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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中国制造业对外面临着残酷的国际竞争和市场竞逐，对内亟待摆脱“缺芯”之忧和“卡脖子”之痛。文章对标世界一流制造业企业的成功经验和最佳实践，剖析当前中国制造业企业存在的普适性和特殊性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思路和提升路径。企业发展的根本是实力，中国制造业应当以成为“高品质产品和规模化生产而备受信赖的世界品牌”为其自身的价值定位。
【关键词】制造业；技术创新；区域化产业
【中图分类号】F424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从根本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已经从2006年的32.5%下降至2019年的27%左右，引发对中国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担忧，发达国家发展路径证明，保持制造业的合理比重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障。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伴随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增量的减少让存量竞争更加激烈，各方从贸易转到以技术竞争为中心的博弈。中国制造业对外面临残酷的国际竞争和市场竞逐，对内亟待摆脱“缺芯”之忧和“卡脖子”之痛。
一、制约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因素分析
（一）研发投入强度不够，科技规划方向失焦
中国工程院《2020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的“持续发展”指标中，2018年中国制造业销售利润是6.19%，研发投入强度为2.32%；而2019年制造业销售利润是5.23%，研发投入强度为1.45%。研发投入强度下降了0.87个百分点，研发投入强度下滑明显，同时也可看出利润下滑是导致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下降的原因之一。
企业要依靠持续的投资研发，才能够提高水平，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认为，台积电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台湾晶圆厂长期坚持投资研发。
在2011年的芯片领域，台积电率先开始28nm，国内工艺当时也可以做到40nm，仅差一代。而当2020年中芯国际开始量产14nm的芯片时，国际上已量产5nm的芯片了，已经差距10、7、5nm三代。亦如前工信部部长苗圩2021年3月7日在政协会议上所言，中国实现制造强国目标至少还需30年。
科技追逐之路上只有“直道”，不宜奢望“弯道”超车，企业唯有抓住技术范式迭代的机会窗口，才能实现“换道”超车。
还要避免一个误区，认为摆脱陷入外国技术依赖的被动局面，中国就必须制定自己的标准和规范。中国企业要谋求国际合作，而不是沉迷于制定无人问津的国际标准，更不能盲目追求自给自足。
（二）技术实现能力落后，创新能力不足
市场经济竞争取决于企业之间生产力的对比，而生产力的直接决定因素是技术水平。
疫情令呼吸机等医疗器械产品需求暴增，中国企业因未掌握核心技术导致产能受限，制造呼吸机、ECMO（体外膜式氧合器）等高端医疗设备器械长期依赖欧美零件供应，连“预灌封”的一次性药物注射器也还要进口部分配件，才能生产出来，暴露出中国医疗制造相关产业链的技术短板。2020年包括口罩、防护服等纺织及制品出口增长30.4%，为我国第二大宗出口商品[ 1 ]，海关数据也显示，2020年出口了价值3400亿元的口罩，约2242亿只，防护服23亿件，出口的医疗器械产品主要以低值耗材为主，处于医疗产业链的低端位置。
里昂证券（CLSA Ltd.）调研显示，中国制造商占据了80%以上的线性和笛卡尔机器人的市场份额，而复杂的多轴移动铰接式机器人，日本等外国制造商占到销售额的60%以上。目前国内工业机器人所需的齿轮减速器，超过75%是从纳博特斯克（Nabtesco Corp.）和Harmonic Drive Systems Inc.等日本公司进口的，这些零部件仅占日本制造的工业机器人成本的12%，而占中国制造的工业机器人的成本高达1/3以上，使得中国制造的工业机器人很难具有价格竞争力。
2020年中国芯片进口额高达3800亿美元，约占当年进口总额的18%。另据彭博社官方贸易数据显示，中国从日本、韩国、台湾等地购买了320亿美元半导体制造设备，进口额比2019年跃升了20%，由于市场极度缺乏相关制造设备，就连进口的日本二手设备，价格都被急剧推高。中国在技术领域还有其他诸多的软肋，部分关键零组件仍依赖海外供货商。企业技术创新要大胆想象、小心求证，对自身技术实现能力保持清醒的认识。
（三）技术进步使制造业转移收敛，低端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
现今世界已经从贸易转移到了以技术竞争为中心的博弈。技术进步特别是自动化技术、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发展导致劳动力的贡献度下降，发达国家劳动力昂贵的制约因素被弱化，竞争力回升，使外包加速向发达国家回流，推进了近岸外包和以区域协同替代全球布局，产业链分工的模块化和碎片化趋势日益突出。而产业布局的国家经济安全考量，使本地化布局进一步增强。
数字技术的迭代尤其是底层技术的升级，常常意味着上一代技术和相关的应用全部被淘汰，不会像传统技术进入成熟期后可以进行梯度转移，工业化时代通过引进发达国家成熟技术进行适应性改进和创新来实现本土的技术升级和赶超已很难再现。
Fomalhaut Technology Solutions 拆解 iPhone 12得出的数据显示，所有中国境内的苹果供应链公司提供的零部件，占每部 iPhone12 物料成本价值比仅为4.7%，而韩国供应链的价值比超过27%，其中主要就是手机屏幕。国产屏幕商京东方也多次参与苹果的测试，都没能进入苹果的供应体系，2021年5月iPhone 13系列屏幕供应商也已确定，三星成为iPhone 13 Pro机型屏幕的独家供应商，京东方再次出局。
中國制造业的竞争力是建立在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和大量消耗资源的要素基础上，并得益于“后来者”的模仿优势。但由于专业化生产的片断化和模块化，技术实力不一定能满足长远的迭代需求，导致不可替代性并不强，随着数字化升级，陷入“功能分工陷阱”的风险愈加凸显。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分析中国制造业发现，从内生条件看，如果不能从产业圈边缘突入核心，必将面临被全球产业链“低端锁定”的局面；从外生环境看，出于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警惕和威胁，发达国家将其隔离在外或压制在产业链末端，一旦要素成本提高或政治动荡，必将引发产业转移。
低水平制造、产业不升级，永远无法摆脱疲于奔命的境地。当前各项要素成本都在上升，对绿色发展的需求不断增大，在越来越严格的环保约束下，中国制造业通过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完成资本积累和实现赶超的模式不再有效。
（四）盈利生存能力不强，数字化转型成本高
当前企业面临着海外需求不确定性持续增加、国内经济内生动力培育不足，导致业绩不及预期；原材料、物流成本、通胀压力叠加使经营状态恶化；2020年下半年人民币单边升值，使一些出口型企业遭受了规模较大的汇兑损失；国家统计局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显示企业应收账款和产成品存货仍在持续增加。
资源要素约束增强，投资成本增加，都影响到制造业投资的回报和收益。数据显示，中国的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ROI）已由2008年以前的8%～10%下降到如今的3%左右。
制造业利润的下降，导致制造业投资持续低迷。制造业贷款占比逐年下降，从2012年末的19.4%持续下滑至2018年末的11%。金融供给失衡，既有制造业自身具有的投资回报周期长的因素，更主要的是制造业大而不强，企业利润率过低，难以覆盖融资成本的原因。
企业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导致企业经营风险加剧，而为了保持财务稳健和可持续，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速度更加放缓。
家电龙头企业美的集团，近八年数字化转型已累计投入超过100亿元，而对中国大多数传统企业而言，残酷的市场竞争已疲于应付，根本无力开展数字化转型实践。
在推动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中，仅有14%的企业投入超过年销售额5%，七成企业的投入不及年销售额的3%，其中三成企业投入未超过年销售额的1%。对数字化转型投入的不足是制约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因素。据调查，目前中国中小企业中仅有10%左右使用了ERP和CRM（客户关系管理）方案，6%左右实施了SCM（供应链管理）。
二、提升路径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基础研究以支撑尖端技术的研发，提升工艺水平以实现精细化生产
实现产业分工重构有两条路径：一是技术升级，即突破“卡脖子技术”；二是科技革命，直接占领产业高地，但这种正向研发必须依靠扎实的基础研究。
中国企业在机器人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体现在机器人的反应速度和动作流畅度，而这取决于仿生学等相关基础研究水平，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从底层开始把涉及到的物理、化学、材料、力学、热学等一系列学科的研究基础做好。
相比于设计、制造，在芯片产业链中封装环节处于低端，但日本公司研发出改变在平面上排列半导体的方式，采用重叠配置的3D封装，通过这样立体化、电子的移动距离缩短，使半导体的耗电量明显减少，继续领跑“超越摩尔定律（More than moore）”的技术创新。这种尖端技术的研发能力也是台积电在茨城县筑波市建立3D封装的研发基地的原因。
创新和制造是不可分离的，若只是苦思冥想去勾勒灵感，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创新仅是纸上谈兵[ 2 ]。
质量保障是在一道道严密的工序里实现，严格的过程控制使各环节的管控都走向精细化。精细化生产既要掌握稳定的工艺方法，也要重视持续改进基础制造工艺，工艺的完善需要技術能力的沉淀，才能向专、精、特、新的高端攀登。
我国制造业的优势或者说最大的本钱，就是庞大的制造能力。中国制造业的价值定位，应当是成为以高品质产品和规模化生产而备受信赖的全球品牌。
（二）聚焦世界一流技术，持续投入研发资金
在中国制造业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更加多样，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更加广泛的大背景下，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基本上与科技研发投入成正比，未来只有那些持续投入研发的企业，才能行稳致远。
半导体制造设备厂商荷兰阿斯麦（ASML）的前身属于飞利浦，1984年才开始独立运营。多年来通过投资和入股等方式，获取光刻系统的核心技术，90%的部件都是合作和外购世界顶级技术产品，投资德国卡尔蔡司、收购美国Cymer光源，同时引入英特尔、台积电和三星等企业注资，形成了无法复制的战略利益共同体。
ASML现在占据了全球高端光刻机市场份额的89%，其中有面向成熟制程的DUV（深紫外光刻机）产品，而面向先进制程7纳米以下的EUV（极紫外光刻机）市场则被ASML完全垄断，形成了技术壁垒。EUV单台配件多达10万个，价格高达1.2亿美元，先后经历了22年的马拉松式研发、耗资超过200亿欧元。而曾经碾压阿斯麦的竞争对手——日本的尼康和佳能则为了利润快速变现，进入了数码相机等普通消费电子市场，从而失去了光刻机领域的优势。
一度沦为“四大惨业”之一的台湾半导体产业经历时间的洗礼，市场的淬炼，也已形成巨大的产业优势。1987年成立于台湾新竹的台积电（TSM），股价截至2021年4月15日收盘，市值超过4万亿人民币（6139亿美元）。近几年，台积电每年的研发投入都达到100亿美元，台积电的成功，创始人张忠谋认为，坚持长期地巨额研发投入和技术积累创建了台积电在技术路线上的领先布局，使原本只是英特尔（Intel）的备用合作商，如今成为全球一流企业。
全球价值5000亿美元的半导体产业链是一个人才、资金、技术高度密集的产业，做为依照摩尔定律快速迭代的产业，持续的研发投入，不断扩大的市场份额，使后来者追赶乏力，而企业一旦放弃跟随先进制程，芯片代差过大后，后续想要追赶的技术难度更高，落后可能是永久性的。
据商务部台港澳司统计，2020年1～12月，大陆与台湾贸易额为2608.1亿美元，出口601.4亿美元，进口2006.6亿美元，我对台贸易逆差1405.2亿美元，大陆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和贸易顺差来源地。 这也体现出只要产业水平高，即便是高度依赖外部市场，也可以形成优势地位，因为缺少其产品和技术，外部市场的相关行业也会停摆。戴尔科技集团CEO及创始人Michael Dell透露，戴尔公司年度订单量700亿美元，是许多半导体制造商最重要的客户之一，但仍需支付溢价以确保芯片供应。
中国企业科技和制造水平越高，受外部市场影响就越小，才能真正实现自主发展。
（三）增加供应链的弹性，理性看待冗余管理
疫情冲击和市场低迷，迫使全球汽车厂商调整生产计划，需求波动向上游传导中被放大，形成牛鞭效应，造成了全行业的芯片荒。而半导体制造工厂，产线设备的特性本身就是7×24小时运转，所以也无法通过增加工作时间来增加产量。
车企要为其错误的需求预期付出代价，要认识到产能不足也是供应链安全和风险的重要关注点，充足的产能供应，甚至必要的产能冗余同样是供应链安全的重要组成。日本丰田汽车（Toyota Motor Corp.）因为打破了低库存的“即时生产”（just-in-time）在此次冲击中独善其身，其首席财务官表示，公司已先行囤积了1～4个月的芯片库存。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丰田力推精益管理制度，争取在每个环节都删除不必要的时间和资源浪费，丰田管理制度被普及于整个汽车产业。未雨绸缪的丰田发现了精益管理制度的一个漏洞——库存。精细的精益库存管理，几乎没有容错空间，而汽车产业链的层级繁复，信息不透明，库存弹性极低，一碰到危机，可能会瞬间断链。2008年金融危机后丰田建立了一个名为“救援”的系统，深入其供应商层级，将大约6800个零部件的供应链信息纳入数据库，使其像“股权穿透”一样摸清供应链的脉络，找出潜在的短板。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丰田更直接参股瑞萨芯片工厂，形成强绑定关系，所以此次冲击能够安然无恙。汽车企业非常注重精益生产，厂商均在追求“零库存”，而精益管理制度的发明者，却最先放弃了这个制度，值得思考。
当前各种不确定性加快了供应链转型，在效率和韧性之间实现新的平衡，从“按时”供应链转向“按需”供应链。按需而动的供应链促使企业扩充库存水平，在供应链某个环节出现问题时具有更强的抗击能力，而代价就是使企业的现金流压力也随之提升。
（四）打造区域化产业集群，发挥聚集效应作用，带动上下游的族群产业
当产业形成集聚的时候，思想、人力资本、企业聚集会带来很多正面效应，带来更多的理念、创新以及知识的溢出效应。
随着国际竞争的进一步加剧以及产业链出现本地化、毗邻化、区域化的趋势，区域集群将目标聚焦一定领域内，形成优势产业群。比如美国硅谷的互联网经济，西雅图的波音航空产业，台湾新竹的集成电路产业，深圳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手机数码通讯行业，杭州的阿里电子商务产业，北京的大科技和人工智能产业。
产业的集聚除了需要龙头企业以外，还需要产业链的协同发展，优化资源配置，发挥规模和协同效应，提升产业链竞争优势。
即使是重资本、高技术的集成电路行业，在产业供应链上也需要大量的小微企业为核心企业提供配套服务。比如台湾的新竹，为了服务台积电和联电两大企业，催生出上万家半导体相关企业、数十万从业人员的供应链生态，上万家大中小企业组成的半导体产业群落，犹如“蚂蚁雄兵”，遍布在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装和测试的全产业链。其中不乏隐形冠军，比如稳懋是砷化镓微波集成电路的全球第一，旺宏是记忆体中Nor Flash领域的龙头企业。2020年台湾半导体进口623亿美元，用于内需和封装测试后再出口，金额高达1225亿美元。
地域上立足资源禀赋，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整合、供应链集约的区域性产业链集群，这种既水平分工又垂直整合的分工模式成为台湾重要的产业优势。而反观富士康在美国设厂不仅缺乏大量熟练的产业工人，也缺乏与富士康产业链配套相关的上下游供应商，谈不上产业集聚，导致投产成本和难度大幅增加。
中国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0%以上，更需梯度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推动企业加快向“单项冠军”企业发展，利用中国制造的上下游产業链配套优势，加快形成制造业集群，发挥产业集聚效应。
（五）解决劳动力供需结构性矛盾，提高劳动生产率
中国已连续11年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但中国产业工人整体劳动生产率并不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发展研究室主任邓洲称，2018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为28 974.93美元/人，仅为美国的19.3%、日本的30.2%和德国的27.8%。
从事高技能水平的专业技术就业比例的差距更为显著。2020年中国为7.7%，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为20%，相差约12个百分点（同期美国为22.8%，英国为25.5%，德国为18.4%）。表明中国就业市场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技能错配，大量劳动力仍集中在低技能的中低行业。
随着劳动力优势丧失，产业升级迭代，中国制造业必须转向生产力的进步，依靠生产率的提高来保持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从国际实践上看，制造业产业具有成本效应以及规模经济效应，德国作为劳动力成本极度高的国家仍能继续保持制造业优势，表明虽失去成本优势，但仍能通过规模效应赢得比较优势。
据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到2030年，全球可能有8亿个工作岗位随着自动化的实现而消失。虽然工厂智能化、自动化设备日益削减普工的岗位，却依然难以撼动很多高级技工的岗位，知识型、技能型劳动者将成为主流[3]。在全球汽车制造领域已经超过一半是机器人生产，劳动者的工作对象也不再是汽车本身，而是变成了管理制造汽车的工业机器人。蔚来汽车总装厂，307个五米高的瑞典产橙色机器人，只有120名驻厂工程师来负责管理。2021年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主题口号为“一技之长，能动天下（Master skills， Change the world）”。劳动者需要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推动中国由“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由“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智造”。
三、结语
要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发展和维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内容。中国制造业企业应牢记发展的根本是实力，而不是机会；机会得到的，终会因实力而失去。
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公布的2021年工作安排中提出，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竞争和分配，成为大而强、大而优的世界一流企业应是中国制造业企业追求的发展目标。
主要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
[2]加里·皮萨诺 （Gary P.Pisano）.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M].机械工业出版社.
[3]王永钦，董雯.机器人的兴起如何影响中国劳动力市场 ——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J].经济研究，2020，（10）：159-175.
【关键词】制造业；技术创新；区域化产业
【中图分类号】F424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从根本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已经从2006年的32.5%下降至2019年的27%左右，引发对中国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担忧，发达国家发展路径证明，保持制造业的合理比重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障。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伴随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增量的减少让存量竞争更加激烈，各方从贸易转到以技术竞争为中心的博弈。中国制造业对外面临残酷的国际竞争和市场竞逐，对内亟待摆脱“缺芯”之忧和“卡脖子”之痛。
一、制约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因素分析
（一）研发投入强度不够，科技规划方向失焦
中国工程院《2020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的“持续发展”指标中，2018年中国制造业销售利润是6.19%，研发投入强度为2.32%；而2019年制造业销售利润是5.23%，研发投入强度为1.45%。研发投入强度下降了0.87个百分点，研发投入强度下滑明显，同时也可看出利润下滑是导致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下降的原因之一。
企业要依靠持续的投资研发，才能够提高水平，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认为，台积电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台湾晶圆厂长期坚持投资研发。
在2011年的芯片领域，台积电率先开始28nm，国内工艺当时也可以做到40nm，仅差一代。而当2020年中芯国际开始量产14nm的芯片时，国际上已量产5nm的芯片了，已经差距10、7、5nm三代。亦如前工信部部长苗圩2021年3月7日在政协会议上所言，中国实现制造强国目标至少还需30年。
科技追逐之路上只有“直道”，不宜奢望“弯道”超车，企业唯有抓住技术范式迭代的机会窗口，才能实现“换道”超车。
还要避免一个误区，认为摆脱陷入外国技术依赖的被动局面，中国就必须制定自己的标准和规范。中国企业要谋求国际合作，而不是沉迷于制定无人问津的国际标准，更不能盲目追求自给自足。
（二）技术实现能力落后，创新能力不足
市场经济竞争取决于企业之间生产力的对比，而生产力的直接决定因素是技术水平。
疫情令呼吸机等医疗器械产品需求暴增，中国企业因未掌握核心技术导致产能受限，制造呼吸机、ECMO（体外膜式氧合器）等高端医疗设备器械长期依赖欧美零件供应，连“预灌封”的一次性药物注射器也还要进口部分配件，才能生产出来，暴露出中国医疗制造相关产业链的技术短板。2020年包括口罩、防护服等纺织及制品出口增长30.4%，为我国第二大宗出口商品[ 1 ]，海关数据也显示，2020年出口了价值3400亿元的口罩，约2242亿只，防护服23亿件，出口的医疗器械产品主要以低值耗材为主，处于医疗产业链的低端位置。
里昂证券（CLSA Ltd.）调研显示，中国制造商占据了80%以上的线性和笛卡尔机器人的市场份额，而复杂的多轴移动铰接式机器人，日本等外国制造商占到销售额的60%以上。目前国内工业机器人所需的齿轮减速器，超过75%是从纳博特斯克（Nabtesco Corp.）和Harmonic Drive Systems Inc.等日本公司进口的，这些零部件仅占日本制造的工业机器人成本的12%，而占中国制造的工业机器人的成本高达1/3以上，使得中国制造的工业机器人很难具有价格竞争力。
2020年中国芯片进口额高达3800亿美元，约占当年进口总额的18%。另据彭博社官方贸易数据显示，中国从日本、韩国、台湾等地购买了320亿美元半导体制造设备，进口额比2019年跃升了20%，由于市场极度缺乏相关制造设备，就连进口的日本二手设备，价格都被急剧推高。中国在技术领域还有其他诸多的软肋，部分关键零组件仍依赖海外供货商。企业技术创新要大胆想象、小心求证，对自身技术实现能力保持清醒的认识。
（三）技术进步使制造业转移收敛，低端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
现今世界已经从贸易转移到了以技术竞争为中心的博弈。技术进步特别是自动化技术、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发展导致劳动力的贡献度下降，发达国家劳动力昂贵的制约因素被弱化，竞争力回升，使外包加速向发达国家回流，推进了近岸外包和以区域协同替代全球布局，产业链分工的模块化和碎片化趋势日益突出。而产业布局的国家经济安全考量，使本地化布局进一步增强。
数字技术的迭代尤其是底层技术的升级，常常意味着上一代技术和相关的应用全部被淘汰，不会像传统技术进入成熟期后可以进行梯度转移，工业化时代通过引进发达国家成熟技术进行适应性改进和创新来实现本土的技术升级和赶超已很难再现。
Fomalhaut Technology Solutions 拆解 iPhone 12得出的数据显示，所有中国境内的苹果供应链公司提供的零部件，占每部 iPhone12 物料成本价值比仅为4.7%，而韩国供应链的价值比超过27%，其中主要就是手机屏幕。国产屏幕商京东方也多次参与苹果的测试，都没能进入苹果的供应体系，2021年5月iPhone 13系列屏幕供应商也已确定，三星成为iPhone 13 Pro机型屏幕的独家供应商，京东方再次出局。
中國制造业的竞争力是建立在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和大量消耗资源的要素基础上，并得益于“后来者”的模仿优势。但由于专业化生产的片断化和模块化，技术实力不一定能满足长远的迭代需求，导致不可替代性并不强，随着数字化升级，陷入“功能分工陷阱”的风险愈加凸显。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分析中国制造业发现，从内生条件看，如果不能从产业圈边缘突入核心，必将面临被全球产业链“低端锁定”的局面；从外生环境看，出于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警惕和威胁，发达国家将其隔离在外或压制在产业链末端，一旦要素成本提高或政治动荡，必将引发产业转移。
低水平制造、产业不升级，永远无法摆脱疲于奔命的境地。当前各项要素成本都在上升，对绿色发展的需求不断增大，在越来越严格的环保约束下，中国制造业通过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完成资本积累和实现赶超的模式不再有效。
（四）盈利生存能力不强，数字化转型成本高
当前企业面临着海外需求不确定性持续增加、国内经济内生动力培育不足，导致业绩不及预期；原材料、物流成本、通胀压力叠加使经营状态恶化；2020年下半年人民币单边升值，使一些出口型企业遭受了规模较大的汇兑损失；国家统计局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显示企业应收账款和产成品存货仍在持续增加。
资源要素约束增强，投资成本增加，都影响到制造业投资的回报和收益。数据显示，中国的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ROI）已由2008年以前的8%～10%下降到如今的3%左右。
制造业利润的下降，导致制造业投资持续低迷。制造业贷款占比逐年下降，从2012年末的19.4%持续下滑至2018年末的11%。金融供给失衡，既有制造业自身具有的投资回报周期长的因素，更主要的是制造业大而不强，企业利润率过低，难以覆盖融资成本的原因。
企业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导致企业经营风险加剧，而为了保持财务稳健和可持续，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速度更加放缓。
家电龙头企业美的集团，近八年数字化转型已累计投入超过100亿元，而对中国大多数传统企业而言，残酷的市场竞争已疲于应付，根本无力开展数字化转型实践。
在推动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中，仅有14%的企业投入超过年销售额5%，七成企业的投入不及年销售额的3%，其中三成企业投入未超过年销售额的1%。对数字化转型投入的不足是制约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因素。据调查，目前中国中小企业中仅有10%左右使用了ERP和CRM（客户关系管理）方案，6%左右实施了SCM（供应链管理）。
二、提升路径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基础研究以支撑尖端技术的研发，提升工艺水平以实现精细化生产
实现产业分工重构有两条路径：一是技术升级，即突破“卡脖子技术”；二是科技革命，直接占领产业高地，但这种正向研发必须依靠扎实的基础研究。
中国企业在机器人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体现在机器人的反应速度和动作流畅度，而这取决于仿生学等相关基础研究水平，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从底层开始把涉及到的物理、化学、材料、力学、热学等一系列学科的研究基础做好。
相比于设计、制造，在芯片产业链中封装环节处于低端，但日本公司研发出改变在平面上排列半导体的方式，采用重叠配置的3D封装，通过这样立体化、电子的移动距离缩短，使半导体的耗电量明显减少，继续领跑“超越摩尔定律（More than moore）”的技术创新。这种尖端技术的研发能力也是台积电在茨城县筑波市建立3D封装的研发基地的原因。
创新和制造是不可分离的，若只是苦思冥想去勾勒灵感，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创新仅是纸上谈兵[ 2 ]。
质量保障是在一道道严密的工序里实现，严格的过程控制使各环节的管控都走向精细化。精细化生产既要掌握稳定的工艺方法，也要重视持续改进基础制造工艺，工艺的完善需要技術能力的沉淀，才能向专、精、特、新的高端攀登。
我国制造业的优势或者说最大的本钱，就是庞大的制造能力。中国制造业的价值定位，应当是成为以高品质产品和规模化生产而备受信赖的全球品牌。
（二）聚焦世界一流技术，持续投入研发资金
在中国制造业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更加多样，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更加广泛的大背景下，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基本上与科技研发投入成正比，未来只有那些持续投入研发的企业，才能行稳致远。
半导体制造设备厂商荷兰阿斯麦（ASML）的前身属于飞利浦，1984年才开始独立运营。多年来通过投资和入股等方式，获取光刻系统的核心技术，90%的部件都是合作和外购世界顶级技术产品，投资德国卡尔蔡司、收购美国Cymer光源，同时引入英特尔、台积电和三星等企业注资，形成了无法复制的战略利益共同体。
ASML现在占据了全球高端光刻机市场份额的89%，其中有面向成熟制程的DUV（深紫外光刻机）产品，而面向先进制程7纳米以下的EUV（极紫外光刻机）市场则被ASML完全垄断，形成了技术壁垒。EUV单台配件多达10万个，价格高达1.2亿美元，先后经历了22年的马拉松式研发、耗资超过200亿欧元。而曾经碾压阿斯麦的竞争对手——日本的尼康和佳能则为了利润快速变现，进入了数码相机等普通消费电子市场，从而失去了光刻机领域的优势。
一度沦为“四大惨业”之一的台湾半导体产业经历时间的洗礼，市场的淬炼，也已形成巨大的产业优势。1987年成立于台湾新竹的台积电（TSM），股价截至2021年4月15日收盘，市值超过4万亿人民币（6139亿美元）。近几年，台积电每年的研发投入都达到100亿美元，台积电的成功，创始人张忠谋认为，坚持长期地巨额研发投入和技术积累创建了台积电在技术路线上的领先布局，使原本只是英特尔（Intel）的备用合作商，如今成为全球一流企业。
全球价值5000亿美元的半导体产业链是一个人才、资金、技术高度密集的产业，做为依照摩尔定律快速迭代的产业，持续的研发投入，不断扩大的市场份额，使后来者追赶乏力，而企业一旦放弃跟随先进制程，芯片代差过大后，后续想要追赶的技术难度更高，落后可能是永久性的。
据商务部台港澳司统计，2020年1～12月，大陆与台湾贸易额为2608.1亿美元，出口601.4亿美元，进口2006.6亿美元，我对台贸易逆差1405.2亿美元，大陆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和贸易顺差来源地。 这也体现出只要产业水平高，即便是高度依赖外部市场，也可以形成优势地位，因为缺少其产品和技术，外部市场的相关行业也会停摆。戴尔科技集团CEO及创始人Michael Dell透露，戴尔公司年度订单量700亿美元，是许多半导体制造商最重要的客户之一，但仍需支付溢价以确保芯片供应。
中国企业科技和制造水平越高，受外部市场影响就越小，才能真正实现自主发展。
（三）增加供应链的弹性，理性看待冗余管理
疫情冲击和市场低迷，迫使全球汽车厂商调整生产计划，需求波动向上游传导中被放大，形成牛鞭效应，造成了全行业的芯片荒。而半导体制造工厂，产线设备的特性本身就是7×24小时运转，所以也无法通过增加工作时间来增加产量。
车企要为其错误的需求预期付出代价，要认识到产能不足也是供应链安全和风险的重要关注点，充足的产能供应，甚至必要的产能冗余同样是供应链安全的重要组成。日本丰田汽车（Toyota Motor Corp.）因为打破了低库存的“即时生产”（just-in-time）在此次冲击中独善其身，其首席财务官表示，公司已先行囤积了1～4个月的芯片库存。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丰田力推精益管理制度，争取在每个环节都删除不必要的时间和资源浪费，丰田管理制度被普及于整个汽车产业。未雨绸缪的丰田发现了精益管理制度的一个漏洞——库存。精细的精益库存管理，几乎没有容错空间，而汽车产业链的层级繁复，信息不透明，库存弹性极低，一碰到危机，可能会瞬间断链。2008年金融危机后丰田建立了一个名为“救援”的系统，深入其供应商层级，将大约6800个零部件的供应链信息纳入数据库，使其像“股权穿透”一样摸清供应链的脉络，找出潜在的短板。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丰田更直接参股瑞萨芯片工厂，形成强绑定关系，所以此次冲击能够安然无恙。汽车企业非常注重精益生产，厂商均在追求“零库存”，而精益管理制度的发明者，却最先放弃了这个制度，值得思考。
当前各种不确定性加快了供应链转型，在效率和韧性之间实现新的平衡，从“按时”供应链转向“按需”供应链。按需而动的供应链促使企业扩充库存水平，在供应链某个环节出现问题时具有更强的抗击能力，而代价就是使企业的现金流压力也随之提升。
（四）打造区域化产业集群，发挥聚集效应作用，带动上下游的族群产业
当产业形成集聚的时候，思想、人力资本、企业聚集会带来很多正面效应，带来更多的理念、创新以及知识的溢出效应。
随着国际竞争的进一步加剧以及产业链出现本地化、毗邻化、区域化的趋势，区域集群将目标聚焦一定领域内，形成优势产业群。比如美国硅谷的互联网经济，西雅图的波音航空产业，台湾新竹的集成电路产业，深圳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手机数码通讯行业，杭州的阿里电子商务产业，北京的大科技和人工智能产业。
产业的集聚除了需要龙头企业以外，还需要产业链的协同发展，优化资源配置，发挥规模和协同效应，提升产业链竞争优势。
即使是重资本、高技术的集成电路行业，在产业供应链上也需要大量的小微企业为核心企业提供配套服务。比如台湾的新竹，为了服务台积电和联电两大企业，催生出上万家半导体相关企业、数十万从业人员的供应链生态，上万家大中小企业组成的半导体产业群落，犹如“蚂蚁雄兵”，遍布在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装和测试的全产业链。其中不乏隐形冠军，比如稳懋是砷化镓微波集成电路的全球第一，旺宏是记忆体中Nor Flash领域的龙头企业。2020年台湾半导体进口623亿美元，用于内需和封装测试后再出口，金额高达1225亿美元。
地域上立足资源禀赋，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整合、供应链集约的区域性产业链集群，这种既水平分工又垂直整合的分工模式成为台湾重要的产业优势。而反观富士康在美国设厂不仅缺乏大量熟练的产业工人，也缺乏与富士康产业链配套相关的上下游供应商，谈不上产业集聚，导致投产成本和难度大幅增加。
中国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0%以上，更需梯度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推动企业加快向“单项冠军”企业发展，利用中国制造的上下游产業链配套优势，加快形成制造业集群，发挥产业集聚效应。
（五）解决劳动力供需结构性矛盾，提高劳动生产率
中国已连续11年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但中国产业工人整体劳动生产率并不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发展研究室主任邓洲称，2018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为28 974.93美元/人，仅为美国的19.3%、日本的30.2%和德国的27.8%。
从事高技能水平的专业技术就业比例的差距更为显著。2020年中国为7.7%，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为20%，相差约12个百分点（同期美国为22.8%，英国为25.5%，德国为18.4%）。表明中国就业市场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技能错配，大量劳动力仍集中在低技能的中低行业。
随着劳动力优势丧失，产业升级迭代，中国制造业必须转向生产力的进步，依靠生产率的提高来保持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从国际实践上看，制造业产业具有成本效应以及规模经济效应，德国作为劳动力成本极度高的国家仍能继续保持制造业优势，表明虽失去成本优势，但仍能通过规模效应赢得比较优势。
据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到2030年，全球可能有8亿个工作岗位随着自动化的实现而消失。虽然工厂智能化、自动化设备日益削减普工的岗位，却依然难以撼动很多高级技工的岗位，知识型、技能型劳动者将成为主流[3]。在全球汽车制造领域已经超过一半是机器人生产，劳动者的工作对象也不再是汽车本身，而是变成了管理制造汽车的工业机器人。蔚来汽车总装厂，307个五米高的瑞典产橙色机器人，只有120名驻厂工程师来负责管理。2021年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主题口号为“一技之长，能动天下（Master skills， Change the world）”。劳动者需要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推动中国由“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由“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智造”。
三、结语
要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发展和维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内容。中国制造业企业应牢记发展的根本是实力，而不是机会；机会得到的，终会因实力而失去。
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公布的2021年工作安排中提出，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竞争和分配，成为大而强、大而优的世界一流企业应是中国制造业企业追求的发展目标。
主要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
[2]加里·皮萨诺 （Gary P.Pisano）.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M].机械工业出版社.
[3]王永钦，董雯.机器人的兴起如何影响中国劳动力市场 ——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J].经济研究，2020，（10）：159-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