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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中,袁文儿时常露出愉快的笑容,那是不加修饰、最自然真实的笑容。两个多小时的采访,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袁文儿说:“我是一个没秘密的人。”的确,善谈的袁文儿让采访很轻松。这个成功的男人,如此地真实,如此地平淡,但就是这样的平淡和真实堆砌起他幸福的城堡。
11月的上海,温暖又懒散,对袁文儿的采访就约在这样一个冬日的下午,地点在他的苏河艺术中心的六楼西餐厅。“这边位子比较好,冬日的阳光照进来,很温暖。”袁文儿挑了一张靠窗的桌子坐下。落地窗外就是流动的苏州河,下午的阳光斜射进来,印在木质的地板上,很舒服。袁文儿说:“我喜欢随意的聊天,我们不把它叫做采访吧,这样随便聊聊,亲切又有话题。”
关于生活
人生在于磨练
袁文儿是浙江舟山人,父亲是一个海员。1960年,6岁的袁文儿和哥哥去了香港,到了香港白天上学,晚上就住在海员食堂。
出完海的海员们就住在那里休息。“有时候他们打麻将,买烟什么的都叫我去。赢了就给我小红包。他们都说我带给他们很好的运气。”
为了孝敬父亲,他会将给海员擦鞋的一点钱和小红包偷偷地攒起来,给父亲买香烟。年幼的他就知道出海的父亲很辛苦。他想这样爸爸会在漫长寂寞的海上,空下来的时候,能抽上一根烟解解乏。
读书读到小学毕业,他就不去学校了。12岁的袁文儿开始在香港酒店厨房里做学徒。
1970年,15岁的袁文儿怀揣着50美元从香港到了万里之遥的荷兰。在荷兰,袁文儿一开始是做厨师,做了一年就做服务员了,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学会了荷兰语。
18岁,袁文儿开始在荷兰自己开店,但是运气很不好。他开店的地方在荷兰和比利时的边境,要有车才能过去。但当时遇到了石油危机,大家都无法过去,所以就没有生意了。
随后他开始了不停的漂泊, 1974年,他游走比利时; 1975年,他游走葡萄牙;1976年,他来到了挪威。在挪威,他又开了一家饭馆。袁文儿说,他自己很有头脑的,他开的餐饮店与众不同,不是传统的中国餐馆,而是聘请专业外国人做餐饮经理,负责酒店经营,而主厨却是最好的中餐师傅。
都知道北欧国家是世界上福利最高的地方,工作之余人们有更多的时间放松和休闲,可放松和休闲对袁文儿来说是太奢侈的事情了。但他说自己是一个乐观的人,并不怕困难,他还说自己很好奇新鲜的事物,这么多国家的颠簸的游历其实是一种人生的财富,是金钱不能衡量的。
在采访的过程中,袁文儿接到一个电话,回电话的时候,他说着很纯正的舟山话。从6岁离开家乡,一直漂在外地,把家乡话说得那么好,很是难得。袁文儿解释说:“在香港时候,每年暑假,爸爸都会让孩子们回一趟老家。所以一直没忘记家乡话。”
关于事业
喜欢看着未来
袁文儿的事业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跻身于挪威全国百富之列,是挪威全国最大的餐饮集团公司的拥有者,享有了“饭店皇帝”的称号,此外,他的经营涉足了金融、IT、服装、地产、影视、水产、外贸业,被称为“挪威李嘉诚”。
可对这些,他说这都是过去的成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他是一个喜欢看未来的人。
袁文儿如今在大陆的投资主要是水产养殖,他在杭州、珠海、海南等地分别创建了有关水产养殖、加工出口的企业。如今在记者面前,谈起水产养殖,他的理论是一套一套的,鱼苗选择、饲料配置,让人感觉坐在面前的是一位资深的养殖专家,而不是一个商人。就像袁文说的,“我做事比较钻”。
袁文儿告诉记者,他家族还经营着一家影视制作公司。由一群实战经验丰富的电影人帮他们运营着,平时,他并不去关心这家公司运营得怎么样,但如今影视制作公司已经投拍了多部成功的电视剧。当记者问到有哪些成功的电视剧时,袁文儿很谦虚地说:“我们做得很小的,还不是很出名,这些电视剧你不一定看过,有《爱上单眼皮男生》、《我有情人》、《婆家娘家》……”“《婆家娘家》我看过,前段时间很火热。”听到这话,袁文儿笑得很开心。
关于苏河
心怀艺术的梦想
把苏河艺术做成现在的规模,并不是袁文儿的初衷,起初,他只想开一个小空间,“经营湖南菜馆,平时喜欢艺术的人也可以这个空间里进行交流并进行一些艺术的展示”。
随后,他和太太LISA开始到处跑找地方,这座位于上海苏州河畔的六层的百年老楼,他和太太一眼就看中了,然后就申请批文、装潢改建,斥资500万元在苏州河边改造出来了一座艺术馆——苏河艺术中心,并把艺术中心的定位为“非营利性艺术机构”。这里原是荣氏家族的财产,最早是亚洲最大的面粉厂,建国后改为“上海第一服装厂”,直到五六年前这里还有800多名工人每天上班。为什么选择在这,袁文儿并没多说。他只告诉记者,2005年1月18日开幕那天,来了20多个国家驻沪的总领事、领事,政要以及各界名流,甚至“苏河艺术”门前的小马路也被命名为寓意着复兴和繁华的“长安大街”,而这些都是袁文儿的功劳。
苏河艺术二楼和三楼是当代艺术画廊,四楼和五楼是举办商业和艺术活动的空间,顶楼是苏河西餐。袁文儿准备用餐饮及活动收入来填充艺术空间的运营费用。苏河艺术这项投资如果从商业角度来评估,是疯子的投资,因为是根本不赚钱的。当中还因为消防等原因,关门歇业一年。“那一年的等待是很痛苦的,因为不知道结果的等待,总让人提心吊胆,还好我坚持了下来,继续着自己的艺术。” 重新开张的苏河又斥资500万元,由做装置艺术的太太亲自设计,既保留了老楼的魅力,又将安全隐患减至最小。重新开张的苏河,艺术中心的性质也从最初的“非营利性”调整为“既要有明确的学术地位,也要有持续经营能力”的画廊。
“2004、2005年时,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已经开始飞速发展,上海的艺术气氛那时候还没有北京强,那时认识的艺术家策展，人们许诺免费办展览,可是到了现在,没有谁不谈钱了,我们这个非营利性空间怎么做成了个问题。我们只能调整自己的定位。”袁文儿的话语中有一点无奈,“在这个年代还在认认真真地做艺术家的人是了不起的,还在凭自己理想做事的人已经很少了。”
苏河艺术定位于中国的当代艺术,因为LISE喜欢当代艺术。上海苏河艺术主要经纪代理优秀的当代抽象艺术作品,袁文儿的一个梦想就是把中国的抽象艺术带上世界艺术的舞台,他说:“让这些好的作品走出国门,推广到欧洲。让西方知道中国当代的抽象艺术是什么。”苏河艺术(北京) 是苏河艺术在2006年在北京成立的一个分部,坐落于大山子798艺术区4号院内。与上海的定位稍有不同,北京致力于挖掘、扶持及推广有潜质的年轻艺术家,推动当代新锐艺术的发展。袁文儿希望北京与上海的空间在各自侧重的领域里推动当代艺术的发展,并建立起与国内外艺术机构、艺术家的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袁文儿还有一个梦想,就是让艺术平民化,发展版画艺术,让更多的大众知道艺术,了解艺术,并能学会欣赏艺术。袁文儿还介绍了挪威版画的一段历史,他认为这是值得借鉴的。1953年挪威工会组织了推动国家当代艺术机构,口号就是“将艺术平民化”。这个活动开展后,在国际和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影响。1957年毕加索将其艺术顶峰的版画作品《Tête de Femme》无偿地捐献给这个组织。1959年之后,这个组织每年都会举办版画大展,并会推出其相应的版画奖项,用来褒奖有突出贡献的版画艺术家……,版画艺术使更多的挪威民众欣赏到了艺术。袁文儿说中国的版画艺术有很好的传统,希望版画艺术被更多的人欣赏和了解，把这个传统继续发扬下去。
关于家庭
“袁文儿,你太幸福了!”
在采访一开始,袁文儿就说到了自己的太太,他说自己的生活很幸福,也很满足,因为他有一个很好的太太。袁文儿的太太叫LISE(丽莎),是一个很贤惠、能干的女人。
太太LISE心灵手巧,很会编织毛衣,而且都是最创意的花样和设计,曾经出过4本编织方面的书,在美国她还有一个编织粉丝团。袁文儿笑得很得意:“想不到吧,编织也能有很多崇拜者。”袁文儿说自己有很多的毛衣都是太太亲手帮他织的,穿起来很暖和。
袁文儿告诉记者,LISE是个艺术家,毕业于挪威皇家艺术学院,是服装设计系最好的毕业生。她也是很好的妻子,在上海要忙工作,但在家里还包下所有的家务,甚至拆洗窗帘,整理庭院、做饭、带孩子。在事业上,LISE曾和两名女性艺术家共同创办了“ETERNA”工作室,帮助丈夫设计过服装,设计厂房、室内设计。“有这样的好太太真是我的福气,所以每天早上起床时,我都对自己说一句:袁文儿,你太幸福了!”
袁文儿有五个子女,他们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挪威语、英语,他们永远记得中文也是他们语言的一个重要源头。起初,袁文儿回上海是为了让两个最小的孩子学好汉语,如今在上海公立学校读书的两个孩子,普通话说得非常的流利,袁文儿自豪地说:“他们不仅话说得比我好,而且汉字也写得特别棒。”
说到孩子,袁文儿很自豪,“他们都是最棒的。”在父亲的心里,孩子们身心健康就是他最大的欣慰。袁文儿告诉记者,在孩子的教育上,他是放任自由的,孩子们喜欢什么,就让他们去做什么。他不会强烈要求孩子要事业有成,只要他们幸福就可以,如此简单。
关于未来
做慈善应该是一种事业
“等到你们杂志出刊时,是2008年1月份,那时我就53岁了,离我60岁还有7年。那时候,我会开始我的新目标。”
袁文儿有个想法,在自己60岁的时候,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做慈善。他现在最大的希望是,自己身体能一直健康,这样他就好在60岁的时候开始这个计划。
他说:“挪威每年都有一个组织全国人民捐款的事情,每一年他们老百姓平均捐到25-30块。挪威是全世界上平均每个老百姓捐款最多的国家,每年都有,要是能够动员每一个中国人也来捐,那就太棒了。”
他说:“全国大约有500万孤儿,相比我小的时候,他们真的无依无靠。应该有人去帮助他们。”不仅仅是捐钱,他还要亲自去做，袁文儿说那是一种童年情结。
袁文儿说是要把慈善当作事业来做的那种,不是捐一笔钱就过自己的日子去了。“人来的时候是没带什么来的,走的时候也不应该带什么东西走。可是你既然要留点东西下来,就要和大家不一样,对我来说,做慈善就能达到这个目的,我希望通过我个人的努力能启发一批人,共同推动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几年前我看了一个报道,说中国有百万的孤儿。我自己的能力肯定有限,我最大的目标是发动这个事情,去体现这个事情。我想在中国再做点事情,也是我最后的一个事业了。这个事业非常好,它是没有竞争的。”他笑着说。
在袁文儿未来的计划中,并没有对孩子们的计划,他说:“孩子们身体、心理都很健康,都很优秀,他们不需要我去计划他们的未来。”他相信孩子们的未来会很出色。
他想将来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做慈善,不给子女留任何遗产。当他把孩子们召集在一起谈这个关于未来的家庭计划时,袁文儿笑问记者:“你知道孩子们怎么说的吗?他们说,他们不会为一个拥有财富的父亲骄傲,但是会为有一个为社会作出贡献的父亲骄傲。”在袁文儿的脸上掩饰不住对孩子们地赞扬。“我觉得这是我生命中最欣慰的一刻。孩子们都太棒了!”
关于爱好
每个人都有一个梦想
袁文儿说自己少时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芭蕾舞演员,但基于家庭和自身条件的原因,这只能是自己一个不能实现的梦想。我们知道,芭蕾舞演员对身材的要求比较高,要求身体修长,下身要比上身长11.5厘米。可能是这个少时的艺术梦想,让他先后爱上了两位学艺术的女子。
当记者问到:“上海和挪威,你更喜欢哪里?”袁文儿笑着说:“没有更喜欢,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在挪威能享受到自然的气息,在上海我又能感受到都市的氛围。我是一个很能适应的人,把我放在哪里,我都会喜欢的。”
袁文儿告诉记者,几年前初来上海时,他常常一个人背着大包,游走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常常走上四五个小时,用自己的眼光去观察上海、发现生活。“那你算是‘暴走族’了。”袁文儿笑了,“这个比喻很贴切。”
在挪威的时候,袁文儿就常常喜欢背着一个大包,去“走山”,而且是在山中走上四五天。他告诉记者,挪威的山绿化比较好,小道修整得也比较整齐,背包行走在大山中,很容易让人忘记身边所有的烦恼的事。袁文儿强调说:“是去‘走’,不是‘爬’,‘走山’和‘爬山’不同,走的过程中,能享受到很多贴近自然的乐趣,可爬山则是去征服。”袁文儿喜欢这种自然的气息,在那里每个人是平等、真实的。在途中遇到背包的游客,不会去问对方工作在哪里?收入有多少?而是礼貌又亲切地打个招呼,分享着旅途中的乐趣和故事。袁文儿很认真地看着记者,“大海和山林中,那是最真实的自己。你信吗?”看着袁文儿那纯粹的眼光,记者点了点头。
回忆起第一次去“走山”,袁文儿记忆犹新,那是他和两个挪威的朋友一起去“走山”。第一天,他走了16个小时,因为是第一次,加上鞋子不合脚,一天下来他的两只脚都被挤得乌青,两腿也如同灌了铅一样的沉。但他咬牙坚持了下来,在第二天、第三天,就轻松了很多。“我是一个很能吃苦的人,‘走山’也一样,咬牙坚持一下,就挺过来了,其实也就过程比较难受,挺下来了,反而感觉轻松了很多,和我做生意一样。”
在采访的过程中,袁文儿时常露出愉快的笑容,那是不加修饰,最自然真实的笑容。两个小时的采访,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袁文儿说:“我是一个没秘密的人。”的确,善谈的袁文儿让记者的采访很轻松、很成功。
在走出苏河艺术时,记者回头看了看这座建筑,离它一步之遥的地方就是最原始的老上海民居。记者突然似乎隐约中感觉到,为什么袁文儿会选在这里做艺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喜欢平淡的人。
11月的上海,温暖又懒散,对袁文儿的采访就约在这样一个冬日的下午,地点在他的苏河艺术中心的六楼西餐厅。“这边位子比较好,冬日的阳光照进来,很温暖。”袁文儿挑了一张靠窗的桌子坐下。落地窗外就是流动的苏州河,下午的阳光斜射进来,印在木质的地板上,很舒服。袁文儿说:“我喜欢随意的聊天,我们不把它叫做采访吧,这样随便聊聊,亲切又有话题。”
关于生活
人生在于磨练
袁文儿是浙江舟山人,父亲是一个海员。1960年,6岁的袁文儿和哥哥去了香港,到了香港白天上学,晚上就住在海员食堂。
出完海的海员们就住在那里休息。“有时候他们打麻将,买烟什么的都叫我去。赢了就给我小红包。他们都说我带给他们很好的运气。”
为了孝敬父亲,他会将给海员擦鞋的一点钱和小红包偷偷地攒起来,给父亲买香烟。年幼的他就知道出海的父亲很辛苦。他想这样爸爸会在漫长寂寞的海上,空下来的时候,能抽上一根烟解解乏。
读书读到小学毕业,他就不去学校了。12岁的袁文儿开始在香港酒店厨房里做学徒。
1970年,15岁的袁文儿怀揣着50美元从香港到了万里之遥的荷兰。在荷兰,袁文儿一开始是做厨师,做了一年就做服务员了,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学会了荷兰语。
18岁,袁文儿开始在荷兰自己开店,但是运气很不好。他开店的地方在荷兰和比利时的边境,要有车才能过去。但当时遇到了石油危机,大家都无法过去,所以就没有生意了。
随后他开始了不停的漂泊, 1974年,他游走比利时; 1975年,他游走葡萄牙;1976年,他来到了挪威。在挪威,他又开了一家饭馆。袁文儿说,他自己很有头脑的,他开的餐饮店与众不同,不是传统的中国餐馆,而是聘请专业外国人做餐饮经理,负责酒店经营,而主厨却是最好的中餐师傅。
都知道北欧国家是世界上福利最高的地方,工作之余人们有更多的时间放松和休闲,可放松和休闲对袁文儿来说是太奢侈的事情了。但他说自己是一个乐观的人,并不怕困难,他还说自己很好奇新鲜的事物,这么多国家的颠簸的游历其实是一种人生的财富,是金钱不能衡量的。
在采访的过程中,袁文儿接到一个电话,回电话的时候,他说着很纯正的舟山话。从6岁离开家乡,一直漂在外地,把家乡话说得那么好,很是难得。袁文儿解释说:“在香港时候,每年暑假,爸爸都会让孩子们回一趟老家。所以一直没忘记家乡话。”
关于事业
喜欢看着未来
袁文儿的事业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跻身于挪威全国百富之列,是挪威全国最大的餐饮集团公司的拥有者,享有了“饭店皇帝”的称号,此外,他的经营涉足了金融、IT、服装、地产、影视、水产、外贸业,被称为“挪威李嘉诚”。
可对这些,他说这都是过去的成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他是一个喜欢看未来的人。
袁文儿如今在大陆的投资主要是水产养殖,他在杭州、珠海、海南等地分别创建了有关水产养殖、加工出口的企业。如今在记者面前,谈起水产养殖,他的理论是一套一套的,鱼苗选择、饲料配置,让人感觉坐在面前的是一位资深的养殖专家,而不是一个商人。就像袁文说的,“我做事比较钻”。
袁文儿告诉记者,他家族还经营着一家影视制作公司。由一群实战经验丰富的电影人帮他们运营着,平时,他并不去关心这家公司运营得怎么样,但如今影视制作公司已经投拍了多部成功的电视剧。当记者问到有哪些成功的电视剧时,袁文儿很谦虚地说:“我们做得很小的,还不是很出名,这些电视剧你不一定看过,有《爱上单眼皮男生》、《我有情人》、《婆家娘家》……”“《婆家娘家》我看过,前段时间很火热。”听到这话,袁文儿笑得很开心。
关于苏河
心怀艺术的梦想
把苏河艺术做成现在的规模,并不是袁文儿的初衷,起初,他只想开一个小空间,“经营湖南菜馆,平时喜欢艺术的人也可以这个空间里进行交流并进行一些艺术的展示”。
随后,他和太太LISA开始到处跑找地方,这座位于上海苏州河畔的六层的百年老楼,他和太太一眼就看中了,然后就申请批文、装潢改建,斥资500万元在苏州河边改造出来了一座艺术馆——苏河艺术中心,并把艺术中心的定位为“非营利性艺术机构”。这里原是荣氏家族的财产,最早是亚洲最大的面粉厂,建国后改为“上海第一服装厂”,直到五六年前这里还有800多名工人每天上班。为什么选择在这,袁文儿并没多说。他只告诉记者,2005年1月18日开幕那天,来了20多个国家驻沪的总领事、领事,政要以及各界名流,甚至“苏河艺术”门前的小马路也被命名为寓意着复兴和繁华的“长安大街”,而这些都是袁文儿的功劳。
苏河艺术二楼和三楼是当代艺术画廊,四楼和五楼是举办商业和艺术活动的空间,顶楼是苏河西餐。袁文儿准备用餐饮及活动收入来填充艺术空间的运营费用。苏河艺术这项投资如果从商业角度来评估,是疯子的投资,因为是根本不赚钱的。当中还因为消防等原因,关门歇业一年。“那一年的等待是很痛苦的,因为不知道结果的等待,总让人提心吊胆,还好我坚持了下来,继续着自己的艺术。” 重新开张的苏河又斥资500万元,由做装置艺术的太太亲自设计,既保留了老楼的魅力,又将安全隐患减至最小。重新开张的苏河,艺术中心的性质也从最初的“非营利性”调整为“既要有明确的学术地位,也要有持续经营能力”的画廊。
“2004、2005年时,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已经开始飞速发展,上海的艺术气氛那时候还没有北京强,那时认识的艺术家策展，人们许诺免费办展览,可是到了现在,没有谁不谈钱了,我们这个非营利性空间怎么做成了个问题。我们只能调整自己的定位。”袁文儿的话语中有一点无奈,“在这个年代还在认认真真地做艺术家的人是了不起的,还在凭自己理想做事的人已经很少了。”
苏河艺术定位于中国的当代艺术,因为LISE喜欢当代艺术。上海苏河艺术主要经纪代理优秀的当代抽象艺术作品,袁文儿的一个梦想就是把中国的抽象艺术带上世界艺术的舞台,他说:“让这些好的作品走出国门,推广到欧洲。让西方知道中国当代的抽象艺术是什么。”苏河艺术(北京) 是苏河艺术在2006年在北京成立的一个分部,坐落于大山子798艺术区4号院内。与上海的定位稍有不同,北京致力于挖掘、扶持及推广有潜质的年轻艺术家,推动当代新锐艺术的发展。袁文儿希望北京与上海的空间在各自侧重的领域里推动当代艺术的发展,并建立起与国内外艺术机构、艺术家的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袁文儿还有一个梦想,就是让艺术平民化,发展版画艺术,让更多的大众知道艺术,了解艺术,并能学会欣赏艺术。袁文儿还介绍了挪威版画的一段历史,他认为这是值得借鉴的。1953年挪威工会组织了推动国家当代艺术机构,口号就是“将艺术平民化”。这个活动开展后,在国际和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影响。1957年毕加索将其艺术顶峰的版画作品《Tête de Femme》无偿地捐献给这个组织。1959年之后,这个组织每年都会举办版画大展,并会推出其相应的版画奖项,用来褒奖有突出贡献的版画艺术家……,版画艺术使更多的挪威民众欣赏到了艺术。袁文儿说中国的版画艺术有很好的传统,希望版画艺术被更多的人欣赏和了解，把这个传统继续发扬下去。
关于家庭
“袁文儿,你太幸福了!”
在采访一开始,袁文儿就说到了自己的太太,他说自己的生活很幸福,也很满足,因为他有一个很好的太太。袁文儿的太太叫LISE(丽莎),是一个很贤惠、能干的女人。
太太LISE心灵手巧,很会编织毛衣,而且都是最创意的花样和设计,曾经出过4本编织方面的书,在美国她还有一个编织粉丝团。袁文儿笑得很得意:“想不到吧,编织也能有很多崇拜者。”袁文儿说自己有很多的毛衣都是太太亲手帮他织的,穿起来很暖和。
袁文儿告诉记者,LISE是个艺术家,毕业于挪威皇家艺术学院,是服装设计系最好的毕业生。她也是很好的妻子,在上海要忙工作,但在家里还包下所有的家务,甚至拆洗窗帘,整理庭院、做饭、带孩子。在事业上,LISE曾和两名女性艺术家共同创办了“ETERNA”工作室,帮助丈夫设计过服装,设计厂房、室内设计。“有这样的好太太真是我的福气,所以每天早上起床时,我都对自己说一句:袁文儿,你太幸福了!”
袁文儿有五个子女,他们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挪威语、英语,他们永远记得中文也是他们语言的一个重要源头。起初,袁文儿回上海是为了让两个最小的孩子学好汉语,如今在上海公立学校读书的两个孩子,普通话说得非常的流利,袁文儿自豪地说:“他们不仅话说得比我好,而且汉字也写得特别棒。”
说到孩子,袁文儿很自豪,“他们都是最棒的。”在父亲的心里,孩子们身心健康就是他最大的欣慰。袁文儿告诉记者,在孩子的教育上,他是放任自由的,孩子们喜欢什么,就让他们去做什么。他不会强烈要求孩子要事业有成,只要他们幸福就可以,如此简单。
关于未来
做慈善应该是一种事业
“等到你们杂志出刊时,是2008年1月份,那时我就53岁了,离我60岁还有7年。那时候,我会开始我的新目标。”
袁文儿有个想法,在自己60岁的时候,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做慈善。他现在最大的希望是,自己身体能一直健康,这样他就好在60岁的时候开始这个计划。
他说:“挪威每年都有一个组织全国人民捐款的事情,每一年他们老百姓平均捐到25-30块。挪威是全世界上平均每个老百姓捐款最多的国家,每年都有,要是能够动员每一个中国人也来捐,那就太棒了。”
他说:“全国大约有500万孤儿,相比我小的时候,他们真的无依无靠。应该有人去帮助他们。”不仅仅是捐钱,他还要亲自去做，袁文儿说那是一种童年情结。
袁文儿说是要把慈善当作事业来做的那种,不是捐一笔钱就过自己的日子去了。“人来的时候是没带什么来的,走的时候也不应该带什么东西走。可是你既然要留点东西下来,就要和大家不一样,对我来说,做慈善就能达到这个目的,我希望通过我个人的努力能启发一批人,共同推动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几年前我看了一个报道,说中国有百万的孤儿。我自己的能力肯定有限,我最大的目标是发动这个事情,去体现这个事情。我想在中国再做点事情,也是我最后的一个事业了。这个事业非常好,它是没有竞争的。”他笑着说。
在袁文儿未来的计划中,并没有对孩子们的计划,他说:“孩子们身体、心理都很健康,都很优秀,他们不需要我去计划他们的未来。”他相信孩子们的未来会很出色。
他想将来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做慈善,不给子女留任何遗产。当他把孩子们召集在一起谈这个关于未来的家庭计划时,袁文儿笑问记者:“你知道孩子们怎么说的吗?他们说,他们不会为一个拥有财富的父亲骄傲,但是会为有一个为社会作出贡献的父亲骄傲。”在袁文儿的脸上掩饰不住对孩子们地赞扬。“我觉得这是我生命中最欣慰的一刻。孩子们都太棒了!”
关于爱好
每个人都有一个梦想
袁文儿说自己少时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芭蕾舞演员,但基于家庭和自身条件的原因,这只能是自己一个不能实现的梦想。我们知道,芭蕾舞演员对身材的要求比较高,要求身体修长,下身要比上身长11.5厘米。可能是这个少时的艺术梦想,让他先后爱上了两位学艺术的女子。
当记者问到:“上海和挪威,你更喜欢哪里?”袁文儿笑着说:“没有更喜欢,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在挪威能享受到自然的气息,在上海我又能感受到都市的氛围。我是一个很能适应的人,把我放在哪里,我都会喜欢的。”
袁文儿告诉记者,几年前初来上海时,他常常一个人背着大包,游走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常常走上四五个小时,用自己的眼光去观察上海、发现生活。“那你算是‘暴走族’了。”袁文儿笑了,“这个比喻很贴切。”
在挪威的时候,袁文儿就常常喜欢背着一个大包,去“走山”,而且是在山中走上四五天。他告诉记者,挪威的山绿化比较好,小道修整得也比较整齐,背包行走在大山中,很容易让人忘记身边所有的烦恼的事。袁文儿强调说:“是去‘走’,不是‘爬’,‘走山’和‘爬山’不同,走的过程中,能享受到很多贴近自然的乐趣,可爬山则是去征服。”袁文儿喜欢这种自然的气息,在那里每个人是平等、真实的。在途中遇到背包的游客,不会去问对方工作在哪里?收入有多少?而是礼貌又亲切地打个招呼,分享着旅途中的乐趣和故事。袁文儿很认真地看着记者,“大海和山林中,那是最真实的自己。你信吗?”看着袁文儿那纯粹的眼光,记者点了点头。
回忆起第一次去“走山”,袁文儿记忆犹新,那是他和两个挪威的朋友一起去“走山”。第一天,他走了16个小时,因为是第一次,加上鞋子不合脚,一天下来他的两只脚都被挤得乌青,两腿也如同灌了铅一样的沉。但他咬牙坚持了下来,在第二天、第三天,就轻松了很多。“我是一个很能吃苦的人,‘走山’也一样,咬牙坚持一下,就挺过来了,其实也就过程比较难受,挺下来了,反而感觉轻松了很多,和我做生意一样。”
在采访的过程中,袁文儿时常露出愉快的笑容,那是不加修饰,最自然真实的笑容。两个小时的采访,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袁文儿说:“我是一个没秘密的人。”的确,善谈的袁文儿让记者的采访很轻松、很成功。
在走出苏河艺术时,记者回头看了看这座建筑,离它一步之遥的地方就是最原始的老上海民居。记者突然似乎隐约中感觉到,为什么袁文儿会选在这里做艺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喜欢平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