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青年评论家李云雷《尴尬，如何成为“现代寓言”——读顾前的<平安夜>》(《名作欣赏》2010年第3期)一文，我对李云雷提出的一个问题很感兴趣。他说：“小说的故事很简单，或者说并不成其为故事，但意蕴却非常丰富，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顾前是如何通过独特的方式，把‘个人的故事’讲述成了生存的寓言?或者说，他如何将生活琐事叙述成了精神性的事件?”这个问题颇有深度，耐人寻味。
　　反复阅读了这篇小说，我发现，顾前之所以能够将平凡琐事演变为一则生存寓言，最重要的是运用了恰当的艺术手法：转折和对比。
　　这篇小说的主旨之一，当然是表现主人公的孤独和无聊，还有他所遭遇到的尴尬。但小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链接，或者说小说是由两个很重要的情节构成的，即参加丽人岛时装店的假面舞会和同离异的老婆通电话。前者写得很细致，后者简略却依然构成了对前者的有力转折，从而形成小说特有的张力。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作者在叙述了主人公遭遇尴尬的详细过程后，却要转而叙述同前妻的通话?“夜已经很深了，我和前妻一直在电话中聊着女儿，外面的雨始终在下着。”为什么小说要结束在这样的氛围中?论理，主人公的前妻并不是主人公留恋的角色，因为她受了黄艳的影响，跟一个老板跑了，做了人家的二奶。主人公虽然可以不再恨她，但断然不至藕断丝连。可为什么他们会在平安夜很热烈的聊起来?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共同的女儿!在平安夜的雨声中，前妻打来电话，告诉他女儿的智商全年级第一，大有培养前途，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个大喜事”，他们就为了这个共同的喜事而冰释前嫌了。这个情节是紧承丽人岛时装店的尴尬遭遇而来的，那么它的精神指向究竟何在?
　　我们且回头看看丽人岛的遭遇。主人公的丽人岛之行无疑是尴尬的，那么引起这场尴尬的原因是什么?一句话，主人公和他的朋友周康是外来者，是“外人”。那个河马一样的男人说得很明白：“我们的活动是不对外的，请你们离开!”主人公和他的朋友周康，与丽人岛的唯一联系就是黄艳，是黄艳的一个电话将他们招来的。可问题是，这里不但没有一个认识的人，而且所有来参加假面舞会的人中，除了他们两个是中年人，其他人一律很年轻。也就是说，这里不足他们应该来的地方，他们是这个场合“多余的人”。我不完全同意李云雷的分析，主人公是一个自甘边缘，与主流格格不入的人。不足主人公与主流格格不入，他倒是想人，可就是入小了。小说为了表现主人公的精神状态，也作了几番转折性的描写。平安夜到r，从一开始的不想在平安夜有什么活动，到后来似乎有些急切地寻找活动，这足一道转折。这个转折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主人公的孤独和无聊!主人公的无聊不仅是跟前的事实，甚至还在他二十出头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情形。二十出头时的一个平安夜，他和朋友来到了一所神学院，同那里的女学生搭上了话，然而那完全是逢场作戏，之后他们之间并没有任何联系。由此可见，主人公的精神空虚是由来已久的，并不待离婚独居才百无聊赖。第二道转折是对待前妻的女友黄艳，从开始的印象不好，到后来的没有什么不好的印象，到最后的觉得她是一个不错的女人，这个转折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主人公向世俗的一种妥协。主人公为了排遣节日的寂寞，只能借助世俗来安慰了。所以他进了丽人岛时装店以后，居然对一个二十八九岁的姑娘想入非非，渴望着同她发生一点什么故事，充分证明他的无聊到了什么程度。但最重要的是第三道转折，即丽人岛的由进而出。进可以说是为了寻求安慰，排遣寂寞，并由此生出一些梦想；而出却让他从梦想回到，现实，从精神的幻觉回到了生活的实在中。主人公的这一番精神历程，与后而的同前妻通话，构成了一个最根本的转折。这个转折似乎在传达一个更大的寂寞，因为与前妻的对话在柴种意义上说是一种退却，是术能进入另一种生活后的退守，而这又似乎是精神妄想症患者的一种宿命，是种更大的尴尬。人在无奈的时候可能会对生活有所憧憬，但现实却逼着他退旧到生活的一隅，这是种更大的无奈。我认为顾前所讲述的正是这种无奈，而这种无奈才是这篇小说区别于一般揭露都市人精神困境的小说的独特之处，是这篇小说让人为之心动的地方。
　　而这一切赖以实现的关键就是对比和转折，作者在不经意的对比和转折中，实现了平儿生活向精神事件的转变，实现了“生存寓言”的叙写这就是我对李先生提问的一个技术层面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