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白华先生曾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有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这是一个王朝不断更迭、政治斗争异常残酷的时代，从东汉末年算起，在近两百年的风霜中，华夏大地经历了群雄逐鹿、金戈铁马、铸甲销戈、问鼎中原的混乱时期，在无数智谋、胆色与权诈的混战中，英雄、枭雄、奸雄和狗熊辈出，无数能人志士前仆后继地参与到这场纷争，企图创立宏图霸业，最终却无一人能得“天下之志”。不过这动乱纷争的年代，也正是中国文论发展的巅峰阶段，战乱中培养出的文人墨客、哲学艺术成为了中国历史中璀璨的一颗明珠，直至今日依然影響巨大。
　　魏晋的起始源自东汉。在近两百年的时间里，中原大地上从未停止过纷争和祸乱，从东汉到三国，自西晋到东晋，中国社会陷人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当权者奉行高压政治，残害异己，排斥忠良，甚至平民士人生命都朝不保夕。在这两百余年里，华夏人民从未体验过四海升平，也从不知道什么叫安定祥和。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人们的思想开始觉醒，开始反抗。正所谓“乱世出英雄”，如同文艺复兴时期思想、艺术的迸发，在魏晋这场残酷的政治清洗和政治博弈中，魏晋门阀士族们产生了深重而无边哀伤，产生了对人生意义的无限感慨和深刻反思，也产生了一个光照千古的传奇概念：魏晋风度。
　　所谓魏晋风度，便是魏晋士人们在黑暗无序的社会中，通过思考，给自己找到的那一抹微光。在险恶的社会生存环境中，士人们开始怀疑和否定权威，开始质疑以前所相信的伦理道德、鬼神迷信，开始重新审视曾经的规范、标准和价值观。于是乎，服药行散、纵酒高歌便成了常态;此时的士人鄙弃富贵，寄情山水，最求一种精神富足的隐逸生活，而行为举止上的任性放荡，则成为了他们对旧礼法的反抗行为;深情率真、崇尚自然、不检细行、精神内蕴的名士气度成为了他们新的行为风格。此时的人们开始注重人和人格本身，开始注重人们内在的才情、气质、格调、风貌和能力。士族们将内在追求和外在否定放在一起，在对旧传统、旧价值的怀疑、对抗，乃至破坏与颠覆中，彰显出个性的解放、人格的独立。也正因为有了这种“人的觉醒”，才使得“魏晋风度”具有了推动历史演变的人文情怀，蕴含着激励后人的意绪情结，从而使中国士人文化获得了空前的审美开拓时至今日，“魏晋风度”依旧深深地印在了中国文人的心中。
　　无论是曹操关于“人生几何”的乱世之叹，还是“竹林七贤”的谈玄论道，抑或陶渊明的归隐田园，他们感喟的是时代的同一种伤悲，唱出的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的失落与无奈，思考的是人生的同一个问题：该如何活着？此时，传统的伦理道德、政治事业在魏晋士族的眼里早已失去了价值，只有短促的人生、病痛死别才是真的。他们感叹“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一方面，“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岂与鹑鷃游，连翩戏中庭”痛恶环境，蔑视现实，要求解脱;同时，却又是“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鹊飞，黄鹊游四海，中路将安归”以保全性命。士人们在动荡中开始重新调整人生规划，思考自身命运和价值，由此迈开了走向个体人格独立的步伐。高贵、自然、生趣这些字眼，便构成了魏晋风度的内涵，而它最终的指向则是对自由境界的向往。在当今社会中，我们的思想和行为都受到了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不能简单地套用当年的“风流做派”。但是，曾经的吟咏却给了我们一种启示，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我们的生活早已被科技异化、被物质吞噬，很多人早已忘却了最初的生活和追求。翻开历史，可曾听见那来自遥远时代的提问：我是谁？我们从何处来，往何处去？我们人生的意义又应该是什么？潇洒的魏晋，终究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启示？
　　看见自己，心之所向
　　在魏晋以前，重政教的儒学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儒学主张的是以礼教为本，反对怪力乱神，提倡中庸，反对极端，再强调社会共性时，一定程度上抹杀了人的个性。魏晋学士在这样的哲学传统面前开始困惑，开始反抗。战火和动荡使禁锢人们思想的传统开始瓦解，魏晋思想家们最终意识到他们丧失了真我面目，于是开始推陈出新，极力鼓吹张扬个性、重视生命与自然。他们既已冲破了既往的樊笼，于是投身于生活的海洋，无论是逆流滚滚，还是恶浪滔天，都将奋力前行，无所畏惧。于是，他们以任达的行为作心理支撑，以张扬的个性开拓生存空间，他们“清谈玄妙”的玄学去解读世界，以“越名任心”的强音震憾人心，呼喊真实情性的回归，用生命向世界呐喊道：“我是我！”。
　　二十世纪以来，人们的生活早已被理性包裹、渗透，一点一滴、一言一行无不在克制和约束，自由的天性早已被压缩、隐藏在内心的最深处无法释放，因此，现代人常有“失去自我”、“陷人孤独”的感叹。在现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人们不再渴望表达自己、展现独特，而是屈从于利益，开始害怕与众不同，开始隐藏个性，开始甘于平凡，曾经鲜衣怒马、热血张扬的少年们都被现实的冰冷磨去了棱角，我们每个人独特的精神情感无所附着，失去了内心的热情与欲望。这时，人们回眸历史，却发现魏晋时期的文人名士却是生气勃勃，他们张扬个性，他们潇洒不群，超然自得，无为又无不为。我们应在魏晋风度中寻找到自由的意义，依赖自己、决定自己，重新找回曾经丢失的自我。就如同马克思曾说过的“自由不仅包括我靠什么生活，而且也包括我怎样生存，不仅包括我实现自由，而且也包括我在自由地实现自由。”我们需要“有完整生命表现的人，在这样的人身上，他自己的实现表现为内在的必然性，表现为需要”。魏晋风度洒脱旷达，初初与众不同的作为一个“真人”的率真性情恰恰表现出了这种活泼的生命力。
　　看淡生死，情之所钟
　　基于魏晋人士对“生命”的洒脱和放纵，他们同样对死亡也淡然应对，这个世人历来难以跨过的人生之槛。这个人类诞生的那一刻就注定了的宿命，就像悬在人们头上的利箭，而在魏晋人士心里，这个问题却早已被思考透彻，他们正是基于对生命的热爱之情，才自觉地维护生命的自由与人格的尊严。在面对死亡的突然降临之时，他们却是那样镇定而坦然：嵇康临刑前，泰然自若地弹奏《广陵散》，而唯一遗恨的是“《广陵散》于今绝矣”。在他看来，死亡不过是生命物质的解脱、生命精神实质的回归，人的肉体可以毁灭，而人的艺术生命却是永恒的。看淡死亡的意义，在于更看中一个“情”字。魏晋士人虽不拘泥于形式上的“礼”，但却极其推崇真心之情。阮籍丧母，居丧间仍喝酒、吃肉，但“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几乎“毁瘠骨立，殆致灭性。”这种发自内心的“情伤”，是空前绝后的;王子猷断弦悲号，何扬州临葬云“玉树”……魏晋风流，却最是至情至性，他们注重友情和亲情，视之为生命的一部分，并将其上升为一种生命境界，摆脱了世俗的功利。在每日奔波忙碌的现代，“情”更像一个奢侈品，在自立门户后，人们很难再分给老人更多的小心和爱护，很难再分给朋友更多的时间和信任，很难再分给伴侣更多的宽容和理解。每思此事，未尝不自惭形秽。
　　看清物我，行之所往
　　魏晋风度对我们的影响力不仅仅体现在精神和思想上，同时体现在人格的建立上。在道家和儒家并行不悖的魏晋时期，魏晋风度自然也沾染了两大学家的风度，儒家讲人以修身为本，讲究忠孝、温良恭俭让和坚定的信念和操守;而道家讲清净自然，物极必反。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玄学家们倡导“越名教而任自然”，批评虚伪的“名教”，不主张以礼节欲，但也不赞成任情纵欲，而是节制情欲以养生，只有“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气体和平”，才能做到“顺天和以自然，以道德为师友，玩阴阳之变化，乐长生之永久，任自然以托身，并天地而不朽。”正因如此，魏晋士人才能做到不滞于物，从而拥有的是处变不惊的淡定与自信，以及贫而能廉的坚定。
　　纵观现代社会，物欲横流，贪腐之风盛行，人们随波逐流，放弃了自我和底线，失去了淡定和自信，也失去了智慧、心胸和信念。我们如何能在自己前行的路上面对各种外物诱惑而坚守本心，如何能自我节制，注重生命，找回失落的人性？我想，魏晋士人们这种有个性不盲从，有信仰必坚定的人格力量，恰恰是当今社会面对困难和诱惑时的一剂良方。
　　“这是中国人生活史里点缀最多的悲剧，富于命运的罗曼司的一个时期……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两百余年间，魏晋王朝遭遇了空前的无序与黑暗，却又以其璀璨的思想文化卓然标举于华夏民族的人文史册，“魏晋风度”在遥远的时空中散发光彩，照亮了当今生活的精神之路。
　　编辑/徐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