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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民政办只有两个人，董奇和沈文认为，他们捞钱的事情，绝对不会有人知道。因此，他们胆子越来越大，简直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在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南闸镇民政办公室里，工作人员只有两个：55岁的民政助理董奇和52歲的报账员沈文。在日常工作中，董奇全面负责工作和审批各项费用，沈文作为会计负责做账、申报、支出各项费用。虽然这间办公室里只有这两名工作人员，但他们的工作内容却比较多：镇民政办、敬老院的日常支出，农村低保的申报审批，村民重大疾病补助、全镇五保老人生活补助的申报发放，困难群众的临时救助补贴，慈善捐款的筹收、上缴等，每一项工作都事关基层百姓民生，这些工作面对的大都是贫困户、残疾人、五保户等特殊人群。然而，这样的与广大群众基本生活密切相关的岗位，却让二人看到了“发财致富”的机会，在金钱的诱惑下，他们或共同预谋互相配合，或甩开对方悄悄私吞，疯狂上演了一场场专捞群众“救命钱”的“二人转”。
发现“财路”
1962年出生的董奇，一辈子都在乡南闸镇上生活、工作。2005年，他开始担任淮安区南闸镇政府民政助理工作。在开始的几年，他还是兢兢业业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但随着退休时间的逼近，他的心理渐渐失衡，觉得工作30年，别人有房有车，而自己什么都没有。更让他受到刺激的是，几年前，儿子离了婚独自外出打工，将小孙子留给他们老夫妻照顾，董奇觉得，自己没有经济实力资助儿子是导致他离婚的主要原因。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董奇决定趁退休前多捞点钱，在经济上帮帮儿子。于是，他将目光盯在了每天都要接触的民政资金上。
2012年春节前的一天，沈文来到董奇办公室闲聊，在谈到即将发放五保老人生活补助经费时，董奇说：“快过年了，大家手头的钱都紧张，你在造册的时候，能不能多加一名五保户的名字，我们俩把钱分分。”沈文听了，欣然应允。
很快，沈文拿着造好的名册交给董奇，明确告诉他，名册上的最后一个五保户已经去世一年多，以他的名义多造了1350元。董奇听后，立即拿起笔签字审批。随后，沈文用别人的私章在那个已去世的五保户名字后盖了一下，便将名册送到镇核算中心报了账。
几天后，沈文将700元现金交到董奇手里。
拿到钱后，董奇又喜又怕。在忐忑中度完春节后，董奇觉得没人发现此事，逐渐地就心安理得起来。
2012年8月，沈文又拿着一份五保老人补助名单给董奇审批。沈文明确告诉董奇，这次多加了2名已经去世的五保老人名单。董奇心领神会，立即签字同意。不久，董奇拿到了1500元，而沈文拿了1470元。
见钱来得如此容易，董奇和沈文的胆子越来越大，他们虚报的次数在不断增加，每次虚报的人数也在逐渐增加。2014年12月，临近年底，二人经商量，决定干一次大的。于是，沈文在造册五保老人补助审批表的时候，一次性虚报了7名已死亡的五保老人名单。不久，补助下发，沈文将2万元交给董奇，剩余1.6万元落到了他自己的腰包里。
据统计，自2012年1月至2016年1月，董奇和沈文二人通过将已死亡的五保老人虚假造册的手段，先后作案7起，非法冒领民政经费92669元，其中，董奇分得51200元，其余全部被沈文占有。
雁过拔毛
只需两个人互相配合，就能获得大把钞票，这让董奇和沈文非常兴奋。渐渐地，他们不满足于只在死人身上做文章，而是将目光盯到了其他的民政资金上。
每年春节前，为了帮助部分极度贫困的群众缓解燃眉之急，国家都会拨出专款，以临时救济金的形式分发给生活困难户。因为涉及人数比较多，每位困难户能申请到的金额大约也就在200元。但就是这样数量不多的“救命钱”，也成了董奇和沈文二人的私吞目标。
2013年底，按照往年惯例，镇里一些灾民、困难户先后来到民政办申请临时救济款。按照审批流程，这些村民从董奇手里领取救济申请单后，经村里盖章同意，再交董奇审批，沈文据此登记造册，在加盖申请户私章后，沈文将申请表递交到了淮安区民政局。
2014年春节前的一天，董奇来到淮安区民政局办事，有工作人员告诉他，南闸镇申请的临时救济金批下来了，请他将现金和发放明细表带回去发放。董奇爽快地答应了。
回到镇里，董奇看着9600元现金，顿时动了歪心思。于是，他把沈文叫到自己宿舍，从柜子里拿出4600元交给沈文，说道：“我昨天到民政局办事，顺便把临时救济款给带回来了，这钱不发了，我们俩分了，局里制作的发放明细表，你想办法模仿申请户签字，然后交到局里交差。”沈文问：“如果名单上的困难户来要钱怎么办？”对此，董奇早就想好了对策，说：“如果有人来要，就让他们打白条，然后我批一下，你凭这些白条到镇里核算中心报账，从镇民政专户上支取现金。”沈文听了，心领神会，高兴地将4600元揣进了自己的口袋。
按照这样的办法，董奇和沈文先后三次私分本该发给困难户的临时救济款22000元。
2013年底，淮安区在全区范围内大力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慈善捐赠活动。南闸镇就此专门发文，鼓励机关、镇村及个人捐赠，规定所有捐款全部交到民政办，并由民政办统一上缴区慈善总会。
很快，全镇近7万元善款先后交到沈文手里。对这笔钱，两人又动起了心思。他们分析认为，因为是各部门和个人分别将捐款交到民政办，无论是镇领导和慈善总会，对本镇捐款的具体金额都不清楚，这种两头不知情的情况，正是将这笔钱占为己有的绝佳机会。于是，二人决定将钱暂时压下。
不久，淮安區慈善总会打电话向董奇催要捐款，董奇找了种种借口拖延了几次，后慈善总会再次催要捐款，于是，董奇拿出其中的5万元上缴到慈善总会，剩余的2万元继续放在自己手里。
一转眼，到了2015年初。新的一年慈善捐款又开始了。见被压下的钱没人再提，董奇和沈文二人便将钱私分。
2015年慈善捐款，南闸镇共筹集捐款52900元。董奇和沈文二人故伎重演，在慈善总会多次催缴后，才分两次上缴了23000元捐款，剩余的29900元被他们故意压下。2016年春节前，新的一年慈善捐款开始后，董奇和沈文再次将压下的钱瓜分。 但如此拙劣的掩盖手段是没有用的。核查组拿到南闸镇民政办账目后，发现账目中存在收支不等、白条入账、部分原始凭证附件缺失等问题，遂要求作为会计的沈文前往核查组配合核对账目。此时的董奇预感到不妙，他首先担心自己和沈文私分慈善捐款的问题暴露，遂紧急凑了5万余元交还给区慈善总会，并要求把交款日期提前一个月，意图蒙混过关。然而，随着核查的深入，董奇和沈文私分五保经费、慈善捐款等民政资金的事实逐渐浮出水面。
2016年5月6日，淮安区检察院以涉嫌贪污罪对董奇和沈文立案侦查。经查明，2012年1月至2016年3月，董奇和沈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用虚报冒领、侵吞等手段，共同或單独贪污临时救济金、伤残军人优抚金、慈善捐款、五保经费等特定资金25万余元，其中董奇个人实得13万余元，沈文个人实得12万余元，董奇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贿赂4万元。2017年5月23日，淮安区法院以贪污罪、受贿罪判处董奇有期徒刑3年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以贪污罪判处沈文有期徒刑3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本文人物均使用化名）
检察官说法
作为基层民政工作者，董奇和沈文本应做群众身边扶危济困、济弱救残的贴心人，却置群众利益于不顾，想方设法谋取私利，导致本应专款专用的民生资金被虚报冒领、截留侵占，让民心工程的落实在“最后一公里”打了折扣，影响极坏，教训深刻。综合分析，此案的发生有以下几点原因：
信息不对称，条线监管形同虚设。民政资金多为垂直管理，上级部门对下级的资金审核、发放、领取等监管缺乏实质性的举措，少了实地核实、现场验收，难以掌握基层真实情况，给他们钻空子提供了机会。如帮扶救困物资的发放，2012年上级民政部门配备了31台电视机，董奇擅自截留11台，分给自己和敬老院员工，对此上级部门却并不知情。
外行管内行，同级监管盲点多。民政资金申请、领取、使用等流程专业性较强，而负责同级监管的分管领导多为“外行”，日常更多的是口头督促、浏览签字，对业务流程、财务账目中实际情况掌握很少，业务程序上的盲点被加以利用，进行造假欺骗。民政办财务状况表面收支正常，而隐藏的下拨资金不入账、白条支取等问题，作为分管领导却无法察觉。
权力过于集中，主观随意性大。乡鎮民政办作为民政系统的终端，掌握资金多，调配权力大，但人员配备少，基本由助理一个人说了算，行使权力的主观性和随意性比较大。临时救济申请不限次数，金额没有标准，由民政办视情况而定。董奇利用这个权力做人情，几年间随意为熟人朋友办理临时救济达8000多元，真正需要帮助的群众却要跑好多腿才能办理成功，有的甚至都拿不到钱，在群众中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在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南闸镇民政办公室里，工作人员只有两个：55岁的民政助理董奇和52歲的报账员沈文。在日常工作中，董奇全面负责工作和审批各项费用，沈文作为会计负责做账、申报、支出各项费用。虽然这间办公室里只有这两名工作人员，但他们的工作内容却比较多：镇民政办、敬老院的日常支出，农村低保的申报审批，村民重大疾病补助、全镇五保老人生活补助的申报发放，困难群众的临时救助补贴，慈善捐款的筹收、上缴等，每一项工作都事关基层百姓民生，这些工作面对的大都是贫困户、残疾人、五保户等特殊人群。然而，这样的与广大群众基本生活密切相关的岗位，却让二人看到了“发财致富”的机会，在金钱的诱惑下，他们或共同预谋互相配合，或甩开对方悄悄私吞，疯狂上演了一场场专捞群众“救命钱”的“二人转”。
发现“财路”
1962年出生的董奇，一辈子都在乡南闸镇上生活、工作。2005年，他开始担任淮安区南闸镇政府民政助理工作。在开始的几年，他还是兢兢业业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但随着退休时间的逼近，他的心理渐渐失衡，觉得工作30年，别人有房有车，而自己什么都没有。更让他受到刺激的是，几年前，儿子离了婚独自外出打工，将小孙子留给他们老夫妻照顾，董奇觉得，自己没有经济实力资助儿子是导致他离婚的主要原因。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董奇决定趁退休前多捞点钱，在经济上帮帮儿子。于是，他将目光盯在了每天都要接触的民政资金上。
2012年春节前的一天，沈文来到董奇办公室闲聊，在谈到即将发放五保老人生活补助经费时，董奇说：“快过年了，大家手头的钱都紧张，你在造册的时候，能不能多加一名五保户的名字，我们俩把钱分分。”沈文听了，欣然应允。
很快，沈文拿着造好的名册交给董奇，明确告诉他，名册上的最后一个五保户已经去世一年多，以他的名义多造了1350元。董奇听后，立即拿起笔签字审批。随后，沈文用别人的私章在那个已去世的五保户名字后盖了一下，便将名册送到镇核算中心报了账。
几天后，沈文将700元现金交到董奇手里。
拿到钱后，董奇又喜又怕。在忐忑中度完春节后，董奇觉得没人发现此事，逐渐地就心安理得起来。
2012年8月，沈文又拿着一份五保老人补助名单给董奇审批。沈文明确告诉董奇，这次多加了2名已经去世的五保老人名单。董奇心领神会，立即签字同意。不久，董奇拿到了1500元，而沈文拿了1470元。
见钱来得如此容易，董奇和沈文的胆子越来越大，他们虚报的次数在不断增加，每次虚报的人数也在逐渐增加。2014年12月，临近年底，二人经商量，决定干一次大的。于是，沈文在造册五保老人补助审批表的时候，一次性虚报了7名已死亡的五保老人名单。不久，补助下发，沈文将2万元交给董奇，剩余1.6万元落到了他自己的腰包里。
据统计，自2012年1月至2016年1月，董奇和沈文二人通过将已死亡的五保老人虚假造册的手段，先后作案7起，非法冒领民政经费92669元，其中，董奇分得51200元，其余全部被沈文占有。
雁过拔毛
只需两个人互相配合，就能获得大把钞票，这让董奇和沈文非常兴奋。渐渐地，他们不满足于只在死人身上做文章，而是将目光盯到了其他的民政资金上。
每年春节前，为了帮助部分极度贫困的群众缓解燃眉之急，国家都会拨出专款，以临时救济金的形式分发给生活困难户。因为涉及人数比较多，每位困难户能申请到的金额大约也就在200元。但就是这样数量不多的“救命钱”，也成了董奇和沈文二人的私吞目标。
2013年底，按照往年惯例，镇里一些灾民、困难户先后来到民政办申请临时救济款。按照审批流程，这些村民从董奇手里领取救济申请单后，经村里盖章同意，再交董奇审批，沈文据此登记造册，在加盖申请户私章后，沈文将申请表递交到了淮安区民政局。
2014年春节前的一天，董奇来到淮安区民政局办事，有工作人员告诉他，南闸镇申请的临时救济金批下来了，请他将现金和发放明细表带回去发放。董奇爽快地答应了。
回到镇里，董奇看着9600元现金，顿时动了歪心思。于是，他把沈文叫到自己宿舍，从柜子里拿出4600元交给沈文，说道：“我昨天到民政局办事，顺便把临时救济款给带回来了，这钱不发了，我们俩分了，局里制作的发放明细表，你想办法模仿申请户签字，然后交到局里交差。”沈文问：“如果名单上的困难户来要钱怎么办？”对此，董奇早就想好了对策，说：“如果有人来要，就让他们打白条，然后我批一下，你凭这些白条到镇里核算中心报账，从镇民政专户上支取现金。”沈文听了，心领神会，高兴地将4600元揣进了自己的口袋。
按照这样的办法，董奇和沈文先后三次私分本该发给困难户的临时救济款22000元。
2013年底，淮安区在全区范围内大力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慈善捐赠活动。南闸镇就此专门发文，鼓励机关、镇村及个人捐赠，规定所有捐款全部交到民政办，并由民政办统一上缴区慈善总会。
很快，全镇近7万元善款先后交到沈文手里。对这笔钱，两人又动起了心思。他们分析认为，因为是各部门和个人分别将捐款交到民政办，无论是镇领导和慈善总会，对本镇捐款的具体金额都不清楚，这种两头不知情的情况，正是将这笔钱占为己有的绝佳机会。于是，二人决定将钱暂时压下。
不久，淮安區慈善总会打电话向董奇催要捐款，董奇找了种种借口拖延了几次，后慈善总会再次催要捐款，于是，董奇拿出其中的5万元上缴到慈善总会，剩余的2万元继续放在自己手里。
一转眼，到了2015年初。新的一年慈善捐款又开始了。见被压下的钱没人再提，董奇和沈文二人便将钱私分。
2015年慈善捐款，南闸镇共筹集捐款52900元。董奇和沈文二人故伎重演，在慈善总会多次催缴后，才分两次上缴了23000元捐款，剩余的29900元被他们故意压下。2016年春节前，新的一年慈善捐款开始后，董奇和沈文再次将压下的钱瓜分。 但如此拙劣的掩盖手段是没有用的。核查组拿到南闸镇民政办账目后，发现账目中存在收支不等、白条入账、部分原始凭证附件缺失等问题，遂要求作为会计的沈文前往核查组配合核对账目。此时的董奇预感到不妙，他首先担心自己和沈文私分慈善捐款的问题暴露，遂紧急凑了5万余元交还给区慈善总会，并要求把交款日期提前一个月，意图蒙混过关。然而，随着核查的深入，董奇和沈文私分五保经费、慈善捐款等民政资金的事实逐渐浮出水面。
2016年5月6日，淮安区检察院以涉嫌贪污罪对董奇和沈文立案侦查。经查明，2012年1月至2016年3月，董奇和沈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用虚报冒领、侵吞等手段，共同或單独贪污临时救济金、伤残军人优抚金、慈善捐款、五保经费等特定资金25万余元，其中董奇个人实得13万余元，沈文个人实得12万余元，董奇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贿赂4万元。2017年5月23日，淮安区法院以贪污罪、受贿罪判处董奇有期徒刑3年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以贪污罪判处沈文有期徒刑3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本文人物均使用化名）
检察官说法
作为基层民政工作者，董奇和沈文本应做群众身边扶危济困、济弱救残的贴心人，却置群众利益于不顾，想方设法谋取私利，导致本应专款专用的民生资金被虚报冒领、截留侵占，让民心工程的落实在“最后一公里”打了折扣，影响极坏，教训深刻。综合分析，此案的发生有以下几点原因：
信息不对称，条线监管形同虚设。民政资金多为垂直管理，上级部门对下级的资金审核、发放、领取等监管缺乏实质性的举措，少了实地核实、现场验收，难以掌握基层真实情况，给他们钻空子提供了机会。如帮扶救困物资的发放，2012年上级民政部门配备了31台电视机，董奇擅自截留11台，分给自己和敬老院员工，对此上级部门却并不知情。
外行管内行，同级监管盲点多。民政资金申请、领取、使用等流程专业性较强，而负责同级监管的分管领导多为“外行”，日常更多的是口头督促、浏览签字，对业务流程、财务账目中实际情况掌握很少，业务程序上的盲点被加以利用，进行造假欺骗。民政办财务状况表面收支正常，而隐藏的下拨资金不入账、白条支取等问题，作为分管领导却无法察觉。
权力过于集中，主观随意性大。乡鎮民政办作为民政系统的终端，掌握资金多，调配权力大，但人员配备少，基本由助理一个人说了算，行使权力的主观性和随意性比较大。临时救济申请不限次数，金额没有标准，由民政办视情况而定。董奇利用这个权力做人情，几年间随意为熟人朋友办理临时救济达8000多元，真正需要帮助的群众却要跑好多腿才能办理成功，有的甚至都拿不到钱，在群众中产生了极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