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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球化时代，后起的国家要超过发达国家对世界市场的垄断，必须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建设“最大国企”。在整个过程中，越是减少政府对国企的支持，越是会导致国际竞争环境中落后地位的持久化，减缓崛起的步伐。
关键词：国际政治；竞争；后起国家；国企
在国际关系学界的学理结构中，国际社会的性质公认是“无政府”状态。尽管人类早已脱离了“人与人战争”的状态，却进入了国家间竞争与和平相伴而生的时代，从霍布斯的冲突理论到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国际政治从未脱离冲突与和平这些恒久的主题。在和平、合作、竞争、冲突并存的国际社会环境下，谈论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审视国企的地位和作用，需要从国际政治视野来解读和诠释。
一、问题的提出
罗尔斯1971 年的《正义论》开启并支配了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沿袭着正义这一核心范畴提出了“最小国家”的理论，意即正义的国家是最少干预个人事务、最能保障个人权利之充分实现的国家，也被称为“国家的正当性原则”。该原则之所以是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就在于其脱离了国际政治环境的竞争性，单独留下合作性，在纯粹实验室的环境来讨论所谓的个人权利之充分实现。如果在集体环境“拉平”的条件下，各国平等合作，各个阶层占有财富相对均匀，那么“最小国家”之保障个人的自由，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如果能达到这个层次，那么这与马克思的在“自由王国”基础上的“个人权利”之充分实现，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如果在一个贫富分化，个人占有财富具有绝对差别的社会，谈论国家最小化地干预个人的自由，无疑会起到认可既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并固化经济基础上的每个公民分配的自由程度也不相同的前提。自由好比是一朵鲜花，如果将鲜花插在牛粪而非土壤里，获得的乃是枯萎的玫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评了“自由国家”的提法，并指出不应该是拉萨尔主义者迷恋的“国家教育人民”而应该是“人民教育国家”。这是基于一种“纲领”形态的指引型思想，而非现实的社会主义母本。
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尼德兰革命以来的发展，已经迫使发展中国家、中小国家的社会政治的采取，相当程度上决定于外部的环境。朝鲜在二战之后，采取的先军政策，是外部压力挤压的一种结果，而不是东北亚局势紧张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外因决定了内因，而内因只是提供了选择的主体和执行权。
因此，一个后起的、发展中的国家，在面临强势的外部国际竞争环境下，其社会制度自由度及其选择的性质（这里不是指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国家权力与社会自由的比较关系），应该是取决于国际政治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的竞争主导或者合作主导的关系。在阶级高度冲突的社会里，矛盾居于主导，因此矛盾的解决通常意味着财富的再分配，政治权力会寻求巩固业已形成的财富格局或者通过改革、再革命来重新分配，但是在一个国际政治决定的国内政治中，国家的经济选择，通常是政治性的一个部分，特别是国际政治的一个结构性组成。
国企，同样如此。在社会主义制度成立后，由于继承的是前现代的生产力，因此东亚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革命与建设任务繁重。从国际政治视野上看，弱小的东亚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道路取决于国际政治的竞争。当苏联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失败后，“历史的终结”恰恰是国际政治中另外一条道路的被湮灭。在这个情况下，国企的壮大或是减弱，决定了东亚社会主义国家是被国际政治的胜利方所决定，采取服从的态度，还是坚定地成为国际政治的博弈方，以国企为手段来实现资本主义的替代。
二、苏联兴衰经验与教训的验证
“国家”这种政治现象出现以来，通常集中着最为有力的权力和能量，这些权力之大，支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乃至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动物庄园》和《1984》所揭示的恰恰是权力在社会所有领域高度密集所产生的恶果。抛开这两部作品对苏联的政治讽刺而言，高度集中的权力确实容易产生无法想象的腐败和堕落。但是如果将“英国”、“德国”、“法国”等这些符号打碎开来，现实地将国际体系看成是一个全球性“帝国”身份（哈特）的话，我们可以意识到，资本主义和美国化正在渗透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像《黑客帝国》的母体一样，决定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资本主义方式的强大，如同黑洞一样，粉碎着全球范围内任何一种尝试萌芽的新生生产方式，上演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现代悲壮戏剧。社会形态的替代，伴随着复杂的冲突和战争，而资本主义却是最大的黑洞，毁灭着各种新社会形态的雏形。
而在苏联崛起的过程中，正是国企起着与欧美强势资本抗衡的作用。苏联在短时间内崛起成为世界的第二大强国和欧洲第一大强国，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完成了这个标志性建树，这个速度快于东亚社会主义国家的革新和实行市场经济取得的成绩。苏联的经验告知后起的国家：在崛起的过程中，只有国有企业的强大，才能对国际经济已经配置完毕的跨国垄断资本形成挑战，因而才能对国际经济、国际政治获得话语权。国有企业能够短时间内组织起强有力的工人，使后起的国家获得天然的政治储备军，而最大化的国企，就能够像甲午海战前的日本一样，将国内有限的资源，最大程度优化为一颗子弹。
三、历史对东亚社会主义国家的昭示
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被认为联系着意识形态与社会性质。一些讨论者注意到国企建构的东亚国家“单位社会”的社会稳定功能与提供基本生活方式的价值。与日本作品《党生活者》书名的含义类似，国有企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相当长时间内，提供了生产、交换、消费、分配（福利）的基本过程及一种小型、小规模集中的生活方式，提供着稳定生活、提供就业和保障福利的政治性功能。如果从较长的历史波段来审视，国企通常扮演着“国之重器”的角色，在后进国家追赶先崛起的国家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崛起国家在经济上的一个较为相似的特点，就是拥有一定程度的集中，这种集中或者是经济民主配置政治集中，或者是经济集中配置政治民主，或者是政治经济的高度集中（苏联体制），但是经济分散、政治多元为基本特点的国家在经历民主的代价之后能够稳定地磨合并进行稳定发展，该类型但却较难成为崛起的国家。崛起争取的恰恰是时间。在一个非竞争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各国和平相处，各自为善，那么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诺齐克的“最小国家”是可行的。如果按照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在国际竞争性环境下，实行的自由市场经济，对于后起的发展中国家脆弱的民族工业，等于是整体性自杀。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国企的作用较少地被意识形态化地处置，而是作为私有经济的调控工具。当失业率较高时，私有制主导的国家会建立一些国营企业，吸收失业人群；或者有一些新、高、大、尖的项目，私有企业不愿意进行投资的长期性项目，国家会出现进行投资，这就是教科书上一项论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当该国的经济面临困难时，国营经济就会被私有化，从而为本届政府经济预算启动的“第一桶金”。
四、对若干习以为常见解的解读
马克思说，一切的节约归根究底是时间的节约。当国家追求的是多数人的自由权利，特别是追求生活的权利之中，对于生产而言，工人的劳动不过是一种生活。因此，工人在国企被指责的低效率，本质是企业从资本的效率机器转变为社会主义生活性劳动的要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飞跃为一种娱乐，而非枯燥、异化、低级的生产效率。市场经济对效率的要求，实质是将人的生活化劳动，异变为少数人攫取财富服务的剥削体制。
如果说，国家能够实现最大规模的国企，将国企成为覆盖全国的唯一支柱力量，那么在国际竞争的环境下，国家的经济自主或政治支柱就获得了坚固的保障，而如果将国企最小化，那么国家为了解决福利、创造就业、提高效率，就变成了最大化的官僚机构。而这个趋势恰恰是与社会主义相悖，而发展出的利维坦式的国家主义。国企这种结合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福利保障、军事效能为一体的高级生产关系，并非是追求那种低级的“群畜”（尼采）一般生活方式的政客或庸人们所能理解的。
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最小的国家建立，有赖于最大国企的实现；否则就是在国家主义的条件下，最大国家的建立，伴随着所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最小国企。这两种相伴关系，决定于世界政治的竞争关系。设想全球解决了世界和平问题之后，最小国家结合小私有制才是可行的，不过那是一种对小农宗法体制的回归。或者说，世界也存在着改头换面的奴隶制形态。一些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已经占据了优势，那么这些国家依靠对外的独裁，建立新的罗马体制，也是可能的。
论者认为，在政治思想和信念方面，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要执行最严格的保障，不能有丝毫的牺牲，而在社会和经济利益方面，则可以奉行“一种最大限度地改善境况最差者地位的原则”（罗尔斯）。机会均等和分配结果的“差别原则”在理论上反映了社会主义的要求，但是这些原则的建立不是来源于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最牢固的经济基础上，只有建立国有企业制度，才能从根本上为建立社会所有制提供基础。从这个逻辑上来判断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说，可以看出，那种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应突破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主体和控制地位的传统所有制观念，完全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改革的本质，是将机会均等和结果相对均等在理论上加以证明但是在实践领域取消。这就将这类学说演绎为一种欺骗。
在最大国企和最小国家的结合体内，社会主义活在工人建构的劳动生活化家园中，这种体制显然应该是经济集中和政治民主相结合，而不是追求最大化国家与最小化国企的结合。即使这种增强版的国家主义和“市场决定作用”的深度经济私有化结合的“怪物”能够在国际高级竞争政治的环境下建立起来，也将是难以持续的。它能一时抗衡全球资本主义的竞争，但是它忘记了堡垒是从自身攻破的。因此，要建立持之以恒的对抗资本的机制，显然应该将权力归到最大化国企中。
五、国际政治如何决定经济集中的选择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历史经验证明：转型国家之所以更容易滋生腐败，是由于对国企优势资源的瓜分和争夺造成的。苏联的衰败，伴随着私人对国企的瓜分，使得国企失去与国际经济寡头的竞争力，从而半殖民化或者买办化，话语权的沦丧接踵而来。推动苏联解体的党员干部是国企洗劫的最大获益者。通过国企改革，将最优质的、本可以和欧美资本抗衡的资源，进行财富的再分配：叶利钦家族、切尔诺梅尔金家族，都获益匪浅。20世纪80年代切尔诺梅尔金曾经当过苏联天然气总公司的总经理，1992年天然气公司“私有化”后，切尔诺梅尔金成了天然气股份公司最有实力的控股人，控制着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气资源，导致了俄罗斯国民人均寿命缩短，治安恶化，贫富差距拉大，国家工业体系支离破碎……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之所以有重振雄风的迹象，也在于普京对俄罗斯国企私有化的“止损”。
因此，国际环境决定的后崛起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方式，必然是以某种集中的方式将分散的经济与“马铃薯”一样的群众“团结起来”。在政治纷乱和经济分散的叶利钦时代，俄罗斯丧失了国际政治的原有地缘战略辖区，上千万苏军士兵的鲜血，换来的是乌克兰土地上列宁纪念碑的被摧毁。俄罗斯在“分散”的痛苦中，选择了某种政治的集中，从而重新围绕“普京大帝”凝聚自己的资源，这才与欧美强势资本集团产生抗衡的可能和条件。根据俄罗斯的教训，东亚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在国际政治竞争环境下放弃壮大自己的国企，那么在面临冲突时它将无法组织自己的力量，也无法集中经济的优势对抗强势资本集团对街头政治、对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恐怖主义组织的“金援”和“收购”。
第一，在国际政治竞争下，全球经济的市场份额已经形成了跨国的“既得利益集团”瓜分完毕的态势。而要将跨国经济大鳄口中的优势资源吐出来与后进国家分享，单靠本国国内私人资本的缓慢积累，是难以实现这个任务的。
第二，由于上百年的积累，西方的生产和资本集中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这些垄断组织操纵金权和政权，对处于劣势的后进国家肆意挥舞，导致后进国家内部政治动荡、人民分裂。在西方恰恰是最大化的私有企业和最小的私有国家相互结合，最小的私有国家无法干涉最强大的私有企业。越南等“革新”、“改革”国家的国有企业之所以在各种改革的呼声中，不断被折腾、缩小，恰恰是在公有制环境下，最弱小的国企被最强大的国家所摧毁。理想的方式，应该是强大的国企和最少干涉（指的是摧毁性干涉而非分配领域的必要干涉）国企的经济国家。
第三，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证明全球范围内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对后进国家的财富收割，已经到了随心所欲的境地。东亚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够规避这些冲击，核心要素是强大的国有金额和国有企业在支撑。摧毁这些抵抗欧美垄断性金融寡头的东亚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企，是国际垄断资本影响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一贯算计。
第四，由于资本输出的特别意义，其增值的来源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后进国家。由于国际体系内的老牌大国在事实上占据了经济上游，通过经济链条攫取后进国家的劳动果实，从而豢养本国的工人，并将高污染产业转移到第三世界，无产阶级这种身份也被转移了。当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众进入这些国家参观游览时，被建立在全球收割体制上的民主表象所迷惑，以为民主是因（民主本质是全球经济攫取基础上的建立的“果”），反过来在本国强行建立“民主阵痛的代价”，从而使得国家一蹶不振。
第五，西方私有制建立的全球垄断经济、金融组织，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但是这个历史无法复制，因此无法在后进国家的国际环境中重现自由竞争的市场从而培育新的跨国私有企业。从一战后德国、日本的崛起来看，相当程度上的国有化，不仅是苏联的选择，也是后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上选。国有企业集中了一个国家最优质的资源，一旦它进入私人的口袋，那么它必然成为各方争夺、践踏的对象。在历史上，正是中原地区的富庶和国家核心象征，才促使群雄逐鹿中原，最终造成中原从北宋以来成为饥荒和旱灾频繁发生之地。要为私人瓜分之后的企业建立产权制度和财产保护制度，实质是堵住其他私人争夺的渠道，建立私人对优质资源的唯一占有权，然而即便在国内政治中能成功，也必然会在国际政治中被先进的寡头所掠夺。
因此，国际经济决定国际政治，而国际政治决定政治或经济集中的要求，相对经济集中，政治集中简单易行，体现为国家主义和私有制的结合，这是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式的体制，这与社会主义的难以相容，更难以持续。国际政治竞争环境下，合作建立在相互平等的经济实力基础上，强弱之间是无法建立真实合作的。因此，对东亚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在国企承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较量、东西方制度竞争的任务下，最少干涉国企的国家，是好国家，而最大程度折腾国企，将国企最小化而试图建立最大化国家和最大化私有制的体制，必然走向道路的断头台，和路易十六结局相同，何谈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本文受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2014年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促进计划项目之研究生公共课质量提升工程（课程名《国际经济与政治》）资助。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关键词：国际政治；竞争；后起国家；国企
在国际关系学界的学理结构中，国际社会的性质公认是“无政府”状态。尽管人类早已脱离了“人与人战争”的状态，却进入了国家间竞争与和平相伴而生的时代，从霍布斯的冲突理论到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国际政治从未脱离冲突与和平这些恒久的主题。在和平、合作、竞争、冲突并存的国际社会环境下，谈论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审视国企的地位和作用，需要从国际政治视野来解读和诠释。
一、问题的提出
罗尔斯1971 年的《正义论》开启并支配了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沿袭着正义这一核心范畴提出了“最小国家”的理论，意即正义的国家是最少干预个人事务、最能保障个人权利之充分实现的国家，也被称为“国家的正当性原则”。该原则之所以是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就在于其脱离了国际政治环境的竞争性，单独留下合作性，在纯粹实验室的环境来讨论所谓的个人权利之充分实现。如果在集体环境“拉平”的条件下，各国平等合作，各个阶层占有财富相对均匀，那么“最小国家”之保障个人的自由，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如果能达到这个层次，那么这与马克思的在“自由王国”基础上的“个人权利”之充分实现，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如果在一个贫富分化，个人占有财富具有绝对差别的社会，谈论国家最小化地干预个人的自由，无疑会起到认可既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并固化经济基础上的每个公民分配的自由程度也不相同的前提。自由好比是一朵鲜花，如果将鲜花插在牛粪而非土壤里，获得的乃是枯萎的玫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评了“自由国家”的提法，并指出不应该是拉萨尔主义者迷恋的“国家教育人民”而应该是“人民教育国家”。这是基于一种“纲领”形态的指引型思想，而非现实的社会主义母本。
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尼德兰革命以来的发展，已经迫使发展中国家、中小国家的社会政治的采取，相当程度上决定于外部的环境。朝鲜在二战之后，采取的先军政策，是外部压力挤压的一种结果，而不是东北亚局势紧张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外因决定了内因，而内因只是提供了选择的主体和执行权。
因此，一个后起的、发展中的国家，在面临强势的外部国际竞争环境下，其社会制度自由度及其选择的性质（这里不是指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国家权力与社会自由的比较关系），应该是取决于国际政治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的竞争主导或者合作主导的关系。在阶级高度冲突的社会里，矛盾居于主导，因此矛盾的解决通常意味着财富的再分配，政治权力会寻求巩固业已形成的财富格局或者通过改革、再革命来重新分配，但是在一个国际政治决定的国内政治中，国家的经济选择，通常是政治性的一个部分，特别是国际政治的一个结构性组成。
国企，同样如此。在社会主义制度成立后，由于继承的是前现代的生产力，因此东亚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革命与建设任务繁重。从国际政治视野上看，弱小的东亚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道路取决于国际政治的竞争。当苏联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失败后，“历史的终结”恰恰是国际政治中另外一条道路的被湮灭。在这个情况下，国企的壮大或是减弱，决定了东亚社会主义国家是被国际政治的胜利方所决定，采取服从的态度，还是坚定地成为国际政治的博弈方，以国企为手段来实现资本主义的替代。
二、苏联兴衰经验与教训的验证
“国家”这种政治现象出现以来，通常集中着最为有力的权力和能量，这些权力之大，支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乃至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动物庄园》和《1984》所揭示的恰恰是权力在社会所有领域高度密集所产生的恶果。抛开这两部作品对苏联的政治讽刺而言，高度集中的权力确实容易产生无法想象的腐败和堕落。但是如果将“英国”、“德国”、“法国”等这些符号打碎开来，现实地将国际体系看成是一个全球性“帝国”身份（哈特）的话，我们可以意识到，资本主义和美国化正在渗透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像《黑客帝国》的母体一样，决定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资本主义方式的强大，如同黑洞一样，粉碎着全球范围内任何一种尝试萌芽的新生生产方式，上演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现代悲壮戏剧。社会形态的替代，伴随着复杂的冲突和战争，而资本主义却是最大的黑洞，毁灭着各种新社会形态的雏形。
而在苏联崛起的过程中，正是国企起着与欧美强势资本抗衡的作用。苏联在短时间内崛起成为世界的第二大强国和欧洲第一大强国，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完成了这个标志性建树，这个速度快于东亚社会主义国家的革新和实行市场经济取得的成绩。苏联的经验告知后起的国家：在崛起的过程中，只有国有企业的强大，才能对国际经济已经配置完毕的跨国垄断资本形成挑战，因而才能对国际经济、国际政治获得话语权。国有企业能够短时间内组织起强有力的工人，使后起的国家获得天然的政治储备军，而最大化的国企，就能够像甲午海战前的日本一样，将国内有限的资源，最大程度优化为一颗子弹。
三、历史对东亚社会主义国家的昭示
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被认为联系着意识形态与社会性质。一些讨论者注意到国企建构的东亚国家“单位社会”的社会稳定功能与提供基本生活方式的价值。与日本作品《党生活者》书名的含义类似，国有企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相当长时间内，提供了生产、交换、消费、分配（福利）的基本过程及一种小型、小规模集中的生活方式，提供着稳定生活、提供就业和保障福利的政治性功能。如果从较长的历史波段来审视，国企通常扮演着“国之重器”的角色，在后进国家追赶先崛起的国家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崛起国家在经济上的一个较为相似的特点，就是拥有一定程度的集中，这种集中或者是经济民主配置政治集中，或者是经济集中配置政治民主，或者是政治经济的高度集中（苏联体制），但是经济分散、政治多元为基本特点的国家在经历民主的代价之后能够稳定地磨合并进行稳定发展，该类型但却较难成为崛起的国家。崛起争取的恰恰是时间。在一个非竞争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各国和平相处，各自为善，那么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诺齐克的“最小国家”是可行的。如果按照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在国际竞争性环境下，实行的自由市场经济，对于后起的发展中国家脆弱的民族工业，等于是整体性自杀。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国企的作用较少地被意识形态化地处置，而是作为私有经济的调控工具。当失业率较高时，私有制主导的国家会建立一些国营企业，吸收失业人群；或者有一些新、高、大、尖的项目，私有企业不愿意进行投资的长期性项目，国家会出现进行投资，这就是教科书上一项论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当该国的经济面临困难时，国营经济就会被私有化，从而为本届政府经济预算启动的“第一桶金”。
四、对若干习以为常见解的解读
马克思说，一切的节约归根究底是时间的节约。当国家追求的是多数人的自由权利，特别是追求生活的权利之中，对于生产而言，工人的劳动不过是一种生活。因此，工人在国企被指责的低效率，本质是企业从资本的效率机器转变为社会主义生活性劳动的要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飞跃为一种娱乐，而非枯燥、异化、低级的生产效率。市场经济对效率的要求，实质是将人的生活化劳动，异变为少数人攫取财富服务的剥削体制。
如果说，国家能够实现最大规模的国企，将国企成为覆盖全国的唯一支柱力量，那么在国际竞争的环境下，国家的经济自主或政治支柱就获得了坚固的保障，而如果将国企最小化，那么国家为了解决福利、创造就业、提高效率，就变成了最大化的官僚机构。而这个趋势恰恰是与社会主义相悖，而发展出的利维坦式的国家主义。国企这种结合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福利保障、军事效能为一体的高级生产关系，并非是追求那种低级的“群畜”（尼采）一般生活方式的政客或庸人们所能理解的。
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最小的国家建立，有赖于最大国企的实现；否则就是在国家主义的条件下，最大国家的建立，伴随着所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最小国企。这两种相伴关系，决定于世界政治的竞争关系。设想全球解决了世界和平问题之后，最小国家结合小私有制才是可行的，不过那是一种对小农宗法体制的回归。或者说，世界也存在着改头换面的奴隶制形态。一些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已经占据了优势，那么这些国家依靠对外的独裁，建立新的罗马体制，也是可能的。
论者认为，在政治思想和信念方面，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要执行最严格的保障，不能有丝毫的牺牲，而在社会和经济利益方面，则可以奉行“一种最大限度地改善境况最差者地位的原则”（罗尔斯）。机会均等和分配结果的“差别原则”在理论上反映了社会主义的要求，但是这些原则的建立不是来源于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最牢固的经济基础上，只有建立国有企业制度，才能从根本上为建立社会所有制提供基础。从这个逻辑上来判断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说，可以看出，那种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应突破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主体和控制地位的传统所有制观念，完全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改革的本质，是将机会均等和结果相对均等在理论上加以证明但是在实践领域取消。这就将这类学说演绎为一种欺骗。
在最大国企和最小国家的结合体内，社会主义活在工人建构的劳动生活化家园中，这种体制显然应该是经济集中和政治民主相结合，而不是追求最大化国家与最小化国企的结合。即使这种增强版的国家主义和“市场决定作用”的深度经济私有化结合的“怪物”能够在国际高级竞争政治的环境下建立起来，也将是难以持续的。它能一时抗衡全球资本主义的竞争，但是它忘记了堡垒是从自身攻破的。因此，要建立持之以恒的对抗资本的机制，显然应该将权力归到最大化国企中。
五、国际政治如何决定经济集中的选择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历史经验证明：转型国家之所以更容易滋生腐败，是由于对国企优势资源的瓜分和争夺造成的。苏联的衰败，伴随着私人对国企的瓜分，使得国企失去与国际经济寡头的竞争力，从而半殖民化或者买办化，话语权的沦丧接踵而来。推动苏联解体的党员干部是国企洗劫的最大获益者。通过国企改革，将最优质的、本可以和欧美资本抗衡的资源，进行财富的再分配：叶利钦家族、切尔诺梅尔金家族，都获益匪浅。20世纪80年代切尔诺梅尔金曾经当过苏联天然气总公司的总经理，1992年天然气公司“私有化”后，切尔诺梅尔金成了天然气股份公司最有实力的控股人，控制着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气资源，导致了俄罗斯国民人均寿命缩短，治安恶化，贫富差距拉大，国家工业体系支离破碎……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之所以有重振雄风的迹象，也在于普京对俄罗斯国企私有化的“止损”。
因此，国际环境决定的后崛起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方式，必然是以某种集中的方式将分散的经济与“马铃薯”一样的群众“团结起来”。在政治纷乱和经济分散的叶利钦时代，俄罗斯丧失了国际政治的原有地缘战略辖区，上千万苏军士兵的鲜血，换来的是乌克兰土地上列宁纪念碑的被摧毁。俄罗斯在“分散”的痛苦中，选择了某种政治的集中，从而重新围绕“普京大帝”凝聚自己的资源，这才与欧美强势资本集团产生抗衡的可能和条件。根据俄罗斯的教训，东亚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在国际政治竞争环境下放弃壮大自己的国企，那么在面临冲突时它将无法组织自己的力量，也无法集中经济的优势对抗强势资本集团对街头政治、对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恐怖主义组织的“金援”和“收购”。
第一，在国际政治竞争下，全球经济的市场份额已经形成了跨国的“既得利益集团”瓜分完毕的态势。而要将跨国经济大鳄口中的优势资源吐出来与后进国家分享，单靠本国国内私人资本的缓慢积累，是难以实现这个任务的。
第二，由于上百年的积累，西方的生产和资本集中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这些垄断组织操纵金权和政权，对处于劣势的后进国家肆意挥舞，导致后进国家内部政治动荡、人民分裂。在西方恰恰是最大化的私有企业和最小的私有国家相互结合，最小的私有国家无法干涉最强大的私有企业。越南等“革新”、“改革”国家的国有企业之所以在各种改革的呼声中，不断被折腾、缩小，恰恰是在公有制环境下，最弱小的国企被最强大的国家所摧毁。理想的方式，应该是强大的国企和最少干涉（指的是摧毁性干涉而非分配领域的必要干涉）国企的经济国家。
第三，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证明全球范围内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对后进国家的财富收割，已经到了随心所欲的境地。东亚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够规避这些冲击，核心要素是强大的国有金额和国有企业在支撑。摧毁这些抵抗欧美垄断性金融寡头的东亚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企，是国际垄断资本影响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一贯算计。
第四，由于资本输出的特别意义，其增值的来源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后进国家。由于国际体系内的老牌大国在事实上占据了经济上游，通过经济链条攫取后进国家的劳动果实，从而豢养本国的工人，并将高污染产业转移到第三世界，无产阶级这种身份也被转移了。当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众进入这些国家参观游览时，被建立在全球收割体制上的民主表象所迷惑，以为民主是因（民主本质是全球经济攫取基础上的建立的“果”），反过来在本国强行建立“民主阵痛的代价”，从而使得国家一蹶不振。
第五，西方私有制建立的全球垄断经济、金融组织，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但是这个历史无法复制，因此无法在后进国家的国际环境中重现自由竞争的市场从而培育新的跨国私有企业。从一战后德国、日本的崛起来看，相当程度上的国有化，不仅是苏联的选择，也是后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上选。国有企业集中了一个国家最优质的资源，一旦它进入私人的口袋，那么它必然成为各方争夺、践踏的对象。在历史上，正是中原地区的富庶和国家核心象征，才促使群雄逐鹿中原，最终造成中原从北宋以来成为饥荒和旱灾频繁发生之地。要为私人瓜分之后的企业建立产权制度和财产保护制度，实质是堵住其他私人争夺的渠道，建立私人对优质资源的唯一占有权，然而即便在国内政治中能成功，也必然会在国际政治中被先进的寡头所掠夺。
因此，国际经济决定国际政治，而国际政治决定政治或经济集中的要求，相对经济集中，政治集中简单易行，体现为国家主义和私有制的结合，这是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式的体制，这与社会主义的难以相容，更难以持续。国际政治竞争环境下，合作建立在相互平等的经济实力基础上，强弱之间是无法建立真实合作的。因此，对东亚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在国企承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较量、东西方制度竞争的任务下，最少干涉国企的国家，是好国家，而最大程度折腾国企，将国企最小化而试图建立最大化国家和最大化私有制的体制，必然走向道路的断头台，和路易十六结局相同，何谈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本文受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2014年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促进计划项目之研究生公共课质量提升工程（课程名《国际经济与政治》）资助。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