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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标志性观点和代表性论断，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重要创新成果。“两山”理论的核心是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实现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2021年4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进入“快车道”。浙江省是“两山”理论的重要萌发地和先行实践地，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优势，走“面上保护、点状开发”的新路子，通过转化生态产品价值，促进乡村产业绿色发展，保护和修复乡村生态环境，实现农民增收，推动了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其实践经验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一、浙江省生態产品价值转化的路径和模式
浙江省形成了以生态农业为基础，生态旅游为突破口，农村电商、休闲农业、文化创意等产业新业态为重要补充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模式，同时注重促进全产业链发展和一二三产融合，以品牌建设实现生态产品溢价，初步探索出了一条渠道多样、机制顺畅、因地制宜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之路。
（一）以高效生态农业为主攻方向
围绕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模式生态化，浙江省加快建立循环低碳的生产制度，总结提炼和集成推广生态循环农业技术创新模式和主推技术。湖州市安吉县溪龙乡对全乡1.8万亩茶园实行总量控制，在茶园当中夹种树木，实行统防统治，降低农药使用，严格保证安吉白茶的品质，安吉县白茶一项就为该县农民人均年收入贡献了6000多元。青田县“稻鱼共生”农业生产模式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通过积极推广“百斤鱼、千斤粮、万元钱”种养模式和再生稻技术，在提高稻谷产量的同时，降低了农药和化肥使用量，“稻鱼共生”需要的农药量比水稻单作减少68%，化肥量减少24%，每公斤稻鱼米的零售价已经从过去的6—7元升至15—25元。
（二）以乡村生态旅游为主要突破口
浙江省乡村旅游建设中注重生态优势、区位条件、地理风貌、自然禀赋、产业基础和人文内涵，突出乡村元素，留住传统，展示乡愁。湖州市德清县充分利用自身经济发展活力和周边上海、杭州等巨大消费市场，发展乡村高端民宿“洋家乐”，吸引南非、英、法等18个国家外籍人士的投资，部分“洋家乐”单张床位上缴税金达13万元/年，逐步形成了莫干山国际乡村旅游聚集示范区和德清东部水乡乡村旅游集聚示范区两大乡村旅游集聚示范区。安吉余村通过推动“三改一拆”行动，先后关停矿山、水泥厂及大批竹筷企业，先后引进了房车露营、美丽乡村设计院、精品民宿等项目。2020年，余村的村集体经济收入达700多万元，人均纯收入超5.5万元，截至2020年年底，余村游客量将近100万人次。丽水市松阳县创新开展“拯救老屋行动”，加强村落的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的整体保护，在核心区严控建新房，外围区域建筑在布局、高度、风格、色调上与村庄传统风格相协调，大力传承和发扬民俗文化。
（三）以培育生态产业新业态为重要补充
浙江省充分挖掘利用农业多种功能，加快发展农业观光体验、电子商务、文化创意等新产业、新业态，不断发掘产业附加值。依托阿里巴巴平台优势，全省已经建成10多个地方特色馆和一大批主导农产品专业平台。2019年，浙江省县域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819亿元。遂昌县“赶街”创造性地实践了“一中心、三体系”（县级电商服务中心、公共服务体系、农产品上行体系和消费品下行体系）的县域电子商务发展模式。同时，还推出了“赶街村货”模式，为中小农户建立精准溯源，村货统一录入赶街的“一户一码”系统，通过社群营销、“线上下单+线下配送”的方式实现“村货进城”和消费扶贫。安吉县深入挖掘竹乐、竹叶龙、竹鼓等地方文化元素，培育文化演艺和文化娱乐精品;着力打造“昌硕”文化品牌，积极开发书画、扇等文化衍生产品;加快推进安吉经典1958、环灵峰山休闲文化区等文化创意平台建设，鼓励发展众创空间和创意经济;以教科文新区和开发区老庄、双河区块为核心，以上影安吉影视产业园、戛纳影视城等重大项目为龙头，打造集剧本创作与交易、剧本评估、影视拍摄、后期制作、影视主题娱乐、影视教育培训等功能于一体的生态影视文化产业集聚区。
（四）以产加销一体化、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为新路径
浙江省积极推进农业全产业链建设，从2014年起开展全省示范性农业全产业链创建，按照纵向延伸、横向联结的思路，引入和培育农业龙头企业等产业链的核心组织，通过股权、品牌、战略合作等途径链接产业链各节点，推进农业产加销一体化、一二三产融合。安吉县充分利用竹林资源丰富的优势，将竹子变成了能吃（竹笋）、能喝（竹饮料、竹酒）、能居（竹房屋、竹家具）、能穿（竹纤维衣被毛巾袜子）、能玩（竹工艺品）、能游（竹子景区）的时尚用品，形成了七大系列5000多个品种。目前安吉县竹产业从业人员约5万人，共有竹制品企业2400余家，以全国1.8%的立竹量创造了全国将近22%的竹产值。遂昌金矿是一家集采、选、冶炼为一体的省属国有黄金矿山企业，近年来企业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绿色发展原则，成功将矿山打造为国家矿山公园和国家4A级景区，已经成为全国矿山旅游的典范和长三角地区新的旅游热点。松阳县结合当地特色农副产品和加工技艺，打造红糖工坊等“小而特、小而精、小而美”的农业、工业与休闲产业相融合的农业特色工坊，种植甘蔗作为制作红糖的原料，保留古法工艺制造红糖，同时将红糖工坊打造成旅游体验地，甘蔗综合亩产值达到两万元。
（五）以品牌战略和标准化管理为支撑保障
浙江省把实施农业品牌战略作为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把农业品牌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续推进农产品特色化、精品化、品牌化。丽水市以政府名义注册了全国首个地级市农产品公用品牌“丽水山耕”，通过建立统一的认证、追溯系统和标准化程序，产品溢价率超过30%，“丽水山耕”品牌价值达26.59亿元。截至2021年4月，浙江省获得“丽水山耕”品字标认证的企业共390家，发放证书531张。2018—2020年，“丽水山耕”连续三年蝉联中国区域农业品牌影响力排行榜区域农业形象品牌类榜首。目前，丽水市还培育出“丽水山居”“丽水山景”“丽水山泉”等一系列“山”字公用品牌，开创了生态溢价快速增长、品牌价值日益提升的良好局面。 二、浙江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要素保障经验
浙江省在开展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中，通过先行先试、大胆探索，率先形成了保障“钱”“地”“人”等要素投入的新机制，为解决乡村振兴所面临的要素缺口问题积累了经验。
（一）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过程中为乡村增资引资
一是稳步推进绿色金融改革。浙江省创新推广“信用+林权”贷款、公益林补偿收益质押贷款、村级惠农担保合作社等多种内容、多种模式的林业金融产品，近5年累计发放林权抵押贷款超过350亿元，借款农户超过50万户，比前五年分别增长3.37倍、3.84倍。创新基于生态信用的“两山信用贷”，依托生态信用与金融信用互联互通平台，将生态信用评定结果作为贷款准入、额度、利率的参考依据，最高可授信100万元。松阳县“茶商E贷”以茶叶交易场景为授信介入点，在茶叶质量溯源平台内嵌入贷款功能，截至2021年3月底，松阳已累计办理“茶叶溯源”IC卡2.7万张，溯源交易达到163.7万笔，交易额近170亿元。二是依靠政府补贴。在发展生态农业过程中，松阳县为打消农民顾虑，对按照绿色生态方式种植的农户，补贴2000元/亩，而农民在享受到绿色生态农产品的高溢价之后，逐渐接受了生态化的种养殖方式。三是积极引入外来工商资本。外来工商资本通过土地流转和宅基地使用权租赁等形式，深度参与乡村生态农业、生态旅游、文化创意等产业发展，德清县“洋家乐”甚至引入了外资共同参与开发民宿，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注入源源不断的“活水”。
（二）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过程中为乡村盘活土地
一是推动“坡地村镇”建设用地试点工作。通过实行“多规合一、精细用地、点状分布、垂直开发、征转分离、分类管理、点面结合、差别供地、以宗确权、一证多宗”等用地政策，将具备建设条件的低丘缓坡地开发为农村建設用地、旅游业建设用地等，减少对平原优质耕地的占用。二是开展矿地综合利用开发利用试点。对矿区范围内的矿产资源和矿山开采后形成的土地资源进行统一规划、综合开发、高效利用，按照“宜耕则耕、宜建则建、宜景则景”的原则，将矿地综合开发利用与后续产业发展需求相结合，实现资源开发、矿地利用、生态保护三者协调发展。三是探索开展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分离和宅基地跨村流转工作。探索农村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对于欠缺经营能力的村民，可将宅基地使用权出租给外来工商资本。积极推进宅基地跨村、跨镇异地置换机制，松阳县通过整村搬迁、下山脱贫、购买闲置住房等途径，打破行政界限，鼓励符合规定条件的农村居民到户口所在行政村以外的规划保留村购买集体所有的闲置住房或新建住房、农民公寓，促进宅基地资源的高效配置。
（三）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过程中为乡村吸纳人才
浙江省大力培育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省级农业龙头企业达到494家，省级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751家，省级示范性家庭农场达到993家，新型职业农民达到10.9万名，其中大学毕业生“农创客”达到1600余名。遂昌县以国家第二批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为契机，大力支持浙商回归和返乡创业，依托世界丽水人大会，遂昌共吸引100多位乡贤回乡，生态产品转化相关产业投资额达74.7亿元。近年来，遂昌深入实施“百万农村实用人才培育计划”，积极将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纳入农村实用人才培训，重点做好农家乐民宿“乡土管家”“乡土导游”“乡土厨师”等“乡土”系列培训班，共培训农村实用人才6000余人。
三、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一是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组织化程度较低。当前广大农村地区参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主体仍以“散兵游勇”式的家庭经营为主，组织化程度较低，多元化的经营主体仍在培育过程中，村集体经济实力有待提高，乡村振兴对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出了迫切要求。
二是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中的农民权益保障不足。在与外来工商资本开展合作的过程中，多数农民选择将自家农田、林地或宅基地的经营权和使用权流转出去，仅能获得少量的流转费用，每亩农田和林地的流转费用一般为几百上千元，每年宅基地出租也仅能增收一两万元，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过程中的大部分利益被外来工商资本享有，造成农民利益流失。
三是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体系仍不健全。实践中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村房屋所有权流转、以家庭承包方式所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林权抵押等都存在较大的法律风险。可上市交易的各类农村产权大多有各自的交易流转平台，在管理部门、银行、中介、农民等各方之间缺乏信息数据交换互通机制。此外，农村产权相应的评估、担保、收储、经纪中介等配套的社会服务尚不完善，农村产权评估难、担保难、融资难、处置难的现象仍然比较突出。
四是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与乡村传统文化缺乏良性互动。当前农村在开展村容村貌整治、建设美丽乡村过程中，过分追求“外在美”，淡化了民俗风情，放弃了具有文化传承、历史美感的古屋、古树、古老工艺等文化标识，修建了整齐的洋房、笔直的柏油路，原有的村容村貌没有得到保存和继承，形成“千村一面”的现象，丧失了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核心竞争力。
四、启示
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应坚持多元化、多形式、多主体的模式，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畅通价值实现路径，提高转化效率，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
（一）构建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新型经营体系
一是发展多元化的规模经营模式。目前主要有承包农户之间“互换并地”、农户流转承包土地、开展土地股份合作、社会化服务组织与农户联合、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地或宅基地等多种形式，各地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和基础条件，探索适宜的适度规模经营发展路径。二是进一步培育经营主体。应适当鼓励在公开市场上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流转，促进补贴政策向新型经营主体倾斜。引导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鼓励发展混合所有制产业化龙头企业。三是重视农村集体经济的作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利用未承包到户的集体“四荒”地、果园、养殖水面等资源，探索利用闲置的各类房产设施、集体建设用地等，集中开发或者通过公开招投标等方式发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项目。 （二）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积极建立工商资本与当地村民合作共赢的利益分配机制，共同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乡村振兴。改变过去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模式，推动城乡要素的双向合理流动，引导城市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流向农村。在积极鼓励和吸引工商资本参与乡村发展时，要注重选择有理想情怀、有文化知觉，能与农民分享发展利益的工商资本。政府要成为农民的坚强后盾，维护好农民应得利益。在与工商资本合作过程中，村集体应作为农民利益的代表，以增强农民话语权。鼓励农民以土地、宅基地相关权益入股各新型经营主体，充分享受生态产品转化价值。
（三）完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体系
一是培育农村产权交易市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根据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宗数，为交易服务平台提供相应的补贴。发挥好农民的主体作用和中介组织的服务功能，有效实现农村产权的溢价增值。二是拓展农村产权交易品种。现阶段可交易的农村产权主要有土地承包（流转）经营权、林权、集体经营性资产所有权等。未来应进一步推动法律没有明确限制的农村产权品种入市流转交易，积极、稳妥地开展农村宅基地利用改革。三是建设产权交易配套服务体系。鼓励现有的各类评估机构充分进入农村产权评估市场，利用乡里乡亲信息对称、集体内部产权处置便利等优势，有序发展村级互助担保，有效降低农村产权抵押融资坏账率。四是推动农村产权直抵融资。加快抵押融资、流转交易、诚信征信等数据交换，实现农村产权、农户信用等级的线上快速评估和评定。整合粮田直补、公益林补偿资金等各类支农和生态补偿资金，对农户实行综合补贴，增强农民融资能力。
（四）为乡村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增添文化要素
以古村落、自然生态村落等为依托，强化古屋、古道、古树、古老种植加工工艺等乡村文化资源的修复、保护和利用，培育乡村文化与民俗风情为一体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新业态，打造乡村生态产品转化的独特卖点。梳理好当地文脉，保留好当地文韵，存留好当地古味，加强民俗节庆、民间社会礼仪、传统工艺、风味小吃等的保护与传承，积极开展“拯救老屋行动”，保留农村宝贵的古桥、古树、古宅资源，保护乡村旅游的核心元素。
（五）因地制宜探索多元化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
经济发展活力强、区位优势好的地区，可以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加快转化进程，走高投入、高附加值的高端模式（如德清县模式）;生态环境方面有歷史欠账的地区，可以推进生态环境整治，扎实开展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设计和规划工作，走中投入、绿色化的修复模式（如安吉县模式）;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乡村文化特色强的地区，可以利用原有的村庄风貌，保护和继承乡村文化，走低投入、有文化特色的原生态模式（松阳县模式）。
（作者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地所助理研究员）
一、浙江省生態产品价值转化的路径和模式
浙江省形成了以生态农业为基础，生态旅游为突破口，农村电商、休闲农业、文化创意等产业新业态为重要补充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模式，同时注重促进全产业链发展和一二三产融合，以品牌建设实现生态产品溢价，初步探索出了一条渠道多样、机制顺畅、因地制宜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之路。
（一）以高效生态农业为主攻方向
围绕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模式生态化，浙江省加快建立循环低碳的生产制度，总结提炼和集成推广生态循环农业技术创新模式和主推技术。湖州市安吉县溪龙乡对全乡1.8万亩茶园实行总量控制，在茶园当中夹种树木，实行统防统治，降低农药使用，严格保证安吉白茶的品质，安吉县白茶一项就为该县农民人均年收入贡献了6000多元。青田县“稻鱼共生”农业生产模式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通过积极推广“百斤鱼、千斤粮、万元钱”种养模式和再生稻技术，在提高稻谷产量的同时，降低了农药和化肥使用量，“稻鱼共生”需要的农药量比水稻单作减少68%，化肥量减少24%，每公斤稻鱼米的零售价已经从过去的6—7元升至15—25元。
（二）以乡村生态旅游为主要突破口
浙江省乡村旅游建设中注重生态优势、区位条件、地理风貌、自然禀赋、产业基础和人文内涵，突出乡村元素，留住传统，展示乡愁。湖州市德清县充分利用自身经济发展活力和周边上海、杭州等巨大消费市场，发展乡村高端民宿“洋家乐”，吸引南非、英、法等18个国家外籍人士的投资，部分“洋家乐”单张床位上缴税金达13万元/年，逐步形成了莫干山国际乡村旅游聚集示范区和德清东部水乡乡村旅游集聚示范区两大乡村旅游集聚示范区。安吉余村通过推动“三改一拆”行动，先后关停矿山、水泥厂及大批竹筷企业，先后引进了房车露营、美丽乡村设计院、精品民宿等项目。2020年，余村的村集体经济收入达700多万元，人均纯收入超5.5万元，截至2020年年底，余村游客量将近100万人次。丽水市松阳县创新开展“拯救老屋行动”，加强村落的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的整体保护，在核心区严控建新房，外围区域建筑在布局、高度、风格、色调上与村庄传统风格相协调，大力传承和发扬民俗文化。
（三）以培育生态产业新业态为重要补充
浙江省充分挖掘利用农业多种功能，加快发展农业观光体验、电子商务、文化创意等新产业、新业态，不断发掘产业附加值。依托阿里巴巴平台优势，全省已经建成10多个地方特色馆和一大批主导农产品专业平台。2019年，浙江省县域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819亿元。遂昌县“赶街”创造性地实践了“一中心、三体系”（县级电商服务中心、公共服务体系、农产品上行体系和消费品下行体系）的县域电子商务发展模式。同时，还推出了“赶街村货”模式，为中小农户建立精准溯源，村货统一录入赶街的“一户一码”系统，通过社群营销、“线上下单+线下配送”的方式实现“村货进城”和消费扶贫。安吉县深入挖掘竹乐、竹叶龙、竹鼓等地方文化元素，培育文化演艺和文化娱乐精品;着力打造“昌硕”文化品牌，积极开发书画、扇等文化衍生产品;加快推进安吉经典1958、环灵峰山休闲文化区等文化创意平台建设，鼓励发展众创空间和创意经济;以教科文新区和开发区老庄、双河区块为核心，以上影安吉影视产业园、戛纳影视城等重大项目为龙头，打造集剧本创作与交易、剧本评估、影视拍摄、后期制作、影视主题娱乐、影视教育培训等功能于一体的生态影视文化产业集聚区。
（四）以产加销一体化、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为新路径
浙江省积极推进农业全产业链建设，从2014年起开展全省示范性农业全产业链创建，按照纵向延伸、横向联结的思路，引入和培育农业龙头企业等产业链的核心组织，通过股权、品牌、战略合作等途径链接产业链各节点，推进农业产加销一体化、一二三产融合。安吉县充分利用竹林资源丰富的优势，将竹子变成了能吃（竹笋）、能喝（竹饮料、竹酒）、能居（竹房屋、竹家具）、能穿（竹纤维衣被毛巾袜子）、能玩（竹工艺品）、能游（竹子景区）的时尚用品，形成了七大系列5000多个品种。目前安吉县竹产业从业人员约5万人，共有竹制品企业2400余家，以全国1.8%的立竹量创造了全国将近22%的竹产值。遂昌金矿是一家集采、选、冶炼为一体的省属国有黄金矿山企业，近年来企业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绿色发展原则，成功将矿山打造为国家矿山公园和国家4A级景区，已经成为全国矿山旅游的典范和长三角地区新的旅游热点。松阳县结合当地特色农副产品和加工技艺，打造红糖工坊等“小而特、小而精、小而美”的农业、工业与休闲产业相融合的农业特色工坊，种植甘蔗作为制作红糖的原料，保留古法工艺制造红糖，同时将红糖工坊打造成旅游体验地，甘蔗综合亩产值达到两万元。
（五）以品牌战略和标准化管理为支撑保障
浙江省把实施农业品牌战略作为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把农业品牌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续推进农产品特色化、精品化、品牌化。丽水市以政府名义注册了全国首个地级市农产品公用品牌“丽水山耕”，通过建立统一的认证、追溯系统和标准化程序，产品溢价率超过30%，“丽水山耕”品牌价值达26.59亿元。截至2021年4月，浙江省获得“丽水山耕”品字标认证的企业共390家，发放证书531张。2018—2020年，“丽水山耕”连续三年蝉联中国区域农业品牌影响力排行榜区域农业形象品牌类榜首。目前，丽水市还培育出“丽水山居”“丽水山景”“丽水山泉”等一系列“山”字公用品牌，开创了生态溢价快速增长、品牌价值日益提升的良好局面。 二、浙江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要素保障经验
浙江省在开展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中，通过先行先试、大胆探索，率先形成了保障“钱”“地”“人”等要素投入的新机制，为解决乡村振兴所面临的要素缺口问题积累了经验。
（一）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过程中为乡村增资引资
一是稳步推进绿色金融改革。浙江省创新推广“信用+林权”贷款、公益林补偿收益质押贷款、村级惠农担保合作社等多种内容、多种模式的林业金融产品，近5年累计发放林权抵押贷款超过350亿元，借款农户超过50万户，比前五年分别增长3.37倍、3.84倍。创新基于生态信用的“两山信用贷”，依托生态信用与金融信用互联互通平台，将生态信用评定结果作为贷款准入、额度、利率的参考依据，最高可授信100万元。松阳县“茶商E贷”以茶叶交易场景为授信介入点，在茶叶质量溯源平台内嵌入贷款功能，截至2021年3月底，松阳已累计办理“茶叶溯源”IC卡2.7万张，溯源交易达到163.7万笔，交易额近170亿元。二是依靠政府补贴。在发展生态农业过程中，松阳县为打消农民顾虑，对按照绿色生态方式种植的农户，补贴2000元/亩，而农民在享受到绿色生态农产品的高溢价之后，逐渐接受了生态化的种养殖方式。三是积极引入外来工商资本。外来工商资本通过土地流转和宅基地使用权租赁等形式，深度参与乡村生态农业、生态旅游、文化创意等产业发展，德清县“洋家乐”甚至引入了外资共同参与开发民宿，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注入源源不断的“活水”。
（二）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过程中为乡村盘活土地
一是推动“坡地村镇”建设用地试点工作。通过实行“多规合一、精细用地、点状分布、垂直开发、征转分离、分类管理、点面结合、差别供地、以宗确权、一证多宗”等用地政策，将具备建设条件的低丘缓坡地开发为农村建設用地、旅游业建设用地等，减少对平原优质耕地的占用。二是开展矿地综合利用开发利用试点。对矿区范围内的矿产资源和矿山开采后形成的土地资源进行统一规划、综合开发、高效利用，按照“宜耕则耕、宜建则建、宜景则景”的原则，将矿地综合开发利用与后续产业发展需求相结合，实现资源开发、矿地利用、生态保护三者协调发展。三是探索开展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分离和宅基地跨村流转工作。探索农村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对于欠缺经营能力的村民，可将宅基地使用权出租给外来工商资本。积极推进宅基地跨村、跨镇异地置换机制，松阳县通过整村搬迁、下山脱贫、购买闲置住房等途径，打破行政界限，鼓励符合规定条件的农村居民到户口所在行政村以外的规划保留村购买集体所有的闲置住房或新建住房、农民公寓，促进宅基地资源的高效配置。
（三）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过程中为乡村吸纳人才
浙江省大力培育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省级农业龙头企业达到494家，省级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751家，省级示范性家庭农场达到993家，新型职业农民达到10.9万名，其中大学毕业生“农创客”达到1600余名。遂昌县以国家第二批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为契机，大力支持浙商回归和返乡创业，依托世界丽水人大会，遂昌共吸引100多位乡贤回乡，生态产品转化相关产业投资额达74.7亿元。近年来，遂昌深入实施“百万农村实用人才培育计划”，积极将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纳入农村实用人才培训，重点做好农家乐民宿“乡土管家”“乡土导游”“乡土厨师”等“乡土”系列培训班，共培训农村实用人才6000余人。
三、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一是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组织化程度较低。当前广大农村地区参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主体仍以“散兵游勇”式的家庭经营为主，组织化程度较低，多元化的经营主体仍在培育过程中，村集体经济实力有待提高，乡村振兴对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出了迫切要求。
二是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中的农民权益保障不足。在与外来工商资本开展合作的过程中，多数农民选择将自家农田、林地或宅基地的经营权和使用权流转出去，仅能获得少量的流转费用，每亩农田和林地的流转费用一般为几百上千元，每年宅基地出租也仅能增收一两万元，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过程中的大部分利益被外来工商资本享有，造成农民利益流失。
三是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体系仍不健全。实践中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村房屋所有权流转、以家庭承包方式所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林权抵押等都存在较大的法律风险。可上市交易的各类农村产权大多有各自的交易流转平台，在管理部门、银行、中介、农民等各方之间缺乏信息数据交换互通机制。此外，农村产权相应的评估、担保、收储、经纪中介等配套的社会服务尚不完善，农村产权评估难、担保难、融资难、处置难的现象仍然比较突出。
四是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与乡村传统文化缺乏良性互动。当前农村在开展村容村貌整治、建设美丽乡村过程中，过分追求“外在美”，淡化了民俗风情，放弃了具有文化传承、历史美感的古屋、古树、古老工艺等文化标识，修建了整齐的洋房、笔直的柏油路，原有的村容村貌没有得到保存和继承，形成“千村一面”的现象，丧失了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核心竞争力。
四、启示
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应坚持多元化、多形式、多主体的模式，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畅通价值实现路径，提高转化效率，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
（一）构建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新型经营体系
一是发展多元化的规模经营模式。目前主要有承包农户之间“互换并地”、农户流转承包土地、开展土地股份合作、社会化服务组织与农户联合、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地或宅基地等多种形式，各地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和基础条件，探索适宜的适度规模经营发展路径。二是进一步培育经营主体。应适当鼓励在公开市场上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流转，促进补贴政策向新型经营主体倾斜。引导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鼓励发展混合所有制产业化龙头企业。三是重视农村集体经济的作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利用未承包到户的集体“四荒”地、果园、养殖水面等资源，探索利用闲置的各类房产设施、集体建设用地等，集中开发或者通过公开招投标等方式发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项目。 （二）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积极建立工商资本与当地村民合作共赢的利益分配机制，共同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乡村振兴。改变过去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模式，推动城乡要素的双向合理流动，引导城市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流向农村。在积极鼓励和吸引工商资本参与乡村发展时，要注重选择有理想情怀、有文化知觉，能与农民分享发展利益的工商资本。政府要成为农民的坚强后盾，维护好农民应得利益。在与工商资本合作过程中，村集体应作为农民利益的代表，以增强农民话语权。鼓励农民以土地、宅基地相关权益入股各新型经营主体，充分享受生态产品转化价值。
（三）完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体系
一是培育农村产权交易市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根据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宗数，为交易服务平台提供相应的补贴。发挥好农民的主体作用和中介组织的服务功能，有效实现农村产权的溢价增值。二是拓展农村产权交易品种。现阶段可交易的农村产权主要有土地承包（流转）经营权、林权、集体经营性资产所有权等。未来应进一步推动法律没有明确限制的农村产权品种入市流转交易，积极、稳妥地开展农村宅基地利用改革。三是建设产权交易配套服务体系。鼓励现有的各类评估机构充分进入农村产权评估市场，利用乡里乡亲信息对称、集体内部产权处置便利等优势，有序发展村级互助担保，有效降低农村产权抵押融资坏账率。四是推动农村产权直抵融资。加快抵押融资、流转交易、诚信征信等数据交换，实现农村产权、农户信用等级的线上快速评估和评定。整合粮田直补、公益林补偿资金等各类支农和生态补偿资金，对农户实行综合补贴，增强农民融资能力。
（四）为乡村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增添文化要素
以古村落、自然生态村落等为依托，强化古屋、古道、古树、古老种植加工工艺等乡村文化资源的修复、保护和利用，培育乡村文化与民俗风情为一体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新业态，打造乡村生态产品转化的独特卖点。梳理好当地文脉，保留好当地文韵，存留好当地古味，加强民俗节庆、民间社会礼仪、传统工艺、风味小吃等的保护与传承，积极开展“拯救老屋行动”，保留农村宝贵的古桥、古树、古宅资源，保护乡村旅游的核心元素。
（五）因地制宜探索多元化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
经济发展活力强、区位优势好的地区，可以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加快转化进程，走高投入、高附加值的高端模式（如德清县模式）;生态环境方面有歷史欠账的地区，可以推进生态环境整治，扎实开展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设计和规划工作，走中投入、绿色化的修复模式（如安吉县模式）;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乡村文化特色强的地区，可以利用原有的村庄风貌，保护和继承乡村文化，走低投入、有文化特色的原生态模式（松阳县模式）。
（作者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地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