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詹光伟患有“渐冻症”，但他在讲桌前教了21年书。他不敢想像自己的将来，只把更多的将来寄托在学生身上。从可以行走到坐上轮椅，从独立板书到需要学生代劳，21年间，詹光伟勉强支配的唯有左臂。他认为，教育的宗旨是树人，是生命的活力和充盈，而如果分数成为一个孩子的全部，那是作践青春。
不平凡的21年
学校坐落在半山腰，穿过校园右侧拱门，是个几十平方米的庭院，一棵叫不出名字的老树守在庭院一角。42岁的语文教师詹光伟总会坐在树下的轮椅上。或许庭院太小，他会感觉老树繁茂浓郁，荫蔽大半个庭院。很多时候，他都是一个人。有时会期待离开校园多年的学生走进院子，尽管他不能迎来送往。22岁执起教鞭时，詹光伟就明白，“渐冻症”让他的人生长度被牢牢限定。那时起，他就把教书看成自己能留给世界的一切，“人要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才不会后悔。”20年后，他的身体基本不能自如地活动了。“只要我还能说话，就不会离开讲台。”詹光伟说。
2014年9月5日，泸州七中一楼，讲课的男中音传出窗外。这是一堂《陈涉世家》的讲解课。念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时，他连说两遍，左臂上下挥舞，扫视眼前的面孔，发出有些沙哑的爆破音。这声音，即使站在教室最后的角落，也觉得震耳。除了声音和手臂，语文老师詹光伟几乎没有别的驱动力。早在四川师范大学读书期间，詹光伟被确诊为“渐冻症”。腿脚、腰腹、右臂，禁锢随后蔓延至整个躯体。即便是这样，很多学生还是把目光锁定在他仅仅能动的左臂，学生们说，上课时的詹老师有“霸气”。
“霸气”，是指课堂的控制力和讲解内容的吸引力，詹老师嘴里很小的一声“上课”，就会使整个教室变得安静。“即使没有陈胜，还会出现王胜、李胜，最后我们还有齐天大圣。”这更像一次精心准备的演讲。詹光伟喜欢用排比句，每句话的重音，传递一种节奏感。
下了课的詹光伟，会进入到另一种状态。他会被学生们从讲台上抱下来，一人抬腿，两人架着上半身，放进轮椅。这点，学生杨家豪体会最深。很多时候，他会推着轮椅把老师送回宿舍，他会注意詹光伟的眼神，只要得到示意，就立刻到洗漱间取来尿壶走进卧室，放到老师面前，拉上窗帘，关上门。一天的课程结束，学生们常看见詹光伟独自在大树下闭着眼，遇到打招呼的孩子，他通常以微笑取代说话。张口的他，声音低得几乎难以听清，“对不起，我太累了。”学生们觉得，詹老师就像一块电池，把所有积蓄的能量，全释放在每周16节的课堂上。“课后的那种微笑，虚弱得让人心疼。”学校对詹光伟有特殊照顾，他所带的班级，教室全被安排在一楼;他的教工宿舍离教室不足百米。在这所初中，职业生涯以3年为期循环着，詹光伟教过的学生，迄今已有1200多人。课桌变旧了，校园里那棵老树弯腰了，长大了的学生们，在詹光伟这两个最长待的地方，见证着他的变化。
徐洁还记得詹光伟开启语文老师职业生涯的第一节课。“一个走路有些摇晃的年轻人，默默把帆布包放在讲台上，大家还以为他是新同学。”直到他开口说“上课”，徐洁才知道他是语文老师。那时的“小詹”只有22岁，课堂上中气十足，肢体语言也特别丰富。年轻气盛。步入而立之年的詹光伟，上课的脚步越来越慢了。周彦君遇见詹老师时，詹老师的教鞭已经换成了拐杖。他经常会拄着拐、扶着墙，一步步挪进教室。上课时，他会找来两个带靠背的椅子，架在腋下，撑在讲台前，然后借着椅子的支撑，目光在教室里巡视。慢慢地，课上的语文老师从站着变成了坐着。
2006年，坐着上课的詹光伟在转身写板书时，从凳子上摔了下来，周彦君意识到，詹老师力不从心了。他无法独自行走了。学校安排了校工和学生负责接送，周彦君成了志愿者之一。初中3年，他亲眼看着詹老师每况愈下：他的身体开始虚胖，从80多斤增长到130多斤。
詹光伟对自己的身体不抱幻想，“这段时间病情愈发沉重，沉疴难回。”但周彦君感觉到，詹老师身上的有些东西始终没变，一位现在的学生说，“詹老师很严格，”他特意强调一下，“不是严厉，是严格。”
不忘初心
在教学上，詹光伟变得不在意“分数”了。在这所著名中学的历史上，詹光伟是学校第一个签约的应届大学生：此前的教师都是外聘的。在身体能动的时候，詹光伟带的班，语文成绩几乎都是年级第一。不少家长找人托关系，也要把孩子调到詹老师的班里。詹光伟说，多年来为了分数，他并不开心。“刻板的应试教育，让我觉得自己的事业被蒙上层灰。”
“家长最关心什么？分数！分数怎么来？训练！大量的练题，不管合理与不合理。我很纠结。我不愿意他们都成为只会做题机器。”去年冬天的一篇日记中，詹光伟再次反思应试教育，“我们总是致力于学生的整齐划一，使之成为听话的乖乖;我们总是执着于学生怎么考试，然后看着分数沾沾自喜。”
詹光伟害怕背离初心。5年前，詹光伟放弃了对学生的“试题训练”，比如最喜欢的课文《孔乙己》，他不会照本宣科逐段讲解，而是找出《阿Q正传》让学生讨论：茶馆里嘲笑孔乙己的人，会不会就是阿Q呢？一篇课文，詹光伟会从历史讲到现实，从文学讲到流行音乐，“真正的语文，应该让孩子们领略到文学之美，什么是文学之美？就是生命力之美。”
课堂上，讲完陈胜起义后，他又“跑题”了：“李宗盛都唱《我是一只小小鸟》，汪峰也说要《飞得更高》，你们年轻人更要有梦想，有梦想就了不起。”除了大脑，詹光伟丧失了自由，由此愈发感觉到生命可贵。
“生存态度”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在课堂上，他用各种时机告诫学生，“要认真对待生命，不能浑浑噩噩。”他在课堂上告诉大家，“你们喜欢打游戏，就好好打，打出名堂来，不要连打游戏都三心二意。”时至今日，詹光伟坦言，自己班的考试成绩已“不复当年”。他不会跟人过多地解释，宁愿把心迹袒露在日记里，“我不愿意教出学霸，我更在乎积极进取，不轻言放弃;我会苦口婆心，也会痛下杀手，对将来，我不想有愧。”
“幸好还有学生们”
“我会有将来吗？”詹光伟无数次问自己。“如果我要喝水，人家把水杯放在桌子上，哪怕离我只剩一厘米，我就是碰不到，你能感受到那种无助吗？”詹光伟问身边的人。因为“冰桶挑战”，渐冻症逐渐被人们熟知。“我知道冰桶挑战，我更能体会冰凉的感觉，那是一种由外及内的冷。”詹光伟说。冰凉，成了詹光伟对这个世界最大的感觉。外面热闹的冰桶慈善，无法惠及一个四川小城的普通教师。“这只是网络流行，冷下来就没人关心我们了。”詹光伟猜测。
每月医药费要二三千元，占了他工资的多半。他担心自己瘫痪后没了收入来源，根本无力维持生活便努力强迫自己不去想未来。42岁的他至今孑然一身。参加工作后，詹光伟曾遇到一个心爱的女孩。恋爱不久，他就选择了分手，怕自己的病给别人造成负担，“就这么单着吧”。这次病重时，他又想起了那段难忘时光，“那时我正痴狂着我的痴狂，伤感着我的伤感。多年之后，爱与恨都已成往昔，深夜唯有铜漏滴水之声敲打着残破的岁月。”现在，最让詹光伟痛苦的，是如何面对父母。他明白，自己的人生不会沿着正常轨道走下去：成长、反哺。病情发展，让他回到了“初生儿”的状态，生活无法自理，需要父母时时照顾，他不想这样，却无摆法脱。焦虑，甚至绝望，他都写进日记里。
“爸妈都已年过七旬，妈妈身影日渐佝偻，爸爸精神日渐消靡。我痛恨，痛恨自己一无是处，我不知道我还有什么用，我更不知道我苟延残喘到什么时候。”但他不想把这种情绪带给学生，在他们面前，他尽力让自己“显得励志”。詹光伟如今的学生正面临初三，他下定主意要带完这一届，“如果还能勉强支撑，我会选择再带3年。我不甘心在还能讲课的情况下就离开讲台。”
“幸好还有学生们。”詹光伟总这么说。中秋假期，两个学生把老师接到游乐场，詹光伟对捏糖人的小摊兴致极高，“我10年没看到做糖人的了”。他待在校园里太久了，连看看外面的世界都是奢望。节日通常是詹光伟最幸福的时候。他会在日记里“消化”对学生们的想念：“大家离开学校后走得稳健吗，风风雨雨扛得住吗，光怪陆离中还有当初的本色吗？”很多学生叫他“老詹”，有的女生甚至叫他“詹爸爸”。年轻人会更直接，把走向社会后的挫折、梦想，都倾诉在詹光伟的QQ空间里。
“老詹，我不晓得说什么，真是后悔当初没听你的话，现在让自己过得这么辛苦，我还记得这些年你跟我说过的话，你写给我的评语我也时时拿出来看看。”网名陌桑的学生说。詹光伟在学校的“家”门前，是花园和图书长廊，学生们常看见他坐在窗口，面前堆满课本和试卷。学生们把这个地方叫“御花园”。
一位已经毕业的学生留下了这样的话：“你在绿荫荫的、蚊子很多的御花园窗口，等我们放学时来看望。大鸟飞远，还是牵挂着你的，我们的老詹啊，你一定要好好地，好好地……”
不平凡的21年
学校坐落在半山腰，穿过校园右侧拱门，是个几十平方米的庭院，一棵叫不出名字的老树守在庭院一角。42岁的语文教师詹光伟总会坐在树下的轮椅上。或许庭院太小，他会感觉老树繁茂浓郁，荫蔽大半个庭院。很多时候，他都是一个人。有时会期待离开校园多年的学生走进院子，尽管他不能迎来送往。22岁执起教鞭时，詹光伟就明白，“渐冻症”让他的人生长度被牢牢限定。那时起，他就把教书看成自己能留给世界的一切，“人要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才不会后悔。”20年后，他的身体基本不能自如地活动了。“只要我还能说话，就不会离开讲台。”詹光伟说。
2014年9月5日，泸州七中一楼，讲课的男中音传出窗外。这是一堂《陈涉世家》的讲解课。念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时，他连说两遍，左臂上下挥舞，扫视眼前的面孔，发出有些沙哑的爆破音。这声音，即使站在教室最后的角落，也觉得震耳。除了声音和手臂，语文老师詹光伟几乎没有别的驱动力。早在四川师范大学读书期间，詹光伟被确诊为“渐冻症”。腿脚、腰腹、右臂，禁锢随后蔓延至整个躯体。即便是这样，很多学生还是把目光锁定在他仅仅能动的左臂，学生们说，上课时的詹老师有“霸气”。
“霸气”，是指课堂的控制力和讲解内容的吸引力，詹老师嘴里很小的一声“上课”，就会使整个教室变得安静。“即使没有陈胜，还会出现王胜、李胜，最后我们还有齐天大圣。”这更像一次精心准备的演讲。詹光伟喜欢用排比句，每句话的重音，传递一种节奏感。
下了课的詹光伟，会进入到另一种状态。他会被学生们从讲台上抱下来，一人抬腿，两人架着上半身，放进轮椅。这点，学生杨家豪体会最深。很多时候，他会推着轮椅把老师送回宿舍，他会注意詹光伟的眼神，只要得到示意，就立刻到洗漱间取来尿壶走进卧室，放到老师面前，拉上窗帘，关上门。一天的课程结束，学生们常看见詹光伟独自在大树下闭着眼，遇到打招呼的孩子，他通常以微笑取代说话。张口的他，声音低得几乎难以听清，“对不起，我太累了。”学生们觉得，詹老师就像一块电池，把所有积蓄的能量，全释放在每周16节的课堂上。“课后的那种微笑，虚弱得让人心疼。”学校对詹光伟有特殊照顾，他所带的班级，教室全被安排在一楼;他的教工宿舍离教室不足百米。在这所初中，职业生涯以3年为期循环着，詹光伟教过的学生，迄今已有1200多人。课桌变旧了，校园里那棵老树弯腰了，长大了的学生们，在詹光伟这两个最长待的地方，见证着他的变化。
徐洁还记得詹光伟开启语文老师职业生涯的第一节课。“一个走路有些摇晃的年轻人，默默把帆布包放在讲台上，大家还以为他是新同学。”直到他开口说“上课”，徐洁才知道他是语文老师。那时的“小詹”只有22岁，课堂上中气十足，肢体语言也特别丰富。年轻气盛。步入而立之年的詹光伟，上课的脚步越来越慢了。周彦君遇见詹老师时，詹老师的教鞭已经换成了拐杖。他经常会拄着拐、扶着墙，一步步挪进教室。上课时，他会找来两个带靠背的椅子，架在腋下，撑在讲台前，然后借着椅子的支撑，目光在教室里巡视。慢慢地，课上的语文老师从站着变成了坐着。
2006年，坐着上课的詹光伟在转身写板书时，从凳子上摔了下来，周彦君意识到，詹老师力不从心了。他无法独自行走了。学校安排了校工和学生负责接送，周彦君成了志愿者之一。初中3年，他亲眼看着詹老师每况愈下：他的身体开始虚胖，从80多斤增长到130多斤。
詹光伟对自己的身体不抱幻想，“这段时间病情愈发沉重，沉疴难回。”但周彦君感觉到，詹老师身上的有些东西始终没变，一位现在的学生说，“詹老师很严格，”他特意强调一下，“不是严厉，是严格。”
不忘初心
在教学上，詹光伟变得不在意“分数”了。在这所著名中学的历史上，詹光伟是学校第一个签约的应届大学生：此前的教师都是外聘的。在身体能动的时候，詹光伟带的班，语文成绩几乎都是年级第一。不少家长找人托关系，也要把孩子调到詹老师的班里。詹光伟说，多年来为了分数，他并不开心。“刻板的应试教育，让我觉得自己的事业被蒙上层灰。”
“家长最关心什么？分数！分数怎么来？训练！大量的练题，不管合理与不合理。我很纠结。我不愿意他们都成为只会做题机器。”去年冬天的一篇日记中，詹光伟再次反思应试教育，“我们总是致力于学生的整齐划一，使之成为听话的乖乖;我们总是执着于学生怎么考试，然后看着分数沾沾自喜。”
詹光伟害怕背离初心。5年前，詹光伟放弃了对学生的“试题训练”，比如最喜欢的课文《孔乙己》，他不会照本宣科逐段讲解，而是找出《阿Q正传》让学生讨论：茶馆里嘲笑孔乙己的人，会不会就是阿Q呢？一篇课文，詹光伟会从历史讲到现实，从文学讲到流行音乐，“真正的语文，应该让孩子们领略到文学之美，什么是文学之美？就是生命力之美。”
课堂上，讲完陈胜起义后，他又“跑题”了：“李宗盛都唱《我是一只小小鸟》，汪峰也说要《飞得更高》，你们年轻人更要有梦想，有梦想就了不起。”除了大脑，詹光伟丧失了自由，由此愈发感觉到生命可贵。
“生存态度”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在课堂上，他用各种时机告诫学生，“要认真对待生命，不能浑浑噩噩。”他在课堂上告诉大家，“你们喜欢打游戏，就好好打，打出名堂来，不要连打游戏都三心二意。”时至今日，詹光伟坦言，自己班的考试成绩已“不复当年”。他不会跟人过多地解释，宁愿把心迹袒露在日记里，“我不愿意教出学霸，我更在乎积极进取，不轻言放弃;我会苦口婆心，也会痛下杀手，对将来，我不想有愧。”
“幸好还有学生们”
“我会有将来吗？”詹光伟无数次问自己。“如果我要喝水，人家把水杯放在桌子上，哪怕离我只剩一厘米，我就是碰不到，你能感受到那种无助吗？”詹光伟问身边的人。因为“冰桶挑战”，渐冻症逐渐被人们熟知。“我知道冰桶挑战，我更能体会冰凉的感觉，那是一种由外及内的冷。”詹光伟说。冰凉，成了詹光伟对这个世界最大的感觉。外面热闹的冰桶慈善，无法惠及一个四川小城的普通教师。“这只是网络流行，冷下来就没人关心我们了。”詹光伟猜测。
每月医药费要二三千元，占了他工资的多半。他担心自己瘫痪后没了收入来源，根本无力维持生活便努力强迫自己不去想未来。42岁的他至今孑然一身。参加工作后，詹光伟曾遇到一个心爱的女孩。恋爱不久，他就选择了分手，怕自己的病给别人造成负担，“就这么单着吧”。这次病重时，他又想起了那段难忘时光，“那时我正痴狂着我的痴狂，伤感着我的伤感。多年之后，爱与恨都已成往昔，深夜唯有铜漏滴水之声敲打着残破的岁月。”现在，最让詹光伟痛苦的，是如何面对父母。他明白，自己的人生不会沿着正常轨道走下去：成长、反哺。病情发展，让他回到了“初生儿”的状态，生活无法自理，需要父母时时照顾，他不想这样，却无摆法脱。焦虑，甚至绝望，他都写进日记里。
“爸妈都已年过七旬，妈妈身影日渐佝偻，爸爸精神日渐消靡。我痛恨，痛恨自己一无是处，我不知道我还有什么用，我更不知道我苟延残喘到什么时候。”但他不想把这种情绪带给学生，在他们面前，他尽力让自己“显得励志”。詹光伟如今的学生正面临初三，他下定主意要带完这一届，“如果还能勉强支撑，我会选择再带3年。我不甘心在还能讲课的情况下就离开讲台。”
“幸好还有学生们。”詹光伟总这么说。中秋假期，两个学生把老师接到游乐场，詹光伟对捏糖人的小摊兴致极高，“我10年没看到做糖人的了”。他待在校园里太久了，连看看外面的世界都是奢望。节日通常是詹光伟最幸福的时候。他会在日记里“消化”对学生们的想念：“大家离开学校后走得稳健吗，风风雨雨扛得住吗，光怪陆离中还有当初的本色吗？”很多学生叫他“老詹”，有的女生甚至叫他“詹爸爸”。年轻人会更直接，把走向社会后的挫折、梦想，都倾诉在詹光伟的QQ空间里。
“老詹，我不晓得说什么，真是后悔当初没听你的话，现在让自己过得这么辛苦，我还记得这些年你跟我说过的话，你写给我的评语我也时时拿出来看看。”网名陌桑的学生说。詹光伟在学校的“家”门前，是花园和图书长廊，学生们常看见他坐在窗口，面前堆满课本和试卷。学生们把这个地方叫“御花园”。
一位已经毕业的学生留下了这样的话：“你在绿荫荫的、蚊子很多的御花园窗口，等我们放学时来看望。大鸟飞远，还是牵挂着你的，我们的老詹啊，你一定要好好地，好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