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在偏远落后的小山村，女孩子上学的少，我能顺利地上完学，多亏了父亲的坚持。父亲自己没文化，他希望孩子们不要像他。他说，不能当睁眼瞎，谁能上学供应谁，砸锅卖铁也供应，上到什么步数看各人的本事。
　　初一时，我考上了重点班，须到十里外的村子里去上，父亲显得很高兴，托亲告友地找好了房东。
　　开学那天，父亲虽然得忙着种麦子，还是决定要送我去。那个四方凳子不知什么木头做的，很沉，我搬着也就走几步。父亲一肩扛着凳子，一手提着沉甸甸的书包，我背着铺盖卷儿，提着一网兜干粮，跟在父亲后面，父亲有时回头嘱咐我两句。那时秋庄稼已收完，田野里一片一片空荡荡的，庄稼叶子和枯秸乱草被风刮得惊慌失措的。我的心里也没着没落的。
　　到房东家放下东西，父亲又送我到学校。到了学校门口，我就不让父亲进去了。父亲从腰里摸出一块钱塞给我。我搬着东西进了教室，转身向外看时，父亲还站在大门口。当我收拾好，再向外看时，父亲已经走了。
　　第二年夏天，有一次，回家拿干粮，狂风暴雨折腾了一夜。早晨出门一看，到处是断枝残叶，到处是水洼，沟满壕平的。不少人家树歪了，墙坍了，猪棚倒了。父亲不知什么时候出去的，回来说西河发水了，桥面上的水都很深，让我先不要急着去上学。其实，在家里就已听见西河轰隆隆的水声了。
　　快近中午时，邻村的一个女生来约我去学校。估计着河水消了，我便背上干粮跟她一起出了门。
　　在我们村子北边七八里处，有一条河，是去学校的必经之路。到河边一看，我们呆住了。原来几十米宽的河面，现在宽了好多倍，浑浊的河水像脱了缰的野马，发了狂的巨龙，翻滚着向前奔去，木头、树枝、席子、苫子、袋子之类乱七八糟的东西也翻滚着向下跑去。靠近那边河岸的地方，有几个男子正在水里捞东西，水没到腰。盯着河面看一会儿都眼晕，就别说过河了。我们只好在河边等。看看太阳，已是中午了，也不见水势减小。正在我们举手无措的时候，父亲匆匆忙忙地赶来了。父亲站在河边，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会儿，往上游走了一段，然后下河，水快及腰的时候便退回来，然后再选个地方下河，如是三番，终于找到一段水浅的地方。父亲一手托着干粮兜，一手抓住我的胳膊，下了河。河面上像洒满了金子，闪闪地晃动，耀得眼睛都花了，我觉得两腿不停地打着战，轻飘飘的，不知道踩哪里好，而河水也淘气似的硬硬地扯着我的腿。父亲说别盯着水看，只管抬起头看着河那边走。在父亲的拖拽下，我趔趔趄趄地上了河岸。父亲又回去把我同伴送了过来。
　　升初二后，重点班迁到了镇驻地上。周转了两家房东后，我深感上学的不易。寒假结束快开学时，我眼泪汪汪地跟父亲说不想上了，房东家得腾房子给儿子结婚，没地方住。父亲坐在炕沿上垂着腿，默默地抽了会儿烟，然后说“我再去找一家”，便出去了。
　　开学前，父亲说房东家找好了。那年月找房东，是白住的。我不知道父亲跑了多少腿，托了多少人，磨了多少嘴，只知道父亲对我是寄予期望的。
　　开学那天，父亲又送我去上学。
　　那年春天，父亲用省吃俭用攒下的七八十元钱，买了一辆旧的大金鹿自行车。父亲说省得来来回回地拿干粮耽误时间。于是，每隔几天，哥便骑着自行车去给我送饭。
　　升初三，我考入了城里的学校。有一天中午，回到宿舍，看见父亲在我床头上坐着。父亲是来城里卖梢瓜的，卖完了，过来看看我。父亲从袋子里掏出几个嫩绿的有着细细白茸毛的梢瓜，说是头茬子，让我洗洗分着吃。临走时，给我留下两元钱。我跟父亲说：“我被选上考中专。”父亲笑着说：“好好考。”
　　接到中专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是忧多于喜。报到时需交六十多元的书费。这在我眼里，不啻于天文数字。那年二婶带着四个孩子从东北回来，在我家吃住了大半年，孩子们也都上学。为了维持十几口人的生计，父亲东取西借，已是债台高筑了。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上得起学。我犹豫着跟父亲说了要交的钱，父亲却笑着说：“不用发愁。卖一季子梢瓜就够了。”那段日子，父亲推着瓜，翻山越岭走村串巷地去卖。每天早出晚归，很辛苦，但父亲总是眉開眼笑的，因为据说我是村子里第一个上学上出了“铁饭碗”的女孩子。
　　开学前，父亲将厚厚一沓钱包扎好了，递给我。那一包钱，沉甸甸的，我不知道那每一毛钱上浸透了父亲多少汗水。
　　责任编辑：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