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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侠精神决不同于侠义精神,前者于后者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文化意义,2000多年来,这种精神一直流在我们民族的血脉里,一直与正统的文化道德观念相对抗。可以说,游侠精神是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代表。
“侠”,总有一帮人追随
我在过去写的《话说游侠》里对“侠”做了新的阐释,指出在先秦“侠”与“夹”是一个字,而“夹”的本义是指有人追随。
过去许多学者解释“侠”往往受到战国末年《韩非子·五蠹》篇中的“侠以武犯禁”、“废敬上畏法之民,养游侠私剑之属”等话头的局限。实际上,论者只看见了“武”和“剑”,而忽略这些话的主旨所在。韩非意在指出一些贵族豪门窝藏“私剑”(属于个人的武装力量),不怕法律,敢于“犯禁”,目的在于揭露这些“侠”是“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而这个“杀生之权”在法家看来只能专属于君主,任何“匹夫”(包括君主的亲贵),不可据而私有。而韩非认为一些人要做侠,招拢“私剑”,其目的在于“肆意陈欲”(使自己的欲望不被约束);而且成为“侠”,还要“弃官宠交”(官员放弃职责去结交朋友),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武装力量壮大起来。可见韩非子尽管强调“游侠”的暴力作用,但他对游侠的理解还是在于“侠”有一帮子人(私剑)追随和作为后盾,并非说“侠”本身就是暴力。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进一步阐释“侠”: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士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
这段话说得很清楚,太史公所标举的“侠”是春秋时的延陵季子、战国时四公子,都不是“以武犯禁”的人物。他们的共同点在于“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换句话说他们是因为有一帮追随者(不管这些追随者抱有什么目的)力量强大而彰显于社会的。
先秦贵族管理公共事务养成“侠”的精神
“侠”是春秋战国社会激变中产生的一个新的社会集团。先秦的“侠”多出身于贵族,因为只有贵族才有经济实力和精神实力把人聚拢起来。
中国古代是垂直组织类型的社会,依靠自然与人为的手段把人们组织在特定的社会网络之中,每人各有特定的位置,上下有等,很少流动。统治阶级是周天子、诸侯、大夫、士,被统治者包括庶人和奴隶等。
人们之间除了垂直的统治与被统治以外,很少有横向联系。春秋以前“大夫无境外之交”,大夫以下更不用说了。春秋以前的文献资料,连“友”字都很少见,即用也多指“友邦国”(国家的朋友),或指兄长爱护弟弟,日“友”。很少用以描述个人之间的关系,可见那时人们横向往来很少。
这种情况到了春秋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国时期这种变化更加剧烈,一些古代的贵族逐渐被消灭或被取代。贵族社会由松动到逐渐解体。
这个变迁使得许多大夫、士从原有的垂直统治的系统中流离了出来,原有的饭碗打破了,他们要找寻新的饭碗和谋求个人发展自然要到各地、各国奔走,要广拉关系,多交朋友,这是一种新产生的社会需求。《论语》一开篇就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士人有朋友了,而且是从“远方”来的,大约是“外国”。孔子对远方朋友的期待和热忱都是过去没有的,在孔子时代这种交往肯定是新生事物。这种横向交往是产生“侠”的社会基础。
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并非侠
谁才能招拢那些从原有秩序中游离出的游士呢?一是各国君主,追随君主被纳入主流社会,生存不成问题,发展也有可能。然而君主的容纳量有限,有些就追随了贵族豪门,司马迁所说的“战国四公子”就是典型。太史公认为他们是典型的贵族之侠。他们养了成千上万的宾客,还包括“私剑”,成为有实力的集团,甚至掌握着“生杀之权”。这不仅影响着国内政治运作,而且波及国际,如魏国的信陵君窃符救赵,孟尝君带着他的门客流动于诸国之间,都是例证。这可以说是最早的侠。
至于那些有武力、有勇气、有信义、守承诺的刺客,如《史记》中写到的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五人行刺报恩的事件。司马迁虽然对他们的献身、勇武、守信、执著、一往无前的精神深致赞美,甚至说“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然而,他们只是有贵族派头的“杀手”,还没有侠的资格。因为他们还没有追随者,而且他们也非主动去干预世事,他们打杀只是报恩罢了。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时代游侠最多,人们也最爱谈论侠,这就是汉唐。为什么会集中在这两个朝代呢?因为汉唐皆属于后贵族社会。它们的前代先秦和南北朝是贵族社会,到了汉唐虽然大一统的皇权专制已经形成,但贵族风习、意识并没有完全消失。
周代是货真价实的封邦建国的“封建社会”,这个社会中天子、诸侯是位居“南面”的为君者,“士大夫”则是中下层施政者,用现代的话说他们是社会的管理者(官吏)和保卫者(各阶层军官和车战的军士)。他们不仅是各有专职,而且是世袭的。我们说的贵族主要指大夫、士这两个阶层。他们思想行为有什么特点呢?上世纪40年代的“战国策派”代表人物林同济认为,由于他们长期负责公共事务,而且世禄世卿,养成“世业"和“守职”的观念,并造就他们的荣誉感和自尊心,形成了独特的人格。
这就是一种“贵族精神”,为什么会形成这种贵族精神呢?因为那是长久固定分工的社会。“士大夫”世代作为社会管理者和国家的保卫者,养成了负责公共事务和为国作战的习惯,而长期从事于此,必然养成“忠敬勇死”的精神,必然习惯性地爱管一些与他关系不大的公共性的事物。我们翻阅一下《左传》、《国语》,常常可以看到具有这种精神状态的人物,直到《战国策》中还不乏这类人物。
先秦的各种学派开山人物都是秉承了这种贵族精神的,他们以天下为己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是这种习惯于管理公共事务精神的发扬和“忠敬勇死”人生观的体现。就是为大儒们所不齿的游士,其中杰出者亦非一些后世拘拘小儒能望其项背。如鲁仲连、唐且、颜等人自尊自爱的态度也是不乏贵族色彩的。
秦一统之后,以吏为师,铲除一切民间思想。各个学派除了服务官府的,全部消失,游士更受到取缔。然而“贵族精神”却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完全消灭的。民间秘密活动的游侠承继了这种精神(如项羽、张良等),秦朝末年,他们也投入了抗暴和复国的斗争。最引人瞩目的“田横五百士”就体现了先秦的贵族精神。
游侠必需的四种品质
那么,什么是游侠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品格呢?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有很具体的描述: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这包括了:一、勇于帮助他人解决困难,主动去拯救在生死边缘的人们,不怕死,而且不求回报。也就是非为己,而是为他的。二、为了拯救困厄中的人们,不怕触犯法律和世俗的道德观念,也就是敢于反抗现存的主流社会中的一切。三、说话算话,言而有信,一诺千金,救人要救彻底。四、不逞强,不自我炫耀,作默默无闻的奉献,为人低调。也就是司马迁在另一处所说的“其私义廉洁退让”。
这四条也是后世公认的游侠和侠客们所应必备的道德品质,直至近代武侠小说如金庸、梁羽生等人的小说在塑造大侠的人物性格时仍然基本遵循这个套路。这些品质的来源就是古之贵族、侠客们爱管与自己不相干事情,为解救他人的困厄而奔走,这正是古代贵族因为管理公共事务而形成习惯的延长,也就是林同济所说的“忠”和“敬”。然而,此时已经不是贵族社会,处理公共事务大权完全集中到皇帝手中,具体的部门和地方权力也是君主临时授予的。那些有贵族余习的人们干预公共事务就是对皇权专制的挑战,是与主流社会对抗。这种对抗本身就体现了“勇”和“死”。
《史记》中的游侠鲁国人朱家与汉高祖刘邦同时,在战乱中他救过许多人性命,仅名声卓著的“豪士”就有上百人,普通人更不用说了。他帮助人是从最穷的人开始,花钱无数,自己家中却没有余财,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助人不望回报,而且有回报也不接受。经过他救助的人有位至高官的,朱家终生不去见他。朱家的高风亮节,传遍天下,函谷关以东的士人没有不愿意与他密切交往的,但朱家却很低调,很少交游。另一大侠郭解少年时,盗墓铸钱,杀人报仇,无所不为,近于无赖,中年以后,改变以前的作风,以德报怨,他也像朱家等帮助处于困厄中的人们,而郭解为人更谦退,以德服人,并尊重各级官吏权威,不敢乘车进入本县衙门的庭院,其威望反而更高。
这些侠还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朋友遍天下,并受到普通人的爱戴,极具号召力量。汉初吴楚反抗朝廷,周亚夫奉旨讨伐,到洛阳后,先拜访大侠剧孟,把剧孟拉到朝廷一边。周亚夫对人说“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他把得到剧孟,比作除掉一个敌国,或得到一个友邦。可见侠的力量,他们背后都有民间力量支持,在某种程度上侠客已经是与国家政府相对抗的民间领袖。在皇权专制的统治下,不允许有另外的集团性质的力量存在。汉代最有侠的品格的郭解最后也被灭族,可见统治者对游侠憎恨之深;然而郭解却获得了民问极高的评价“天下无贤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成为司马迁为之着墨最多侠客。
为什么司马迁这样讴歌游侠,他说“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人都有可能遇到急难。他还例举自“虞舜”以来历代圣贤遇到的种种困厄,圣贤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些“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此时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如果有朱家、郭解式的人物伸一把手,使之脱离苦海,当事者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对此,司马迁是有切身体验的,他因“李陵案”被囚于诏狱,命如悬丝,他企盼游侠来帮一把,司马迁落空了,但他把这个殷切的企盼留给了后世,成为国人的三大企盼(明君、清官、侠客)之一。实际上汉唐之后,贵族的流风余韵,早已烟消云散,土壤没有了,不会有更多侠出现,游侠的影响只存在于文字和传说之中了。
游侠不是那么好当的
凡事有真必有假,游侠也如此。游侠主要是奉献,不是那么好当的。于是有人借游侠之名以牟利。司马迁说“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意思说有些人依仗宗族、朋党和财力欺侮、奴役、盘剥无权无势的穷人和孤弱。从有一帮人支持来看,很像游侠,可是他们干的事情,是与游侠相反的。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的读者一般很同情性情看似亢直的灌夫,其实他正是横行于家乡颍川的土豪恶霸,乃至家乡的儿歌这样诅咒他:“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在政治斗争中窦婴、灌夫失败,被灭族。灌夫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假游侠。
近世的各种帮派黑社会也属于这一类。上世纪30年代上海杜月笙正当红时,他盖家庙宗祠,遍请大江南北的艺人为他祝贺,杨度为他写的《杜氏家祠记》美化杜说他是司马迁《游侠列传》中的人物“其行谊如古之游侠者流,慷慨好义,重然诺,能与人共患难,轻财货而重交游,宾客甚盛,车骑日集。其门人有请求,无不立应,因是其名重大江南北,识与不识,咸慕其风。”这些赞美只是言辞,如果我们只用“为他人”和“反主流”这两条衡量一下杜月笙便可以知道这位游侠的真伪了。
另外一种情况是有年轻人想学游侠,但由于自身的条件达不到游侠的标准,只是学了游侠的皮毛,如穿装打扮、滥用武力等。《游侠列传》中所写游侠,他们为别人做了很多,但从不期盼回报,不逞强、不炫耀,言必行,行必果,为人低调,这是何等成熟的人格!想学游侠大多是青年人,因为青年人有热血、有追求,期待不平凡,热望实现自己从教育中获得的正义理念。然而青年性格又是最不成熟的,他们的向往和能力发生了冲突,因而出现了许多名实不符的游侠。《乐府诗集》张华《游侠篇》序中说曹魏时,有杨阿若“少游侠,常以报仇解怨为事,故时人为之号曰:‘东市相斫杨阿若,西市相斫杨阿若。’后世遂有《游侠曲》”。这是把聚众恶斗,滥杀人当作行侠仗义。还有等而下之者,把吃喝玩乐,旗亭听歌,青楼买笑当做游侠。
“侠”,总有一帮人追随
我在过去写的《话说游侠》里对“侠”做了新的阐释,指出在先秦“侠”与“夹”是一个字,而“夹”的本义是指有人追随。
过去许多学者解释“侠”往往受到战国末年《韩非子·五蠹》篇中的“侠以武犯禁”、“废敬上畏法之民,养游侠私剑之属”等话头的局限。实际上,论者只看见了“武”和“剑”,而忽略这些话的主旨所在。韩非意在指出一些贵族豪门窝藏“私剑”(属于个人的武装力量),不怕法律,敢于“犯禁”,目的在于揭露这些“侠”是“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而这个“杀生之权”在法家看来只能专属于君主,任何“匹夫”(包括君主的亲贵),不可据而私有。而韩非认为一些人要做侠,招拢“私剑”,其目的在于“肆意陈欲”(使自己的欲望不被约束);而且成为“侠”,还要“弃官宠交”(官员放弃职责去结交朋友),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武装力量壮大起来。可见韩非子尽管强调“游侠”的暴力作用,但他对游侠的理解还是在于“侠”有一帮子人(私剑)追随和作为后盾,并非说“侠”本身就是暴力。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进一步阐释“侠”: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士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
这段话说得很清楚,太史公所标举的“侠”是春秋时的延陵季子、战国时四公子,都不是“以武犯禁”的人物。他们的共同点在于“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换句话说他们是因为有一帮追随者(不管这些追随者抱有什么目的)力量强大而彰显于社会的。
先秦贵族管理公共事务养成“侠”的精神
“侠”是春秋战国社会激变中产生的一个新的社会集团。先秦的“侠”多出身于贵族,因为只有贵族才有经济实力和精神实力把人聚拢起来。
中国古代是垂直组织类型的社会,依靠自然与人为的手段把人们组织在特定的社会网络之中,每人各有特定的位置,上下有等,很少流动。统治阶级是周天子、诸侯、大夫、士,被统治者包括庶人和奴隶等。
人们之间除了垂直的统治与被统治以外,很少有横向联系。春秋以前“大夫无境外之交”,大夫以下更不用说了。春秋以前的文献资料,连“友”字都很少见,即用也多指“友邦国”(国家的朋友),或指兄长爱护弟弟,日“友”。很少用以描述个人之间的关系,可见那时人们横向往来很少。
这种情况到了春秋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国时期这种变化更加剧烈,一些古代的贵族逐渐被消灭或被取代。贵族社会由松动到逐渐解体。
这个变迁使得许多大夫、士从原有的垂直统治的系统中流离了出来,原有的饭碗打破了,他们要找寻新的饭碗和谋求个人发展自然要到各地、各国奔走,要广拉关系,多交朋友,这是一种新产生的社会需求。《论语》一开篇就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士人有朋友了,而且是从“远方”来的,大约是“外国”。孔子对远方朋友的期待和热忱都是过去没有的,在孔子时代这种交往肯定是新生事物。这种横向交往是产生“侠”的社会基础。
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并非侠
谁才能招拢那些从原有秩序中游离出的游士呢?一是各国君主,追随君主被纳入主流社会,生存不成问题,发展也有可能。然而君主的容纳量有限,有些就追随了贵族豪门,司马迁所说的“战国四公子”就是典型。太史公认为他们是典型的贵族之侠。他们养了成千上万的宾客,还包括“私剑”,成为有实力的集团,甚至掌握着“生杀之权”。这不仅影响着国内政治运作,而且波及国际,如魏国的信陵君窃符救赵,孟尝君带着他的门客流动于诸国之间,都是例证。这可以说是最早的侠。
至于那些有武力、有勇气、有信义、守承诺的刺客,如《史记》中写到的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五人行刺报恩的事件。司马迁虽然对他们的献身、勇武、守信、执著、一往无前的精神深致赞美,甚至说“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然而,他们只是有贵族派头的“杀手”,还没有侠的资格。因为他们还没有追随者,而且他们也非主动去干预世事,他们打杀只是报恩罢了。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时代游侠最多,人们也最爱谈论侠,这就是汉唐。为什么会集中在这两个朝代呢?因为汉唐皆属于后贵族社会。它们的前代先秦和南北朝是贵族社会,到了汉唐虽然大一统的皇权专制已经形成,但贵族风习、意识并没有完全消失。
周代是货真价实的封邦建国的“封建社会”,这个社会中天子、诸侯是位居“南面”的为君者,“士大夫”则是中下层施政者,用现代的话说他们是社会的管理者(官吏)和保卫者(各阶层军官和车战的军士)。他们不仅是各有专职,而且是世袭的。我们说的贵族主要指大夫、士这两个阶层。他们思想行为有什么特点呢?上世纪40年代的“战国策派”代表人物林同济认为,由于他们长期负责公共事务,而且世禄世卿,养成“世业"和“守职”的观念,并造就他们的荣誉感和自尊心,形成了独特的人格。
这就是一种“贵族精神”,为什么会形成这种贵族精神呢?因为那是长久固定分工的社会。“士大夫”世代作为社会管理者和国家的保卫者,养成了负责公共事务和为国作战的习惯,而长期从事于此,必然养成“忠敬勇死”的精神,必然习惯性地爱管一些与他关系不大的公共性的事物。我们翻阅一下《左传》、《国语》,常常可以看到具有这种精神状态的人物,直到《战国策》中还不乏这类人物。
先秦的各种学派开山人物都是秉承了这种贵族精神的,他们以天下为己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是这种习惯于管理公共事务精神的发扬和“忠敬勇死”人生观的体现。就是为大儒们所不齿的游士,其中杰出者亦非一些后世拘拘小儒能望其项背。如鲁仲连、唐且、颜等人自尊自爱的态度也是不乏贵族色彩的。
秦一统之后,以吏为师,铲除一切民间思想。各个学派除了服务官府的,全部消失,游士更受到取缔。然而“贵族精神”却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完全消灭的。民间秘密活动的游侠承继了这种精神(如项羽、张良等),秦朝末年,他们也投入了抗暴和复国的斗争。最引人瞩目的“田横五百士”就体现了先秦的贵族精神。
游侠必需的四种品质
那么,什么是游侠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品格呢?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有很具体的描述: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这包括了:一、勇于帮助他人解决困难,主动去拯救在生死边缘的人们,不怕死,而且不求回报。也就是非为己,而是为他的。二、为了拯救困厄中的人们,不怕触犯法律和世俗的道德观念,也就是敢于反抗现存的主流社会中的一切。三、说话算话,言而有信,一诺千金,救人要救彻底。四、不逞强,不自我炫耀,作默默无闻的奉献,为人低调。也就是司马迁在另一处所说的“其私义廉洁退让”。
这四条也是后世公认的游侠和侠客们所应必备的道德品质,直至近代武侠小说如金庸、梁羽生等人的小说在塑造大侠的人物性格时仍然基本遵循这个套路。这些品质的来源就是古之贵族、侠客们爱管与自己不相干事情,为解救他人的困厄而奔走,这正是古代贵族因为管理公共事务而形成习惯的延长,也就是林同济所说的“忠”和“敬”。然而,此时已经不是贵族社会,处理公共事务大权完全集中到皇帝手中,具体的部门和地方权力也是君主临时授予的。那些有贵族余习的人们干预公共事务就是对皇权专制的挑战,是与主流社会对抗。这种对抗本身就体现了“勇”和“死”。
《史记》中的游侠鲁国人朱家与汉高祖刘邦同时,在战乱中他救过许多人性命,仅名声卓著的“豪士”就有上百人,普通人更不用说了。他帮助人是从最穷的人开始,花钱无数,自己家中却没有余财,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助人不望回报,而且有回报也不接受。经过他救助的人有位至高官的,朱家终生不去见他。朱家的高风亮节,传遍天下,函谷关以东的士人没有不愿意与他密切交往的,但朱家却很低调,很少交游。另一大侠郭解少年时,盗墓铸钱,杀人报仇,无所不为,近于无赖,中年以后,改变以前的作风,以德报怨,他也像朱家等帮助处于困厄中的人们,而郭解为人更谦退,以德服人,并尊重各级官吏权威,不敢乘车进入本县衙门的庭院,其威望反而更高。
这些侠还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朋友遍天下,并受到普通人的爱戴,极具号召力量。汉初吴楚反抗朝廷,周亚夫奉旨讨伐,到洛阳后,先拜访大侠剧孟,把剧孟拉到朝廷一边。周亚夫对人说“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他把得到剧孟,比作除掉一个敌国,或得到一个友邦。可见侠的力量,他们背后都有民间力量支持,在某种程度上侠客已经是与国家政府相对抗的民间领袖。在皇权专制的统治下,不允许有另外的集团性质的力量存在。汉代最有侠的品格的郭解最后也被灭族,可见统治者对游侠憎恨之深;然而郭解却获得了民问极高的评价“天下无贤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成为司马迁为之着墨最多侠客。
为什么司马迁这样讴歌游侠,他说“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人都有可能遇到急难。他还例举自“虞舜”以来历代圣贤遇到的种种困厄,圣贤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些“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此时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如果有朱家、郭解式的人物伸一把手,使之脱离苦海,当事者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对此,司马迁是有切身体验的,他因“李陵案”被囚于诏狱,命如悬丝,他企盼游侠来帮一把,司马迁落空了,但他把这个殷切的企盼留给了后世,成为国人的三大企盼(明君、清官、侠客)之一。实际上汉唐之后,贵族的流风余韵,早已烟消云散,土壤没有了,不会有更多侠出现,游侠的影响只存在于文字和传说之中了。
游侠不是那么好当的
凡事有真必有假,游侠也如此。游侠主要是奉献,不是那么好当的。于是有人借游侠之名以牟利。司马迁说“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意思说有些人依仗宗族、朋党和财力欺侮、奴役、盘剥无权无势的穷人和孤弱。从有一帮人支持来看,很像游侠,可是他们干的事情,是与游侠相反的。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的读者一般很同情性情看似亢直的灌夫,其实他正是横行于家乡颍川的土豪恶霸,乃至家乡的儿歌这样诅咒他:“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在政治斗争中窦婴、灌夫失败,被灭族。灌夫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假游侠。
近世的各种帮派黑社会也属于这一类。上世纪30年代上海杜月笙正当红时,他盖家庙宗祠,遍请大江南北的艺人为他祝贺,杨度为他写的《杜氏家祠记》美化杜说他是司马迁《游侠列传》中的人物“其行谊如古之游侠者流,慷慨好义,重然诺,能与人共患难,轻财货而重交游,宾客甚盛,车骑日集。其门人有请求,无不立应,因是其名重大江南北,识与不识,咸慕其风。”这些赞美只是言辞,如果我们只用“为他人”和“反主流”这两条衡量一下杜月笙便可以知道这位游侠的真伪了。
另外一种情况是有年轻人想学游侠,但由于自身的条件达不到游侠的标准,只是学了游侠的皮毛,如穿装打扮、滥用武力等。《游侠列传》中所写游侠,他们为别人做了很多,但从不期盼回报,不逞强、不炫耀,言必行,行必果,为人低调,这是何等成熟的人格!想学游侠大多是青年人,因为青年人有热血、有追求,期待不平凡,热望实现自己从教育中获得的正义理念。然而青年性格又是最不成熟的,他们的向往和能力发生了冲突,因而出现了许多名实不符的游侠。《乐府诗集》张华《游侠篇》序中说曹魏时,有杨阿若“少游侠,常以报仇解怨为事,故时人为之号曰:‘东市相斫杨阿若,西市相斫杨阿若。’后世遂有《游侠曲》”。这是把聚众恶斗,滥杀人当作行侠仗义。还有等而下之者,把吃喝玩乐,旗亭听歌,青楼买笑当做游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