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里，磨坊坐落在村头的河边，孤零零的像座庙。
　　磨坊是哪一年修的，我也没搞清楚，但磨坊是村集体唯一的实体，这是不争的事实。磨坊由一个叫马六指的人看管。此人尽管手长六指，其貌不扬，且不苟言笑，给人一种木讷的感觉。但心灵手巧，学过石匠，也学过木匠，还懂一点铁器活。这在那个年代是一项很强的技术活。在全国“大炼钢铁”的年代，磨坊里的那点钢铁没有拿去炼钢。可见，不管是“吃大锅饭”也好，后来的“分灶吃饭”也罢，唯一算不上“资本主义尾巴”的磨坊，还存在于人们当中。
　　磨坊历史悠久，说起话长，道起来心酸。它像一买镜子，照出村人不同时期的生活水准；它像一本书，可以阅读出村人生活的长河里的酸甜苦辣；它像一个犁铧，犁出人们对生活的希望和失望。
　　磨坊那点技术活，现在，当然算不了什么技术。但是在那个时候，除了马六指，其他的人曾看管过磨坊，但是还没这个能耐。凭着这一手的技术，他的日子也好过，即便在生活紧张的时期，他的家人没有一个饿死。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只要一个人有点小小的能耐，招来非议是难免的，更何况是争吃食的年代。咱们国家，很流行的问候语，是从“你吃了吗？”“你发了吗？”“你离了吗？”“你堵车了吗？”“你好着吗？”看看这个社会，变化是多么的快。显然，在那个时候，马六指那能耐，招来见利眼红的人的嫉妒，极其正常。文革期间，有人揭发他中饱私囊，一群荷枪实弹的民兵在家里，在磨坊里翻了个底朝天，结果也找不到半点，私藏细面的证据。于是狠打了他一顿，继而拉去游街，游完街道之后，还得请他回去磨面。
　　八十年代初，村里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磨坊自然给马六指承包下来。他每天吃住在磨坊里，除了交集体的磨课外，每年还赚几百元的磨课费。此外还有脱离磨盘周围，飞扬在两边台上的细面，我们那里叫“缸面”。其实，挣“缸面”那是件容易的事，只要把储水坝的水放大，让水磨旋转的快一些，再把门打开，把前后通风窗打开，那看不见，但摸得着的细面，轻轻的飞扬在两边的“缸面”台上。自然不用他种责任田，日子过的也有滋有味。
　　那时候，我发现了马六指小小的伎俩，便悄悄的告诉父亲，把门、通风窗关上，不要让我们的面，“缸”到“缸面台”上去。但遭到父亲的指责，说这是马大伯应该得的一份，“缸”一点没关系。父亲当着马大伯说这句话时，我觉得没什么意思。可马大伯对我父亲心存感激，把门窗已冷为理由关上了。但对我他是不喜欢了，他趁父亲不在时说：“你这个杂怂，小小的年纪，这么多心眼。”不过，我现在才知道，父亲说话的巧妙性，其实他也有此同感，只不过是借说叫我的机会，把他的要求说了。如果我不说，父亲也许会装作不知道，不会说的。但马六指是何等聪明的人物，看穿了父亲的心思，才没伤和气，把事情做的滴水不漏。老辈人善意的所作所为，把人的情谊放在第一位，令我们这些生活在“人情薄如纸，无利你别来”，“速食”年代的人望尘莫及。


　　每年秋收之后，正是磨面的大好季节，这时候雨水充足，蓄水量也大，长长的一条水坝蓄满了水，就显示着季节的丰盛，这时的马六指忙开了。磨坊的设备很古老，有木器，铁器，石器。磨面时，要先将上磨盘用铁棍撬开置于底盘上，然后，用小锤和钢钻，打磨槽，而且上盘与下盘的齿轮打的极其磨合，才能磨出上好的面。否则，面粗全成了渣滓，那要遭到村人的谩骂的。所以，打磨槽是一项很强的技术活，也是一项功夫活，极其费力不说，还要具备相当的耐心，既不能轻，也不能重，要手到、眼到、心到、点到，否则就会把磨盘敲碎。假如真的敲碎了，村人笑话不说，还要到很远的地方，寻找这样的很大又很硬花岗岩。这要花十天半个月也找不到这样的一块石头。如果真的找到了，那运输又成大问题，要有几十个人像抬轿子一样，扛下山，运到村里，打磨成磨盘。最省事，要就地取材，打磨好，抬运回来。无论采取何种方式，要找到一个极其适合磨面的石头，并让他形成产品，投入使用，极其费时间的。村人要磨面，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这要给生产队请假，否则就耽误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就会遭到大伙的“批斗”。有时候，为打一扇磨盘，要叮叮当当地敲两天或三天这是常有的事。这些活完成后，还要检查水轮，要上油，还要这黄油不能渗到里面去。为这些琐碎的细活，马六指不仅提前将磨坊的一切器具修补整理，清洗干净，把河坝加固好，水也蓄得满满的。而且还要准备好各种茶水吃食，然后，马六指便搬个小凳子，坐在磨坊门前，一边晒太阳，一边吧嗒吧嗒美美的抽旱烟，把嘴鼓突的极其像我们吹猪尿脬那样十分幸福。偶尔提着铁锨在坝上，捞捞坝池里的淤泥沙，或者干脆手扶着铁锨，看我们在坝池的水里玩游戏，等待着村人，三三两两地来磨面，那个中情景，令人陶醉。
　　此时，四里八乡的人们便将晒干、洗净的青稞、麦子分别陆续用车拉或用驴驮送到磨坊。会过日子的人家，还将把洋芋煮熟，然后剥了皮，切成小碎块，晒干，掺和在青稞或麦子中，以弥补当年细粮的不丰。还有的人家，在青稞或麦子中和一些豌豆，使青稞和麦子显得细白和好看。当然，豌豆不能放得太多，多了就变成豆面味，怪难吃的。
　　小时候，我们经常跟着大人去磨面。每当这个时候，我和父亲坐在车上。我驾驭驴车的才能无师自通。我很想驱使那些毛驴奔驰一番，以驱散田野小路上的那种寒冷的寂静。然而父亲不允许，他害怕“把驴累坏了”。磨坊很远，农村的早晨也很漫长，我们的驴车仿佛慢吞吞的走进了一个久远的童话故事。
　　记得每次面磨回家，都是深更半夜。母亲便撑灯起来，迫不及待的揭开面袋，用手捏捏面磨得是否细。尤其是对白面，更是挑看的仔细，假如白面磨得不好，母亲肯定埋怨父亲，或者埋怨马六指没有良心。那个时候，白面很珍贵，农村人种麦子只有小量的种。而且品种只单一的叫“阿勃”的小麦，也买不起其他面粉类，连城里的人都定粮供应，或多或少就指望这些白面，来迎接一年的人来客去。或是显示女人的茶饭，又是让本来很穷很单调的生活，显得有起色。这面是关键，面好了，女人做起来得心应手。若面磨得不好，再有好的茶饭，也没用。
　　后来，村里有人买了磨面机，不久，磨面机很快取代了石磨坊了。这种磨面机无论数量多少，不分白天黑夜。操作简单，方便使用，正是农家最理想的磨面工具。起初，马六指不相信，后来亲眼目睹，不得不令他惊叹。马六指一生经营磨坊，爱磨如命，岂料如今好端端的一个饭碗给砸了，从而使他终日双眉紧锁，忧心忡忡，转眼之间，眉毛胡子全白了。磨坊成了一堆废墟，也失去昔日的轰轰烈烈的威风，光顾磨坊的只有我们这几个娃们，可以任意的在坝里游泳，或随意挖开一条坝口。任水泛滥冲击，或用马莲编成磨的齿轮，让水冲转。而此时，马六指准会站在坝上，呆呆的望着我们，不再像以前，若有人拆了坝，他准会狠揍一顿。他自己揍的不过瘾，还告诉各自的家长，又让家长来揍我们。那时候胆子再大的人，也没有人敢动磨坊的一草一木一石一土。磨坊就这么很快被人忘记了，再也没有人来。只有马六指孤零零的住在磨坊推日子。因为他老伴去世后，那用“缸面”养活的儿子，又用“缸面”换来的儿媳妇，常嫌马六指碍手碍脚，一生与磨坊独处惯了的马六指，自然受不了这份窝囊气。当大队决定把磨坊拆了的时候，马六指死活不同意，其实磨坊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不过那些见利眼红的村干部，看准那几根被水冲了多年的破木板罢了。再后来，春风徐徐的某一天，有人看见马六指，直挺挺的躺在空磨盘上，撒手归天了。
　　但送马六指下葬的那天，村里所有女人，都在自己家门前放火哭着送行；所有男人，一律默默的提着一把铁锨，跟着随到墓地，为马六指添上一把土。因为我们那里的乡俗，下葬一般在清晨五点或六点开始，总之就是在东方发白，或者太阳还没出来前，让去世的人入土为安。所以，那晚村里所有人，沒有睡个好觉。而且那个清晨，虽然春风很硬很冷，但送行的那一时间，全庄的女人们，拖着悠长，抑扬顿挫，挺有讲究的音调，把苦难的日子推向了极致。也许这些经历了苦难，还在为温饱而苦苦挣扎的女人们，在哭自己心中的苦难，在诉说人世的艰辛和苦短；也许真的感受到了马六指为人的不温不火的脾性。不管怎么样，哭泣连天，火光连天，报丧的人喊声连天，这是空前绝后的，把原本上千户人家，并不寂静的村野，由于哭声、喊声、火光的噼哩叭啦声，搞的非常张扬、空旷、振聋发聩。给外乡人留下许多美谈，算是马六指有福。再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磨坊一直未拆，成了村里古老的风景，让春风随着冬风一点一点侵蚀，也成了我们儿时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