和现代科技对生态环境带来的严重破坏，而看不到它同时也给社会的前进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有的甚至主张抛弃科技，回到原始时代去，造成了生态情感的迷失。也正因如此，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全盘照搬西方的“生态整体主义”，而是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唯物主义给予批判的借鉴。至于具体到文学创作和批评领域就更要谨慎。道理很简单，一切文学归根结底都是对人的生存意义的回答，追求一种审美的生存方式；即使真的进行“生态整体主义”的写作，也以承认人的存在及其生成发展作为前提。否则，就会走向另一种片面和极端，像近期颇为轰动的《狼图腾》那样，为了崇扬弱肉强食的“狼性精神”，完成自己虚幻的文化乌托邦的构建，有意无意地将强权和蛮勇视为文明进步的动力，把“动物界和丛林中信奉的真理”当成了人类社会的真理（俄罗斯生态文学作家乌斯宾斯基语），造成了思想认知上的不应有的错位。这也提醒我们，文学对“生态整体主义”的借鉴，必须有一份理性的清醒和睿智，任何的盲从和失度，都将给生态文学的思想价值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害。
（二）关于生态文学的艺术取向问题。这也是文学领域中所有跨学科创作和研究所面临的共同的问题。生态学因源于自然生物循环进化，有些原则如物质循环代谢规律等，是不大适合文学的，对人类的存在发展特别是精神的存在发展也不具有普遍意义。恩格斯之所以不赞成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简单搬到人类社会中来，认为这样做是“很容易的”，但也不免过于天真，{11} 道理也就在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异质同构性，它们彼此的交流沟通不是随意可成，而是只有通过哲学抽象化即哲学中介才能实现。生态文学不同于一般的哲学，它引进生态学而又要保持文学自身的特点，还要经过艺术特殊化——也就是美学的特殊中介这样一个环节。这里所谓的审美中介，就作家的创生主体来说，就是情，即主体情感；通过情感这样一个内在的中介，来融涵和统摄主体与客体、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寄托自己的忧生意识和创生思维。就文本的结构主体来说，就是人，即艺术形象；通过人物这样一个显在的具体中介，将人类对生态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曰哲学话语转换成形象生动、充满艺术感性魅力的文学话语。生态文学说到底，是用审美的方式与生态进行对话，并将它转换为文学与生态学结合的一种特殊的艺术形态。生态文学之于生态学，自然有个恪守基本原则和规范的问题，不能像一般文学那样作倏忽意兴的创造，但它毕竟是文学而不是生态学，需要凭籍情感和形象凸现自我的功能价值。生态文学与生态学也只是保持“异质同构”而不是“同质同构”的关系。就是说，它对生态学的引进，虽然在关系、形态方面与生态学呈现某种“同构”的相通或一致；但在目的、功能、手段上则有着“异质”的根本区别，就其实质而言，仍然属于文学功能圈的范围，不能违悖艺术创造的基本规律。对于生态文学来说，它的主要价值不在写了什么样的生态而是怎样写生态，即怎样根据自己对现实生态的切身体验和感受，通过写情和写人的审美中介将生态转换成审美话语。真正的生态文学，它的所有有关的生态的思维理念都被充分地情感化、形象化了的，因而它的生态叙事既是生态的，更是审美的，具备了文学作为人学应有的情感和美感、温暖和魅力。不仅是生态文学，其他所有跨学科的文学（如历史文学、报告文学、科幻文学）都有一个审美中介转换的问题。这也是当下文学研究在向自然科学寻求借鉴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它的转换与否对文学来说，关系极大。
20年前，也就是1985年，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主的“新方法论”之所以雷声大、雨点小，成果不丰，在热了一阵之后很快消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概念术语的大爆炸，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忽略了审美中介的环节，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不加转换地搬到文学研究领域。生态文学研究与新方法论批评原本就是二而一的，它们都从自然科学那里寻找理论资源，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是科学主义的思潮。因此，在进行生态文学研究时，没有理由不将新方法论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撇开新方法论及其与已在事实上的关联不谈，置其经验教训于不顾，对于生态文学来说，无论如何是不明智的。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人们对此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更没有很好加以总结清理，作为自己研究的起点；相反，而是惊人地重复了昔日新方法论曾经有过的不加转换的生搬硬套。诺大的学界，竟找不到一篇探讨它们彼此关系的文章。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文本的生态内涵，而不是它凭借审美中介对生态的富有意味的转换。这样，就有意无意地在生态文学研究中取消了审美评价，将其置换成一种生态学或准生态学的批评话语，对当下过分生态化而不是文学化的生态文学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什么目前中国生态文学除贾平凹的《怀念狼》外，绝大多数作品写得比较概念呆板，并且以揭露“问题”的形式予以表达，文体多是写实或纪实的，缺乏文学应有的形象性、生动性，我以为庶几是可从中找到一些原因的。
如果说上面分析是有道理的话，那么我们在引进生态学原理、规则之时就有必要强化文学的元素。真正的生态文学，不仅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和谐，对它们作合历史、合目的的善的评判；而且将其纳入富有意味的艺术创造机制中给予美的造型，把善进行审美对象化。它的内涵远远大于生态，绝不是所谓的整体系统、平衡和谐可以涵盖得了的。
三、需要拓宽的另一研究空间
尽管在绿色思潮的推动下，文学研究中的生态化现象日趋明显，并且这种生态思潮观念的引进的确大大丰富和拓宽了原有的研究格局，给当下多少显得有些沉闷的学界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但生态研究不是万能的，我们没有必要夸大其辞，对它作不切实际的太高的评价，给予过于理想化的太大的期待。事实上，无论从价值论还是就方法论来看，生态文学研究至今仍颇存歧义，它所内含的大地伦理、生态场、生态位、主体间性、生态整体主义等思想，在实践中也暴露了不少问题。“文艺生态学”或“生态美学”的研究情况似乎好些，相应的成果也较为丰硕些，但综观已出的有关专著及论文，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类似之弊。它们往往不是停留在抽象的伦理学或泛伦理学层面下，就是具体解读时捉襟见肘，理论与文本难以对接。其所归纳和提炼的几条也大同小异，并且以“一方面如何，另一方面又如何”这样一种貌似全面辩证，实则缺乏应有明晰度和说服力的阐释方式展示。上述种种，也许是“初级阶段”的生态文学研究难以避免的，我们不能责之过甚，但它却从一个方面说明当下中国生态文学研究尚未进入真正的自觉时代。要想改变现实这种状况，我们应该调整、拓宽一下研究思路和研究空间。
大量事实表明，文学与生态的关系是多方面的，它也可作多维立体的研究，“生态文学研究”只是其中的一种。除此之外，它还可进行“文学生态研究”。它们彼此相辅相成，将文学与生态关系诠释得更全面、深入和细致。而后者，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泛文学或泛文化的研究。它的研究对象，有些也许是生态文学或准生态文学，但更多的则是非生态文学，即通常惯见的以人为中心的文学。这样的研究，较之狭义的生态文学研究（即把生态文学视为一种独特的文体或文类的研究）可能显得有些泛化，但却从一个独到的角度对当代文学或文化现象作了概括和透视，并因此不仅赋予当代文学新的内涵，而且也为其分析研究提供新的参照和评价标准：一些原来看似重要甚至值得大书特书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随着思维观念和方法视角的嬗变，也许显得不那么重要；一些当时被视为“支流”或“逆流”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按照生态学的观点审思，则有新的认识和评价。这就导致了文学史的重组以及由此而来的内部组成与结构的自我调整。如“十七年”的革命现实主义，以往人们在评价时，往往更多地是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原典寻求依据。但用生态思维看问题，就会认识到它之所以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内大量出现，归根到底，还是当时新中国所处的政治化的生态系统孕育的文化需要。它既有深刻的生态根源，同时也显示了现实主义生态位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从这样的思维去看“十七年”的革命现实主义，就不会把它定于一尊，也不会将其过分贬抑。其他如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以及后来的“先锋文学”、“大众文学”，“主流意识形态文学”等等，也均可纳入当代整体的生态系统中进行价值定位。而这，恐怕是一般的文学文化现象研究所没有或者忽略了的，它也可以说是对我们上述所说的狭义的“生态文学”的一个补充吧。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理解，也是立足当下中国文坛的客观现实，笔者在三年前曾组织一些青年学者以《生态视野中的跨世纪文学研究》的课题研究项目形式，从以下五个方面对当下文学生态环境作了较为全面的探讨：（1）创作主体。文学生态系统包括内源性和外源性两部分。创作主体在这里主要指的是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作家，他们是内源生态的主体部分。具体论述依次如下：作家在文化生态中的定位及与其它文化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协调；作家的精神品格；作家的话语方式及创造力、想象力问题。（2）政府协调。是指作为最高权力话语的政府对文学的宏观调控，它是外源性文学生态系统中极具影响力的部分。具体涉及：宏观协调的原则和手段；文联、作协等中介系统的特殊功能；相关的保护机制和政策的制定实施等。（3）媒体影响。大众传媒对文学生态的影响已成不争的事实。它也由此给文学生产和发展带来了喜忧参半的一系列问题。这里重点探讨：在跨世纪的特定语境中传媒角色功能的嬗变；它在政治与消费化之间左右摇摆的特点；媒体中的网络文学及与文化生态的互动关系等。（4）批评功能。这部分将考察批评与良性文化生态之间的关系。主要包括：批评的学院化、商业操作化现状的描述：批评的批判性与兼容性的评析；批评对内外生态的协调及其独立的理性言说等问题。（5）读者市场。这是影响跨世纪文学生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重点思考的是：商业化时代下读者市场的异变；读者市场的反馈以及对文学生态环境的能动作用；面对文学“入市”，我们如何处理市场规律与艺术原则的关系等。
需要指出，上述五个方面，其实也就是五个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小系统或曰子系统。它们彼此的结构关系，可用这样的主体性图式表示：
从这个图式中，我们可知文学生态系统中的各个主体因素，它们各自都有独立意志和自觉的能动性，但又各自受着自身生境的制约，彼此形成或协调、或冲突、或磨合的复杂关系，并由这些关系决定着生态系统的最终效应。其次，从这个图式中我们还可知作为管理主体的政府，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具有至高无上的特殊地位，他不仅协调自身与文学本体、创作主体、批评主体、传播主体和接受主体的矛盾关系，同时还通过各种途径对他们进行导向性的把握。至于其他的诸主体，他们尽管各有不同的需要和能力，但却必须接受管理主体的政府的政治领导；在此前提下确立自己的生态位。现在问题较多的似乎是传播主体和批评主体，前者，主要是媚俗和文化素养不高的问题；后者，突出的则是理性缺失和自我丧失的问题，有的甚至成为附身于管理者、传播者的“托儿”或应声虫。因此，如何切实地维护传播和批评这两个主体的生态地位及其功能，已显得刻不容缓了。最后，从这个图式中我们还可知在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存在着一个“魔力”无限的隐性的“文化市场”。它取代了原来大一统的政治中心，在现代生态系统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某种程度上，是以“格雷欣法则”{12} 无形地操纵着整体文学的走向，潜在地影响乃至决定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形态、水平和风貌。由于这个原因，它在占领很大市场份额、获取丰厚经济效益的同时，与其他几个主体因素的矛盾关系也日见突出。解决的办法当然会有，但它绝不是简单的取消，返回原来的一切都“包下来”的“计划文学”的时代，而是不断地规范，按照文化市场潜规则办事，并在规范中将文化市场不断地推向成熟。
“文学生态研究”不同于“生态文学研究”，它们彼此在功能、范畴上有很大的差别。但无论如何，它们毕竟都在研究文学与生态之间的关系，探讨生态如何进入文学，或者说文学如何叙述生态。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予以同样的重视。
注释
①②③⑨⑩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第7-11页、第11-12页、第244页、第244页。
④⑤［美］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
⑥曾繁仁：《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⑦⑧周玉宁：《朝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生态美学相结合的目标——关于中国“生态文艺学”学科建设的答问》，《文艺报》2002年7月23日。
（1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73页。
（12）格雷欣法则：指创建伦敦皇家证券交易所（1568年）的英国金融学家格雷欣（1519－1579年）提出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法则。因为在金融货币流通中，币值相同但金属价值不同（如铜与黄金）的两种货币，其中金属价值高的货币（良币）会被价值低的货币（劣币）挤出流通领域。
从一定意义上说，上世纪90年代的那场人文精神讨论，在不经意之中已涉及到了文化生态系统失衡问题。只是由于多种原因，未能将人文与生态联系起来，思维与视野基本停留在知性化的空间而未能深入。近几年来，随着人们生态意识的增强，随着徐刚的《伐木者，醒来！》、《守望家园》、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岳非丘的《只有一条江》、蒋子龙的《水中的黄昏》、贾平凹的《怀念狼》、姜戎的《狼图腾》等一批生态文学作品的出现，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在中国陆续兴起，并取得了一定的实绩：在海南、武汉、北京、西安、苏州、南宁、青岛等地相继召开了多次生态批评的学术研讨会；《光明日报》、《文艺报》、《外国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文艺理论与批评》、《外国文学》、《小说评论》等报刊连续发表探讨生态文学的评论研究文章；《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和互联网上纷纷转载这些文章。
不过尽管如此，我认为就总体而言这种研究还是比较初步的，也是比较粗糙的，它基本属于“生态”文学而不是生态“文学”，其重“生态”轻“文学”的倾向十分显见，并且其中有些生态理念是有偏颇的。真正把生态文学看成是一种文学（当然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从人类生命存在和人性生成的根本去把握文学的生命意蕴和人学内涵，似乎不是很多。上述现象的产生，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且在生态文学早期阶段出现自有一定的必然性、合理性；但就文学的精神本体和终极意义上讲，则又有明显的欠缺，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下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存在的内在局限性。那么，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生态文学呢？这里我想结合具体实际，发表自己一点不成熟的意见，同时求教于大家。
一、从文学生态的概念说起
探讨生态文学，首先拟有必要对其概念作一个大体的界定。因为现阶段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及不足，细究起来，应该说是与原初给予的“生态文学”的概念不无密切有关。
何为生态文学？目前歧义很多，可以依据的文献也十分有限。美国哈佛大学劳伦斯·布伊尔认为“环境取向的作品”包含了以下四个特征：“第一，非人为的环境不是仅仅作为提供背景框架的手段来展现，而是作为显示人类与自然之密切关系的对象来表现。第二，人类的利益不被当作惟一合理的利益。第三，人类对这种环境的责任是文本的主要伦理取向之一。第四，文本中对环境的描写必须是一种独特的感受过程，而不只是给定的、不变的模式。”① 虽然布伊尔并没使用“生态文学”这个词，但他所谓的“环境取向的文学”大致可以看作生态文学。
国内学者王诺通过对欧美各种相关术语的鉴别，给“生态文学”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并进而将生态文学的主要特征概括以下四点（其中前三点是核心特征）：（一）生态文学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文学，而不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以人类的利益为价值判断之终极尺度的文学；（二）生态文学是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的文学，生态责任是生态文学的突出特点；（三）生态文学是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的文学，文明批判是许多生态文学作品的突出特征；（四）生态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表达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预测人类未来的文学，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许多生态文学作品的突出特点。②
从布伊尔、王诺所给出的概念和特征来看，他们所指的“生态文学”，其重点是在“生态”而不在“文学”，“文学”只是充当“生态”的修辞。它主要是借助文学这一载体来表达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揭示人在这一关系中所应承担的生态责任，甚至借助文学这一有力的形式来达到对生态危机的预言和警示作用；至于文学本身包括艺术原则、审美规律和叙事技巧等等，它是不大或很少考虑的。与之相对应的，“生态文学研究”自然也就成为对文学所蕴含的生态思想的一种研究——这是典型的主题学的研究而不是文体学的研究。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生态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主要体现在这种研究与生态学、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政治学、生态经济学、生态社会学的思想观点的结合上。它的研究与上述各学科相似或一样，目的是为了增进读者的生态意识：“促使读者重新认识他们现在所处的生存状态，重新认识他们正在被驱使着走向的、但却无论如何也不会达到的未来生存状态”，“促使他们关怀这个物质世界……认识这个应当被珍惜但却被蹂躏和滥用的、处于危险的地方”。③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迄今为止的“生态文学”大多观赏性不强，生态价值远高于艺术价值，“生态文学研究”也变成了与文学关系不大的“生态思想研究”。显然，这与上述有关“生态文学”的概念定义有关，也与人们赋予生态文学超强乃至沉重的非文学的社会使命有关。
生态文学是建立在“生态学”的基础之上（“生态学”是在1866年由德国科学家恩斯特·赫克尔提出的关于“研究生物与其他外部世界的关系的科学”）。它虽早在古希腊时代和中国先秦时期的诸子散文中就已存在，但这种生态意蕴只是先知者的一种生态直觉感悟，并没有形成一种自觉和系统的生态思想，当然也就不具备学理上的“原点”意义。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是源于现代的资本主义——因为只有资本主义特别是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才具有这种资本和技术能力造成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而从文学史的角度讲，具体则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代表作如美国女记者瑞狄·卡森1962年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寂静的春天》）。此前的其他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不可能给这个星球带来如此严重的生态危机，它也没有现代生态学应具的反对“人类中心思想”，把世界看作是由“人－自然－社会”组成的整体系统的观点。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更赞赏美国的大卫·格里芬、大卫·伯姆等人倡导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而不大认同法国的福柯、德里达、拉康的“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因为它对现代性的批判不是要解构现代性，而是要超越现代性，并试图通过对现代前提和传统观念的修正来构建一种后现代世界观，从根本上改变人的生存状态。这些建设性的后现代理论家们把这种创造性的后现代文化说成是一种“生态时代的精神”④，认为它既是一种方法论，也是一种价值观和自然观，它从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整个宇宙之间关系这三个向度，“为生态运动所倡导的持久的见解提供了哲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据”⑤。而正是从扭转并改善人类日益恶化的生存状态这一时代课题出发，生态文学不仅应运而生，而且走到社会文化的前沿，这就有必要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事实告诉我们，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还没有完成的发展中的国家，尽管从经济形态看，的确谈不上后现代，但从现代性的负面影响以及精神文化的角度看，中国已经有了浓厚的后现代思想文化。因此，我们也不妨可将“后现代”主要定位于对现代性的一种反思与超越。从这样的角度，中国同样存在市场拜物、工具理性盛行和生态恶化等严重问题，对现代性的反思与超越同样必要。这就是中国后现代文化产生的基础，同时它也成为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的背景。⑥ 国内有学者认为，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由于在本性上是对西方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其目的在于矫正西方现代文化造成的灾难性倾斜，因而在这一领域所谓的“话语权力”显然在朝着有利于东方、有利于弱势群体的方向转移；中国当代文学及研究长期受西方话语钳制而形成的“失语状态”有可能因此打破。⑦ 这样的推论从拓宽中国文学的角度来讲当然不无道理，但它却带有明显的人为夸饰的成份；更为主要的，这是一种社会学、文化学的判断，而不是作为文学之一的生态文学的判断，它还没有把生态文学这种艺术样式所固有的内在局限性考虑进来。只看到它的“感性的、现实的、整体的、批判的，同时又是富有责任的、理想化的特质”⑧ 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它的非文学的、诸多偏颇极端的另一面。
二、值得注意的两个问题
生态文学的出现，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年时间（中国的时间更短），但由于理论和实践等方面的原因，在取得成就的同时，如今也开始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在这其中，最突出并且带有普遍性的我以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关于“生态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问题。这也是生态文学有别于其他一般文学的精神本质之所在。所谓“生态整体主义”，是针对“人类中心主义”而言的，它要求人类这个地球上的理性动物必须跳出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而进行自我约束，担当建构和维护生态家园的重任。而“人类中心主义”，顾名思义，即是以人类的利益为尺度来解释和处理整个世界，它主张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惟有人具有内在价值，而非人类存在的自然万物及其他所有生命种类只具有对人的工具价值。“人类中心主义”与古希腊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及中世纪的犹太——基督教文化有着渊源关系，但它的系统化和全面推广则是在现代完成的，迄今已支配了人类意识和行为达数千年之久。“人类中心主义”对“上帝中心主义”是一大突破，但由于自身固有的重大缺陷所致，同时也为人类埋下了难以根除的致命隐患。因而，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生态学家的猛烈抨击。如约翰·希德在《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中就指出：“人类中心主义就是人类沙文主义，这种观念认为人类是万物之王，是一切价值的源泉，是所有事物的批判尺度，它深深地蕴涵在我们的文化和意识之中。”威尔森在《人性论》中也断言：“在人类不良或邪恶的精神产品当中，没有任何一种其恶果比得上与自然对抗的自我骄纵的人类中心主义。”⑨ 在他们看来，要消除生态危机，人类首先要改变“以人类中心”的文明形态，建立以“生态人类为中心”或曰“生态整体主义”的新的文明形式。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确立这样一种文化理念：“人类绝不是、也绝不能君临万物、自我孤立地生存于世，而是、也只能是与其他生物和非生物相互依存。”人类若想长久地生存于这个星球上，就应也不能作万物的中心、主宰和统治者，而只能做万物的朋友——平等互利、密切融合、休戚相关、生死与共的朋友。⑩
“生态整体主义”上述观点，较之“人类中心主义”应该说是一大进步，它反映了人类对自我的一种深刻反思。但是，作为生态文学研究的一个核心的关键词，“生态整体主义”自身又明显存在不少悖论甚至可以质疑的东西。如只认肯自然事物具有独立于人类的“内在价值”、“内在精神”，而看不到人类与之进行物质能量交换并进而进行能动改造和实践的合理性、合法性；只看到现代化和现代科技对生态环境带来的严重破坏，而看不到它同时也给社会的前进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有的甚至主张抛弃科技，回到原始时代去，造成了生态情感的迷失。也正因如此，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全盘照搬西方的“生态整体主义”，而是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唯物主义给予批判的借鉴。至于具体到文学创作和批评领域就更要谨慎。道理很简单，一切文学归根结底都是对人的生存意义的回答，追求一种审美的生存方式；即使真的进行“生态整体主义”的写作，也以承认人的存在及其生成发展作为前提。否则，就会走向另一种片面和极端，像近期颇为轰动的《狼图腾》那样，为了崇扬弱肉强食的“狼性精神”，完成自己虚幻的文化乌托邦的构建，有意无意地将强权和蛮勇视为文明进步的动力，把“动物界和丛林中信奉的真理”当成了人类社会的真理（俄罗斯生态文学作家乌斯宾斯基语），造成了思想认知上的不应有的错位。这也提醒我们，文学对“生态整体主义”的借鉴，必须有一份理性的清醒和睿智，任何的盲从和失度，都将给生态文学的思想价值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害。
（二）关于生态文学的艺术取向问题。这也是文学领域中所有跨学科创作和研究所面临的共同的问题。生态学因源于自然生物循环进化，有些原则如物质循环代谢规律等，是不大适合文学的，对人类的存在发展特别是精神的存在发展也不具有普遍意义。恩格斯之所以不赞成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简单搬到人类社会中来，认为这样做是“很容易的”，但也不免过于天真，{11} 道理也就在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异质同构性，它们彼此的交流沟通不是随意可成，而是只有通过哲学抽象化即哲学中介才能实现。生态文学不同于一般的哲学，它引进生态学而又要保持文学自身的特点，还要经过艺术特殊化——也就是美学的特殊中介这样一个环节。这里所谓的审美中介，就作家的创生主体来说，就是情，即主体情感；通过情感这样一个内在的中介，来融涵和统摄主体与客体、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寄托自己的忧生意识和创生思维。就文本的结构主体来说，就是人，即艺术形象；通过人物这样一个显在的具体中介，将人类对生态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曰哲学话语转换成形象生动、充满艺术感性魅力的文学话语。生态文学说到底，是用审美的方式与生态进行对话，并将它转换为文学与生态学结合的一种特殊的艺术形态。生态文学之于生态学，自然有个恪守基本原则和规范的问题，不能像一般文学那样作倏忽意兴的创造，但它毕竟是文学而不是生态学，需要凭籍情感和形象凸现自我的功能价值。生态文学与生态学也只是保持“异质同构”而不是“同质同构”的关系。就是说，它对生态学的引进，虽然在关系、形态方面与生态学呈现某种“同构”的相通或一致；但在目的、功能、手段上则有着“异质”的根本区别，就其实质而言，仍然属于文学功能圈的范围，不能违悖艺术创造的基本规律。对于生态文学来说，它的主要价值不在写了什么样的生态而是怎样写生态，即怎样根据自己对现实生态的切身体验和感受，通过写情和写人的审美中介将生态转换成审美话语。真正的生态文学，它的所有有关的生态的思维理念都被充分地情感化、形象化了的，因而它的生态叙事既是生态的，更是审美的，具备了文学作为人学应有的情感和美感、温暖和魅力。不仅是生态文学，其他所有跨学科的文学（如历史文学、报告文学、科幻文学）都有一个审美中介转换的问题。这也是当下文学研究在向自然科学寻求借鉴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它的转换与否对文学来说，关系极大。
20年前，也就是1985年，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主的“新方法论”之所以雷声大、雨点小，成果不丰，在热了一阵之后很快消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概念术语的大爆炸，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忽略了审美中介的环节，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不加转换地搬到文学研究领域。生态文学研究与新方法论批评原本就是二而一的，它们都从自然科学那里寻找理论资源，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是科学主义的思潮。因此，在进行生态文学研究时，没有理由不将新方法论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撇开新方法论及其与已在事实上的关联不谈，置其经验教训于不顾，对于生态文学来说，无论如何是不明智的。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人们对此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更没有很好加以总结清理，作为自己研究的起点；相反，而是惊人地重复了昔日新方法论曾经有过的不加转换的生搬硬套。诺大的学界，竟找不到一篇探讨它们彼此关系的文章。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文本的生态内涵，而不是它凭借审美中介对生态的富有意味的转换。这样，就有意无意地在生态文学研究中取消了审美评价，将其置换成一种生态学或准生态学的批评话语，对当下过分生态化而不是文学化的生态文学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什么目前中国生态文学除贾平凹的《怀念狼》外，绝大多数作品写得比较概念呆板，并且以揭露“问题”的形式予以表达，文体多是写实或纪实的，缺乏文学应有的形象性、生动性，我以为庶几是可从中找到一些原因的。
如果说上面分析是有道理的话，那么我们在引进生态学原理、规则之时就有必要强化文学的元素。真正的生态文学，不仅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和谐，对它们作合历史、合目的的善的评判；而且将其纳入富有意味的艺术创造机制中给予美的造型，把善进行审美对象化。它的内涵远远大于生态，绝不是所谓的整体系统、平衡和谐可以涵盖得了的。
三、需要拓宽的另一研究空间
尽管在绿色思潮的推动下，文学研究中的生态化现象日趋明显，并且这种生态思潮观念的引进的确大大丰富和拓宽了原有的研究格局，给当下多少显得有些沉闷的学界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但生态研究不是万能的，我们没有必要夸大其辞，对它作不切实际的太高的评价，给予过于理想化的太大的期待。事实上，无论从价值论还是就方法论来看，生态文学研究至今仍颇存歧义，它所内含的大地伦理、生态场、生态位、主体间性、生态整体主义等思想，在实践中也暴露了不少问题。“文艺生态学”或“生态美学”的研究情况似乎好些，相应的成果也较为丰硕些，但综观已出的有关专著及论文，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类似之弊。它们往往不是停留在抽象的伦理学或泛伦理学层面下，就是具体解读时捉襟见肘，理论与文本难以对接。其所归纳和提炼的几条也大同小异，并且以“一方面如何，另一方面又如何”这样一种貌似全面辩证，实则缺乏应有明晰度和说服力的阐释方式展示。上述种种，也许是“初级阶段”的生态文学研究难以避免的，我们不能责之过甚，但它却从一个方面说明当下中国生态文学研究尚未进入真正的自觉时代。要想改变现实这种状况，我们应该调整、拓宽一下研究思路和研究空间。
大量事实表明，文学与生态的关系是多方面的，它也可作多维立体的研究，“生态文学研究”只是其中的一种。除此之外，它还可进行“文学生态研究”。它们彼此相辅相成，将文学与生态关系诠释得更全面、深入和细致。而后者，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泛文学或泛文化的研究。它的研究对象，有些也许是生态文学或准生态文学，但更多的则是非生态文学，即通常惯见的以人为中心的文学。这样的研究，较之狭义的生态文学研究（即把生态文学视为一种独特的文体或文类的研究）可能显得有些泛化，但却从一个独到的角度对当代文学或文化现象作了概括和透视，并因此不仅赋予当代文学新的内涵，而且也为其分析研究提供新的参照和评价标准：一些原来看似重要甚至值得大书特书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随着思维观念和方法视角的嬗变，也许显得不那么重要；一些当时被视为“支流”或“逆流”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按照生态学的观点审思，则有新的认识和评价。这就导致了文学史的重组以及由此而来的内部组成与结构的自我调整。如“十七年”的革命现实主义，以往人们在评价时，往往更多地是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原典寻求依据。但用生态思维看问题，就会认识到它之所以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内大量出现，归根到底，还是当时新中国所处的政治化的生态系统孕育的文化需要。它既有深刻的生态根源，同时也显示了现实主义生态位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从这样的思维去看“十七年”的革命现实主义，就不会把它定于一尊，也不会将其过分贬抑。其他如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以及后来的“先锋文学”、“大众文学”，“主流意识形态文学”等等，也均可纳入当代整体的生态系统中进行价值定位。而这，恐怕是一般的文学文化现象研究所没有或者忽略了的，它也可以说是对我们上述所说的狭义的“生态文学”的一个补充吧。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理解，也是立足当下中国文坛的客观现实，笔者在三年前曾组织一些青年学者以《生态视野中的跨世纪文学研究》的课题研究项目形式，从以下五个方面对当下文学生态环境作了较为全面的探讨：（1）创作主体。文学生态系统包括内源性和外源性两部分。创作主体在这里主要指的是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作家，他们是内源生态的主体部分。具体论述依次如下：作家在文化生态中的定位及与其它文化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协调；作家的精神品格；作家的话语方式及创造力、想象力问题。（2）政府协调。是指作为最高权力话语的政府对文学的宏观调控，它是外源性文学生态系统中极具影响力的部分。具体涉及：宏观协调的原则和手段；文联、作协等中介系统的特殊功能；相关的保护机制和政策的制定实施等。（3）媒体影响。大众传媒对文学生态的影响已成不争的事实。它也由此给文学生产和发展带来了喜忧参半的一系列问题。这里重点探讨：在跨世纪的特定语境中传媒角色功能的嬗变；它在政治与消费化之间左右摇摆的特点；媒体中的网络文学及与文化生态的互动关系等。（4）批评功能。这部分将考察批评与良性文化生态之间的关系。主要包括：批评的学院化、商业操作化现状的描述：批评的批判性与兼容性的评析；批评对内外生态的协调及其独立的理性言说等问题。（5）读者市场。这是影响跨世纪文学生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重点思考的是：商业化时代下读者市场的异变；读者市场的反馈以及对文学生态环境的能动作用；面对文学“入市”，我们如何处理市场规律与艺术原则的关系等。
需要指出，上述五个方面，其实也就是五个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小系统或曰子系统。它们彼此的结构关系，可用这样的主体性图式表示：
从这个图式中，我们可知文学生态系统中的各个主体因素，它们各自都有独立意志和自觉的能动性，但又各自受着自身生境的制约，彼此形成或协调、或冲突、或磨合的复杂关系，并由这些关系决定着生态系统的最终效应。其次，从这个图式中我们还可知作为管理主体的政府，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具有至高无上的特殊地位，他不仅协调自身与文学本体、创作主体、批评主体、传播主体和接受主体的矛盾关系，同时还通过各种途径对他们进行导向性的把握。至于其他的诸主体，他们尽管各有不同的需要和能力，但却必须接受管理主体的政府的政治领导；在此前提下确立自己的生态位。现在问题较多的似乎是传播主体和批评主体，前者，主要是媚俗和文化素养不高的问题；后者，突出的则是理性缺失和自我丧失的问题，有的甚至成为附身于管理者、传播者的“托儿”或应声虫。因此，如何切实地维护传播和批评这两个主体的生态地位及其功能，已显得刻不容缓了。最后，从这个图式中我们还可知在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存在着一个“魔力”无限的隐性的“文化市场”。它取代了原来大一统的政治中心，在现代生态系统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某种程度上，是以“格雷欣法则”{12} 无形地操纵着整体文学的走向，潜在地影响乃至决定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形态、水平和风貌。由于这个原因，它在占领很大市场份额、获取丰厚经济效益的同时，与其他几个主体因素的矛盾关系也日见突出。解决的办法当然会有，但它绝不是简单的取消，返回原来的一切都“包下来”的“计划文学”的时代，而是不断地规范，按照文化市场潜规则办事，并在规范中将文化市场不断地推向成熟。
“文学生态研究”不同于“生态文学研究”，它们彼此在功能、范畴上有很大的差别。但无论如何，它们毕竟都在研究文学与生态之间的关系，探讨生态如何进入文学，或者说文学如何叙述生态。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予以同样的重视。
注释
①②③⑨⑩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第7-11页、第11-12页、第244页、第244页。
④⑤［美］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
⑥曾繁仁：《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⑦⑧周玉宁：《朝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生态美学相结合的目标——关于中国“生态文艺学”学科建设的答问》，《文艺报》2002年7月23日。
（1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73页。
（12）格雷欣法则：指创建伦敦皇家证券交易所（1568年）的英国金融学家格雷欣（1519－1579年）提出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法则。因为在金融货币流通中，币值相同但金属价值不同（如铜与黄金）的两种货币，其中金属价值高的货币（良币）会被价值低的货币（劣币）挤出流通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