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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乃至世界经济萎靡已是不争的事实，如何应对经济减速，如何习惯在困境中生存成为各行业各企业面临的难题。虽然2012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已经落下帷幕，但是如何“塑造未来经济”时刻拷问着每个市场经济的参与者。
从2011年GDP9.2%的增长下降至今年二季度的7.6%，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逐渐远去。《英才》记者调查采访中发现，参加达沃斯的企业家普遍认为自己的企业受到了经济不景气的影响，而自己所处的行业也受到了“冲击波”式的打击。航运、制造、能源、银行、基建领域的公司业绩普遍出现下滑，而随着劳动力、土地成本的逐渐上升，以及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来临，一些制造业企业更是雪上加霜。
正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ArvindSubramanian所言，我担心的是即使中国GDP增速下降至7.5%，但是仍没有实现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任务，这样的局面难以应对。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分量在增加。纵观整个达沃斯，几乎每个分论坛都要谈到中国经济，每位外国嘉宾都在侧耳倾听身旁的中国政府领导、企业家或学者的观点，他们希望中国经济能成为带动全球经济起飞的引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朱民认为，尽管危机还没有过去，但已出现积极的迹象，中国经济正在软着陆，整体发展比较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中国政府为稳增长实施进一步的政策措施。“中国经济增速落到8%左右并不是坏事，中国政府出台了许多有效政策，稳增长是中国的首要任务，也将大大有益于世界经济。”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黄淑和也在“走向全球的中国企业”分论坛上介绍，截至2011年底，已经有100家中央企业在全球15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5894个经营单位，实施了国际化的经营。这些央企的社会责任实践案例，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有的还入选了哈佛商学院、剑桥大学的案例。
而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首席执行官汉斯·保罗·博克纳在分论坛上也表示，看好中国民营经济的增长潜力。“虽然中国经济增速稍微放缓，但我们不觉得悲观，保持经济长期增长本来就是一个挑战，我们对中国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非常有信心。”
在欧债危机、美国经济放缓，中国经济指标减速的背景下，真正操盘的企业家们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如何观察行业未来趋势？如何把握企业发展方向？如何“应对产业冲击波”，企业家纷纷提出自己的策略和观点。
制造业 被转型
中国的制造业是近几年备受各界忧虑的行业，不断上涨的劳动力，技术的瓶颈，人才的培养……都是横亘在制造业面前的诸多问题。但在题为“下一个制造前沿”论坛上，谈及中国制造业未来发展方向，现场5位中外嘉宾一致认为中国制造业应向高端制造业转移。
雷诺—日产联盟董事长卡洛斯·戈恩提出，劳动力数量的减少会倒逼中国的制造业转型，从“生产机器”迈向“创新中心”。
美铝公司董事长柯菲德表示，“相信未来中国会有更多高端制造业走向世界，中国企业的全球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
然而中国企业做好准备了吗？
TCL集团公司的董事长李东升对《英才》记者说：虽然宏观经济形势对电子产业整体来讲是不利的，但2012年TCL消费电子产品，和去年同期相比，有比较快的增长，特别是彩电业务逆势增长。TCL未来会寻找新的增长点，会进行一些差异化的战略投资，包括像循环经济、新的显示技术等。同时，李东升也表示，在紧缩的形势下还会寻找国际投资机会，包括在新兴市场的投资。
大连大杨创世总裁胡冬梅明确向《英才》记者表示：“我们每年生产500万套西装，出口量也是中国最大的。但我们不会做多元化，坚持做服装，踏实做实业。”
可主要发达国家的需求低迷令大杨创世的业绩受到影响。“我们的出口以日本为主，日本占40%，美国占35%，欧洲占25%。”胡冬梅表示：“出口受阻是最大的影响，另外，由于东南亚国家的税费相对较低，人工成本也比中国低很多，这些竞争对手的出现，分流了一部分中国的服装行业。”
与中国制造走出去密切相关的行业——航运业的日子似乎并不好过。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汝民对《英才》记者表示，他并没有看到近期好转的迹象，他认为经济的低迷可能还会持续很长时间。
但是港口的不景气，并没有对天津港的现金流产生影响。因为从2008年开始，天津港就已经进行了产业结构的调整，采取了一系列的对策。至今已经调整了三年，因为提前准备，天津港的业绩仍然平稳的增长。
“我们现在做四个产业，一个是港口的装卸，这是原来的传统主业。一是国际物流，一是港口地产，港口地产和房地产不是一个概念，主要是填海造陆做一些基础设施。还有一个是综合的服务业，包括金融等。”
于汝民认为，危和机总是并存的，当传统行业受到很大挑战，一定会出现一些新的产业，新的需求，新的商业模式，一个企业不应该在危机面前消极的保命，而是应该积极开拓一些新的业务领域。
有不少企业家认为，经济谷底正好是“修炼内功、韬光养晦”的好时机。“中国企业普遍过于浮躁，喜欢
赚快钱，这种风气要改变。”帝斯曼中国总裁蒋惟明对《英才》记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长时间过于快速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假设之前增长30%，现在增长7%—8%，我觉得没什么差别，生意要扎扎实实。所以回归理性，练内功非常必要。”
然而要想扎扎实实做实业并非易事。中国实体经济空心化愈演愈烈。曾经的小商品集中地——温州，现已成为民间借贷的代名词。
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对此表示了强烈的担忧：“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状，越来越少的人愿意把资金投入实体经济。挣钱快、来的快、来的多的领域，这是企业家感兴趣的。可见，实体经济在政策上、环境上遇到了重重困难，这需要政策的大力支持。”
核心技术的缺失已是中国企业面临的老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企业技术研发能力的孱弱日益凸显，产业链利润的高点仍然被发达国家所占领，长久以来中国品牌被冠以以低廉劳动力取胜的名头仍没有抹去。从《英才》记者采访的众多企业家均认为，这一瓶颈是企业面临的共同难题。 “技术空心化和品牌缺失是中国制造业危机的根源。”徐和谊总结了目前中国汽车品牌存在的三个问题现象：有大企业没有大品牌，有大制造没有大研发，有大引进没有大出口。由于缺乏技术创新能力，中国的汽车工业发展几十年，却没有培育出一个世界级的汽车品牌。在乘用车市场，多达近50个品牌在争夺40%的市场，而合资品牌仅有十几个，就占据了60%以上的市场。
“在核心技术方面，发动机、电子，我们的技术非常落后，有些甚至是比0强一点。中国制造业技术问题是最大的问题，要想真正实行成功的转型升级，技术是最主要的问题。要重塑中国的制造业，就要坚持技术立本，坚持自主创新，善于利用国内外先进的技术资源，为我所用，建立完整的自主创新体系，发展起中国汽车的自主创新能力。”徐和谊坦言。
蒋惟明则告诉《英才》记者：“国际上著名的企业基本是靠技术研发成名的，我不记得有任何一家企业是靠廉价劳力撑100多年的，或者说靠便宜的资源，这根本不可持续发展。中国企业必须向高端转型，这是大势所趋。技术研发要踏踏实实，创新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同时要加大资金对技术研发的投入。”
同样对技术重视的还有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他认为，“亚洲许多国家像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日本……经济危机过去给他们带来很多机会，也都经历过制造业升级转型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中国不会抛弃制造业。”
金融业 被创新
那么制造业的乐观情绪是否感染到金融领域的公司呢？
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对《英才》记者表示：“利润的增幅比去年减少，是整个银行业共性的问题，原因主要是今年的外部环境发生一些变化。但这个现象很正常，过去那么高才不正常。”
同时他也认为欧债危机短期不会结束，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还会一直延续。所以中国企业需要去调整，不能沉迷于过去的投资、出口，现在要扩大内需，发展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新兴产业。这可能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转型过程。
但是对于招商银行，马蔚华则坚定地表示，只做技术创新，不做转型投资。“要适应挑战，就要在技术上有突破。比如支付领域原来信用卡是很普遍的，有七八十年的历史，也被大家所熟悉，那么现在每人有一张卡，还有一个手机，如果把信用卡变成手机功能的一部分，给手机增加一个移动支付的功能，就更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这也完全可以做到的。如果现在移动支付产业链上的企业都愿意做这件事，金融企业的未来就会是非常光明。”
广发银行行长利明献则表示未来5年不但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大好机会，也是中国金融业走向融合的好时机。
利明献认为，欧债危机之后，西方金融机构都在忙两件事情：成本效益和公司文化。这两件事情都从关注公司内部的角度出发，旨在重建客户对金融机构的信心。而在这期间，中国金融机构却加紧转型升级。原因是中国的市场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中国的实体经济对金融机构的要求也在发生变化，政策环境也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都促使中国金融机构不得不像中国其他行业一样进行转型升级。
行长们面对挑战都是信心满满，PE行业的从业者也同样没有表现出对未来经济的担忧。国有独资企业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小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经济低迷只会是暂时现象，体制才是投资业发展的瓶颈。
就像民间资本如何进入垄断行业已然是老生常谈的话题，然而这一层窗户纸至今没有完全打破。作为中国最大的水务处理企业，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表示，应该增强政策层面的金融创新，引导民资进入基建行业。他表示：“例如北京的地下水管的改造工程，需要大量资金，单纯依靠政府投资可能解决不了，这就需要把社会资金引进来。但是社会资金引进来以后需要把它作为投资品，让社会资金融入进来。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允许融资，另一个是创造一些投资品，因此监管的层面需要一些创新。”
对于如何引导，他对《英才》记者说：“可以把公共事业设计成好的投资品，虽然回报并不是很高，但这是长期的。像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打包成市政债权，美国就是这样。市政债权、长期收益债权，这样的金融产品很多，主要看相关部门的改革力度。”
“比如像大城市的地铁建设，前期投资2000亿的地铁，估计以后每年补贴都一二百亿，这么巨大的资金政府不能完全承受。”对此，刘晓光表示，这些市场化的改革一定会进行，相应的金融改革也会实行。
士气一直低落的中国企业，在这次的达沃斯论坛上似乎都有种呼吸到新鲜空气的感觉，曾经的恐慌渐渐散去，但是未来真的如想象般美好吗？
在达沃斯“一对一”访谈中，主持人问星云大师：“大师曾说过一句话，佛法就是活法，活法就有办法。在过去几年中，全球经济很不景气，我想问大师办法和出路在哪里？”
星云大师沉思片刻后反问道：“财富的标准是什么？有人坐拥金山银山却不如普通百姓生活得快乐。农夫种田就有饭吃，工人织布就有衣穿，物质财富拥有再多也是徒然。真正的财富在每个人的心里，智慧是财富，慈悲是财富，勤劳是财富……”
星云大师没有经营过企业，但是他的解答似乎也为企业家们开启了另一扇窗，乐观有时也是一种精神。
从2011年GDP9.2%的增长下降至今年二季度的7.6%，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逐渐远去。《英才》记者调查采访中发现，参加达沃斯的企业家普遍认为自己的企业受到了经济不景气的影响，而自己所处的行业也受到了“冲击波”式的打击。航运、制造、能源、银行、基建领域的公司业绩普遍出现下滑，而随着劳动力、土地成本的逐渐上升，以及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来临，一些制造业企业更是雪上加霜。
正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ArvindSubramanian所言，我担心的是即使中国GDP增速下降至7.5%，但是仍没有实现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任务，这样的局面难以应对。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分量在增加。纵观整个达沃斯，几乎每个分论坛都要谈到中国经济，每位外国嘉宾都在侧耳倾听身旁的中国政府领导、企业家或学者的观点，他们希望中国经济能成为带动全球经济起飞的引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朱民认为，尽管危机还没有过去，但已出现积极的迹象，中国经济正在软着陆，整体发展比较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中国政府为稳增长实施进一步的政策措施。“中国经济增速落到8%左右并不是坏事，中国政府出台了许多有效政策，稳增长是中国的首要任务，也将大大有益于世界经济。”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黄淑和也在“走向全球的中国企业”分论坛上介绍，截至2011年底，已经有100家中央企业在全球15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5894个经营单位，实施了国际化的经营。这些央企的社会责任实践案例，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有的还入选了哈佛商学院、剑桥大学的案例。
而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首席执行官汉斯·保罗·博克纳在分论坛上也表示，看好中国民营经济的增长潜力。“虽然中国经济增速稍微放缓，但我们不觉得悲观，保持经济长期增长本来就是一个挑战，我们对中国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非常有信心。”
在欧债危机、美国经济放缓，中国经济指标减速的背景下，真正操盘的企业家们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如何观察行业未来趋势？如何把握企业发展方向？如何“应对产业冲击波”，企业家纷纷提出自己的策略和观点。
制造业 被转型
中国的制造业是近几年备受各界忧虑的行业，不断上涨的劳动力，技术的瓶颈，人才的培养……都是横亘在制造业面前的诸多问题。但在题为“下一个制造前沿”论坛上，谈及中国制造业未来发展方向，现场5位中外嘉宾一致认为中国制造业应向高端制造业转移。
雷诺—日产联盟董事长卡洛斯·戈恩提出，劳动力数量的减少会倒逼中国的制造业转型，从“生产机器”迈向“创新中心”。
美铝公司董事长柯菲德表示，“相信未来中国会有更多高端制造业走向世界，中国企业的全球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
然而中国企业做好准备了吗？
TCL集团公司的董事长李东升对《英才》记者说：虽然宏观经济形势对电子产业整体来讲是不利的，但2012年TCL消费电子产品，和去年同期相比，有比较快的增长，特别是彩电业务逆势增长。TCL未来会寻找新的增长点，会进行一些差异化的战略投资，包括像循环经济、新的显示技术等。同时，李东升也表示，在紧缩的形势下还会寻找国际投资机会，包括在新兴市场的投资。
大连大杨创世总裁胡冬梅明确向《英才》记者表示：“我们每年生产500万套西装，出口量也是中国最大的。但我们不会做多元化，坚持做服装，踏实做实业。”
可主要发达国家的需求低迷令大杨创世的业绩受到影响。“我们的出口以日本为主，日本占40%，美国占35%，欧洲占25%。”胡冬梅表示：“出口受阻是最大的影响，另外，由于东南亚国家的税费相对较低，人工成本也比中国低很多，这些竞争对手的出现，分流了一部分中国的服装行业。”
与中国制造走出去密切相关的行业——航运业的日子似乎并不好过。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汝民对《英才》记者表示，他并没有看到近期好转的迹象，他认为经济的低迷可能还会持续很长时间。
但是港口的不景气，并没有对天津港的现金流产生影响。因为从2008年开始，天津港就已经进行了产业结构的调整，采取了一系列的对策。至今已经调整了三年，因为提前准备，天津港的业绩仍然平稳的增长。
“我们现在做四个产业，一个是港口的装卸，这是原来的传统主业。一是国际物流，一是港口地产，港口地产和房地产不是一个概念，主要是填海造陆做一些基础设施。还有一个是综合的服务业，包括金融等。”
于汝民认为，危和机总是并存的，当传统行业受到很大挑战，一定会出现一些新的产业，新的需求，新的商业模式，一个企业不应该在危机面前消极的保命，而是应该积极开拓一些新的业务领域。
有不少企业家认为，经济谷底正好是“修炼内功、韬光养晦”的好时机。“中国企业普遍过于浮躁，喜欢
赚快钱，这种风气要改变。”帝斯曼中国总裁蒋惟明对《英才》记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长时间过于快速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假设之前增长30%，现在增长7%—8%，我觉得没什么差别，生意要扎扎实实。所以回归理性，练内功非常必要。”
然而要想扎扎实实做实业并非易事。中国实体经济空心化愈演愈烈。曾经的小商品集中地——温州，现已成为民间借贷的代名词。
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对此表示了强烈的担忧：“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状，越来越少的人愿意把资金投入实体经济。挣钱快、来的快、来的多的领域，这是企业家感兴趣的。可见，实体经济在政策上、环境上遇到了重重困难，这需要政策的大力支持。”
核心技术的缺失已是中国企业面临的老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企业技术研发能力的孱弱日益凸显，产业链利润的高点仍然被发达国家所占领，长久以来中国品牌被冠以以低廉劳动力取胜的名头仍没有抹去。从《英才》记者采访的众多企业家均认为，这一瓶颈是企业面临的共同难题。 “技术空心化和品牌缺失是中国制造业危机的根源。”徐和谊总结了目前中国汽车品牌存在的三个问题现象：有大企业没有大品牌，有大制造没有大研发，有大引进没有大出口。由于缺乏技术创新能力，中国的汽车工业发展几十年，却没有培育出一个世界级的汽车品牌。在乘用车市场，多达近50个品牌在争夺40%的市场，而合资品牌仅有十几个，就占据了60%以上的市场。
“在核心技术方面，发动机、电子，我们的技术非常落后，有些甚至是比0强一点。中国制造业技术问题是最大的问题，要想真正实行成功的转型升级，技术是最主要的问题。要重塑中国的制造业，就要坚持技术立本，坚持自主创新，善于利用国内外先进的技术资源，为我所用，建立完整的自主创新体系，发展起中国汽车的自主创新能力。”徐和谊坦言。
蒋惟明则告诉《英才》记者：“国际上著名的企业基本是靠技术研发成名的，我不记得有任何一家企业是靠廉价劳力撑100多年的，或者说靠便宜的资源，这根本不可持续发展。中国企业必须向高端转型，这是大势所趋。技术研发要踏踏实实，创新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同时要加大资金对技术研发的投入。”
同样对技术重视的还有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他认为，“亚洲许多国家像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日本……经济危机过去给他们带来很多机会，也都经历过制造业升级转型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中国不会抛弃制造业。”
金融业 被创新
那么制造业的乐观情绪是否感染到金融领域的公司呢？
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对《英才》记者表示：“利润的增幅比去年减少，是整个银行业共性的问题，原因主要是今年的外部环境发生一些变化。但这个现象很正常，过去那么高才不正常。”
同时他也认为欧债危机短期不会结束，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还会一直延续。所以中国企业需要去调整，不能沉迷于过去的投资、出口，现在要扩大内需，发展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新兴产业。这可能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转型过程。
但是对于招商银行，马蔚华则坚定地表示，只做技术创新，不做转型投资。“要适应挑战，就要在技术上有突破。比如支付领域原来信用卡是很普遍的，有七八十年的历史，也被大家所熟悉，那么现在每人有一张卡，还有一个手机，如果把信用卡变成手机功能的一部分，给手机增加一个移动支付的功能，就更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这也完全可以做到的。如果现在移动支付产业链上的企业都愿意做这件事，金融企业的未来就会是非常光明。”
广发银行行长利明献则表示未来5年不但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大好机会，也是中国金融业走向融合的好时机。
利明献认为，欧债危机之后，西方金融机构都在忙两件事情：成本效益和公司文化。这两件事情都从关注公司内部的角度出发，旨在重建客户对金融机构的信心。而在这期间，中国金融机构却加紧转型升级。原因是中国的市场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中国的实体经济对金融机构的要求也在发生变化，政策环境也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都促使中国金融机构不得不像中国其他行业一样进行转型升级。
行长们面对挑战都是信心满满，PE行业的从业者也同样没有表现出对未来经济的担忧。国有独资企业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小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经济低迷只会是暂时现象，体制才是投资业发展的瓶颈。
就像民间资本如何进入垄断行业已然是老生常谈的话题，然而这一层窗户纸至今没有完全打破。作为中国最大的水务处理企业，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表示，应该增强政策层面的金融创新，引导民资进入基建行业。他表示：“例如北京的地下水管的改造工程，需要大量资金，单纯依靠政府投资可能解决不了，这就需要把社会资金引进来。但是社会资金引进来以后需要把它作为投资品，让社会资金融入进来。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允许融资，另一个是创造一些投资品，因此监管的层面需要一些创新。”
对于如何引导，他对《英才》记者说：“可以把公共事业设计成好的投资品，虽然回报并不是很高，但这是长期的。像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打包成市政债权，美国就是这样。市政债权、长期收益债权，这样的金融产品很多，主要看相关部门的改革力度。”
“比如像大城市的地铁建设，前期投资2000亿的地铁，估计以后每年补贴都一二百亿，这么巨大的资金政府不能完全承受。”对此，刘晓光表示，这些市场化的改革一定会进行，相应的金融改革也会实行。
士气一直低落的中国企业，在这次的达沃斯论坛上似乎都有种呼吸到新鲜空气的感觉，曾经的恐慌渐渐散去，但是未来真的如想象般美好吗？
在达沃斯“一对一”访谈中，主持人问星云大师：“大师曾说过一句话，佛法就是活法，活法就有办法。在过去几年中，全球经济很不景气，我想问大师办法和出路在哪里？”
星云大师沉思片刻后反问道：“财富的标准是什么？有人坐拥金山银山却不如普通百姓生活得快乐。农夫种田就有饭吃，工人织布就有衣穿，物质财富拥有再多也是徒然。真正的财富在每个人的心里，智慧是财富，慈悲是财富，勤劳是财富……”
星云大师没有经营过企业，但是他的解答似乎也为企业家们开启了另一扇窗，乐观有时也是一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