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金融热潮中的泡沫风险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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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近两年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很多业务已经出现泡沫现象,尤其是不少P2P网贷成为诈骗的平台,这是非常值得警惕和深究的课题。互联网金融泡沫虽然是一个新现象,但其背后的运行机理却是由来已久。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周期性波动发展,初始阶段极易产生市场泡沫。互联网金融泡沫的特殊性在于:科学技术推动了金融业务的长足发展,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将现代金融推向新的浪潮。
  关键词 互联网金融;金融泡沫;科技发展;信息技术
  [中图分类号]F832;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5)11-0008-05
  一、互联网金融热潮呈现泡沫迹象
  互联网技术在征服了通讯业和商业领域之后又将触角伸入到金融业,快速引发了一场互联网金融热潮。2013年被称为“互联网金融元年”,阿里巴巴推出的余额宝项目转瞬之间使得互联网金融成为家喻户晓的日常概念。根据中国知网的查询显示,学界以互联网金融为主题的研究2012年只有25篇,2013年即达到501篇,且将互联网金融定位为“一场划时代的金融革命”,以“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概念强调互联网金融模式的创新之处。在互联网金融话题火爆的同时,移动支付、众筹、网贷、P2P、民主金融等概念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并迅速普及。一时间,互联网金融被赋予未来金融发展主流的定位,承担着远超于其能力所及的热望。多数人只知道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可以为民众个人带来快速收益,可以为社会发展提供推动,但它本身究竟是什么,又是怎样运作的却不甚了了。即使在学术界,互联网金融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互联网金融”与“金融互联网”的界限和差别依然模糊。如同它的近亲比特币一样,互联网金融很可能是引发金融泡沫的又一导火索。
  在互联网金融火热发展的同时,已经有冷静的学者指出其中蕴含着泡沫成分。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2013年底提出互联网金融被热炒的背后有商业因素,也有泡沫原因。虽然互联网金融通过扩大金融的交易范围、交易规模和参与者数量,革命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但是并未改变金融交易的本质。与传统金融一样,互联网金融仍是价值的跨期交换和信用的彼此借贷。目前中国金融市场投资渠道受限和银行利息管制苛刻导致理财产品的收益非常高,这从根本上激发了民众的投资和投机的热情。但高收益始终会伴随高风险,未来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跟进会挤出相应的泡沫成分。2014年4月举行的中国投资年会上,投资界多位重要人物认为互联网金融行业已经产生了泡沫。全国各地方政府纷纷打算进入互联网金融行业,如北京市海淀区政府提出建设“中关村互联网金融中心”,天津、宁波、杭州和鄂尔多斯等地也已经邀请行业专家进行策划。由于互联网金融中心规模较大,企业众多,难免出现盲目跟风现象,容易出现系统性风险。另外,各种中小企业争相开展P2P业务,结果之一就是P2P领域坏账率持续走高,甚至达到6%。存在如此高的行业风险,中央和地方的监管当局的措施仍然滞后,特别在交易信息披露方面是互联网金融监管的软肋。很多P2P公司存在的重复抵押和财务造假等违规行为使他们不愿将信息数据交给监管机构,从而造成了“信息孤岛”问题。征信机制难以建设和完善导致互联网金融也难以健康持续发展。一个新兴行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一定程度的市场泡沫是正常的,其伴随的投资热潮可以提供充足廉价的资金推动整个行业的基础建设,对整个社会进行观念的教育和培养。但这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观念正确和运行良好的企业将成为行业巨头,试水失败的投机机构则会被淘汰。
  回顾一下金融投机和市场泡沫的历史,就会发现许多与当前形势一致的特征。金融泡沫的导火索往往是某一新兴事物的出现让人们欢欣鼓舞出现“欣快症”,如17世纪的“郁金香根茎”及其后的股份有限公司,近的有1987年里根总统的自由企业方式等。当参与其中的人们从金融证券或者投资机会中获得优厚回报时,他们被看作有先见之明并洋洋得意。他们的行为极易带动周围的人们竞相效法,羊群效应为金融泡沫的膨胀提供了持久的动力,使参与者的经济利益得到暂时的满足。市场泡沫史专家加尔布雷斯一再告诫:金融运作并不适宜革新,所谓的革新和创意只不过是杠杆作用的一再重现。所有金融创新都以某种真实财产为担保的债务形式出现,甚至连术语都是同一套。庞氏骗局往往与金融泡沫是一对孪生兄弟,反映了投机热潮中投资者的盲目与轻信,可作为判断金融泡沫出现的标准之一。从佛罗里达地产泡沫中的查尔斯·庞兹到次贷危机中的麦道夫的诈骗,他们为金融泡沫的不断重现做了标志性注脚。当前互联网金融中的P2P网贷也为诈骗活动变相提供了平台,如2014年4月查获主营P2P网络借贷平台的深圳泰某航公司和钱某创投公司的共同法定代表人王某等9名犯罪嫌疑人利用庞氏骗局手法坑害全国投资者9 000多人次,累计投资资金8亿多元。①可见,互联网金融中的泡沫成分已经开始发酵膨胀。作为金融与互联网结合的新形式,互联网金融为民众提供了财富迅速增值的巨大想象空间,其背后是科学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持久影响,有一般性客观规律在其中。
  二、科技革命引发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表现为一次次崛起的科学技术革命所引发的生产力蓬勃发展的浪潮,经济发展是以一波一波不断更新和推进的方式实现的。将市场周期性波动的原因归功于企业家的创新,熊彼特无疑是对的,但是再好的构思和创造也需要付诸实践,既要符合实际,又要成本低廉,才能达到广泛普及并大规模实施的效果,这就必须要科学技术的创新和革命使得思想和现实能够连接和转换。当然,科技创新也可看作企业创新的一种,通过科技革命的形式,对经济产生巨大影响,近代经济发展史上历来如此,科技革命发生的对象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别名:从产业革命到蒸汽时代,再从电力时代到汽车时代,最后到我们当下所生活的信息时代。从企业创新需要银行信用的支持开始,它们所代表的生产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相互作用就展开了一个新的循环:新技术在金融资本的支持下推动了新的产业和生产力,并对既有生产结构产生冲击和威胁,大量的金融资本会从既有生产领域中退出,从事高风险高收益的新技术投资或者资本市场投机。新技术的美好愿景会带来狂热并引发市场泡沫,泡沫的破灭使得金融资本重新回归生产领域,产生一个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相协调的新型生产结构,直到下一次科技革命的到来。具体地讲,在科技革命的不断推动下,每个经济周期大致可以分为4个时期:科技创新期、金融狂热期、相互协调期和流金岁月期。   (1)科技创新期开启的是一个技术革命开始的时代,技术是这个时代的精神。就如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和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在一个面临经济“停滞”,前景堪忧的世界,旧体系中的生产技术已经成熟与过时,市场上充斥着过剩产品,投资机会缺乏导致大量闲置的货币资本,这些都为潜在的创新思想和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提供了良好条件。可能出现的新思路和新产品推动了新一代企业家的投资热情和利润空间,并很快吸引到金融资本的涌入。在创新与模仿的差异化生产中,新产业的巨额利润增长和良好表现吸引了更有竞争力的企业的参与,并直接威胁原有旧产业的再投资和再生产。很快,新产业和旧产业之间的冲突会显现和激化,这也是一个分裂和痛苦的时代,遭到冲击的衰落产业会导致大量的失业、经济的停滞和通货动荡——20世纪80年代的通货膨胀与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通货紧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动荡很快就蔓延到了社会和政治层面,富裕者与贫困者、改革者与保守派开始相互对立。从旧产业的衰落中挤出了大量没有被新产业吸收的金融资本,它们成了下一个时期的主角:金融狂热期。
  (2)如同20世纪的20年代和90年代,金融狂热期是一个金融资本掌控天下的时代,也是社会阶层的分化加剧的时代。金融资本的利益支配着新产业以及整个经济未来走向的发展,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开始偏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日渐分化,经济领域与政策制度间的割裂也不断扩张,在原有框架里的调整已经不可能消化技术革命带来的冲击。没有走向新产业的大量闲置资金主要的出路就是进入资本市场,进行短期的投机交易,高风险与高回报,同时滋生着寻租、腐败和欺诈等不正当行为。但也正是在这个投机欲望混乱和膨胀的时代,投机资金也为各种新想法和新技术提供了试错性的机会。被抽空资本的旧产业提供的闲置生产资源与寻求新的增值点的金融资本一道,充分开发了新技术和新产业的潜力,并改造着民众的思维观念与政策环境。这是一个自由竞争的时期,也是一个混乱的时期,但正是这种新旧交替冲突的时期,为新的生产浪潮和景气繁荣提供了生长的土壤。过多的金融资本倾注到与新产业相关的领域,从基础设施建设到股票市场的交易,在深化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影响的同时,这往往会导致很多预期过高的过度投资,也导致了股市的资产膨胀。在“新时代”思想的裹挟下,人们充满了对未来的乐观,认为当下的经济进入了一个永久上升的时代,仿佛所有的投资都能赚钱,所有的高回报都理所当然。这种以钱生钱的盈利模式是金融资本控制经济的本质方式,财富好像是用魔法变出来的,整个经济中充满了赌博的气息。个人与社会的乐观和自由观念将政府的管制推到了角落,并为新的政策制度寻求合法性,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与撒切尔政府的自由主义转向正是这个环境的写照。金融狂热必然带来资产价格的膨胀和市场泡沫的滋生,这一时期往往是以一场影响广泛的市场泡沫的膨胀和破灭而告终。
  (3)市场泡沫的破裂是新的生产方式与旧的既定模式冲突的结果,也是社会思潮和政策制度新旧更替的转折,它导向了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的相互协调期。通过市场泡沫,金融资本掌控的狂热生产方式转变为依靠实体经济生产的持久增长模式,从利润追逐时期的个人主义至上转变为对集体利益和社会福利的重视。对市场泡沫破裂采取应对措施的政府和货币当局通常是实行这一转变行动的主体,国家的干预调控和社会组织的参与行动并不是由主观意愿或者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决定,而是受到新技术和新生产方式的推动。这个时期可能持续很长时间,并伴随着经济严重的衰退,有可能引发暴力事件和政局动荡。前一时期积累的社会矛盾,贫富分化、供求失衡和失业问题,在这一阶段激化并爆发。面对穷人愤怒和绝望的情绪,决策者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也只有在泡沫破灭,银行信用和消费者信心需要政府提振和刺激的时候,金融资本才有可能接受新的规制和管理,而新秩序的确立也是一个不断摸索的时期,需要不断的彩排和试错。政策制定者没有必然的理由一定会采取与新的生产方式相协调的策略,这意味着这一时期充满着更多的不确定性,每个决策都有可能恶化当前的经济形势。但是,毕竟新的生产方式的力量正在增长,影响越来越凸显,与之相互作用的政策和制度将逐渐探索出一个新的固定框架,这一新框架将重新实现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的协同合作。
  经过市场泡沫破灭的剧烈震荡,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的相互协调期迎来了科技革命和新生产方式的胜利和普及,这是一个市场和社会最有健康活力的时期,就像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那样。狂热时期过度投资提供的基础设施和基础投资在此时发挥了作用,规模经济和市场扩张有了强劲的动力,增长以稳定扎实的步伐前进,社会也以同样良好的节奏运转,充分就业最有可能实现。在一个社会基础井然有序的时代,道德风尚会得到有效的实施,企业也会发挥其社会责任,各种福利和公益事业得到发展,劳动者和弱者的利益受到尊重,收入也会普遍有所提高,于是消费市场也得到扩展,生产的持续进行有了根本的保障。这类似于二战后的经济腾飞期,工人运动获得了空前的成就,并于20世纪60年代末达到巅峰。金融资本在这个时期已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创造新财富并获取高利润,但此时增长利润的实现更加依靠实体经济的生产,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相契合,通过支持生产资本而获得长期利润,生产是这一时期的主导力量,因而,繁荣的一部分成果会通过要素持有者的收入流入到社会的基础阶层,因而,整个社会都会因此受益。
  (4)流金岁月期。马克思和阿里基都曾注意到,资本主义持续繁荣的时期总是很短,很快就会被接下来的混乱所打断,因而,将之称为资本主义的“晚秋”和“流金岁月”,这常常令人发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感慨。随着累积的经验使新技术的相关应用越发熟练以及市场需求达到饱和状态,技术体系的推出和产品的市场周期都越来越短,新的生产方式的局限性渐渐显露。创新之后的模仿和同类产品生产规模的扩大使得边际产品的收益越来越小,大大压缩了利润空间。生产资本的盈利能力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金融资本的要求,裂缝开始在生产领域产生,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生产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财富,但是经济再生产的逻辑却是增加资本投入,而不是劳动者工资,这种撕裂引发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在新经济生产方式的上升时期带给了人们太多的想象和承诺,但是福利从观念走向现实兑现时却大打折扣。这种表面上的和谐与繁荣,掩藏着不满与动荡的潜流。从根本上说,随着技术的成熟与市场的饱和,新技术与新生产率的潜在利润空间已经实现并趋于耗竭,大企业往往通过兼并和收购其他企业的方式来保持利润率,或者将资本转投于外围的国家和地区。大企业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却难以找到继续获利的投资机会,金融资本已经越来越偏离生产资本的范围,开始独立寻找新的出路。也就是说,这种生产方式已经陈旧和过时了,新的技术革命与生产方式等待金融资本的投入和开启,一切已经就绪。   这种划分以及对各阶段的分析,有点拉卡托斯的“硬核”和“保护带”思想的意思,也与某一时期的经济社会制度内在一致的系统性理论相适应。某一时期的经济和社会体系虽然其发展潜力已经趋于耗竭,但是其社会观念和政治制度是与其当时的生产结构相统一的,因而,科技革命所要改变的不仅是新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还需要通过社会层面消费者的学习过程和新文化思潮的造势,政治层面新的经济政策和法律规章的理念更新来发挥完全的作用。因而,简略地说,每一次科技革命所推动的是两个层面的变化:以生产资本和金融资本为内容的经济内部的变化;以文化思维和政策制度为内涵的经济外部的变化,而市场泡沫是新旧两种科学技术与政策制度交替冲突的集中爆发,也是二者转换的过渡期。
  三、科学技术与金融发展的内在勾连
  每一种技术创新在运用于基础设施和生产过程当中,都会加速商品交易过程中的交通与通讯设备的提升,同样,这些新型技术也能用于银行系统和金融部门,而且资本市场的技术普及更加便利。因为每一次新型科技革命的发起都需要金融资本的介入与支持,金融资本以这种根本性的方式推动着新型技术的推出,而且,除了盈利预期以外,对加快交易速度和扩展业务范围的强烈需求也促使金融资本成为科技新产品和新服务的最有野心的客户。正是由于这种金融资本与创新企业家的早期紧密接触,任何便利通讯的科学技术都会被银行业迅速采用,这加快了资金的流动,而且很大程度地保证了信用领域、银行机构和金融系统等的速度和安全性。从19世纪早期,银行就是最早应用电报、铁路运输和廉价邮局的客户之一,那时主要传送的是贵金属和商业信息。同样,银行最早采用了19世纪末期出现的蒸汽船和国际铁路等运输方式,也应用了电话、国际电报和计算器等便于信息传送的通讯方式。正是在这种运行方式和理念指导下,国际股票交易市场在条件具备的初期就很快建立了起来,金融业向着快速化、体系化和国际化的方向迅速发展,使得一个永不休息的全球金融交易市场快速形成,规模越来越大,效率越来越高。铁路和电报的应用使得当时英国分支银行联合到国家范围,形成了全国网络;国际电报使得这种联系扩展到国际范围;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前后,环球金融运动和信用卡的全球通用使得世界规模的金融服务网络的最终形成。
  每次的科技革命与创新都为金融系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推动,为金融资本更大的规模和力量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每次在新技术拓展的经济繁荣中扩张了的金融资本又为将来的科技革命提供了更多的支持。这种企业创新和金融创新的相互支持和相互促进是经济发展和循环的两个重要引擎,它们加剧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也扩大了新旧经济生产方式转换时期的冲突和动荡,因而会产生更大规模的市场泡沫。明斯基已经证明了金融系统内在的不稳定性,在最新科学技术支持下的金融系统扩张的同时,只会引发更剧烈的经济波动和市场泡沫。当然,科学技术本质上是一种工具,它在为金融动荡提供动力的同时,也在为监管和调控政策提供支持。但是,毕竟金融系统是最早采用新技术的行业,而且政府当局的监管本身就有很大的事后性,这两者间的时滞足以使市场泡沫产生巨大的影响。虽然市场泡沫是新旧生产方式和政策制度交替所必然经历的过渡期,但对其进行适时的调控,可以将其对社会动荡和政治局势的危害降到最低。这要求监管机构和货币当局尽早采取更加先进的科学技术,跟上时代的步伐和未来发展的方向。
  四、信息技术催生互联网市场泡沫
  当前世界正处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信息革命引发的浪潮之中,更具体地说,是处于一个市场泡沫频发的新旧生产方式和政策制度的转折期。世纪之交的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一连串的事件预示着这个交替时期的动荡与不安。这次信息革命以微电子产品的新技术带动了计算机软件等新产业,并扩展和应用到远程通讯、控制设备以及生物技术和新型材料等延伸行业。一大批基础设施得到更新和拓展,如促进即时通讯功能的卫星、互联网和无线电等数字远程通讯系统,以及包含水陆空三方面的高速物流运输系统等,还有就是对新能源的开发与多种能源的综合运用。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动力繁荣的这个时代被称为信息和远程通讯的时代,从生产领域到社会生活领域,这个时代贯通的是信息与知识的精神。与20世纪的大规模生产与大规模消费导致的集权化和科层化金字塔式社会结构不同,在计算机和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带来的是灵活而分散的网络结构。作为这个时代特征的网络结构,是由提供思路的战略指挥核心和与其相连的即时通讯系统构成,虚拟化倾向是其最显著的标志,这充分保证了其自身的灵活性。这种结构既适用于较小的地域化组织,也能应用于巨大而复杂的国际化机构。
  互联网是信息技术最典型的代表,也是这个时代的别称。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互联网基本上已经从专业领域进入到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并持续引发了生产领域的光明愿景以及纳斯达克股价指数的一路狂涨,直到新世纪刚刚开始,其引发的投机浪潮和股市市盈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互联网泡沫成为信息时代人们新的记忆。互联网技术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为我们提供娱乐的同时,更能为我们提供即时的新闻和资讯,而且通过一种互动交流的方式,使我们控制世界的能力更强也更为便捷。互联网以其虚拟的形态将个人的有限性与世界的无限性连接,让人产生了掌控的快感和体验的震撼,并对互联网所产生的推动世界发展的力量充满无尽的想象——虚拟无形的东西更适于激发想象,尤其是“新时代”的到来和高增长持久存在的乐观想象。因为定价的主观性更高,科技产品的价格浮动更加剧烈,对其未来收益的预期更容易发生误判,也更容易引发过度投资与投机行为。互联网所拥有的这两方面的特质使它更容易引发市场泡沫和金融狂热,造成的危害也更为广泛。在信息高速传播与效率极度提升的时代,新技术的生命周期更加短暂,其引发的经济周期波动的各个阶段会以更加快速,甚至挤压重叠的方式相继进行。各个阶段的特点会以更加剧烈的方式表现出来,尤其是市场泡沫和其后的动荡调整期,会有更加复杂和严峻的挑战等待着决策者和一般民众的解决。因而,这是一个市场泡沫的时代,也是一个动荡频发的时代,无论是市场领域、社会生活还是政治层面。
  [注 释]
  ① 详见《中国“庞氏骗局”吸金8亿坑9000人》,《南方日报》,2014-04-29。
  [参考文献]
  [1] J·K·加尔布雷斯.“泡沫”的故事——金融投机历史回顾(三)[J].万安培,白大丰,王寿安,译.改革,1994(6).
  [2] 李有星,陈飞,金幼芳.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探析[J].浙江大学学报,2014(2).
  [3] 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张积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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