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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应聘遇到
共产党员
王本良坐在马路牙子上，眼睛一直茫然地注视着前方。
王本良坐在这儿已经很长时间了，就像身旁摆放的垃圾桶一样，一动没动。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坐在这儿，看什么？想什么？从早晨来这儿“戳大岗”，他就一直保持这个姿势。
这是一个十字街头，东西南三面都是商家云集，唯独北边是个超市，门前有一块相对宽敞的广场，这里就成了“戳大岗”的集中地儿。什么电工、木工、瓦工、水暖工、装卸工、五行八作，应有尽有，除了刮大白、刷墙的和做家务、打扫卫生的女工，少数是本地的下岗工人外，其余的都是进城的外地人。这些人，官方美其名曰进城务工人员；城里的居民则给了他们一个无比恰当的称呼——“戳大岗”的。
王本良来这里“戳大岗”，一点优势都没有，第一，他的年龄偏大，人过半百，已经干不了什么出力气的活儿；第二，他什么手艺也没有，除了教书是老本行，一年四季的庄稼活儿也能拿得起放得下。可是，这两样本事在这儿属于老牛掉井——有劲儿使不上，根本没有用武之地。你看那些有手艺的爷们儿，手里拿着一两件标志性的工具，胳膊腕上挂着写有特长工种的纸牌子，神情悠闲、脸色自信，就像一个垂钓高手等着鱼儿上钩。那些做力工的，一个个不停地在街边逡巡，瞪着眼睛，警惕地注视着四周，一旦发现有招工的汽车过来，也不问三七二十一，就像一群饿狼见了猎物，拼命地一拥而上。尽管招工的人满嘴脏话地吼叫：“就留三个，其余的他妈的都给我滚下来！”上了车的人却没有一个心甘情愿地下来。抢到嘴的肉谁肯吐出来？干这个就顾不了磕碜寒碜，在这儿脸面不值一分钱。要知道，“戳大岗”的不是天天都能揽着活儿，一个技工一天抢到一份活儿，至少也能弄个三头五百。碰着不懂行的主儿，捞个千头八百的也不稀罕，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也够本。就是啥能耐也没有的力工，一天的价码也下不来两张大白边儿。
王本良撕不开这个脸，一天也就没抢到一个活儿，自然也就没挣到一个大子儿。
从早上来到这个广场，到下午三点左右人都散去，王本良一直坐在道边的马路牙子上。他好像是个卖呆儿的，市场里的交易跟他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天色朦胧下来，过往的汽车有的已经打开了大灯。在城市里，这个时候正是下班的高峰，车多得像蒜辫子一样嘀里嘟噜地连着串儿，行人也是带着急不可耐的架势，挤挤插插地往家赶。
王本良还是像根木头橛子一样戳在那儿。
天黑了，羊归圈，鸟入巢，人回家，王本良还糗在那儿干啥？
一个姑娘从王本良身边经过，要到马路对面去。正是绿灯放行的时候，那姑娘走过几步，忽然转回身，来到王本良跟前站住了。
“王老师——”
王本良吃了一惊，下意识地站了起来。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怎么会有人认得我呢？
那个姑娘又说了一句：“王老师，您不记得我了？”
王本良看清了眼前的这个姑娘，一张清秀文静的鸭蛋脸，一身大方得体的夏装——半袖的浅蓝上衣，米色的八分裤。他很疑惑，记不得自己有这样一个学生。
姑娘含着笑，轻声说：“王老师，您忘了，昨天在人力市场，您去应聘，我要帮您填写求职登记表了？”
王本良想起来了，昨天他到人力市场去求职，先是想去两家教育辅导单位应聘，招聘的几个女士一见他那身土里土气的打扮，问了一句：“你是农村来的吧？”他说是，本想还说几句介绍自己的话，人家已经不屑地用鼻子哼着说：“你去别的单位看看吧！”他还没走出几步，就听见身后那几个女士嘁嘁喳喳地说：“瞧那屯老帽样吧！想钱想疯了吧？还想上城里来教课？也不搬块豆饼照照！”他真想回去问问：屯里人为什么就不能上城里来教课？可是，他忍住了，出门在外，还是少生闲气。跟谁较真啊？说心里话，一想到抛家舍业上城里来打工，自己就有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挣人家的钱气也短嘛。
王本良转悠半天，看到一家大公司招聘多种岗位，觉得做库管、传达、经保等都可以，就挺有信心地去应聘。桌子后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仰脸问他的简历。他说自己高中毕业，一直当小学老师。那男子斜眼盯着他说：“你当老师不是挺好的吗，跑出来打工干吗？”王本良说：“我是民办教师，前几年整顿时下来了。”那男子“哦”了一声，说：“你是被炒鱿鱼了？说说你都能干什么？”王本良说：“我是个共产党员，你们安排我干什么我都能认真地干好。”那男子一挥手说：“我们这儿什么人都缺，就不缺共产党员。你到别处溜达溜达，去看看谁用你。”
王本良倒挺实心眼，一边走一边寻思还一边惋惜：这个公司有那么多共产党员，一定是个好单位，要是能在这里打工肯定会不错。
王本良又来到一家单位的招聘柜台前，看见招聘的岗位有自己可以胜任的，就对柜台后坐着的一位中年女人说：“我来应聘……”那女人没等他说完，指着柜台上的一堆登记表说：“你先填个表吧。”
王本良拿起一张表，掏出笔，就着柜台按栏目填写。旁边有人轻声对他说：“我来帮你填好吗？”王本良转头一看，是个年轻姑娘，穿着白上衣、蓝短裙、胸前戴着工作人员的标签。王本良说：“不麻烦你了，我会填。”当他又要写上是共产党员时，那个姑娘又对他说：“这个你不用填。”王本良瞅她一眼，心里话：这个怎么不能填呢？那个姑娘又说了一句，“您填这个没用。”
王本良没理她，还是在表上规规矩矩地写上了“共产党员”四个字。
共产党员王本良没有得到一家招聘单位的青睐。跟他同来的屯里人刚子、铁子、榔头、马驹子四个小伙子都找到了接收单位，只有他空手而归。
王本良终于认出了那个姑娘，不知怎么有了一种不好意思的感觉。
姑娘微微笑了笑说：“我是看见你表上写的，知道你姓王，当过老师。王老师，你是要在这卖工夫？” 王本良未可置否。
姑娘说：“都这时候了，没人来雇工了。”
王本良的嘴唇动了动，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姑娘说：“王老师，该吃饭了，我请你！”
王本良有些惊异地望着姑娘，想说什么，还没有说出来。姑娘接着说：“王老师，你别客气，我是有话要跟你说，咱俩边吃边聊。”
王本良中午就没吃饭，叫姑娘一说，真还感觉饿了。不过，他和这个姑娘素不相识，怎么也不能让人家花钱。他决定跟姑娘去，想知道这个姑娘要说啥。
王本良跟着姑娘来到一家小饭馆，一人要了一张葱油饼，两盘凉拌菜。姑娘说：“王老师，喝口酒吧，解解乏。”
王本良说：“我不会喝酒。”
姑娘说：“农村人哪有不会喝酒的，少喝点儿，要不来瓶啤的？”
王本良觉得有些口渴，就说：“那就来一瓶啤的，咱俩一家一半。”
吃饭期间，姑娘主动介绍了自己叫刘春芳。她说：“我爸跟你一样，也是农村小学老师，也是共产党员。我一看到你就像看到了我爸，觉得很亲切，你就叫我小芳吧！”
几句话说得王本良心里立刻热乎起来，觉得眼前的这个姑娘就和自己教过的学生一样亲近。他不由得问道：“你爸爸……”
“我爸爸退休了。”小芳接过话说，“我们那儿也是乡下，屯子里的小学也合并到乡里去了。大人们也大都出去打工了。有些留守儿童嫌离家远，没法去上学，我爸就把他们招到家里给上课呢。”
王本良本想说几句夸奖她爸爸的话，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他觉得说啥都很苍白。农村的老教师差不多都是这个本性，更何况他还是个党员呢！
刘春芳告诉王本良：党员这块牌子在城里打工的队伍里并不吃香，因为很多企业都是私营和个体，都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说白了，就是不管黑猫白猫，能捞到钱的就是好猫。所以，也就都会干些偷税漏税、以假当真、以次充好、坑蒙拐骗等违法勾当。这样的企业老板招员工最看重的就是听摆弄，和老板穿一条腿裤子。要一个共产党员在里边就是埋了一颗定时炸弹，说不定啥时候就给炸出窟窿。
刘春芳还告诉王本良：她在大学念书时就入了党，可是，毕业快一年了，也没有找到一份相当的工作。她先后在几家企业打工，都因为是私企，没有党组织，她的党员关系没地方落，只好迁到老家的村里。
王本良听傻了眼，手里端着的酒杯就在嘴皮子底下，却一口也没喝。他觉得眼前这个姑娘所说的好像是一个天方夜谭。
二 王本良
其人其事
从省城沿江而下，不过四百里的松花江北沿，有个靠山边的小屯子叫兴凤山，那就是王本良的老家。
说起来，在江北这一撇子，百十户人家的屯子里，兴凤山可谓是窗户眼吹喇叭——名声在外。
要说关东人，往上捋，查不过几辈，都是在关里过不下去，逃荒要饭蹽过来的。兴凤山也不例外，他们的老家原本在河北清河那旮旯，八国联军进北京时，祖宗辈的男人都入了义和团，打散了以后，剩下的男人领着妇孺老幼下了关东，来到这个偏僻的地方，开犁种地，落草生根。虽说历史不算久远，入乡随俗，几辈下来，兴凤山人乡音也改了，说话也满嘴大■子味儿，都具有了关东人敞亮豪爽、讲究哥们儿义气的粗犷性格。但是，精明、勤俭、过日子会算计的本性却丁点儿没变。
最叫兴凤山人引以为豪的是解放以后，屯子里陆续出了十来个大学生，都在大城市里有了工作，还有一个当了副市长呢。山窝里飞出金凤凰，这叫周围的屯子相当眼红，都说兴凤山这儿是名不虚传。
王本良出生在“三年自然灾害”最末那年，打小就又精又灵，家里人都说他不是一般的虫秧，将来准有出息。这出息的含义就是他也能成为一个大学生。就为这个，他头上一哥一姐，加上身体硬棒的爹妈，四个人供他一个人上学，在屯子里念完小学，又到镇上去念中学。镇上的中学离家二十多里，又没有住校条件，外屯的学生离多远都得一天蹽一个来回，冬天蹚大雪壳子，夏天踹泞泥塘，一般的农家孩子都折腾不起。王本良家硬是花了六百多块买了一台嘉陵牌小摩托给他上学骑。这可是屯子里头一个大物件，赶上现在一辆大汽车了。可是，王本良念到高中快毕业虎巴儿地不念了。咋回事呢？原来屯子里小学老师属于民办，当老师的都是下乡的知青。那时，正赶上知青返城，或接班或上大学，村小学的两个老师也先后办理了回城。土生土长的王本良晓得，屯子里的小学老师从一年级到六年级，语文、算数、音乐、体育，几门课程几乎都由一人担当，这里的老师是没有编制的，当时的称谓是代课老师，挣生产队的工分。正式外派是没人愿意来的。王本良想来想去，放弃继续念书，他要回来教学。
兴凤山大队党支部书记范老大虽说知道王本良顶这个缺儿最合适，可是，也觉得有几分可惜。他跟王本良说：“你回来，我是乐不得儿的，可是，我不能耽误你，你可是咱屯子有机会上大学的第十个人，我还指着你出去给咱们撑门面呢！你掂量好了，后悔药可没处买。”
王本良的这个举动也遭到了家人的反对，老爹骂他混，老妈说他虎，哥哥姐姐说得真直接：“咱们家一心巴火地供你图啥？就是盼着你能上了大学有了工作，成为城里人，给咱家争光！”
王本良不打奔儿地说：“我不上大学。屯子里还有那么多孩子呢，耽误了他们，说不上耽误多少大学生呢，他们当中比我有出息的肯定不在少数。”
王本良就这样当上了屯里的民办教师。
不是共产党员的王本良做出的这种“高尚”举动，让党支部书记范老大觉得王本良已经具备了一个共产党员资格，所以，没过多久，他就介绍王本良入了党。
不用说，王本良这个老师当得是尽职尽责，可说是一门心思都用在了学生身上。家长们看在眼里，挂在嘴上的一句土话就是：“王本良，没说的！”意思就是挑不出毛病，好得不能再好。庄稼人也和城里人最注重的那句话一样：不问过程，只看结果。这个结果就像春天种下苞米子儿，秋后收回苞米棒子一样的有说服力。王本良教的学生里瞅着最没出息的孩崽子——老赵家那个鼻涕拉瞎的丫头小萍、老葛家那个净出“蛊蛊懂”的坏小子涛涛、刘豆腐匠家那个整天像饿狼似的逮啥都吃没够的蝈蝈、李寡妇家那个七八岁还不识数的傻根儿，都出人意料地考上了大学，在城里有了工作安了家。 那年月，普通的农家孩子能够走出地垅沟，成为城里人，没有别的指望，上大学是唯一的途径。
王本良的工作成绩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有眼睛就看得着。选他当劳模、先进工作者，谁也不能和他攀比，谁也说不出一点磕打牙的话。几年的工夫，王本良没捞着别的，奖励证书却攒了一大摞。
那些年，年年都有民办教师转成代课教师、代课教师转成在编教师的名额。谁的心里都明镜儿似的，这种好事只有两种人有份，一个是上边有人，一个是本人工作成绩突出。王本良上边没人，但他的一摞子奖励证书是硬头货，自然，这个机会就少不了他的份儿。可是，因为名额太少，每回，都因为看着别人那说不清的眼神，他的心里就不落忍，上赶着把名额让了出去。
说话这工夫，王本良人过中年。这是他转为正式教师的一道坎，也是他最后一次机会。有人好心地忠告他：“这回你可千万不能再发善心了，过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儿了。”
王本良也觉着这回没人再好意思跟他争了，也就用不着再谦虚了，所以，也就以为这事儿是老太太擤鼻涕——手拿把掐了。哪知道，填完表报上去了，县教育局的一个副局长打电话把他叫去，跟他说：“我有个外甥在他那个乡里的学校当代课老师，处了一个对象，想要结婚，女方提出一个条件：得男方成了正式教师才可以。我那个姐姐哭天抹泪地来作我，我是被逼得没招儿了，才向你张这个嘴，就算求你再发扬一下风格，把这个指标让出来。我保证，下回再有一个转正的名额，我用党性做保证，除了你，没有别人的！”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王本良还能有啥嗑儿？
王本良没要副局长的两瓶好酒，回来后也没吭声。可是，当转正的名单一公布，王本良榜上无名，副局长的那个外甥却赫然在目，不用说，谁也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家里人说王本良是冒虎气，外边人说他是大傻蛋，脑袋叫驴踢了。王本良吧嗒吧嗒嘴，心里也不是滋味儿，还是故作轻松地说：“这算啥，不也就是早几天晚几天的事吗？”
谁也没料到，还没转过年，上边忽然下来一个令：农村的小学并校，民办老师和代课老师一律裁掉。
这个事做得有点太绝了。民办老师还好说，本来就是屯里的人，不用了，回去还有地种。可是，代课老师就复杂了，有些是外地人，一心巴火地想通过转为正式教师，有个稳定的工作；有些本地人也是干了很多年，熬得满脑袋高粱花子，图希的就是能转正，到退休时能有个地方给养老钱。哪知道，“咔嚓”一下撤了梯子断了桥，好梦成了一场空欢喜。更叫人无法接受的是，这些代课老师只得到一点象征性的补助。
全县被裁下来的代课教师足有一百多，他们想要联名上访。有人找到王本良，对他说：“你是个党员，还是劳模，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就这么说打发就打发了，这不等于卸磨杀驴吗？说句良心话，你觉得亏不亏？大伙眼睛可都看着你，指望你给带个头，说几句公道话。”
王本良也是个凡夫俗子，觉得当老师是自己一辈子的念想，能不能成铁饭碗倒无所谓，现在是一下子就让他离开了讲台，确实有点儿接受不了。再说，老师们要讨个说法也合乎情理，他也就在联名上访的名单上签了名。
联名上访信递上去了，好多天啥回音也没有，这些人就想集体到县里上访。还没等行动，乡党委书记把王本良找去了，跟他进行了一次相当严肃的谈话。书记绷着脸说：“你知道这种上访是什么性质？是聚众闹事，是对党的不满！你是个党员，应该知道站在什么立场。你要是带头去闹，你还是个共产党员吗？这个后果，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经过一番上纲上线的谈话，王本良还用考虑什么？自己是个党员，时刻跟党保持一致，这是最起码的要求。
不用说，参加上访的事，他是杀猪不吹——蔫退了。
三 无奈之下
进城打工
王本良没了教师身份，没啥说的，他家在农村，不用动窝就成了农民。
当农民就当农民，王本良倒没觉得咋地，种庄稼也不比当老师收入少。可妻子和儿子却窝了满肚子火，都忍不住冲他发起脾气。
妻子说：“就你高尚，就你嘚瑟，咋样？最后不还是一桶清泔水叫人给撇了！你捞着啥了？”
儿子的火是因为没能进入县里的重点中学。那时候，乡下的孩子到县城里的重点中学念书，只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分数过硬考进去；一个是花钱找人挤进去。县教育局的那个副局长曾拍胸打掌地说过王本良的孩子进城里念书的事包在他身上。哪承想，王本良下来时，正赶上儿子上初中，分数没达标，王本良就去县里找那个副局长。可还没等他说完，人家就拿出一份文件冲他晃了晃说：“老王啊，不用说了，看着没有？刚发的文件，就是县委书记县长说话也不好使了，都得按分数录取！”
王本良连嘴都没张开，就蔫巴儿地打了退堂鼓。儿子气急眼了，说话就像枪走火：“爹呀，你真是我活爹，有你这个爹，咱家算烧高香了！”
十三四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当爹的心里能不难受吗？可是，王本良能说啥？没嗑了。自己这个爹当得确实没尽到义务！
倒是村党支部书记范老大心里过意不去，把王本良找去喝小酒，说些宽心的话，最后说：“这么的吧，我年岁大了，干这个村支书的活儿越来越费力，你回来了正好，这个担子你接过去吧！”
王本良连忙推辞道：“您这个担子挑了几十年了，哪家的门冲哪边开，哪家的灶坑倒烟，哪家的媳妇哪天猫月子，你都摸得一清二楚。我除了教书，啥也不知道，怎么能挑得了这么重的担子？”
范老大说：“就这么让你回来种地，太可惜了你那一身学问了。咳，都怨我把你耽误了，当初要是不让你回屯教书，怎么也比老赵家的小萍、老葛家的坏小子涛涛、刘豆腐匠家的蝈蝈、李寡妇家的傻根儿有出息吧！？”
王本良笑了笑说：“范叔，你别这样说。我这不是挺好吗？”
范老大说：“本良呀，家里有啥活干不过来吱声儿啊！缺啥少啥，到我这儿拿。”
王本良说：“家里那点地也用不着我伸手，我琢磨出去看看。” 范老大说：“咋地，你想出去打工啊？”
王本良说：“嗯呢，我出去看看能不能再找找教书的活儿。”
“啥？”范老大有些摸不着头脑，“本良啊，这能好找吗？”
王本良说：“咱屯子这一并校，有些孩子没法到外地去上学，就不念了，我想把他们归拢到一起，办个班。”
范老大一听拍着腿说：“别说，这主意真不错，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可有个事不好说，叫这些孩子家拿学费有点儿难。”
王本良又笑了，说：“我根本也没想要学费呀。家里种地又不缺我，闲着也是闲着，别叫这些孩子荒废了。”
范老大咂咂嘴，说：“你呀，这些年没变样儿。这个班你办吧，我想办法从村里给你出点儿补助。”
王本良赶忙说：“范叔，你别费这个心思了，这点儿事是我该办的。”
范老大点点头说：“嗯，这话说的实在，谁叫咱们是共产党员了，想着给大伙办点儿事也是应该的。”
转眼的工夫又过去了六七年，兴凤山百十户人家搬走了一多半，有的把地租出去，全家进城打工去了；有的为了孩子能在县城里中学念书，搬到县城里去住了。
县城里大开发，老房子连片推倒盖高楼，城里就那么几万人口，盖好的房子闲出一多半。房子卖不出去，开发商不急县官急。县里的财政就靠着卖地来支撑，再加上官商之间也有些见不了大天的勾当，县里就出台了一系列“惠民”政策，比如说：农民进城买房政府给补贴，给低息贷款，让子女进重点中学等等。多少年了政府都没这么用心给农民办实事，这个机会不说千载难逢，也是十年九不遇，谁不像苍蝇见了血似的往上盯啊。再者说，农民也都有个小聪明，贷款到手就是自己的，管他还上还不上，先住上楼房，成为城里人，享受了再说。到时候还不上贷款，政府也不能撵出来让去住露天地。要说共产党好就好在这儿。
屯子快成了空壳，剩下的人家基本都是老弱病残。王本良的学习班想办也办不下去了，不黄也得黄。
更要命的是王本良的儿子考上了大学，说是考上的，不如说是交学费换的。算下来，一年的学费、伙食费、生活费、乱七八糟的至少也得超过三万元。王本良家里的地年成再好也就收个一万多块钱，维持日常生活还能勉强，可是，就算家里不吃不喝，这一万块钱全拿出去，也不够一半的费用啊！
王本良的儿子高考成绩没到三百分，离进档分数线差一半，出奇的是竟收到了三家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王本良掂着三张录取通知书，跟儿子商量：“这些杂牌大学都不靠谱，念完了也不好找工作，我看不去念吧。”
儿子头一歪，说：“你说什么，不让我去上大学？”
王本良说：“我不是不让你上大学，我是说，你再复习一年，争取明年考个正经大学。”
“你拉倒吧！”儿子紧绷着脸说，“就我这底子，再复习十年也这个味儿，能上一个这样的大学算不错了。”
王本良说：“你上这样的大学，上不上都一个样。你再复习一年……”
“你给我打住！”儿子瞪着眼珠子，扯着嗓门说：“你别说没用的，是不是怕我花钱？我告诉你，这个学我必须得上！”
王本良说：“我也没说不让你上啊？”
儿子摔摔打打地吼着说：“别人家的父亲都能为孩子着想，你可倒好，净显风格高尚了。你让我借啥光了？我要是早进了城里的重点中学，能考这样吗？你还有脸说？”
王本良张张嘴，却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王本良结婚晚，三十多岁才有了这个儿子。这么些年，他把心思都用在教别人家的孩子上，十股肠子一股也没放在自己孩子身上。现在想来，他作为一个父亲是有点愧疚，难怪孩子那么说。
王本良决定出去打工，也只有这条道能挣点儿钱供儿子上大学了。
老支书范老大听说王本良也要出去打工，拄着棍子来到他家，叹着长气说：“这几年，咱们村的党员都出去了，你再一走，我就成了光杆司令。说话办事连个合计商量的人都没了。”
王本良说：“屯里也没几个人了，啥事有你做主就行了。”
范老大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能蹦几天？我看你就留下来吧，这个村支书你来当，好歹一个月也有个千把块钱的补助。你这个年纪也不小了，出去也挣不了多少。”
王本良说：“你家也就指着你这点儿钱呢，我咋能抢你饭碗呢？”
范老大又叹了一口气说：“这么的吧，我给老葛家的那个涛涛捎个话，人家在政府部门，让他帮你找点轻巧的活儿。”
王本良笑笑说：“你可别麻烦人家了，我又不是胳膊腿不好使。这回，我跟钢子、铁子、榔头、马驹子一起走。”
范老大转过身，有点儿难过地说：“咳，这是咱们屯最后一拨能出去的人了，都走光了，将来可咋整呢……”
四 王本良借了
学生的光
和王本良一起进城的四个人本来都在家种地，春秋忙两季，冬夏闲半年，打打小麻将，喝点儿小酒，日子过得也算滋润。可是，刚子和铁子的孩子也要上大学，榔头的儿子定了亲，来年要结婚，十万块钱的彩礼得先递过去。求亲靠友好不容易凑齐了，将来指着啥还哪？没招儿，只得出来打工。马驹子的两个老人病在炕上。农村人都是这样，身子骨不舒服总是能拖就拖，能挺就挺，不是不想去看病，都是舍不得花钱，这咱看病太贵，汗珠子掉地摔八瓣攒那俩钱，进医院就像打水漂，一年辛辛苦苦收下来的粮食几针就打没了。老百姓嘴里得吃药啊！药罐子连着钱串子，平常人家谁架得住折腾啊？再精心侍弄那点儿庄稼地，也多打不出几个钱，出去打工是唯一的进钱道。
庄稼人除了会种地，没别的本事，只剩下一身笨力气。钢子、张成、马拴、赵富都是四十岁上下，在城里找点儿苦大力的活儿不难。钢子、铁子当了装卸工，榔头和马驹子在建筑工地当了力工。
王本良没找到工作，吃住就是个大花销。在家千般好，出门万事难，喝口凉水都得花钱买。钢子、铁子、榔头和马驹子都挺为他着急。钢子和铁子让王本良到他们那儿去住，俩人租的一间合厨，挤巴挤巴、对付对付，吃住也能将就；俩人也想让他去跟着当装卸工，可是，老板一看就摇着脑袋说：“不行，这么大岁数，干活多少不说，摔了碰了我可负担不起！” 榔头和马驹子跟他说：“我们那工地倒是缺人，进去找点儿活并不难，可是，工头说，得工程干到一个阶段才能发工钱。听先来的工友说，已经好几个月都没领到工钱，好多人都不打算在这儿干了，你来这儿也没啥意思。再干几天，还不发工钱，我们也不干了。”
王本良只好还去“戳大岗”。
刘春芳没忘记王本良，给他联系了一个传达室当收发兼打更的活儿，一个月一千五百块钱，还有吃有住。王本良很感激这姑娘，马上跟她去了。
王本良有了落脚之处，心也就踏实了，干这工作，不用谁督促，他也会尽职尽责。
兴凤山村早先出来的人听说王本良进城打工来了，都来看望他。这些人差不多都是他的学生。这些年，尽管一切东西都叫钱给整得变了味儿，但是，师生情和战友情还保持着一分纯粹的味道。
小萍、蝈蝈和傻根儿是一块儿来的。
小萍在一个大学当助教，蝈蝈在一家国企当技术员，傻根儿在一家合资工厂当化验员。三个人来看当年的老师，想请老师吃饭，给他拿点儿钱，可是，谁也没能力帮老师找一份工作。吃饭的工夫，几个人一边给老师敬酒，说些安慰话，一边又为自己不能帮老师解决实际问题而感到愧疚。说着说着，说到了老葛家那个“蛊蛊懂”涛涛身上。
现在的小萍大名叫赵怡萍，蝈蝈叫刘安舜，傻根儿叫李长乐，涛涛叫葛永涛。
李长乐说：“王老师，葛永涛没来看你吗？”
王本良笑笑说：“没来，人家工作挺忙的，哪有闲工夫看我。”
刘安舜说：“嗯，人家当了科长，跟咱们不一样了。”
赵怡萍接过话说：“你们还念老黄历呢，人家已经升了，当了处长了！”
李长乐说：“怪不得这小子不来看王老师呢，升了官就不知道自己半斤八两了！”
刘安舜撇撇嘴说：“这咱真没处说理去，前几年环保单位屌毛也不是，请人都不去。这会儿倒好，转眼成了香饽饽，办个工商执照，先得要环保验收，就连开个小饭店、理发馆，也得先要环保批。现在要进那个单位，不是门子硬的，就是出钱冲的。”
赵怡萍说：“你们不知道吧，人家现在已经住上仨屋的大房子了，有专门的司机接送上下班。”
李长乐接过话说：“谁不知道那小子鬼头蛤蟆眼的，有点儿权能少搂吗？”
王本良摆摆手，说：“千万别这样说，葛永涛不是那样的孩子。”
刘安舜说：“咱先不说他是好是坏，告诉他王老师到城里来了，他若是不露面，那就是他把自己看成个人物了！”
李长乐说：“对，这小子给王老师找个工作，也就是一句话的事，就看他还把老师放没放在眼里。”
王本良摆着手说：“你们别给人家找麻烦了。”
赵怡萍说：“王老师，你不用管了。”
赵怡萍、李长乐和刘安舜给葛永涛打过去电话，还没等开口，葛永涛就说：“你们不用说了，我知道你们要说啥事。告诉你们吧，别寻思就你们关心王老师，我早都安排好了。”
葛永涛真没有说大话，当天晚上就把王本良约到一家酒楼，还有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作陪。三个人坐在一个包间里，面对着一桌子丰盛的酒菜，葛永涛开门见山地说：“王老师，您来城里找工作，还用老支书说话？您直接来找我不就行了。”
王本良感到点意外：“怎么，范支书给你打电话了？”
葛永涛说：“可不是呗，多此一举。”他指着那个男人说，“这是天源化工厂的冯经理，我已经和他说好了，你就在他那儿上班，他会关照你。”
王本良赶忙起身握住冯经理的手，说：“谢谢您冯经理，给您添麻烦了！”
冯经理笑笑说：“哪里哪里，葛处长说话了，咱就是一家人，不用客气。”
葛永涛摆了一下手，说：“王老师，您就放心，有冯经理罩着你，不会让你累着，就是呆在那儿，工资也不会少给你！”
冯经理很豪爽地说：“我们那么大的企业，安排几个人小菜一碟，更何况是葛处长的老师呢！”
葛永涛把杯里倒满酒，举起来说：“废话咱就不说了，都在酒里头了！”
葛永涛一仰脖就喝光了一杯酒。王本良看着眼前这个一身官场气派的学生，在他的脑海里怎么也找不出那个在眼皮底下长大的淘小子的影子了。
五 私企里没有
党组织
王本良在天源化工厂的差事就是库管。冯经理交给他一串钥匙，叮嘱他说：“没有领导跟着，没有我发话，你一定不要随便打开库门。”
王本良说：“库房里进东西取东西我也不开门？”
冯经理说：“我不是说了吗，平常谁来也不能开门，你啥也不用管，就看好大门就行！”他临走又说了一句，“你自己也不要随便进仓库！”
天源化工厂的院子很大，有办公的楼房，也有管道纵横的厂房。王本良要看管的库房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库房很大，红砖墙铁瓦盖，房后挨着高大的院墙，房前堆着一些破乱的杂物，连个过车的通道都没有。
王本良就住在库房边的一个偏厦子里，吃饭到厂区的食堂。他揣着一串钥匙，每天围着库房转悠几圈，其余什么事也没有。既没有人来送东西，也没有人来取东西。除了看见两只野猫偶尔在房前的那堆破乱杂物里像寻找耗子似的转悠一阵之外，没有一个人到这儿来。
没过几天，王本良感到了寂寞。一个大活人，整天就这么呆着，谁能不难受？
王本良闲得心里发慌，就给老支书打电话。
屯子里的党支部还保留着老习惯，隔三差五，党员们都会聚在一起，没啥名堂，就是要在一起说说心里话。老规矩：先报喜，后报忧。一个靠山边的小屯子，又没人来买地开发，也不能搞旅游，进钱的道就靠每家那点地。没有什么值得太高兴的事，无非是谁家孩子订婚了，准备盖新房了；谁家打下的粮食比往年多了几千斤，多卖了几百元。说到闹心的事呢，也就是谁家老人有病了，进城住院拿不出钱；谁家到信用社贷款，不给点儿好处就贷不下来；谁家因为随礼借了高利贷……当然了，大伙也会把电视上看到的、外边传过来的一些吓人唬道的事当作特大新闻绘声绘色地显摆出来。还会有人就此愤愤不平地发些议论和牢骚。不过，到最后都是叫范老大几句话消了火。范老大说：“外边那些事离咱太远，八杆子扒拉不着，谁也不用眼气、嫉妒和生气。咱们哪关心国家大事好是好，也就是痛快痛快嘴，臭臭屁股，啥事不顶，你想贪污没那个条件，你想做贼没那个胆量，就守着那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管好自个就行。别指着做啥让人夸你，也别做啥叫人戳后脊梁骨，那就行了！” 就这么几句没啥水平的话，就像几杯本地的高粱小烧下肚，喝得一个个晕晕乎乎，气也顺了，心也平了，脸色也有了笑模样。临走时，有人会像表决心似的跟范老大说：“老范大叔，你就放心吧，俺们啥事也不做，不会给你添乱。”
他们说的啥事也不做，指的是啥坏事也不做。
王本良给老支书打电话，也就是一种习惯，没啥要说的，家里不用惦记，有啥事老婆早给他打电话了。他就是多日没跟老支书在一起唠扯，心里觉得像缺点儿啥。
王本良拨通了电话，沉吟了半天不知说啥好。范老大急得直问：“本良，咋的了？出了啥事呀？”
王本良这才说：“没事没事，我就是想说，我这趟出来还得让你操心。”
范老大说：“瞧你说的，我不就是给老葛家那小子打个电话吗？我怕你抹不开，那小子是咱屯里人，还是你学生，让他帮个忙这不应该吗！你别多想。”
王本良说：“葛永涛给我找的这个工作挺好，不累，挣的也不少。”
范老大说：“那就好，我听他说，你上班的那个厂子挺大，人也挺多，我估摸着那里党员也少不了，碰上啥为难遭窄的事，就跟他们唠扯唠扯。”
“嗯哪！”王本良答应完才想起，自己进厂快半个月了，跟厂里的人都没说过话，人堆里谁是党员就更不知道了。
范老大听他这么说，有点埋怨他说：“你的心眼儿也太慢了，那么大个厂子，没有党委咋地也得有党支部，你上赶着点儿，去问问不就知道了。”
王本良拍着脑门说：“可不是咋地，我咋没想到呢？”
第二天，王本良去找冯经理。厂子也太大了，一个院一个院的都有铁栏杆围着，还有铁大门，进哪个院都得有胸牌。王本良往里走，被门口的保安给拦住了。王本良跟人家说：“我是看库房的，找冯经理有事。”
一个保安跟他说：“这个厂子就是老冯家开的，叫冯经理的有好几个，谁知道你找哪一个？”
王本良还真不知道要找哪个冯经理。没办法，他又跟保安说：“你知道工厂党委在哪吗？我找党委也行。”
那些保安都用奇怪的眼光看着他说：“我们还头一回听说有人在找党委呢！”
王本良最后碰到一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听他说找工厂党委，就问他：“你是个党员吧？”
王本良点点头，那小伙子说：“啊，我也是党员，你找党委有什么事吗？”
王本良说：“没啥事，我就是想问问党委有啥活动没有？”
小伙子说：“你别找了，这儿根本没有党委。”
“没有党委还没有党支部吗？”
小伙子摇着头说：“什么也没有，从打退伍回来，到现在我的党员介绍信还在兜里揣着呢。”
王本良不解地说：“这个厂子八成得有上千人，怎么也得有一些党员啊，怎么能没有党组织呢？”
小伙子说：“老哥，听你这话，你是头一回进城打工吧？”
王本良点点头。
“怪不得呢，”小伙子说，“你不知道，很多企业工厂都是个人家开的，自己说了算，人家要党委党支部干啥？那不是水里冒泡——多余（鱼）吗！”
王本良嘎巴嘎巴嘴，没说出啥。小伙子接着说：“这咱哪，什么信仰也比不上金钱，有钱能使鬼推磨。你是党员咋地，在人家一亩三分地，你就得听人家吆喝，敢支棱毛立刻大马勺颠达个儿，把你开回家去，你有理也白搭，哭都找不着庙门。”
王本良心里挺不是滋味儿地回去了。
六 库房里藏着
一口井
大半夜了，王本良还没有睡着。
王本良从来都是头沾枕头就做梦，没有睡不好觉的时候，这回，他才知道失眠是啥滋味儿了。
他翻来覆去地想：这么大个企业，没有党组织，党的方针政策怎么贯彻执行？企业没有党的领导会不会做出违法乱纪的事？企业里的党员没有党组织不就成了散羊吗……真是不可思议！
转念一想，他又觉得可笑。咸吃萝卜淡操心，自己是个啥呀？一个小白人寻思那些事干啥！是个党员咋地？在人家这儿就是一个打工的，得靠人家挣钱养家！
王本良想得脑袋成了一锅糨糊。往日，他都会在寂静的夜里安下心来看一会儿书，听一会儿收音机。这对他来说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可是，今天他没有了这种心思。感到的只有一种孤单，这种孤单竟是那么可怕，那么折磨人。
突然，他听到库房里有一种声音，咕咚，咕咚，像是在很远的地方滚动的闷雷。
王本良又支棱耳朵仔细地听了听，库房里确实有动静，那种低沉而有节奏的动静一直在响着。他起身到院里，贴着库门听了听，好像那动静离这儿很远。他心想，可能是后边院墙外的什么动静吧。
王本良回屋躺下，一宿也没睡着。他听见那个动静并不是一直在响，而是每次响一个多小时，停顿一个多小时后，再响一个多小时。
王本良觉得这个事应该告诉冯经理，早饭后就去找他。
王本良这些天再没见过这个冯经理。他到厂区去问那个也是党员的保安，从上次的交谈中，他知道那个小伙子姓周。他见到了小周，把库房里有动静的事跟他说了一下。小周沉吟了一下说：“那个库房是有点儿怪，就在那儿干闲着，还得搁个可靠的人看着。时间长了没人进去，说不定耗子都在里边成了精。”
王本良说：“依你看这事我是不是得跟冯经理说一声，别出啥事。”
“能出啥事？就是那里变成了狼窝也没人管。”小周很不在意地说。不过，他还是告诉王本良，这个天源化工厂大经理姓冯，七八个小经理也姓冯，王本良要找的这个冯经理是安保部经理。
王本良离开小周，正巧碰见冯经理走过来。他把库房里有动静的事跟冯经理说了，冯经理盯着他瞅了半天，说：“你不用管那些闲事。”
王本良说：“我怕……”
“你怕啥？”冯经理接过话说，“就是房子倒了，火烧了，也不用你操心，就管好你那个大门就行！” 冯经理转身走了，走出两步，又回头对王本良说：“记住，没我的话，不许任何人进库房！”
有些事情往往就是这么奇怪，你越不让他知道，他越要知道；你越不让他做，他越要做。说是逆反心理也好，好奇也罢，这会儿，王本良的心里升起了一个大大的疑团：库房里有动静，冯经理为什么不让查？为什么一再强调不让他进库房？
王本良下决心要查明那个动静是库房里的，还是院墙外的。回到库房那儿后，他找了个破箱子，再架上一个板凳，两手扒住后院墙，探出头往外望，心里不由忽悠一下。院墙外就是大片农田，远处的村庄依稀可见。他来这儿已经快半个月了，才知道这个厂子是在城市的郊外。
王本良看清了院墙外的农田种的是黄豆，长势并不好，已经是六月末了，豆秧还没封垅。附近没有人，也没有什么机械，看不出有什么需要夜里做活的迹象。
一种责任感让他很不安，不查明那个动静，他会吃不好、睡不好。
这天夜里，正好下着毛毛雨，外面漆黑。王本良费了很大的劲，才打开库房的门。他用手电照着，慢慢地看清了库房里空空荡荡，只有地中央乱七八糟地放着一堆杂物，破桌椅、烂木头、汽车轱辘、大小不一的旧铁桶、塑料桶，简直就像废品站收来的一堆垃圾。
王本良听出了那个动静就是从那堆垃圾中传出来的。他要查看明白，那个动静到底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就动手搬开那些杂物。
王本良终于看清了，杂物中掩藏的是一口深井，那种“咕咚咕咚”的声音就是井里发出的。细听听，才听出是往井里注水。
王本良有点儿糊涂了：这口井是干什么用的呢，为什么要藏在这里？
七 葛永涛摆的
是鸿门宴
有一天，天源化工厂的大门外忽然来了一帮农民，他们拉着横幅，打着标语牌子，说是化工厂污染了他们的水源，前来讨要说法。厂里的保安都被调到大门口去了，院里的人一律不准前去看热闹。
闹腾了半天，这帮农民也没进了化工厂的院门，倒是让赶来的一帮警察给驱散了。
傍晚，小周主动来找王本良，把白天的事情详细地跟他说了一遍。
原来，自从这个化工厂建在这儿以后，附近村庄的水源一天比一天变坏，地里的庄稼也逐年减产。农民怀疑是受到了天源化工厂的污染，他们向有关部门反映了好多年，都没有人管。今天他们来就是要问个明白：化工厂生产就要有废水，这些废水都排到哪里去了？这些废水到底有什么危害？
小周还告诉他：化工厂报了警，说这些农民是有意来破坏生产，政府已经让警察把领头的几个农民抓起来了。
王本良突然一下子明白了，库房里的那个深水井就是排污井，厂里把生产的废水全都注入到那口井里，渗到地下去了。他刚要对小周说库房里的那口井，小周摆摆手说：“你不用说，厂子里有些人早就知道，只是没人敢说，谁说了，不是立马开除了，就是要暗中遭到迫害。”
王本良急切地说：“他们这么干，不是违法吗？真就没人管？”
小周说：“谁管？谁敢管！这是老冯家的天下，人家说了算，放个屁都是钉！”
小周临走，说了一句：“这事儿你得掂对明白了，想在这儿干你就得眯着；若是觉得对不起良心，你就蔫（此处念niāo）悄儿地走人，千万别惹事！”
王本良心里真不是滋味儿，晚饭也没心思吃，出了厂子，直奔离工厂最近的一个村庄。
这是一个百十户的小村子，名叫八宝屯，离天源化工厂就二里多地。村里的房子比王本良老家兴凤山好多了，都是红砖瓦房，还有几栋两层的小楼房。
王本良来到村口的一户人家，假装要讨口水喝。屋里出来一个七十岁左右的老人。老人听说他是来找水喝的，立刻打开了话匣子，絮絮叨叨地告诉他：这村里的井水已经没法喝了，有一股说不出的难闻味儿，烧开了水面会浮出一层油。用这水浇地，苗儿都会锈住。当初，要在这儿建厂，村民就反对。按规定，化工厂不能建在村庄和农用田附近。可是，上边愣是没有人管。自打这个厂建成以后，村里的井水就逐渐变质，庄稼也一年比一年减产。村民去上访，有关部门却要他们拿出工厂污染的证据。人们都明镜似的知道，化工厂生产必须用水，必须排放废水。村民们围着化工厂找了很久，也找不到排污的管道。这个事就一直拖到现在，到了井水已经根本不能再饮用的地步。逼得村民要进厂里去查看排污的管道，弄清楚工厂到底排不排放污水。
王本良听到这里，啥都明白了。他真想告诉老人，化工厂确实排放污水，那个排污管道就在库房里。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对老人说：“你们为什么不去找政府？”
老人一听这话就扯开了嗓门，气愤地说道：“拉倒吧！谁不知道当地的政府跟他们勾搭连环，穿一条裤子。得了人家的好处，能不向着人家？这不，今儿个村里有五六个人被抓起来了。”
王本良说：“你们打算怎么办哪？”
老人坚决地说：“怎么办？我就不信，共产党的天下，还没有说理的地方了？村里都商量好了，这几天就去省里上访，省里不管，我们就去北京！”
王本良心里不由一热，老人的话说明了人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没有失去对党的信任，这是一种多么珍贵的感情！
王本良往回走，老人送他出院，特意说了一句：“不好意思啊，连口水都没让你喝，怕你喝了生病。往屯当间儿走百十步，有个小卖店，到那儿买瓶矿泉水吧！”
王本良回到住处，打定了主意要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给八宝屯的村民打一份证言，夜里再进库房用手机拍一张渗水井的照片。
就在这时，王本良接到了葛永涛的一个电话，说开车来接他去吃饭，马上到厂门口。等他到门口时，葛永涛的车已经到了。见了面，王本良很不好意思地说：“不年不节的叫你破费啥呀？”
葛永涛说：“吃个饭算啥？我主要是跟你说点事儿。”
王本良说：“有话在电话里说就行，这多耽误你事儿。”
葛永涛说：“这话只能酒桌上说，走吧！” 饭店不远，是个大酒店。进到包间的时候，王本良看见冯经理正在招呼服务员上菜。
王本良感觉到这顿饭有点儿别的意思，心里有些不安。
落了座，就他们三个人。杯里早已斟上了酒，冯经理先端起来，说：“来，先走一个！”
一杯酒进肚，葛永涛开门见山，对王本良说：“王老师，你得敬冯经理一杯，要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换了别人，早就开了！”
王本良有点蒙圈，端着酒杯直眉愣眼地瞅着他的学生，不知说啥好。
葛永涛说：“你不用谢我，先跟冯经理干了这杯再说！”
王本良不知所措地对冯经理说了句：“谢谢你！”把酒干了。
葛永涛又斟上酒，接着说：“关上门，没外人，王老师，你知道因为啥我这样说？”没等王本良回答，他又说，“冯经理把你当作自己人，信任你，叫你看管库房，你私自进去干啥？都看到了啥？”
王本良刚说了一个字：“我……”葛永涛一摆手打断了他的话：“你不就是看到了一口井吗？咋地？”
王本良说：“那是一口排污井啊！”
葛永涛把身子靠近他，对着脸拉着长声说：“你知道天源化工厂养活多少工人、一年给国家上交多少利税、政府的多少公务员靠人家的钱开工资？”
王本良说：“工厂附近的农村都受到了污染，这也不能眼睁睁不管哪？”
葛永涛把酒杯往桌子上使劲一蹾，敞着嗓门说：“不就是农民喝点儿脏水得点儿小病，庄稼遭点儿小灾减点儿小产吗？跟工厂的生产效益比起来，那纯粹就是小菜一碟、九牛一毛。”
冯经理站起来，郑重其事地说：“葛处长说醉话了，农民的利益也是要受到保障的。关键是不能说是咱们给造成的。”
王本良心里很生气，他们这不是借着酒劲说谎话吗？一个政府主管部门的干部，一个企业的头头，怎么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呢？
葛永涛看见王本良眉头结着疙瘩，“啪”地在他肩上拍了一下，说：“农村有句土话叫有眼力见儿，换句时尚的话叫识时务。我知道你是个老党员，一本正。可我要告诉你，如今就是这么现实，现在入党就是为了升官，在机关里有用，在企业里屌毛也不是！冯经理，你说，我说的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冯经理一手高举起酒杯，一手伸出大拇指，高声称赞道：“葛处长说的就是精辟，一语中的，切中时弊！”
葛永涛也端起了酒杯，晃着王本良的肩头说：“咱们都是明白人，话说到了家，就没有外人。冯经理，往后你就把我的老师当成铁哥儿们吧！”
冯经理走到王本良面前，酒杯碰着酒杯说：“从这个月起，我把你的工资加一千块钱，怎么样？”
葛永涛也把酒杯递过来，使劲儿碰了一下说：“啥也别说了，干！”
八 裤袋里放着
写好的证言
王本良不担酒量，他记得自己没喝几杯，回来就醉得一塌糊涂，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手机铃响才把他叫醒。
电话是刘春芳打来的，她要回老家了，特意来和他告别。王本良赶忙跑出去，在厂子门外见着了刘春芳。厂里是不允许闲人进来的。俩人在厂门对面的一个过道站下，刘春芳告诉王本良：她的爸爸病了，村里去了一个北京的青年志愿者，是个姑娘，接替她爸爸教那些失学的留守儿童。那个姑娘精神是好的，但是，她是大城市里长大的，她不了解农村，更不知道农村的孩子心里想什么。她好心好意地让人从北京给邮来一部投影机，还有很多光盘。六一儿童节那天，她给村里的孩子放了一部片子，就是《爸爸去哪儿》。孩子们看着看着都哭了，她以为是受了感动呢，当天晚上，就有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喝农药自杀了。孩子留下一封遗书，遗书是写给爸爸的：爸爸，对不起，我是看了《爸爸去哪儿》才下决心要离开你们的。那些有钱的爸爸带着孩子去哪儿都是吃喝玩乐，我的爸爸去哪儿都是拼命打工挣钱。我知道爸爸付出再多的苦累，也不能让我过上那种无忧快乐的生活，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
刘春芳告诉王本良，村民愤怒地撵走了这个姑娘，她爸爸让她回去教那些孩子。
听了刘春芳的话，王本良什么也说不出，只觉得有块石头压得心往下坠。他不由得想到了自己村里的孩子，那些留守的儿童，那些失学的孩子，谁在教他们、谁在关心他们？
“王老师，你在想什么？”刘春芳的话打断了王本良的沉思，他说：“我也可能要回去了。”
刘春芳说：“王老师，你在这儿干得不是挺好吗？”
王本良苦笑了一下，没有回答。他不想让这个年轻的姑娘在回家的旅途中增添一份沉重。
送走了刘春芳，王本良的心里还没有平静下来，榔头和马驹子又来了电话，要跟他借点儿钱。马驹子在电话里哭叽赖尿地说：到现在他们好几十个工友也没领到一分工钱。找开发商，开发商说工程款已经拨给了工程公司，去找工程公司，工程公司说工钱都给了包工头，再去找包工头，包工头换人了，原来的包工头没影了。
马驹子说他们想回家连路费都没有了。
王本良赶忙去给他们送钱，一见面，王本良快认不出他们了。他俩都变得黑瘦，长长的头发戗毛戗刺，像个疯子。榔头骂咧咧地说：“都说共产党领导咱穷人翻身得解放，我他妈做梦也想不到，这咱还有比旧社会还旧社会的地方，还让咱穷人有活路吗？”
王本良找不出合适的话来安慰他们，他觉得自己说啥都是废话，顶不了一分钱花。
回来的路上，王本良又接到冯经理一个电话，让他去领加的那一千元钱工资。
王本良没去领。他回到住处，坐在库房门前的一个木墩上，平缓着自己的心情。
正是晌午头，太阳在头顶灿烂地照着。没有一丝风，很静，静得能够听到自己的心跳声。王本良下意识地一手摸着裤腰带上的一串钥匙，一手摸着裤兜里的证言，说不清自己在想什么，心里好像有个声音在不停地问他：“你还是个共产党员吗？”
王本良猛然吃了一惊，不由得自己问自己：“我还是共产党员吗？”
除了他自己，没人能回答。
责任编辑 郑心炜
共产党员
王本良坐在马路牙子上，眼睛一直茫然地注视着前方。
王本良坐在这儿已经很长时间了，就像身旁摆放的垃圾桶一样，一动没动。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坐在这儿，看什么？想什么？从早晨来这儿“戳大岗”，他就一直保持这个姿势。
这是一个十字街头，东西南三面都是商家云集，唯独北边是个超市，门前有一块相对宽敞的广场，这里就成了“戳大岗”的集中地儿。什么电工、木工、瓦工、水暖工、装卸工、五行八作，应有尽有，除了刮大白、刷墙的和做家务、打扫卫生的女工，少数是本地的下岗工人外，其余的都是进城的外地人。这些人，官方美其名曰进城务工人员；城里的居民则给了他们一个无比恰当的称呼——“戳大岗”的。
王本良来这里“戳大岗”，一点优势都没有，第一，他的年龄偏大，人过半百，已经干不了什么出力气的活儿；第二，他什么手艺也没有，除了教书是老本行，一年四季的庄稼活儿也能拿得起放得下。可是，这两样本事在这儿属于老牛掉井——有劲儿使不上，根本没有用武之地。你看那些有手艺的爷们儿，手里拿着一两件标志性的工具，胳膊腕上挂着写有特长工种的纸牌子，神情悠闲、脸色自信，就像一个垂钓高手等着鱼儿上钩。那些做力工的，一个个不停地在街边逡巡，瞪着眼睛，警惕地注视着四周，一旦发现有招工的汽车过来，也不问三七二十一，就像一群饿狼见了猎物，拼命地一拥而上。尽管招工的人满嘴脏话地吼叫：“就留三个，其余的他妈的都给我滚下来！”上了车的人却没有一个心甘情愿地下来。抢到嘴的肉谁肯吐出来？干这个就顾不了磕碜寒碜，在这儿脸面不值一分钱。要知道，“戳大岗”的不是天天都能揽着活儿，一个技工一天抢到一份活儿，至少也能弄个三头五百。碰着不懂行的主儿，捞个千头八百的也不稀罕，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也够本。就是啥能耐也没有的力工，一天的价码也下不来两张大白边儿。
王本良撕不开这个脸，一天也就没抢到一个活儿，自然也就没挣到一个大子儿。
从早上来到这个广场，到下午三点左右人都散去，王本良一直坐在道边的马路牙子上。他好像是个卖呆儿的，市场里的交易跟他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天色朦胧下来，过往的汽车有的已经打开了大灯。在城市里，这个时候正是下班的高峰，车多得像蒜辫子一样嘀里嘟噜地连着串儿，行人也是带着急不可耐的架势，挤挤插插地往家赶。
王本良还是像根木头橛子一样戳在那儿。
天黑了，羊归圈，鸟入巢，人回家，王本良还糗在那儿干啥？
一个姑娘从王本良身边经过，要到马路对面去。正是绿灯放行的时候，那姑娘走过几步，忽然转回身，来到王本良跟前站住了。
“王老师——”
王本良吃了一惊，下意识地站了起来。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怎么会有人认得我呢？
那个姑娘又说了一句：“王老师，您不记得我了？”
王本良看清了眼前的这个姑娘，一张清秀文静的鸭蛋脸，一身大方得体的夏装——半袖的浅蓝上衣，米色的八分裤。他很疑惑，记不得自己有这样一个学生。
姑娘含着笑，轻声说：“王老师，您忘了，昨天在人力市场，您去应聘，我要帮您填写求职登记表了？”
王本良想起来了，昨天他到人力市场去求职，先是想去两家教育辅导单位应聘，招聘的几个女士一见他那身土里土气的打扮，问了一句：“你是农村来的吧？”他说是，本想还说几句介绍自己的话，人家已经不屑地用鼻子哼着说：“你去别的单位看看吧！”他还没走出几步，就听见身后那几个女士嘁嘁喳喳地说：“瞧那屯老帽样吧！想钱想疯了吧？还想上城里来教课？也不搬块豆饼照照！”他真想回去问问：屯里人为什么就不能上城里来教课？可是，他忍住了，出门在外，还是少生闲气。跟谁较真啊？说心里话，一想到抛家舍业上城里来打工，自己就有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挣人家的钱气也短嘛。
王本良转悠半天，看到一家大公司招聘多种岗位，觉得做库管、传达、经保等都可以，就挺有信心地去应聘。桌子后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仰脸问他的简历。他说自己高中毕业，一直当小学老师。那男子斜眼盯着他说：“你当老师不是挺好的吗，跑出来打工干吗？”王本良说：“我是民办教师，前几年整顿时下来了。”那男子“哦”了一声，说：“你是被炒鱿鱼了？说说你都能干什么？”王本良说：“我是个共产党员，你们安排我干什么我都能认真地干好。”那男子一挥手说：“我们这儿什么人都缺，就不缺共产党员。你到别处溜达溜达，去看看谁用你。”
王本良倒挺实心眼，一边走一边寻思还一边惋惜：这个公司有那么多共产党员，一定是个好单位，要是能在这里打工肯定会不错。
王本良又来到一家单位的招聘柜台前，看见招聘的岗位有自己可以胜任的，就对柜台后坐着的一位中年女人说：“我来应聘……”那女人没等他说完，指着柜台上的一堆登记表说：“你先填个表吧。”
王本良拿起一张表，掏出笔，就着柜台按栏目填写。旁边有人轻声对他说：“我来帮你填好吗？”王本良转头一看，是个年轻姑娘，穿着白上衣、蓝短裙、胸前戴着工作人员的标签。王本良说：“不麻烦你了，我会填。”当他又要写上是共产党员时，那个姑娘又对他说：“这个你不用填。”王本良瞅她一眼，心里话：这个怎么不能填呢？那个姑娘又说了一句，“您填这个没用。”
王本良没理她，还是在表上规规矩矩地写上了“共产党员”四个字。
共产党员王本良没有得到一家招聘单位的青睐。跟他同来的屯里人刚子、铁子、榔头、马驹子四个小伙子都找到了接收单位，只有他空手而归。
王本良终于认出了那个姑娘，不知怎么有了一种不好意思的感觉。
姑娘微微笑了笑说：“我是看见你表上写的，知道你姓王，当过老师。王老师，你是要在这卖工夫？” 王本良未可置否。
姑娘说：“都这时候了，没人来雇工了。”
王本良的嘴唇动了动，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姑娘说：“王老师，该吃饭了，我请你！”
王本良有些惊异地望着姑娘，想说什么，还没有说出来。姑娘接着说：“王老师，你别客气，我是有话要跟你说，咱俩边吃边聊。”
王本良中午就没吃饭，叫姑娘一说，真还感觉饿了。不过，他和这个姑娘素不相识，怎么也不能让人家花钱。他决定跟姑娘去，想知道这个姑娘要说啥。
王本良跟着姑娘来到一家小饭馆，一人要了一张葱油饼，两盘凉拌菜。姑娘说：“王老师，喝口酒吧，解解乏。”
王本良说：“我不会喝酒。”
姑娘说：“农村人哪有不会喝酒的，少喝点儿，要不来瓶啤的？”
王本良觉得有些口渴，就说：“那就来一瓶啤的，咱俩一家一半。”
吃饭期间，姑娘主动介绍了自己叫刘春芳。她说：“我爸跟你一样，也是农村小学老师，也是共产党员。我一看到你就像看到了我爸，觉得很亲切，你就叫我小芳吧！”
几句话说得王本良心里立刻热乎起来，觉得眼前的这个姑娘就和自己教过的学生一样亲近。他不由得问道：“你爸爸……”
“我爸爸退休了。”小芳接过话说，“我们那儿也是乡下，屯子里的小学也合并到乡里去了。大人们也大都出去打工了。有些留守儿童嫌离家远，没法去上学，我爸就把他们招到家里给上课呢。”
王本良本想说几句夸奖她爸爸的话，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他觉得说啥都很苍白。农村的老教师差不多都是这个本性，更何况他还是个党员呢！
刘春芳告诉王本良：党员这块牌子在城里打工的队伍里并不吃香，因为很多企业都是私营和个体，都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说白了，就是不管黑猫白猫，能捞到钱的就是好猫。所以，也就都会干些偷税漏税、以假当真、以次充好、坑蒙拐骗等违法勾当。这样的企业老板招员工最看重的就是听摆弄，和老板穿一条腿裤子。要一个共产党员在里边就是埋了一颗定时炸弹，说不定啥时候就给炸出窟窿。
刘春芳还告诉王本良：她在大学念书时就入了党，可是，毕业快一年了，也没有找到一份相当的工作。她先后在几家企业打工，都因为是私企，没有党组织，她的党员关系没地方落，只好迁到老家的村里。
王本良听傻了眼，手里端着的酒杯就在嘴皮子底下，却一口也没喝。他觉得眼前这个姑娘所说的好像是一个天方夜谭。
二 王本良
其人其事
从省城沿江而下，不过四百里的松花江北沿，有个靠山边的小屯子叫兴凤山，那就是王本良的老家。
说起来，在江北这一撇子，百十户人家的屯子里，兴凤山可谓是窗户眼吹喇叭——名声在外。
要说关东人，往上捋，查不过几辈，都是在关里过不下去，逃荒要饭蹽过来的。兴凤山也不例外，他们的老家原本在河北清河那旮旯，八国联军进北京时，祖宗辈的男人都入了义和团，打散了以后，剩下的男人领着妇孺老幼下了关东，来到这个偏僻的地方，开犁种地，落草生根。虽说历史不算久远，入乡随俗，几辈下来，兴凤山人乡音也改了，说话也满嘴大■子味儿，都具有了关东人敞亮豪爽、讲究哥们儿义气的粗犷性格。但是，精明、勤俭、过日子会算计的本性却丁点儿没变。
最叫兴凤山人引以为豪的是解放以后，屯子里陆续出了十来个大学生，都在大城市里有了工作，还有一个当了副市长呢。山窝里飞出金凤凰，这叫周围的屯子相当眼红，都说兴凤山这儿是名不虚传。
王本良出生在“三年自然灾害”最末那年，打小就又精又灵，家里人都说他不是一般的虫秧，将来准有出息。这出息的含义就是他也能成为一个大学生。就为这个，他头上一哥一姐，加上身体硬棒的爹妈，四个人供他一个人上学，在屯子里念完小学，又到镇上去念中学。镇上的中学离家二十多里，又没有住校条件，外屯的学生离多远都得一天蹽一个来回，冬天蹚大雪壳子，夏天踹泞泥塘，一般的农家孩子都折腾不起。王本良家硬是花了六百多块买了一台嘉陵牌小摩托给他上学骑。这可是屯子里头一个大物件，赶上现在一辆大汽车了。可是，王本良念到高中快毕业虎巴儿地不念了。咋回事呢？原来屯子里小学老师属于民办，当老师的都是下乡的知青。那时，正赶上知青返城，或接班或上大学，村小学的两个老师也先后办理了回城。土生土长的王本良晓得，屯子里的小学老师从一年级到六年级，语文、算数、音乐、体育，几门课程几乎都由一人担当，这里的老师是没有编制的，当时的称谓是代课老师，挣生产队的工分。正式外派是没人愿意来的。王本良想来想去，放弃继续念书，他要回来教学。
兴凤山大队党支部书记范老大虽说知道王本良顶这个缺儿最合适，可是，也觉得有几分可惜。他跟王本良说：“你回来，我是乐不得儿的，可是，我不能耽误你，你可是咱屯子有机会上大学的第十个人，我还指着你出去给咱们撑门面呢！你掂量好了，后悔药可没处买。”
王本良的这个举动也遭到了家人的反对，老爹骂他混，老妈说他虎，哥哥姐姐说得真直接：“咱们家一心巴火地供你图啥？就是盼着你能上了大学有了工作，成为城里人，给咱家争光！”
王本良不打奔儿地说：“我不上大学。屯子里还有那么多孩子呢，耽误了他们，说不上耽误多少大学生呢，他们当中比我有出息的肯定不在少数。”
王本良就这样当上了屯里的民办教师。
不是共产党员的王本良做出的这种“高尚”举动，让党支部书记范老大觉得王本良已经具备了一个共产党员资格，所以，没过多久，他就介绍王本良入了党。
不用说，王本良这个老师当得是尽职尽责，可说是一门心思都用在了学生身上。家长们看在眼里，挂在嘴上的一句土话就是：“王本良，没说的！”意思就是挑不出毛病，好得不能再好。庄稼人也和城里人最注重的那句话一样：不问过程，只看结果。这个结果就像春天种下苞米子儿，秋后收回苞米棒子一样的有说服力。王本良教的学生里瞅着最没出息的孩崽子——老赵家那个鼻涕拉瞎的丫头小萍、老葛家那个净出“蛊蛊懂”的坏小子涛涛、刘豆腐匠家那个整天像饿狼似的逮啥都吃没够的蝈蝈、李寡妇家那个七八岁还不识数的傻根儿，都出人意料地考上了大学，在城里有了工作安了家。 那年月，普通的农家孩子能够走出地垅沟，成为城里人，没有别的指望，上大学是唯一的途径。
王本良的工作成绩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有眼睛就看得着。选他当劳模、先进工作者，谁也不能和他攀比，谁也说不出一点磕打牙的话。几年的工夫，王本良没捞着别的，奖励证书却攒了一大摞。
那些年，年年都有民办教师转成代课教师、代课教师转成在编教师的名额。谁的心里都明镜儿似的，这种好事只有两种人有份，一个是上边有人，一个是本人工作成绩突出。王本良上边没人，但他的一摞子奖励证书是硬头货，自然，这个机会就少不了他的份儿。可是，因为名额太少，每回，都因为看着别人那说不清的眼神，他的心里就不落忍，上赶着把名额让了出去。
说话这工夫，王本良人过中年。这是他转为正式教师的一道坎，也是他最后一次机会。有人好心地忠告他：“这回你可千万不能再发善心了，过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儿了。”
王本良也觉着这回没人再好意思跟他争了，也就用不着再谦虚了，所以，也就以为这事儿是老太太擤鼻涕——手拿把掐了。哪知道，填完表报上去了，县教育局的一个副局长打电话把他叫去，跟他说：“我有个外甥在他那个乡里的学校当代课老师，处了一个对象，想要结婚，女方提出一个条件：得男方成了正式教师才可以。我那个姐姐哭天抹泪地来作我，我是被逼得没招儿了，才向你张这个嘴，就算求你再发扬一下风格，把这个指标让出来。我保证，下回再有一个转正的名额，我用党性做保证，除了你，没有别人的！”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王本良还能有啥嗑儿？
王本良没要副局长的两瓶好酒，回来后也没吭声。可是，当转正的名单一公布，王本良榜上无名，副局长的那个外甥却赫然在目，不用说，谁也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家里人说王本良是冒虎气，外边人说他是大傻蛋，脑袋叫驴踢了。王本良吧嗒吧嗒嘴，心里也不是滋味儿，还是故作轻松地说：“这算啥，不也就是早几天晚几天的事吗？”
谁也没料到，还没转过年，上边忽然下来一个令：农村的小学并校，民办老师和代课老师一律裁掉。
这个事做得有点太绝了。民办老师还好说，本来就是屯里的人，不用了，回去还有地种。可是，代课老师就复杂了，有些是外地人，一心巴火地想通过转为正式教师，有个稳定的工作；有些本地人也是干了很多年，熬得满脑袋高粱花子，图希的就是能转正，到退休时能有个地方给养老钱。哪知道，“咔嚓”一下撤了梯子断了桥，好梦成了一场空欢喜。更叫人无法接受的是，这些代课老师只得到一点象征性的补助。
全县被裁下来的代课教师足有一百多，他们想要联名上访。有人找到王本良，对他说：“你是个党员，还是劳模，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就这么说打发就打发了，这不等于卸磨杀驴吗？说句良心话，你觉得亏不亏？大伙眼睛可都看着你，指望你给带个头，说几句公道话。”
王本良也是个凡夫俗子，觉得当老师是自己一辈子的念想，能不能成铁饭碗倒无所谓，现在是一下子就让他离开了讲台，确实有点儿接受不了。再说，老师们要讨个说法也合乎情理，他也就在联名上访的名单上签了名。
联名上访信递上去了，好多天啥回音也没有，这些人就想集体到县里上访。还没等行动，乡党委书记把王本良找去了，跟他进行了一次相当严肃的谈话。书记绷着脸说：“你知道这种上访是什么性质？是聚众闹事，是对党的不满！你是个党员，应该知道站在什么立场。你要是带头去闹，你还是个共产党员吗？这个后果，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经过一番上纲上线的谈话，王本良还用考虑什么？自己是个党员，时刻跟党保持一致，这是最起码的要求。
不用说，参加上访的事，他是杀猪不吹——蔫退了。
三 无奈之下
进城打工
王本良没了教师身份，没啥说的，他家在农村，不用动窝就成了农民。
当农民就当农民，王本良倒没觉得咋地，种庄稼也不比当老师收入少。可妻子和儿子却窝了满肚子火，都忍不住冲他发起脾气。
妻子说：“就你高尚，就你嘚瑟，咋样？最后不还是一桶清泔水叫人给撇了！你捞着啥了？”
儿子的火是因为没能进入县里的重点中学。那时候，乡下的孩子到县城里的重点中学念书，只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分数过硬考进去；一个是花钱找人挤进去。县教育局的那个副局长曾拍胸打掌地说过王本良的孩子进城里念书的事包在他身上。哪承想，王本良下来时，正赶上儿子上初中，分数没达标，王本良就去县里找那个副局长。可还没等他说完，人家就拿出一份文件冲他晃了晃说：“老王啊，不用说了，看着没有？刚发的文件，就是县委书记县长说话也不好使了，都得按分数录取！”
王本良连嘴都没张开，就蔫巴儿地打了退堂鼓。儿子气急眼了，说话就像枪走火：“爹呀，你真是我活爹，有你这个爹，咱家算烧高香了！”
十三四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当爹的心里能不难受吗？可是，王本良能说啥？没嗑了。自己这个爹当得确实没尽到义务！
倒是村党支部书记范老大心里过意不去，把王本良找去喝小酒，说些宽心的话，最后说：“这么的吧，我年岁大了，干这个村支书的活儿越来越费力，你回来了正好，这个担子你接过去吧！”
王本良连忙推辞道：“您这个担子挑了几十年了，哪家的门冲哪边开，哪家的灶坑倒烟，哪家的媳妇哪天猫月子，你都摸得一清二楚。我除了教书，啥也不知道，怎么能挑得了这么重的担子？”
范老大说：“就这么让你回来种地，太可惜了你那一身学问了。咳，都怨我把你耽误了，当初要是不让你回屯教书，怎么也比老赵家的小萍、老葛家的坏小子涛涛、刘豆腐匠家的蝈蝈、李寡妇家的傻根儿有出息吧！？”
王本良笑了笑说：“范叔，你别这样说。我这不是挺好吗？”
范老大说：“本良呀，家里有啥活干不过来吱声儿啊！缺啥少啥，到我这儿拿。”
王本良说：“家里那点地也用不着我伸手，我琢磨出去看看。” 范老大说：“咋地，你想出去打工啊？”
王本良说：“嗯呢，我出去看看能不能再找找教书的活儿。”
“啥？”范老大有些摸不着头脑，“本良啊，这能好找吗？”
王本良说：“咱屯子这一并校，有些孩子没法到外地去上学，就不念了，我想把他们归拢到一起，办个班。”
范老大一听拍着腿说：“别说，这主意真不错，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可有个事不好说，叫这些孩子家拿学费有点儿难。”
王本良又笑了，说：“我根本也没想要学费呀。家里种地又不缺我，闲着也是闲着，别叫这些孩子荒废了。”
范老大咂咂嘴，说：“你呀，这些年没变样儿。这个班你办吧，我想办法从村里给你出点儿补助。”
王本良赶忙说：“范叔，你别费这个心思了，这点儿事是我该办的。”
范老大点点头说：“嗯，这话说的实在，谁叫咱们是共产党员了，想着给大伙办点儿事也是应该的。”
转眼的工夫又过去了六七年，兴凤山百十户人家搬走了一多半，有的把地租出去，全家进城打工去了；有的为了孩子能在县城里中学念书，搬到县城里去住了。
县城里大开发，老房子连片推倒盖高楼，城里就那么几万人口，盖好的房子闲出一多半。房子卖不出去，开发商不急县官急。县里的财政就靠着卖地来支撑，再加上官商之间也有些见不了大天的勾当，县里就出台了一系列“惠民”政策，比如说：农民进城买房政府给补贴，给低息贷款，让子女进重点中学等等。多少年了政府都没这么用心给农民办实事，这个机会不说千载难逢，也是十年九不遇，谁不像苍蝇见了血似的往上盯啊。再者说，农民也都有个小聪明，贷款到手就是自己的，管他还上还不上，先住上楼房，成为城里人，享受了再说。到时候还不上贷款，政府也不能撵出来让去住露天地。要说共产党好就好在这儿。
屯子快成了空壳，剩下的人家基本都是老弱病残。王本良的学习班想办也办不下去了，不黄也得黄。
更要命的是王本良的儿子考上了大学，说是考上的，不如说是交学费换的。算下来，一年的学费、伙食费、生活费、乱七八糟的至少也得超过三万元。王本良家里的地年成再好也就收个一万多块钱，维持日常生活还能勉强，可是，就算家里不吃不喝，这一万块钱全拿出去，也不够一半的费用啊！
王本良的儿子高考成绩没到三百分，离进档分数线差一半，出奇的是竟收到了三家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王本良掂着三张录取通知书，跟儿子商量：“这些杂牌大学都不靠谱，念完了也不好找工作，我看不去念吧。”
儿子头一歪，说：“你说什么，不让我去上大学？”
王本良说：“我不是不让你上大学，我是说，你再复习一年，争取明年考个正经大学。”
“你拉倒吧！”儿子紧绷着脸说，“就我这底子，再复习十年也这个味儿，能上一个这样的大学算不错了。”
王本良说：“你上这样的大学，上不上都一个样。你再复习一年……”
“你给我打住！”儿子瞪着眼珠子，扯着嗓门说：“你别说没用的，是不是怕我花钱？我告诉你，这个学我必须得上！”
王本良说：“我也没说不让你上啊？”
儿子摔摔打打地吼着说：“别人家的父亲都能为孩子着想，你可倒好，净显风格高尚了。你让我借啥光了？我要是早进了城里的重点中学，能考这样吗？你还有脸说？”
王本良张张嘴，却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王本良结婚晚，三十多岁才有了这个儿子。这么些年，他把心思都用在教别人家的孩子上，十股肠子一股也没放在自己孩子身上。现在想来，他作为一个父亲是有点愧疚，难怪孩子那么说。
王本良决定出去打工，也只有这条道能挣点儿钱供儿子上大学了。
老支书范老大听说王本良也要出去打工，拄着棍子来到他家，叹着长气说：“这几年，咱们村的党员都出去了，你再一走，我就成了光杆司令。说话办事连个合计商量的人都没了。”
王本良说：“屯里也没几个人了，啥事有你做主就行了。”
范老大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能蹦几天？我看你就留下来吧，这个村支书你来当，好歹一个月也有个千把块钱的补助。你这个年纪也不小了，出去也挣不了多少。”
王本良说：“你家也就指着你这点儿钱呢，我咋能抢你饭碗呢？”
范老大又叹了一口气说：“这么的吧，我给老葛家的那个涛涛捎个话，人家在政府部门，让他帮你找点轻巧的活儿。”
王本良笑笑说：“你可别麻烦人家了，我又不是胳膊腿不好使。这回，我跟钢子、铁子、榔头、马驹子一起走。”
范老大转过身，有点儿难过地说：“咳，这是咱们屯最后一拨能出去的人了，都走光了，将来可咋整呢……”
四 王本良借了
学生的光
和王本良一起进城的四个人本来都在家种地，春秋忙两季，冬夏闲半年，打打小麻将，喝点儿小酒，日子过得也算滋润。可是，刚子和铁子的孩子也要上大学，榔头的儿子定了亲，来年要结婚，十万块钱的彩礼得先递过去。求亲靠友好不容易凑齐了，将来指着啥还哪？没招儿，只得出来打工。马驹子的两个老人病在炕上。农村人都是这样，身子骨不舒服总是能拖就拖，能挺就挺，不是不想去看病，都是舍不得花钱，这咱看病太贵，汗珠子掉地摔八瓣攒那俩钱，进医院就像打水漂，一年辛辛苦苦收下来的粮食几针就打没了。老百姓嘴里得吃药啊！药罐子连着钱串子，平常人家谁架得住折腾啊？再精心侍弄那点儿庄稼地，也多打不出几个钱，出去打工是唯一的进钱道。
庄稼人除了会种地，没别的本事，只剩下一身笨力气。钢子、张成、马拴、赵富都是四十岁上下，在城里找点儿苦大力的活儿不难。钢子、铁子当了装卸工，榔头和马驹子在建筑工地当了力工。
王本良没找到工作，吃住就是个大花销。在家千般好，出门万事难，喝口凉水都得花钱买。钢子、铁子、榔头和马驹子都挺为他着急。钢子和铁子让王本良到他们那儿去住，俩人租的一间合厨，挤巴挤巴、对付对付，吃住也能将就；俩人也想让他去跟着当装卸工，可是，老板一看就摇着脑袋说：“不行，这么大岁数，干活多少不说，摔了碰了我可负担不起！” 榔头和马驹子跟他说：“我们那工地倒是缺人，进去找点儿活并不难，可是，工头说，得工程干到一个阶段才能发工钱。听先来的工友说，已经好几个月都没领到工钱，好多人都不打算在这儿干了，你来这儿也没啥意思。再干几天，还不发工钱，我们也不干了。”
王本良只好还去“戳大岗”。
刘春芳没忘记王本良，给他联系了一个传达室当收发兼打更的活儿，一个月一千五百块钱，还有吃有住。王本良很感激这姑娘，马上跟她去了。
王本良有了落脚之处，心也就踏实了，干这工作，不用谁督促，他也会尽职尽责。
兴凤山村早先出来的人听说王本良进城打工来了，都来看望他。这些人差不多都是他的学生。这些年，尽管一切东西都叫钱给整得变了味儿，但是，师生情和战友情还保持着一分纯粹的味道。
小萍、蝈蝈和傻根儿是一块儿来的。
小萍在一个大学当助教，蝈蝈在一家国企当技术员，傻根儿在一家合资工厂当化验员。三个人来看当年的老师，想请老师吃饭，给他拿点儿钱，可是，谁也没能力帮老师找一份工作。吃饭的工夫，几个人一边给老师敬酒，说些安慰话，一边又为自己不能帮老师解决实际问题而感到愧疚。说着说着，说到了老葛家那个“蛊蛊懂”涛涛身上。
现在的小萍大名叫赵怡萍，蝈蝈叫刘安舜，傻根儿叫李长乐，涛涛叫葛永涛。
李长乐说：“王老师，葛永涛没来看你吗？”
王本良笑笑说：“没来，人家工作挺忙的，哪有闲工夫看我。”
刘安舜说：“嗯，人家当了科长，跟咱们不一样了。”
赵怡萍接过话说：“你们还念老黄历呢，人家已经升了，当了处长了！”
李长乐说：“怪不得这小子不来看王老师呢，升了官就不知道自己半斤八两了！”
刘安舜撇撇嘴说：“这咱真没处说理去，前几年环保单位屌毛也不是，请人都不去。这会儿倒好，转眼成了香饽饽，办个工商执照，先得要环保验收，就连开个小饭店、理发馆，也得先要环保批。现在要进那个单位，不是门子硬的，就是出钱冲的。”
赵怡萍说：“你们不知道吧，人家现在已经住上仨屋的大房子了，有专门的司机接送上下班。”
李长乐接过话说：“谁不知道那小子鬼头蛤蟆眼的，有点儿权能少搂吗？”
王本良摆摆手，说：“千万别这样说，葛永涛不是那样的孩子。”
刘安舜说：“咱先不说他是好是坏，告诉他王老师到城里来了，他若是不露面，那就是他把自己看成个人物了！”
李长乐说：“对，这小子给王老师找个工作，也就是一句话的事，就看他还把老师放没放在眼里。”
王本良摆着手说：“你们别给人家找麻烦了。”
赵怡萍说：“王老师，你不用管了。”
赵怡萍、李长乐和刘安舜给葛永涛打过去电话，还没等开口，葛永涛就说：“你们不用说了，我知道你们要说啥事。告诉你们吧，别寻思就你们关心王老师，我早都安排好了。”
葛永涛真没有说大话，当天晚上就把王本良约到一家酒楼，还有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作陪。三个人坐在一个包间里，面对着一桌子丰盛的酒菜，葛永涛开门见山地说：“王老师，您来城里找工作，还用老支书说话？您直接来找我不就行了。”
王本良感到点意外：“怎么，范支书给你打电话了？”
葛永涛说：“可不是呗，多此一举。”他指着那个男人说，“这是天源化工厂的冯经理，我已经和他说好了，你就在他那儿上班，他会关照你。”
王本良赶忙起身握住冯经理的手，说：“谢谢您冯经理，给您添麻烦了！”
冯经理笑笑说：“哪里哪里，葛处长说话了，咱就是一家人，不用客气。”
葛永涛摆了一下手，说：“王老师，您就放心，有冯经理罩着你，不会让你累着，就是呆在那儿，工资也不会少给你！”
冯经理很豪爽地说：“我们那么大的企业，安排几个人小菜一碟，更何况是葛处长的老师呢！”
葛永涛把杯里倒满酒，举起来说：“废话咱就不说了，都在酒里头了！”
葛永涛一仰脖就喝光了一杯酒。王本良看着眼前这个一身官场气派的学生，在他的脑海里怎么也找不出那个在眼皮底下长大的淘小子的影子了。
五 私企里没有
党组织
王本良在天源化工厂的差事就是库管。冯经理交给他一串钥匙，叮嘱他说：“没有领导跟着，没有我发话，你一定不要随便打开库门。”
王本良说：“库房里进东西取东西我也不开门？”
冯经理说：“我不是说了吗，平常谁来也不能开门，你啥也不用管，就看好大门就行！”他临走又说了一句，“你自己也不要随便进仓库！”
天源化工厂的院子很大，有办公的楼房，也有管道纵横的厂房。王本良要看管的库房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库房很大，红砖墙铁瓦盖，房后挨着高大的院墙，房前堆着一些破乱的杂物，连个过车的通道都没有。
王本良就住在库房边的一个偏厦子里，吃饭到厂区的食堂。他揣着一串钥匙，每天围着库房转悠几圈，其余什么事也没有。既没有人来送东西，也没有人来取东西。除了看见两只野猫偶尔在房前的那堆破乱杂物里像寻找耗子似的转悠一阵之外，没有一个人到这儿来。
没过几天，王本良感到了寂寞。一个大活人，整天就这么呆着，谁能不难受？
王本良闲得心里发慌，就给老支书打电话。
屯子里的党支部还保留着老习惯，隔三差五，党员们都会聚在一起，没啥名堂，就是要在一起说说心里话。老规矩：先报喜，后报忧。一个靠山边的小屯子，又没人来买地开发，也不能搞旅游，进钱的道就靠每家那点地。没有什么值得太高兴的事，无非是谁家孩子订婚了，准备盖新房了；谁家打下的粮食比往年多了几千斤，多卖了几百元。说到闹心的事呢，也就是谁家老人有病了，进城住院拿不出钱；谁家到信用社贷款，不给点儿好处就贷不下来；谁家因为随礼借了高利贷……当然了，大伙也会把电视上看到的、外边传过来的一些吓人唬道的事当作特大新闻绘声绘色地显摆出来。还会有人就此愤愤不平地发些议论和牢骚。不过，到最后都是叫范老大几句话消了火。范老大说：“外边那些事离咱太远，八杆子扒拉不着，谁也不用眼气、嫉妒和生气。咱们哪关心国家大事好是好，也就是痛快痛快嘴，臭臭屁股，啥事不顶，你想贪污没那个条件，你想做贼没那个胆量，就守着那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管好自个就行。别指着做啥让人夸你，也别做啥叫人戳后脊梁骨，那就行了！” 就这么几句没啥水平的话，就像几杯本地的高粱小烧下肚，喝得一个个晕晕乎乎，气也顺了，心也平了，脸色也有了笑模样。临走时，有人会像表决心似的跟范老大说：“老范大叔，你就放心吧，俺们啥事也不做，不会给你添乱。”
他们说的啥事也不做，指的是啥坏事也不做。
王本良给老支书打电话，也就是一种习惯，没啥要说的，家里不用惦记，有啥事老婆早给他打电话了。他就是多日没跟老支书在一起唠扯，心里觉得像缺点儿啥。
王本良拨通了电话，沉吟了半天不知说啥好。范老大急得直问：“本良，咋的了？出了啥事呀？”
王本良这才说：“没事没事，我就是想说，我这趟出来还得让你操心。”
范老大说：“瞧你说的，我不就是给老葛家那小子打个电话吗？我怕你抹不开，那小子是咱屯里人，还是你学生，让他帮个忙这不应该吗！你别多想。”
王本良说：“葛永涛给我找的这个工作挺好，不累，挣的也不少。”
范老大说：“那就好，我听他说，你上班的那个厂子挺大，人也挺多，我估摸着那里党员也少不了，碰上啥为难遭窄的事，就跟他们唠扯唠扯。”
“嗯哪！”王本良答应完才想起，自己进厂快半个月了，跟厂里的人都没说过话，人堆里谁是党员就更不知道了。
范老大听他这么说，有点埋怨他说：“你的心眼儿也太慢了，那么大个厂子，没有党委咋地也得有党支部，你上赶着点儿，去问问不就知道了。”
王本良拍着脑门说：“可不是咋地，我咋没想到呢？”
第二天，王本良去找冯经理。厂子也太大了，一个院一个院的都有铁栏杆围着，还有铁大门，进哪个院都得有胸牌。王本良往里走，被门口的保安给拦住了。王本良跟人家说：“我是看库房的，找冯经理有事。”
一个保安跟他说：“这个厂子就是老冯家开的，叫冯经理的有好几个，谁知道你找哪一个？”
王本良还真不知道要找哪个冯经理。没办法，他又跟保安说：“你知道工厂党委在哪吗？我找党委也行。”
那些保安都用奇怪的眼光看着他说：“我们还头一回听说有人在找党委呢！”
王本良最后碰到一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听他说找工厂党委，就问他：“你是个党员吧？”
王本良点点头，那小伙子说：“啊，我也是党员，你找党委有什么事吗？”
王本良说：“没啥事，我就是想问问党委有啥活动没有？”
小伙子说：“你别找了，这儿根本没有党委。”
“没有党委还没有党支部吗？”
小伙子摇着头说：“什么也没有，从打退伍回来，到现在我的党员介绍信还在兜里揣着呢。”
王本良不解地说：“这个厂子八成得有上千人，怎么也得有一些党员啊，怎么能没有党组织呢？”
小伙子说：“老哥，听你这话，你是头一回进城打工吧？”
王本良点点头。
“怪不得呢，”小伙子说，“你不知道，很多企业工厂都是个人家开的，自己说了算，人家要党委党支部干啥？那不是水里冒泡——多余（鱼）吗！”
王本良嘎巴嘎巴嘴，没说出啥。小伙子接着说：“这咱哪，什么信仰也比不上金钱，有钱能使鬼推磨。你是党员咋地，在人家一亩三分地，你就得听人家吆喝，敢支棱毛立刻大马勺颠达个儿，把你开回家去，你有理也白搭，哭都找不着庙门。”
王本良心里挺不是滋味儿地回去了。
六 库房里藏着
一口井
大半夜了，王本良还没有睡着。
王本良从来都是头沾枕头就做梦，没有睡不好觉的时候，这回，他才知道失眠是啥滋味儿了。
他翻来覆去地想：这么大个企业，没有党组织，党的方针政策怎么贯彻执行？企业没有党的领导会不会做出违法乱纪的事？企业里的党员没有党组织不就成了散羊吗……真是不可思议！
转念一想，他又觉得可笑。咸吃萝卜淡操心，自己是个啥呀？一个小白人寻思那些事干啥！是个党员咋地？在人家这儿就是一个打工的，得靠人家挣钱养家！
王本良想得脑袋成了一锅糨糊。往日，他都会在寂静的夜里安下心来看一会儿书，听一会儿收音机。这对他来说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可是，今天他没有了这种心思。感到的只有一种孤单，这种孤单竟是那么可怕，那么折磨人。
突然，他听到库房里有一种声音，咕咚，咕咚，像是在很远的地方滚动的闷雷。
王本良又支棱耳朵仔细地听了听，库房里确实有动静，那种低沉而有节奏的动静一直在响着。他起身到院里，贴着库门听了听，好像那动静离这儿很远。他心想，可能是后边院墙外的什么动静吧。
王本良回屋躺下，一宿也没睡着。他听见那个动静并不是一直在响，而是每次响一个多小时，停顿一个多小时后，再响一个多小时。
王本良觉得这个事应该告诉冯经理，早饭后就去找他。
王本良这些天再没见过这个冯经理。他到厂区去问那个也是党员的保安，从上次的交谈中，他知道那个小伙子姓周。他见到了小周，把库房里有动静的事跟他说了一下。小周沉吟了一下说：“那个库房是有点儿怪，就在那儿干闲着，还得搁个可靠的人看着。时间长了没人进去，说不定耗子都在里边成了精。”
王本良说：“依你看这事我是不是得跟冯经理说一声，别出啥事。”
“能出啥事？就是那里变成了狼窝也没人管。”小周很不在意地说。不过，他还是告诉王本良，这个天源化工厂大经理姓冯，七八个小经理也姓冯，王本良要找的这个冯经理是安保部经理。
王本良离开小周，正巧碰见冯经理走过来。他把库房里有动静的事跟冯经理说了，冯经理盯着他瞅了半天，说：“你不用管那些闲事。”
王本良说：“我怕……”
“你怕啥？”冯经理接过话说，“就是房子倒了，火烧了，也不用你操心，就管好你那个大门就行！” 冯经理转身走了，走出两步，又回头对王本良说：“记住，没我的话，不许任何人进库房！”
有些事情往往就是这么奇怪，你越不让他知道，他越要知道；你越不让他做，他越要做。说是逆反心理也好，好奇也罢，这会儿，王本良的心里升起了一个大大的疑团：库房里有动静，冯经理为什么不让查？为什么一再强调不让他进库房？
王本良下决心要查明那个动静是库房里的，还是院墙外的。回到库房那儿后，他找了个破箱子，再架上一个板凳，两手扒住后院墙，探出头往外望，心里不由忽悠一下。院墙外就是大片农田，远处的村庄依稀可见。他来这儿已经快半个月了，才知道这个厂子是在城市的郊外。
王本良看清了院墙外的农田种的是黄豆，长势并不好，已经是六月末了，豆秧还没封垅。附近没有人，也没有什么机械，看不出有什么需要夜里做活的迹象。
一种责任感让他很不安，不查明那个动静，他会吃不好、睡不好。
这天夜里，正好下着毛毛雨，外面漆黑。王本良费了很大的劲，才打开库房的门。他用手电照着，慢慢地看清了库房里空空荡荡，只有地中央乱七八糟地放着一堆杂物，破桌椅、烂木头、汽车轱辘、大小不一的旧铁桶、塑料桶，简直就像废品站收来的一堆垃圾。
王本良听出了那个动静就是从那堆垃圾中传出来的。他要查看明白，那个动静到底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就动手搬开那些杂物。
王本良终于看清了，杂物中掩藏的是一口深井，那种“咕咚咕咚”的声音就是井里发出的。细听听，才听出是往井里注水。
王本良有点儿糊涂了：这口井是干什么用的呢，为什么要藏在这里？
七 葛永涛摆的
是鸿门宴
有一天，天源化工厂的大门外忽然来了一帮农民，他们拉着横幅，打着标语牌子，说是化工厂污染了他们的水源，前来讨要说法。厂里的保安都被调到大门口去了，院里的人一律不准前去看热闹。
闹腾了半天，这帮农民也没进了化工厂的院门，倒是让赶来的一帮警察给驱散了。
傍晚，小周主动来找王本良，把白天的事情详细地跟他说了一遍。
原来，自从这个化工厂建在这儿以后，附近村庄的水源一天比一天变坏，地里的庄稼也逐年减产。农民怀疑是受到了天源化工厂的污染，他们向有关部门反映了好多年，都没有人管。今天他们来就是要问个明白：化工厂生产就要有废水，这些废水都排到哪里去了？这些废水到底有什么危害？
小周还告诉他：化工厂报了警，说这些农民是有意来破坏生产，政府已经让警察把领头的几个农民抓起来了。
王本良突然一下子明白了，库房里的那个深水井就是排污井，厂里把生产的废水全都注入到那口井里，渗到地下去了。他刚要对小周说库房里的那口井，小周摆摆手说：“你不用说，厂子里有些人早就知道，只是没人敢说，谁说了，不是立马开除了，就是要暗中遭到迫害。”
王本良急切地说：“他们这么干，不是违法吗？真就没人管？”
小周说：“谁管？谁敢管！这是老冯家的天下，人家说了算，放个屁都是钉！”
小周临走，说了一句：“这事儿你得掂对明白了，想在这儿干你就得眯着；若是觉得对不起良心，你就蔫（此处念niāo）悄儿地走人，千万别惹事！”
王本良心里真不是滋味儿，晚饭也没心思吃，出了厂子，直奔离工厂最近的一个村庄。
这是一个百十户的小村子，名叫八宝屯，离天源化工厂就二里多地。村里的房子比王本良老家兴凤山好多了，都是红砖瓦房，还有几栋两层的小楼房。
王本良来到村口的一户人家，假装要讨口水喝。屋里出来一个七十岁左右的老人。老人听说他是来找水喝的，立刻打开了话匣子，絮絮叨叨地告诉他：这村里的井水已经没法喝了，有一股说不出的难闻味儿，烧开了水面会浮出一层油。用这水浇地，苗儿都会锈住。当初，要在这儿建厂，村民就反对。按规定，化工厂不能建在村庄和农用田附近。可是，上边愣是没有人管。自打这个厂建成以后，村里的井水就逐渐变质，庄稼也一年比一年减产。村民去上访，有关部门却要他们拿出工厂污染的证据。人们都明镜似的知道，化工厂生产必须用水，必须排放废水。村民们围着化工厂找了很久，也找不到排污的管道。这个事就一直拖到现在，到了井水已经根本不能再饮用的地步。逼得村民要进厂里去查看排污的管道，弄清楚工厂到底排不排放污水。
王本良听到这里，啥都明白了。他真想告诉老人，化工厂确实排放污水，那个排污管道就在库房里。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对老人说：“你们为什么不去找政府？”
老人一听这话就扯开了嗓门，气愤地说道：“拉倒吧！谁不知道当地的政府跟他们勾搭连环，穿一条裤子。得了人家的好处，能不向着人家？这不，今儿个村里有五六个人被抓起来了。”
王本良说：“你们打算怎么办哪？”
老人坚决地说：“怎么办？我就不信，共产党的天下，还没有说理的地方了？村里都商量好了，这几天就去省里上访，省里不管，我们就去北京！”
王本良心里不由一热，老人的话说明了人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没有失去对党的信任，这是一种多么珍贵的感情！
王本良往回走，老人送他出院，特意说了一句：“不好意思啊，连口水都没让你喝，怕你喝了生病。往屯当间儿走百十步，有个小卖店，到那儿买瓶矿泉水吧！”
王本良回到住处，打定了主意要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给八宝屯的村民打一份证言，夜里再进库房用手机拍一张渗水井的照片。
就在这时，王本良接到了葛永涛的一个电话，说开车来接他去吃饭，马上到厂门口。等他到门口时，葛永涛的车已经到了。见了面，王本良很不好意思地说：“不年不节的叫你破费啥呀？”
葛永涛说：“吃个饭算啥？我主要是跟你说点事儿。”
王本良说：“有话在电话里说就行，这多耽误你事儿。”
葛永涛说：“这话只能酒桌上说，走吧！” 饭店不远，是个大酒店。进到包间的时候，王本良看见冯经理正在招呼服务员上菜。
王本良感觉到这顿饭有点儿别的意思，心里有些不安。
落了座，就他们三个人。杯里早已斟上了酒，冯经理先端起来，说：“来，先走一个！”
一杯酒进肚，葛永涛开门见山，对王本良说：“王老师，你得敬冯经理一杯，要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换了别人，早就开了！”
王本良有点蒙圈，端着酒杯直眉愣眼地瞅着他的学生，不知说啥好。
葛永涛说：“你不用谢我，先跟冯经理干了这杯再说！”
王本良不知所措地对冯经理说了句：“谢谢你！”把酒干了。
葛永涛又斟上酒，接着说：“关上门，没外人，王老师，你知道因为啥我这样说？”没等王本良回答，他又说，“冯经理把你当作自己人，信任你，叫你看管库房，你私自进去干啥？都看到了啥？”
王本良刚说了一个字：“我……”葛永涛一摆手打断了他的话：“你不就是看到了一口井吗？咋地？”
王本良说：“那是一口排污井啊！”
葛永涛把身子靠近他，对着脸拉着长声说：“你知道天源化工厂养活多少工人、一年给国家上交多少利税、政府的多少公务员靠人家的钱开工资？”
王本良说：“工厂附近的农村都受到了污染，这也不能眼睁睁不管哪？”
葛永涛把酒杯往桌子上使劲一蹾，敞着嗓门说：“不就是农民喝点儿脏水得点儿小病，庄稼遭点儿小灾减点儿小产吗？跟工厂的生产效益比起来，那纯粹就是小菜一碟、九牛一毛。”
冯经理站起来，郑重其事地说：“葛处长说醉话了，农民的利益也是要受到保障的。关键是不能说是咱们给造成的。”
王本良心里很生气，他们这不是借着酒劲说谎话吗？一个政府主管部门的干部，一个企业的头头，怎么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呢？
葛永涛看见王本良眉头结着疙瘩，“啪”地在他肩上拍了一下，说：“农村有句土话叫有眼力见儿，换句时尚的话叫识时务。我知道你是个老党员，一本正。可我要告诉你，如今就是这么现实，现在入党就是为了升官，在机关里有用，在企业里屌毛也不是！冯经理，你说，我说的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冯经理一手高举起酒杯，一手伸出大拇指，高声称赞道：“葛处长说的就是精辟，一语中的，切中时弊！”
葛永涛也端起了酒杯，晃着王本良的肩头说：“咱们都是明白人，话说到了家，就没有外人。冯经理，往后你就把我的老师当成铁哥儿们吧！”
冯经理走到王本良面前，酒杯碰着酒杯说：“从这个月起，我把你的工资加一千块钱，怎么样？”
葛永涛也把酒杯递过来，使劲儿碰了一下说：“啥也别说了，干！”
八 裤袋里放着
写好的证言
王本良不担酒量，他记得自己没喝几杯，回来就醉得一塌糊涂，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手机铃响才把他叫醒。
电话是刘春芳打来的，她要回老家了，特意来和他告别。王本良赶忙跑出去，在厂子门外见着了刘春芳。厂里是不允许闲人进来的。俩人在厂门对面的一个过道站下，刘春芳告诉王本良：她的爸爸病了，村里去了一个北京的青年志愿者，是个姑娘，接替她爸爸教那些失学的留守儿童。那个姑娘精神是好的，但是，她是大城市里长大的，她不了解农村，更不知道农村的孩子心里想什么。她好心好意地让人从北京给邮来一部投影机，还有很多光盘。六一儿童节那天，她给村里的孩子放了一部片子，就是《爸爸去哪儿》。孩子们看着看着都哭了，她以为是受了感动呢，当天晚上，就有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喝农药自杀了。孩子留下一封遗书，遗书是写给爸爸的：爸爸，对不起，我是看了《爸爸去哪儿》才下决心要离开你们的。那些有钱的爸爸带着孩子去哪儿都是吃喝玩乐，我的爸爸去哪儿都是拼命打工挣钱。我知道爸爸付出再多的苦累，也不能让我过上那种无忧快乐的生活，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
刘春芳告诉王本良，村民愤怒地撵走了这个姑娘，她爸爸让她回去教那些孩子。
听了刘春芳的话，王本良什么也说不出，只觉得有块石头压得心往下坠。他不由得想到了自己村里的孩子，那些留守的儿童，那些失学的孩子，谁在教他们、谁在关心他们？
“王老师，你在想什么？”刘春芳的话打断了王本良的沉思，他说：“我也可能要回去了。”
刘春芳说：“王老师，你在这儿干得不是挺好吗？”
王本良苦笑了一下，没有回答。他不想让这个年轻的姑娘在回家的旅途中增添一份沉重。
送走了刘春芳，王本良的心里还没有平静下来，榔头和马驹子又来了电话，要跟他借点儿钱。马驹子在电话里哭叽赖尿地说：到现在他们好几十个工友也没领到一分工钱。找开发商，开发商说工程款已经拨给了工程公司，去找工程公司，工程公司说工钱都给了包工头，再去找包工头，包工头换人了，原来的包工头没影了。
马驹子说他们想回家连路费都没有了。
王本良赶忙去给他们送钱，一见面，王本良快认不出他们了。他俩都变得黑瘦，长长的头发戗毛戗刺，像个疯子。榔头骂咧咧地说：“都说共产党领导咱穷人翻身得解放，我他妈做梦也想不到，这咱还有比旧社会还旧社会的地方，还让咱穷人有活路吗？”
王本良找不出合适的话来安慰他们，他觉得自己说啥都是废话，顶不了一分钱花。
回来的路上，王本良又接到冯经理一个电话，让他去领加的那一千元钱工资。
王本良没去领。他回到住处，坐在库房门前的一个木墩上，平缓着自己的心情。
正是晌午头，太阳在头顶灿烂地照着。没有一丝风，很静，静得能够听到自己的心跳声。王本良下意识地一手摸着裤腰带上的一串钥匙，一手摸着裤兜里的证言，说不清自己在想什么，心里好像有个声音在不停地问他：“你还是个共产党员吗？”
王本良猛然吃了一惊，不由得自己问自己：“我还是共产党员吗？”
除了他自己，没人能回答。
责任编辑 郑心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