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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2月21日，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乘飞机降落北京，飞行时长不过十几个小时，但为了这次旅程尼克松却用了22年的时间。尼克松访华的一周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此后中美逐渐打破坚冰，建立彼此尊重的外交关系，堪称20世纪世界政治史上一个伟大的里程碑。
2019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5月，《尼克松回忆录》中文版出版发行，这是尼克松唯一的亲笔回忆录，书中曝光大量第一手资料，其中“尼克松访华日记”披露出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下文为《尼克松回忆录》节选。
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1972年2月17日10时35分，我们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往北京。当飞机加速、离开地面时，我想到马尔罗（法国作家，担任过文化部长，曾作为戴高乐将军的使者访华）讲的话。我们正在开始一次在哲学上争取有所发现的旅程，这个旅程正像很早以前在地理上发现新大陆时的航行一样不可预卜，并且在某些方面一样危险。
亨利（基辛格）认为，对于这次大胆的行动以及访问一个为许多美国人所不熟悉的国家这一事件，含有某种兴奋的成分。
我们的飞机平稳着陆。周恩来站在舷梯脚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盖不住他的瘦弱。我们下梯走到快一半时他开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
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使他深感受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一边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我被介绍给所有中国官员，然后站在周恩来的左边，军乐队演奏两国国歌。在共产党中国首都的跑道上，《星条旗之歌》在我听来从来没有这么激动人心。
周恩来和我同乘一辆挂着帘子的轿车进城。在我们离开机场时，他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
中国人念念不忘自我批评
下榻后，我正准备淋浴，基辛格闯进来报告说毛主席要会见我。那天深夜，我写下了会见时的气氛。
在我们动身前，罗杰斯（国务卿）走上飞机，他很关心地说，我们应该很快同毛主席会见，并且我们不能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当我会见他时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阶梯而他却站在阶梯顶端。
我们在这方面的顾虑大约在下午2时就完全打消了，这时亨利气喘吁吁地走进房间告诉我，周恩来在楼下，说毛主席现在就想在他的住所见我。亨利下楼去了，我等了大约5分钟，然后我们乘车去毛主席的住所。
我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簡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他椅子旁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他的女秘书扶他站起来。我同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他伸出手来，我也伸出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约1分钟之久，这一动人的时刻在谈话的记录里大概没有写。
显然，他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他不断吸引亨利参加谈话。这次谈话本来只会进行10分钟或15分钟，结果却延续了将近一个小时。
为了把我们第一次的会晤记录下来，几名中国摄影记者赶在我们前面拥进会场。我们都坐在长方形房间的一头围成半圆的软沙发上。当摄影记者还在忙碌的时候，我们彼此先寒暄了一会。亨利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读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我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可是毛主席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中国人看起来比较容易相处，原因之一是他们一点儿也不骄傲自负。他们和苏联人不同，苏联人一本正经地坚持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好的。中国人几乎念念不忘自我批评，常常向人请教怎样改进自己。周恩来不断提到他们需要了解和克服自己的缺点，我就不禁想到赫鲁晓夫怎样说大话，和他相比，中国人的态度要健康得多。我当然知道，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态度，他们有意作出决定时要保持谦虚，事实上他们绝对相信自己的文化和哲学极端优越，认为总有一天要胜过我们和其他所有人的文化和哲学。
必须搞好同中国的关系
在北京逗留的第三个晚上，我们被邀请去观看一场体操和乒乓球表演。
体操表演丰富多彩，蔚为壮观，自始至终贯彻了一种巨大的献身精神和专一的目的性。他们搬出体育器械的方式和高举红旗的入场式，男女运动员的外表，当然还有那精彩的乒乓球表演，都显示了惊人的力量。
亨利的警告无比正确，随着岁月的推移，不仅我们而且各国人民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才能同中国人民的巨大能力、干劲和纪律性相匹敌。
那天晚上我上床以后久久不能入睡。到早上5时，我起来洗了一个热水澡。我回到床上后，点燃了一支中国制“长城牌”雪茄烟。我坐在床上一边吸烟，一边记下这一星期里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周恩来和我在驱车前往北京机场途中作过一次很有意思的交谈。他提到毛主席在阔别32年之后重返故乡时填的一首词。他再次提到他常常谈到的一点：逆境是个好老师。我对周恩来说，我发现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比从胜利中学到的还多。
周恩来说，我在上次祝酒词中讲到我们不可能在一星期之内搭起跨越1.6万英里和25年的桥梁，说我的这种想法就像毛主席的一样，富有诗意。
回顾在中国度过的那一个星期，我感到最鲜明的印象有两个。其一是在北京观看体育表演时，观众既守纪律又激动得近乎狂热的令人生畏的景象，它证实了我的这一信念，即我们必须在今后几十年内在中国还在学习发展它的国家力量和潜力的时候，搞好同中国的关系。否则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强大敌人。
这次访问给我留下的另一个鲜明印象是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世界上的许多领导人和政治家往往全神贯注于某一事业或问题，周恩来却不然，他能广泛地谈论人物和历史。他的观点为他那种意识形态的框框所影响，然而他知识的渊博是惊人的。我很惋惜，等到我1976年第二次访问中国时，周恩来已经逝世，我们不能再见面了。
2019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5月，《尼克松回忆录》中文版出版发行，这是尼克松唯一的亲笔回忆录，书中曝光大量第一手资料，其中“尼克松访华日记”披露出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下文为《尼克松回忆录》节选。
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1972年2月17日10时35分，我们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往北京。当飞机加速、离开地面时，我想到马尔罗（法国作家，担任过文化部长，曾作为戴高乐将军的使者访华）讲的话。我们正在开始一次在哲学上争取有所发现的旅程，这个旅程正像很早以前在地理上发现新大陆时的航行一样不可预卜，并且在某些方面一样危险。
亨利（基辛格）认为，对于这次大胆的行动以及访问一个为许多美国人所不熟悉的国家这一事件，含有某种兴奋的成分。
我们的飞机平稳着陆。周恩来站在舷梯脚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盖不住他的瘦弱。我们下梯走到快一半时他开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
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使他深感受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一边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我被介绍给所有中国官员，然后站在周恩来的左边，军乐队演奏两国国歌。在共产党中国首都的跑道上，《星条旗之歌》在我听来从来没有这么激动人心。
周恩来和我同乘一辆挂着帘子的轿车进城。在我们离开机场时，他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
中国人念念不忘自我批评
下榻后，我正准备淋浴，基辛格闯进来报告说毛主席要会见我。那天深夜，我写下了会见时的气氛。
在我们动身前，罗杰斯（国务卿）走上飞机，他很关心地说，我们应该很快同毛主席会见，并且我们不能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当我会见他时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阶梯而他却站在阶梯顶端。
我们在这方面的顾虑大约在下午2时就完全打消了，这时亨利气喘吁吁地走进房间告诉我，周恩来在楼下，说毛主席现在就想在他的住所见我。亨利下楼去了，我等了大约5分钟，然后我们乘车去毛主席的住所。
我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簡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他椅子旁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他的女秘书扶他站起来。我同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他伸出手来，我也伸出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约1分钟之久，这一动人的时刻在谈话的记录里大概没有写。
显然，他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他不断吸引亨利参加谈话。这次谈话本来只会进行10分钟或15分钟，结果却延续了将近一个小时。
为了把我们第一次的会晤记录下来，几名中国摄影记者赶在我们前面拥进会场。我们都坐在长方形房间的一头围成半圆的软沙发上。当摄影记者还在忙碌的时候，我们彼此先寒暄了一会。亨利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读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我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可是毛主席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中国人看起来比较容易相处，原因之一是他们一点儿也不骄傲自负。他们和苏联人不同，苏联人一本正经地坚持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好的。中国人几乎念念不忘自我批评，常常向人请教怎样改进自己。周恩来不断提到他们需要了解和克服自己的缺点，我就不禁想到赫鲁晓夫怎样说大话，和他相比，中国人的态度要健康得多。我当然知道，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态度，他们有意作出决定时要保持谦虚，事实上他们绝对相信自己的文化和哲学极端优越，认为总有一天要胜过我们和其他所有人的文化和哲学。
必须搞好同中国的关系
在北京逗留的第三个晚上，我们被邀请去观看一场体操和乒乓球表演。
体操表演丰富多彩，蔚为壮观，自始至终贯彻了一种巨大的献身精神和专一的目的性。他们搬出体育器械的方式和高举红旗的入场式，男女运动员的外表，当然还有那精彩的乒乓球表演，都显示了惊人的力量。
亨利的警告无比正确，随着岁月的推移，不仅我们而且各国人民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才能同中国人民的巨大能力、干劲和纪律性相匹敌。
那天晚上我上床以后久久不能入睡。到早上5时，我起来洗了一个热水澡。我回到床上后，点燃了一支中国制“长城牌”雪茄烟。我坐在床上一边吸烟，一边记下这一星期里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周恩来和我在驱车前往北京机场途中作过一次很有意思的交谈。他提到毛主席在阔别32年之后重返故乡时填的一首词。他再次提到他常常谈到的一点：逆境是个好老师。我对周恩来说，我发现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比从胜利中学到的还多。
周恩来说，我在上次祝酒词中讲到我们不可能在一星期之内搭起跨越1.6万英里和25年的桥梁，说我的这种想法就像毛主席的一样，富有诗意。
回顾在中国度过的那一个星期，我感到最鲜明的印象有两个。其一是在北京观看体育表演时，观众既守纪律又激动得近乎狂热的令人生畏的景象，它证实了我的这一信念，即我们必须在今后几十年内在中国还在学习发展它的国家力量和潜力的时候，搞好同中国的关系。否则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强大敌人。
这次访问给我留下的另一个鲜明印象是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世界上的许多领导人和政治家往往全神贯注于某一事业或问题，周恩来却不然，他能广泛地谈论人物和历史。他的观点为他那种意识形态的框框所影响，然而他知识的渊博是惊人的。我很惋惜，等到我1976年第二次访问中国时，周恩来已经逝世，我们不能再见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