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9--01
　　千古名篇《醉翁亭记》是欧阳修被贬滁州一年左右与宾客出游时所作，文章以介绍滁州西南琅琊山的风景起笔，从游客的视角引出了峰回路转之处，翼然临于酿泉之上的醉翁亭。这醉翁亭自然也就成了作者和众宾客的宴酣之地。文章由四时、朝暮的美景写到滁州人及众宾的宴游之欢，营造出其乐融融的氛围，表达了他作为滁州地方长官对于自己政绩的欣慰，带着这种欣慰之感看山水，自然也多了几分怡然之情。因此，从文本来看，醉翁欧阳修的快乐主要是“山水之乐”、“宴酣之乐”，是一种实实在在、触手可及的欣喜。但是，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理解欧阳修是远远不够的，欧阳修并不是个普通的“醉翁”。
　　要深入理解《醉翁亭记》中欧阳修的情绪，必须要还原他贬官前后的史实。
　　北宋仁宗年间，国家“三冗两积”（三冗指：冗官、冗兵、冗费；两积指：积贫、积弱）的弊病日益突出，在仁宗的支持下，以范仲淹为中心聚集了一批锐意改革的志士，谋划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作为改革派的中坚力量，锋芒毕露、笔锋凌厉，与保守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保守派利用欧阳修名义上的“外甥女”张氏与下人通奸一案，罗织罪名，状告欧阳修与张氏有染，一时震惊朝野。仁宗为平息案件、稳定朝局，不得已将欧阳修贬为滁州知州。保守派打击政敌的手段卑劣、令人不齿，因为如此的“桃色案件”虽然无法证明，但也无法证伪，因此对意气风发的欧阳修打击巨大，严重影响了欧阳修的政治声誉。
　　正是在这样说不出口的冤屈下，欧阳修奉皇命到滁州上任，但是他并没有一蹶不振，消沉度日，而是以滁州为“实验田”，将自己治理家国的主张付诸实践，不到一年，滁州人民普遍安居乐业，这才有了太守欧阳修带领众人在琅琊山游山玩水的轻松、惬意。然而，山水之乐足以怡情，宴酣之乐足以畅怀，滁州人的乐在其中是纯粹的，而宴会一角的太守，在众人的前呼后和、丝竹声声中，他“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身边似乎总笼罩着一层解不开的寂寥。诚然，欧阳修爱民如子，看着滁州井井有条，他必然有发自内心的安慰和喜悦，然而，再往他内心走一步，我们也能真切体会不到四十岁、被一桩绯闻案件驱逐出政治中心的欧阳修心中的苦闷与落寞。
　　怀着这样的心境，欧阳修频频举杯，但是他真的喝醉了吗？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醉翁当然不是买醉的酒鬼，他的情趣似乎是由林壑尤美的琅琊山、水声潺潺的酿泉引发的，是对山间朝暮、四时美景变幻的沉醉。在公务清闲的时候，邀上三五好友，遍览滁州西南诸峰美景，旁观滁州人安乐的生活，胸中大感快意，于是将情怀寄托到美酒中，是谓“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但是，结合欧阳修当时的遭遇，他在酒中寄寓的似乎不只是山水之乐、宴酣之乐这么简单。
　　在酿泉为酒、山肴野蔌杂然前陈的宴会上，在丝竹绕耳、觥筹交错的欢闹中，欧阳修是“颓然”的。这种“颓然”格格不入，与周围所有美好的事物无关，是欧阳修在最热闹、最应该满心喜悦的时候，也无法抛开的心结。因此，醉翁的“醉”是表象，对山水的沉醉也是表象，内心中对此次贬谪经历的愤懑、对千里之外的政治形势的担忧、对继续推行庆历新政挽救时局的希冀才是沉甸甸的实质。名义上的醉翁在众多宾客中其实是最清醒的，因为有尚未实现的政治抱负，因为有对民族前途的担忧，更因为有肩负国家命运的责任感。
　　“醉翁”欧阳修在离醉翁亭不远的地方修建了一座亭子，名曰“醒心”。我們仿佛可以穿越千年的光阴，看到太守欧阳修在醉翁亭游玩饮酒后，独自登上醒心亭，极目远望，有相环的群山，相滋的云烟和无穷的旷野，于是太守因贬谪而沉郁的心“洒然而醒”。
　　曾巩在《醒心亭记》中写到，“天下之学者，皆为才且良；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乐也”。作为同道中人，曾巩认为如果天下求学的人都德才兼备，边远地区民族也能鸟兽繁育、草木生长茂盛，欧阳修才会真正感到快乐。确实，像欧阳修这般心怀天下，面对欣欣向荣的治世、盛世才会快乐的人，又怎么会偏安一隅、在庆历新政困难重重之时感到快乐呢？是谓“一山之隅，一泉之旁，岂公乐哉？乃公所寄意于此也。”不论琅琊山多么隽永、酿泉多么甘甜，都是“一隅之地”，它们给欧阳修带来的是小小的欣喜的浪花，却无法在他广阔的胸怀中激起伟大快乐的波涛。
　　欧阳修的“乐”有小大之分，优美的山间风景、快乐的郊游宴会、滁州百姓的安居乐业给他的是浅层的喜乐，而这喜乐覆盖下的内心深藏着诉不得的苦闷。因为太清醒，所以有时想要“醉”，然而知识分子的济世之心让他每每在“醉”时登醒心亭而自省，唤起那颗忧国忧民、百折不挠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