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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其物
正文开始之前，我们先讲讲鸦片。鸦片是用罂粟花的果实提炼而成的，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千五百年前，当时苏美尔人把它叫作“快乐植物”。后来希腊语里它就叫作鸦片，在阿拉伯语里则叫“阿芙蓉”。唐朝之前，鸦片由阿拉伯传到中国，成为药铺里的一种药材，凡是大点儿的药铺里都会有，名称是“阿芙蓉膏”，上千年来根本无人问津。这种“药材”有一股子尿臊味，非常难闻。但它的药用价值很高，比如镇静、清肺、麻醉等等，另外它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功效——可以治疗感冒和拉肚子。
起初其他国家的人都不会吸食鸦片。印度人直接把鸦片吃到肚子里，阿拉伯人冲水喝，我国的中药估计是熬着喝。到了雍正年间，中国人发明了一种吸食方法（也有说是爪哇人发明的，通过吕宋传入中国沿海），就是把鸦片掺到烟叶中吸食。因为华人当时吸烟草的比例很大，所以鸦片一下子风靡起来，后来逐渐发展成使用烟枪直接吸食鸦片。
鸦片在清朝时并不是世界公认的毒品，因为它没有在全球泛滥成灾。中国之外，还很少有国家重视其危害性。虽然罗马教皇认为鸦片可以使人产生依赖，谴责鸦片销售，但是欧洲这时候已经不再是中世纪，宗教性质的谴责，关注的人多，奉行的人少。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动地打开了国门，并且向全球输出了大量的劳工，吸食鸦片的风气也就借由中国劳工传播到全世界，至此，海外才彻底认识到鸦片的毒品性质。
走私滥觞
全世界第一次禁毒，始于1729年雍正皇帝颁布禁烟令。此次禁烟的理由是鸦片烟这东西，最能淫荡人心，让人突然精神，时间一长就萎靡不振，伤风败俗。
这时候发生了陈远案：陈远贩运鸦片二十三斤，结果被漳洲知府李治国拿下了，他把陈远按毒品贩子治罪。陈远喊冤，说这是药材专用，并不是吸食的鸦片烟。后来有人跟皇上说，陈远卖的鸦片是药店专营的药材，不是吸食的鸦片烟，鸦片只有加入烟草之中，才会变成淫荡人心的毒品。雍正皇帝派人到药铺里一打听，果然大部分药铺里都有鸦片，所以就把陈远放了。
雍正年间虽然严禁鸦片烟，却不禁止鸦片，海关也是照样进口，照旧征税，这种情况持续了将近八十年。
嘉庆四年（1799），两广总督觉罗吉庆决定禁止鸦片进口。他说，鸦片这东西，其实是洋人地里的泥，却拿来换中国的银子，太可恨了。而且老百姓吸了鸦片，就成了病人，连工作都找不着（古今皆同），从今以后，就不准鸦片进口了。
觉罗吉庆以降，海关就不再允许鸦片进口了。这个时期执行鸦片烟的禁令还是非常严格的，嘉庆十九年舆亮一案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舆亮是广州驻防正红旗骁骑校，在永泰佐领手下当差。广州副都统萧昌进京时，他是亲兵。他想贩一点儿鸦片到北京，于是借了一百四十两银子，买了十一斤鸦片，偷偷藏在自己的箱子底。到了北京城外，怕城门盘查出来，就找来一个叫段大的人，给段大十八两银子，让他帮忙偷偷运进北京，结果还是在崇文门被查了出来。
最终判决：舆亮是官员，明知鸦片是禁物，还贩运进京，因为是旗人，罪加一等，革去骁骑校职务，带枷一个月，发配新疆为奴。段大协助走私，打一百军棍，劳改三年，由顺天府（北京市）发配。从广州到北京一路上，竟然没有检查的官员发现，所经之地所有官员连广州海关在内，全部按律惩罚。二品大员副都统萧昌（相当于军分区副司令），一路之上竟然毫无察觉，由刑部從严处理。舆亮是军人，归广州将军管辖，将广州将军（相当于军分区司令）本智以及广州海关监督祥绍也交部严加议处。广州发布《酌定查禁鸦片烟条规》，重申鸦片禁令。
为了十一斤鸦片，查办两位二品八旗大员，广州到北京路途遥远，沿途所有地方官都受牵连，可想而知当时对禁令的执行是多么严格。
鸦片成为禁品之后，一度向中国出口鸦片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便不再往中国贩卖鸦片了。但是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还承包着大片的鸦片种植园，所以他们在印度把鸦片卖给小企业，由这些小企业贩运，自己置身事外——鸦片的走私事实上就是由各国的小公司，或者是私人从事的。这当中包括荷兰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吕宋人）、印度人、美国人，贩运最多的当然还是英国商人。他们除了在东印度公司购买以外，还从伊朗、土耳其、孟加拉等国购买和贩运。
各国小企业把鸦片贩运到伶仃洋一带，也就是香港附近，装载上船，然后自己来广州商馆，在商馆中进行交易。中国的走私犯买了之后，发给一张票据，走私犯拿着票据就可以到海上提货了。再由这些中国的武装走私犯将鸦片贩运到广东、福建、台湾以及长江沿岸。
实际在中国走私鸦片的，是沿海各地的帮会，其中最著名的是青帮、三合会和天地会。这些帮会当中都有一些亡命之徒，他们把鸦片装载在一种叫作快蟹的船上，每个船上有几十名水手，划着几十个桨。因为船小，吃水也浅，所以速度非常快，负责缉私的广东水师根本追不上。再加上这些亡命之徒还在船上携带大量武器，海关的人也没几个敢为这事拼命，如果走私犯再行贿的话，鸦片的走私也就禁止不了了。
如此，鸦片终于在1840年前后泛滥成灾了。接下来就是考验道光皇帝的时候，他会怎么办呢？
道光之惑
在道光皇帝执政初期，一共有三次禁令，每次禁烟的方法都不相同，先来说第一次。
第一次是两广总督阮元申请禁烟，他的办法是塞源。
他对道光皇帝说，臣来广州已经很多年了，以前禁烟的效果都不行，原因是方法不对，禁烟必须从源头抓起。臣查了一下，鸦片走私主要是三个国家的人干的，一个是葡萄牙人，一个是英国人，还有一个是美国人。这葡萄牙人把澳门当基地，他们都是在东南亚做买卖的，回澳门的时候，经常夹带鸦片。这英国人还行，他们有东印度公司管理，就是偶尔水手们偷偷带一点，船主也不知道。就是这美国人最麻烦，他们这个国家没有国王，没人管，所以经常跑到广州去走私。
臣觉得，如果船上有鸦片，就把整个船都退回去，让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们对洋人行为负责，特别是那个商总伍浩官，让他总负责。皇上，先把伍浩官治罪，让他从严处理洋人的鸦片走私。如果两年之内他管理的有效果，再给他去掉罪名，如果效果不大，就将他斩首示众，来个杀一儆百，再换其他商人管理。这样的话，鸦片肯定会绝迹。 道光皇帝觉得有道理，就让广州试行，把伍浩官治了罪，还惩办了一些官员。洋人也真的害怕了，他们把鸦片船都开到伶仃洋一带，再也不敢来广州了。但是鸦片的销量也从四千箱上升到了七千箱，阮元的办法失败了。
后来，有个叫黄中模的跟道光皇帝说，皇上，臣查了一下，最近我朝通货膨胀，铜钱贬值得很厉害，原因是有人在广州贩鸦片。洋人到天朝来经商，本来规定只准以货易货，不准把银子运出国的，当时这个规定就是想着天下只有这么多银子，一旦运到国外，国内就没有了。现在他们不来天朝做生意，改为走私，私下都把银子运出国了。这事是归广东管辖，肯定有官员跟走私犯勾结。请皇上下旨，严查广东官员，不管何人参与走私，一定要一查到底，绝不能让一个人漏网。这样一来人人自危，要不了几年，鸦片就会绝迹，老百姓就永远富裕了。
道光皇帝同意了，整个广州雷厉风行，认认真真稽查了一番，把参与走私的官员发配的、判刑的，全部从严处理。广东还发布了一系列的规定：《查禁银出烟入章程》、《查禁鸦片分销章程》、《失察鸦片条例》等等。伍浩官在这次整顿当中首当其冲，又被惩办了一番。洋人个个写保证书，保证以后再也不贩卖鸦片了。可这一时期，鸦片走私首次超过一万箱，黄中模的截流方法也失败了。
道光十一年，刘光三对道光皇帝说，皇上，臣查了很多年了，以前无论是塞源，还是截流，鸦片还是走私盛行，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吸鸦片的这些人太可憎了，他们把鸦片当成生命一样，不肯招供贩卖的源头，没有人愿意招供。臣想，这鸦片跟赌博一样，赌博的人如果不招供在哪儿买的赌具，就要从重判刑，而这鸦片之害比赌博更可怕，以后抓着吸鸦片的人，不但要判刑，而且要让他招供源头，不招就从重判刑。这样一来，不但吸烟的人肯定戒烟，就是贩卖鸦片的人，也跑不掉了。
刘光三是全世界第一个把吸毒者当罪犯处置的人。道光皇帝非常认同这个办法，立即下旨执行。这一年，鸦片销量达到空前的一万四千箱。
道光皇帝很苦恼，终于怒了，这些年来自己从未懈怠，一直把鸦片当成首恶从严治理，可越是严禁鸦片，鸦片就越是火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据外国专家研究，在拥有丰富健康的精神生活时，在一个积极向上的氛围里，在物质生活可以不断被满足，人们可以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的社会里，毒品会远离人群。道光皇帝没有这样的意识，而道光年间所有的不利因素全部存在。人们没有丰富的精神生活，人口众多生活潦倒，物质匮乏，生活质量节节下降，大多数人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人们对前途充满失望，所以会有更多的人开始在毒品中寻求自我麻醉。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道光皇帝的禁令，也从另一方面对鸦片起了宣传作用。本来无知小民并不知道鸦片是什么东西，结果每天三令五申，不断重复，如此一来，人人都知道鸦片了。而中国人自古以来，禁令逆反思维就比较严重，你越说不好，他就越不相信，你越说不敢碰，他就越好奇，终于让很多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终于有一天，有一个人冒出来跟道光皇帝说，还是不要禁止鸦片了。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奸臣——许乃济。
“奸臣”上奏
鸦片越禁越多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各种方法几乎用遍，却没有收到哪怕一丝一毫的效果。
終于有一天，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奏道光皇帝，他说，还是不要禁止鸦片了。
太常寺是管礼乐的，在清朝，这是一个典型的闲事部门。而许乃济这个人，曾在广东当过按察使（管理民生的副省长），他对鸦片走私情况非常清楚，他也从此因为这样一篇文章成为了著名的奸臣。
道光十六年（1836），许乃济给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折，他说：
鸦片这东西，本来是药材，是用来治疗拉肚子的。吸的时间长了，就会上瘾，吸鸦片的人很难克制，所以禁令都不管用。以前鸦片并不限制进口，乾隆年间，每年只有两百多箱进口。但是到了嘉庆年间，实行了严格的禁令之后呢，鸦片就越来越多，现在每年走私将近两万箱。禁令越来越严，但却越禁越多，几乎天下到处都有烟民，国家每年也要耗费上千万两银子。
以往洋人拿着银子来中国做生意，沿海的老百姓都能赚钱。但自从鸦片走私盛行之后，洋人不需要拿银子买货了，国家的银子有出没进，所以物价越来越离谱。
皇上，天朝太平了二百多年，百姓休养生息，但银子却越来越少，生活越来越苦，原因呢，就是拿了中国的银子去填了洋人的无底洞。
如果跟洋人停止贸易，对大清来讲，本来也不稀罕百十万的税收，但是通商已经很久了，而走私鸦片的基本都是英国人，不能因为英国而断绝了所有贸易。更何况，沿海几十万依靠外贸生意的老百姓怎么安置？
国内走私鸦片的，都是那些亡命之徒，船上配有武器，划船的速度又快，水师根本追不上，更不要说洋人的船只，速度更快，更不可能追上。沿海这么大，任何地方都可以划船去走私，再加上鸦片暴利，皇上，法律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啊。
臣以为，吸鸦片的人都是些不务正业的人，无足轻重。现在我朝人口众多，不能因为这些瘾君子的事而影响了整个天下。不如让鸦片以药材进口，洋人照旧纳税，这样的话，纳税比行贿便宜，洋人何乐而不为呢？药店里很多药材都有毒性，自古以来也没听说要禁止，所以只要严禁官员、学生和士兵吸鸦片，每年国家就可以省下上千万两银子。
还有，这鸦片是从罂粟花的果实里提炼的。这些年来内地不准种植，吸烟的人又无法断瘾，所以只能从洋人那里买。如果取消种植禁令，国内自产自销，洋人无利可图，走私不用禁，自己就会消失的。
许乃济的一道奏折，让道光皇帝陷入了深深的思虑当中。这些年越禁越多是事实，但要说不禁吧，似乎于人情道理也说不过去，但是错在哪儿呢？道光皇帝百思不得其解，他干脆让广州的官员们自己讨论，是不是要驰禁，看看再说。
此时的两广总督恰恰是鸦片战争中抗击英国侵略的民族英雄邓廷桢。他跟广东巡抚（广东省长）祁贡商量之后，回复道光皇帝，他们赞成弛禁鸦片。他们是这样说的： 臣等商议之后，觉得执行鸦片禁令以来，效果有限。但如果改为弛禁，就必须严格执行一些规定，比如要严格控制银子出境；只准行商进行经营；内地可以种植，但要加强管理；除广州之外不许其他地区贸易——总之就是加强管理。
弛禁论在广州引起了强烈反响，从行商到洋人，无不欢喜雀跃。特别是洋人，纷纷回国融资，准备来年大干一场。行商们也开心了，多少年来，鸦片暴利，他们不但没有分享，反而替别人担风险，现在终于轮到他们赚钱了。
但是还有一些人，坚决反对弛禁鸦片。他们认为多年以来，鸦片之所以屡禁不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还不够严格，应该用更严厉的方法去禁烟。他们这群人当中，最著名的就是民族英雄林则徐。
莫衷一是
因为很多大臣反对，道光皇帝暂时还没有弛禁鸦片。两年后，鸿胪寺卿黄爵滋（管朝会礼仪的闲部门）也上了一道奏折，他主张严禁鸦片，并且提出了一种新方法。
他说：近十年来，因为鸦片走私，每年我大清有一千七八百万两银子要出境，而现在更是达到了每年三千万两（黄爵滋杜撰），天下的银子几乎要被洋人掏空了。而这几年，一两银子要兑换一千六百铜钱，通货膨胀越发严重，百姓不堪重负。
朝廷下达的禁令，越来越严格，但是收效甚微，原因何在？皇上，鸦片是走私，需要和当地的官吏们分利润，每年三千万两的缺口，这些缉私的官员们要分上几百万两，怎么可能恪尽职守。再说沿海上万里，处处都可以走私，防不胜防，所以管制走私，那根本是不可能的。
但是鸦片却是不能不禁，鸦片之所以有这么庞大的市场，那是因为吸烟的人实在太多了，如果没有吸烟的人，那么烟贩子你请他来他也不来，所以根治鸦片的方法，不在于严查海口，而在于治理乱民，必须给烟民施加重刑。
请皇上下旨，给烟民一年时间戒烟，如果一年之内不能戒烟，就按谋反罪斩首。以前惩治烟民，都是打一百军棍劳改三年。因为上瘾，所以烟民戒烟本身就要受罪，相比之下挨些军棍不足以威慑，现在把他们治成死罪，那烟民就再也没有退路，只能戒烟了。臣知道这些烟民，他们宁愿戒烟死在家里，也绝不肯被皇上斩首示众。而且吸烟的人很容易分辨，只要熬上他几天，很快就会犯瘾，所以绝不至于诬陷了好人。
臣查了一些资料，洋人制造鸦片，但是他们自己并不吸，洋人当中如果有吸烟的，他们国家的法律是把这些吸烟的绑在竹竿上，然后用大炮轰到海里去。就算是烟贩子最多的英国，也同样立法规定，吸食鸦片是死罪，所以洋人当中没有吸鸦片的人（黄爵滋异想天开）。
臣请皇上严惩烟民。为了查出这些烟民，应当使用连坐和五户连保，让他们互相举报。如果五户当中有一人吸鸦片，五户人家全部斩首。有旅客吸烟，就将旅馆老板斩首示众。只要上下一心，地方官员严格执行，那么几年之后，我大清将再也没有鸦片，通货膨胀就再也不可能发生了。
这道奏折彻底击倒了道光皇帝。他非常想严禁鸦片，只是觉得这个办法有些过于严厉。但如果再不严肃处理，鸦片就会导致银价升高，铜钱大幅贬值，进而导致大清严重的通货膨胀。
为了慎重起见，道光皇帝咨询了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穆彰阿也拿不定主意，但他建议道光皇帝，让全国省部级大员集体讨论要不要禁烟，要怎么禁烟。
当时全国的省部级官员虽然多，但是说话有分量的，却只有三个人。这三个人分別是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以及汉族官员中的领袖，两江总督陶澍。
穆彰阿是道光皇帝的首席军机大臣，让全国省部级官员集体讨论严禁鸦片的事，就是他向道光皇帝提的建议，这也就证明了他对于禁止鸦片，其实心中并没有主意。
接下来就是直隶总督琦善了。直隶总督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军区司令兼河北地区省长，这个职位在大清的官员当中是最重要的。琦善对道光皇帝说：臣没有在广东当过官，对鸦片的事情并不熟悉。但是臣想，国家安定已经二百多年了，人口也越来越多，大清有铜矿，所以铜钱也就越造越多。但大清没有银矿，所以银子是有定量的。这样看来，银价走高，铜钱贬值应该是正常的现象。
黄大人说抓着烟民就杀头，再实行连坐，互相检举。窝藏、贩卖、收容他人吸毒，只要跟鸦片有关，全部斩首。奴才觉得，这种方法不妥当。对贩毒的惩罚要高于吸毒，这应该是一种法律精神，如果把吸毒的都斩首了，那么贩毒的又如何处理呢？何况这一次，是要杀了二百多万瘾君子啊。到时候必定是相互揭发，贪污受贿，讹诈勒索，冤狱横行。所以臣觉得，还是让广东一省严查走私犯更为妥当。
琦善的意见，是绝不能严惩吸毒者，还是要把重点放在严查走私上。接下来看陶澍的意见。
两江总督这个职位，在大清官职里，仅次于直隶总督。当时全国一共有八个总督（河道和漕运两位属于专职），其他总督都管两个省（四川总督更是只管一个省），只有两江总督，管理的是安徽、江苏和江西三个省。而且这三个省的财政收入基本相当于全国收入的六成以上，所以两江总督这个职位非常重要，必须由德才兼备的人才担任。
陶澍是一位传奇人物，他也是整个道光时代最有魅力的大臣。他还有一项殊荣，整个大清只有他敢跟道光皇帝对着干。他讲真话，办实事，因为能力超强，所以道光皇帝也拿他没办法。另外他做事一丝不苟，从无差错，所以这个时代，凡是最难办的事情，都是他去干，也只有他的话，道光皇帝才会认真听取。
陶澍本人对禁烟也是非常的上心，他在进行了细致的考查之后，对道光皇帝说了一句非常无奈的话，他说：
禁烟这件事情臣想了很久，臣实在没有办法。
穆彰阿是满族官员中的领袖，陶澍是汉族官员中的领袖，他们两个人基本可以代表当时整个的官僚集团。他两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臣没有办法。当时两广总督处在禁烟的最前线，所以邓廷桢的意见也很重要。他说：
不能将吸烟的人斩首，因为这一次人数实在太多了。给烟民一年戒烟，根本无济于事，因为凡是吸毒者，早就知道鸦片的毒性，但却很少有人能够成功戒烟，原因是烟瘾让他产生了侥幸心理。如果一年之后他们都没戒烟，杀还是不杀呢？如果杀，那全国要杀二百多万人，而且还有后续吸毒者，杀不胜杀。如果不杀，那就是朝令夕改，天朝律法威严将荡然无存。 但是鸦片的走私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所以，除了广东要严查重惩之外，臣的办法是：文身。凡抓住的吸毒者，都在脸上刺四个字“吸食鸦片”，如果他再犯，就在另一边脸上再刺这四个字。抓住的鸦片贩子，就在脸上刺“贩卖鸦片”，再抓住的话，就流放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到时候全国人民都知道他们是烟贩子、瘾君子，他们也就无所遁形了。
问题实质
当时所有要求禁烟的奏折，都指向了银价升高这个问题。说白了，严禁鸦片虽然有道德方面的考虑，但实际是因为银价升高导致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清朝当时实行的是双币制，白银和铜钱都可以作为货币，都可以流通，那么仅国内就存在着汇率的问题。
金、银、铜这三个有色金属，自唐代开始，国家就制订了它们之间的汇率，1：10：1000。一两黄金=十两白银=一千两铜。但是这个汇率基本上跟没制订一样，因为有的地方白银多，有的地方铜多，所以民间有自己的汇率，这是根据市场规律形成的。
原本中国是没有多少银矿的，中国的白银大部分是从日本和美洲运来的。在清朝中期以前，中國是严重的贸易顺差，基本上来中国做生意的洋人，都是将整船的银元运来，购买茶叶等商品。二百多年里，从外国输入中国的白银在6亿～11亿两之间，每年都有数百万的输入，所以中国的白银一直是贬值的。
道光朝的银价上涨，是因为出现了很多的状况，正是这些状况的综合因素影响了银价。
第一个原因是铜钱制造得越来越多。从康熙朝到乾隆朝这一百多年时间里，每年国家大约铸造2亿到3亿枚铜钱，但是从嘉庆朝到道光朝的短短三十年时间，就铸造了超过20万亿枚铜钱，如此大规模印钞，怎么可能不贬值。
第二个原因，中国的铜都是从云南铜矿开采的，而道光前期云南铜矿出现大问题，导致产量下降。产量是下降了，但是钱却不许少铸，怎么办？很简单，降低铜钱的含铜量。于是大量劣质的铜钱上市流通，所以成色下降必然导致贬值。
这第三个原因，就是前两个原因共同的作用。市场上有一个规律，叫作劣币淘汰优币。简单讲，就是保值的钞票是不流通的，原因是大家都希望保存它，而把贬值的钞票花出去。世界上如果哪个国家的钞票信誉度好，而且保值，那么别的国家和老百姓就会拿它当储备。于是在大清朝，铜钱大量流通了，而富户们都把白银储备起来，以备不虞。
第四个原因，就是假钞问题了。据说当时中国流通的铜钱，大约有四成是假币，假币只使用很少的铜，但是质量看上去还行，于是铜钱贬值。
第五个原因才是贸易逆差的问题。
根据政治经济学专家贺力平教授进行的认真测算，再参考一些国外的资料和论述，鸦片战争前，实际中国的贸易逆差大约有五十多万两，没有黄爵滋说的两三千万两那么可怕。把这五十万两贸易逆差与当时国内6万亿～11万亿两白银的总量相比较，可以说，白银外流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但是，要知道在这之前，中国一直是贸易顺差，也就是每年国内都要涌入大量白银，现在不但没有了，而且还在流失，问题看起来自然就比较严重了。
第六个原因，是当年全球白银产量的暴降。道光皇帝继位之前，全球白银产量平均每年280万盎司，其中有一半要输入到中国。道光皇帝驾崩以后，基本也是这个产量。偏偏就是道光在位的这三十年，平均每年只有150万盎司，那就没有办法了，是老天爷在跟道光皇帝开玩笑。
大清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大臣们人人都看到了。如果以白银为货币的话，那么大清就是严重的通货紧缩。如果以铜钱为货币的话，那就是严重的通货膨胀。表面上看，是严重的汇率问题。
清朝没有专业的统计部门，所以没有人知道这些情况。只有琦善略微关注到白银升值与人口和货币本身之间的关系，其他所有人，都把国内的汇率问题简单化，把矛头指向那罪恶的鸦片贸易。
英国政府一直说鸦片战争是一场贸易战争。美国的汉学家们也说，如果没有鸦片贸易的话，那么大清自己的汇率问题，同样还是会引发贸易战争，只不过名词也许就是棉花战争，或者呢绒战争。
峻法出台
集体讨论没有达成统一的结论，禁烟方法五花八门，论起银价升值的真正原因，只有琦善略微触及，而单说效果的话，虽然邓廷桢的刺字有点儿阴损，但执行的效果估计还会好一些。
全国的省部大员共有二十八个人陈述了看法，其中有八人同意加重惩罚，成为后世的严禁派，他们当中以陶澍和林则徐为首。但大部分的官员，都主张禁毒应该从源头抓起，以严查走私和贩运为主，不能将二百多万吸毒者全部斩首，他们当中，以琦善和邓廷桢为主。
为此，道光皇帝特地召回了在家服孝的穆彰阿，由他来主持一个大型会议，让全体在京高官集体审议这些奏折，同时将两年前提出弛禁论的许乃济撤职。这其实已经发出了一个信号，虽然同意严禁的只是少数人，但是道光皇帝比较倾向严禁派。
这其中恐怕就牵涉到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态度。能不能禁止只是能力问题，但要不要禁止就是态度问题了。道光皇帝是非常注重儒家传统的，对这样的大事，他不可能不表态，事实上全国官员所等的，就是他的态度。而他更不可能让臣子们去议论自己的价值取向，其实从一开始，严禁就是必然的结果。
集体讨论的结果诞生了三十九条《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这篇条例总共有九十四页内容，非常的严厉和复杂。主要内容如下：
所有吸毒人员，在一年半之内必须戒烟，不能禁烟者将被判刑，绞监候（死缓）。鸦片烟贩，就地正法，斩立决。所有开设烟馆，提供吸烟场所，以及包庇贩毒的官员，就地正法，绞立决。为国内走私提供货源的洋人，就地正法，首犯斩立决，从犯绞立决。
这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除了吸毒人员是死缓以外，其他凡是参与鸦片销售的相关人员，无论洋人还是中国人，全杀，就地正法，一个活口不留。
很讽刺，被后世评为弛禁派代表，主张丧权辱国的大汉奸穆彰阿，却制订了如此严格的禁烟法律，并且有专门针对洋人的内容，可以说，这是一部全球禁毒条例。 这里要着重讲一下，清朝对洋人实行的其实一直是治外法权，洋人行动受约束，但不受审判。西洋各国没有治外法权，那是因为他们的立法精神相同，而中国的立法精神跟西洋相比则不存在可比较性。
但是为了禁毒，大清的法律明确规定了，洋人贩卖鸦片也要斩首。这里牵涉到一个重点，在洋人本国，贩卖鸦片是合法的。而且这些洋人也没有在中国境内贩卖鸦片（当时国际上没有国家海域的说法，凡在海上都算公海），那么应不应该执行斩首呢？从法理上看，当时也没有这么复杂，道光皇帝是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当然能处死所有的人，包括洋人。哪怕是在境外贩卖，也照样可以斩首。
法律有了，接下来就需要执行法律的人，这个人道光皇帝已经想好了。
当时全国的督抚大员当中，最能干的一共有四个人，直隶总督琦善、两江总督陶澍、湖广总督林则徐和云贵总督伊里布，两个旗人两个汉人（琦善是蒙古八旗）。陶澍身體有病，而且两江事务繁重，就不劳烦他了。满人操守不好，贪污受贿严重，那么全国实际只有一个人选，这个人就是林则徐。
禁烟人选
跟其他三个人相比，林则徐的特长是公正，他洁身自好，公正廉明，在惩治腐败方面不遗余力，而且他是少数主张严惩吸毒者的大臣之一。另外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性急。小时候，他的父亲对他说，你日后定能成大事，但我就怕你的急躁害了你。这一次，道光皇帝用的就是他的急躁。若没有一位雷厉风行的官员主持禁烟，那么这次运动就跟以往数次一样，流于形式。
选择林则徐还因为他是最重视禁烟的官员，他对道光皇帝说了那句光耀古今的名言，“若犹犹泄泄，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这句话还是重重敲打了道光皇帝，如果再不治理鸦片，军队将再也没有战斗力。从另外一个方面，也可以看清楚道光皇帝的思路，他没有选择一些有外交经验的官员，而是把这副重担交给了惩治腐败的官员。在他的内心里，这次禁烟的重点是对内，而不是对外。就像黄爵滋所说的，没有吸烟的人，就没有鸦片市场，没有鸦片市场，就不会再有贩烟的人，所以严禁鸦片首要不在于杜绝海口，而在于惩治乱民。
林则徐进京了，八天之内道光皇帝召见了八次。赐紫禁城骑马，考虑到林则徐不太会骑马，又改成了让他坐轿，考虑到林则徐跪在地上不舒服，每次召见都给林则徐铺上毡垫。十九次秘密会谈，圣恩深重。
但是没想到，十九次召见，林则徐只表达了一个想法，我不想去。
林则徐为什么不想去？他可是最为百姓称道的“林青天”。他嫉恶如仇，对腐败官员严惩不贷。道光皇帝看重的就是他的这种品质，派他去广州，就是为了打破广州海关的利益集团。道光皇帝认为，鸦片无法禁绝原因就是广州稽私不力，原因就是贪污腐败。
按照儒家传统美德，青天大老爷肯定会在腐败最严重的地方，以林则徐湖广总督兼左都御史，从一品大员的官衔来看，全天下除了道光皇帝，还有谁是他不敢惩治的？
偏偏广东海关的这个贪污犯，他真的不敢惩治，这个贪污犯就是道光皇帝本人。
皇帝的消费是非常高的，经管皇室消费的是内务府，内务府的收入来源有很多，比如黑龙江的金矿、东北的鹿茸人参、江南最好的丝绸（江宁织造）、景德镇的瓷器（官窑）、皇庄的收入，当然，还有广州海关。
广州海关的正税要解交到内务府，而规费，也叫陋规，就直接由皇家收取了，甚至连内务府都不能沾手。特殊情况下，比如天灾人祸、公主出嫁、太后过寿、皇子娶妻，皇帝也会直接去找广州十三行勒索，这些费用最终都转嫁到了洋人头上。所以广州海关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天子南库。
广州十三行曾经因为皇帝的勒索，成立了一个公所基金，每名行商都要把利润的百分之十放到基金里，以供皇帝勒索。其中账目显示1807年基金向皇帝上贡五万五千两，为军费捐了六万多两，为治理黄河捐了将近十三万两，向户部上交五千多两，向京城的官员们行贿用了二十万两。
从1807年到1813年这短短的六年时间里，公所基金总共支出了将近五百万两银子，这当中，还不包括直接向商人们勒索的银子。
“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趋避之。”这句话是林则徐被流放的时候说的，但至少也表达了他当时的想法，他不想去，为了国家，他却不能不去，道光皇帝的恩宠也逼得他不能不去。据说道光皇帝曾经流着泪对林则徐说，如果不能禁绝鸦片，朕有何面目去见列祖列宗。
最后道光皇帝要求林则徐，鸦片必须要禁止，但是战争却绝不能挑起。不得不佩服道光皇帝的心思细密，整个朝廷无数大臣，多次会议，却从来没有一个人把洋人当回事，只有道光皇帝想到了战争。
林则徐上路了，他要去广东禁烟。他的好朋友龚自珍生活潦倒，想跟着去广东谋个差事，林则徐婉言拒绝了，他觉得广东情况复杂，民夷混杂，官府军队洋人行商盘根错节，这一次差事不好办啊。他猜对了结局，却没有猜对原因，他没有被盘根错节的局势整倒，也没有栽在反腐的最前线，而是倒在了洋人的船坚炮利之下。
正文开始之前，我们先讲讲鸦片。鸦片是用罂粟花的果实提炼而成的，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千五百年前，当时苏美尔人把它叫作“快乐植物”。后来希腊语里它就叫作鸦片，在阿拉伯语里则叫“阿芙蓉”。唐朝之前，鸦片由阿拉伯传到中国，成为药铺里的一种药材，凡是大点儿的药铺里都会有，名称是“阿芙蓉膏”，上千年来根本无人问津。这种“药材”有一股子尿臊味，非常难闻。但它的药用价值很高，比如镇静、清肺、麻醉等等，另外它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功效——可以治疗感冒和拉肚子。
起初其他国家的人都不会吸食鸦片。印度人直接把鸦片吃到肚子里，阿拉伯人冲水喝，我国的中药估计是熬着喝。到了雍正年间，中国人发明了一种吸食方法（也有说是爪哇人发明的，通过吕宋传入中国沿海），就是把鸦片掺到烟叶中吸食。因为华人当时吸烟草的比例很大，所以鸦片一下子风靡起来，后来逐渐发展成使用烟枪直接吸食鸦片。
鸦片在清朝时并不是世界公认的毒品，因为它没有在全球泛滥成灾。中国之外，还很少有国家重视其危害性。虽然罗马教皇认为鸦片可以使人产生依赖，谴责鸦片销售，但是欧洲这时候已经不再是中世纪，宗教性质的谴责，关注的人多，奉行的人少。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动地打开了国门，并且向全球输出了大量的劳工，吸食鸦片的风气也就借由中国劳工传播到全世界，至此，海外才彻底认识到鸦片的毒品性质。
走私滥觞
全世界第一次禁毒，始于1729年雍正皇帝颁布禁烟令。此次禁烟的理由是鸦片烟这东西，最能淫荡人心，让人突然精神，时间一长就萎靡不振，伤风败俗。
这时候发生了陈远案：陈远贩运鸦片二十三斤，结果被漳洲知府李治国拿下了，他把陈远按毒品贩子治罪。陈远喊冤，说这是药材专用，并不是吸食的鸦片烟。后来有人跟皇上说，陈远卖的鸦片是药店专营的药材，不是吸食的鸦片烟，鸦片只有加入烟草之中，才会变成淫荡人心的毒品。雍正皇帝派人到药铺里一打听，果然大部分药铺里都有鸦片，所以就把陈远放了。
雍正年间虽然严禁鸦片烟，却不禁止鸦片，海关也是照样进口，照旧征税，这种情况持续了将近八十年。
嘉庆四年（1799），两广总督觉罗吉庆决定禁止鸦片进口。他说，鸦片这东西，其实是洋人地里的泥，却拿来换中国的银子，太可恨了。而且老百姓吸了鸦片，就成了病人，连工作都找不着（古今皆同），从今以后，就不准鸦片进口了。
觉罗吉庆以降，海关就不再允许鸦片进口了。这个时期执行鸦片烟的禁令还是非常严格的，嘉庆十九年舆亮一案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舆亮是广州驻防正红旗骁骑校，在永泰佐领手下当差。广州副都统萧昌进京时，他是亲兵。他想贩一点儿鸦片到北京，于是借了一百四十两银子，买了十一斤鸦片，偷偷藏在自己的箱子底。到了北京城外，怕城门盘查出来，就找来一个叫段大的人，给段大十八两银子，让他帮忙偷偷运进北京，结果还是在崇文门被查了出来。
最终判决：舆亮是官员，明知鸦片是禁物，还贩运进京，因为是旗人，罪加一等，革去骁骑校职务，带枷一个月，发配新疆为奴。段大协助走私，打一百军棍，劳改三年，由顺天府（北京市）发配。从广州到北京一路上，竟然没有检查的官员发现，所经之地所有官员连广州海关在内，全部按律惩罚。二品大员副都统萧昌（相当于军分区副司令），一路之上竟然毫无察觉，由刑部從严处理。舆亮是军人，归广州将军管辖，将广州将军（相当于军分区司令）本智以及广州海关监督祥绍也交部严加议处。广州发布《酌定查禁鸦片烟条规》，重申鸦片禁令。
为了十一斤鸦片，查办两位二品八旗大员，广州到北京路途遥远，沿途所有地方官都受牵连，可想而知当时对禁令的执行是多么严格。
鸦片成为禁品之后，一度向中国出口鸦片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便不再往中国贩卖鸦片了。但是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还承包着大片的鸦片种植园，所以他们在印度把鸦片卖给小企业，由这些小企业贩运，自己置身事外——鸦片的走私事实上就是由各国的小公司，或者是私人从事的。这当中包括荷兰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吕宋人）、印度人、美国人，贩运最多的当然还是英国商人。他们除了在东印度公司购买以外，还从伊朗、土耳其、孟加拉等国购买和贩运。
各国小企业把鸦片贩运到伶仃洋一带，也就是香港附近，装载上船，然后自己来广州商馆，在商馆中进行交易。中国的走私犯买了之后，发给一张票据，走私犯拿着票据就可以到海上提货了。再由这些中国的武装走私犯将鸦片贩运到广东、福建、台湾以及长江沿岸。
实际在中国走私鸦片的，是沿海各地的帮会，其中最著名的是青帮、三合会和天地会。这些帮会当中都有一些亡命之徒，他们把鸦片装载在一种叫作快蟹的船上，每个船上有几十名水手，划着几十个桨。因为船小，吃水也浅，所以速度非常快，负责缉私的广东水师根本追不上。再加上这些亡命之徒还在船上携带大量武器，海关的人也没几个敢为这事拼命，如果走私犯再行贿的话，鸦片的走私也就禁止不了了。
如此，鸦片终于在1840年前后泛滥成灾了。接下来就是考验道光皇帝的时候，他会怎么办呢？
道光之惑
在道光皇帝执政初期，一共有三次禁令，每次禁烟的方法都不相同，先来说第一次。
第一次是两广总督阮元申请禁烟，他的办法是塞源。
他对道光皇帝说，臣来广州已经很多年了，以前禁烟的效果都不行，原因是方法不对，禁烟必须从源头抓起。臣查了一下，鸦片走私主要是三个国家的人干的，一个是葡萄牙人，一个是英国人，还有一个是美国人。这葡萄牙人把澳门当基地，他们都是在东南亚做买卖的，回澳门的时候，经常夹带鸦片。这英国人还行，他们有东印度公司管理，就是偶尔水手们偷偷带一点，船主也不知道。就是这美国人最麻烦，他们这个国家没有国王，没人管，所以经常跑到广州去走私。
臣觉得，如果船上有鸦片，就把整个船都退回去，让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们对洋人行为负责，特别是那个商总伍浩官，让他总负责。皇上，先把伍浩官治罪，让他从严处理洋人的鸦片走私。如果两年之内他管理的有效果，再给他去掉罪名，如果效果不大，就将他斩首示众，来个杀一儆百，再换其他商人管理。这样的话，鸦片肯定会绝迹。 道光皇帝觉得有道理，就让广州试行，把伍浩官治了罪，还惩办了一些官员。洋人也真的害怕了，他们把鸦片船都开到伶仃洋一带，再也不敢来广州了。但是鸦片的销量也从四千箱上升到了七千箱，阮元的办法失败了。
后来，有个叫黄中模的跟道光皇帝说，皇上，臣查了一下，最近我朝通货膨胀，铜钱贬值得很厉害，原因是有人在广州贩鸦片。洋人到天朝来经商，本来规定只准以货易货，不准把银子运出国的，当时这个规定就是想着天下只有这么多银子，一旦运到国外，国内就没有了。现在他们不来天朝做生意，改为走私，私下都把银子运出国了。这事是归广东管辖，肯定有官员跟走私犯勾结。请皇上下旨，严查广东官员，不管何人参与走私，一定要一查到底，绝不能让一个人漏网。这样一来人人自危，要不了几年，鸦片就会绝迹，老百姓就永远富裕了。
道光皇帝同意了，整个广州雷厉风行，认认真真稽查了一番，把参与走私的官员发配的、判刑的，全部从严处理。广东还发布了一系列的规定：《查禁银出烟入章程》、《查禁鸦片分销章程》、《失察鸦片条例》等等。伍浩官在这次整顿当中首当其冲，又被惩办了一番。洋人个个写保证书，保证以后再也不贩卖鸦片了。可这一时期，鸦片走私首次超过一万箱，黄中模的截流方法也失败了。
道光十一年，刘光三对道光皇帝说，皇上，臣查了很多年了，以前无论是塞源，还是截流，鸦片还是走私盛行，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吸鸦片的这些人太可憎了，他们把鸦片当成生命一样，不肯招供贩卖的源头，没有人愿意招供。臣想，这鸦片跟赌博一样，赌博的人如果不招供在哪儿买的赌具，就要从重判刑，而这鸦片之害比赌博更可怕，以后抓着吸鸦片的人，不但要判刑，而且要让他招供源头，不招就从重判刑。这样一来，不但吸烟的人肯定戒烟，就是贩卖鸦片的人，也跑不掉了。
刘光三是全世界第一个把吸毒者当罪犯处置的人。道光皇帝非常认同这个办法，立即下旨执行。这一年，鸦片销量达到空前的一万四千箱。
道光皇帝很苦恼，终于怒了，这些年来自己从未懈怠，一直把鸦片当成首恶从严治理，可越是严禁鸦片，鸦片就越是火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据外国专家研究，在拥有丰富健康的精神生活时，在一个积极向上的氛围里，在物质生活可以不断被满足，人们可以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的社会里，毒品会远离人群。道光皇帝没有这样的意识，而道光年间所有的不利因素全部存在。人们没有丰富的精神生活，人口众多生活潦倒，物质匮乏，生活质量节节下降，大多数人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人们对前途充满失望，所以会有更多的人开始在毒品中寻求自我麻醉。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道光皇帝的禁令，也从另一方面对鸦片起了宣传作用。本来无知小民并不知道鸦片是什么东西，结果每天三令五申，不断重复，如此一来，人人都知道鸦片了。而中国人自古以来，禁令逆反思维就比较严重，你越说不好，他就越不相信，你越说不敢碰，他就越好奇，终于让很多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终于有一天，有一个人冒出来跟道光皇帝说，还是不要禁止鸦片了。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奸臣——许乃济。
“奸臣”上奏
鸦片越禁越多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各种方法几乎用遍，却没有收到哪怕一丝一毫的效果。
終于有一天，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奏道光皇帝，他说，还是不要禁止鸦片了。
太常寺是管礼乐的，在清朝，这是一个典型的闲事部门。而许乃济这个人，曾在广东当过按察使（管理民生的副省长），他对鸦片走私情况非常清楚，他也从此因为这样一篇文章成为了著名的奸臣。
道光十六年（1836），许乃济给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折，他说：
鸦片这东西，本来是药材，是用来治疗拉肚子的。吸的时间长了，就会上瘾，吸鸦片的人很难克制，所以禁令都不管用。以前鸦片并不限制进口，乾隆年间，每年只有两百多箱进口。但是到了嘉庆年间，实行了严格的禁令之后呢，鸦片就越来越多，现在每年走私将近两万箱。禁令越来越严，但却越禁越多，几乎天下到处都有烟民，国家每年也要耗费上千万两银子。
以往洋人拿着银子来中国做生意，沿海的老百姓都能赚钱。但自从鸦片走私盛行之后，洋人不需要拿银子买货了，国家的银子有出没进，所以物价越来越离谱。
皇上，天朝太平了二百多年，百姓休养生息，但银子却越来越少，生活越来越苦，原因呢，就是拿了中国的银子去填了洋人的无底洞。
如果跟洋人停止贸易，对大清来讲，本来也不稀罕百十万的税收，但是通商已经很久了，而走私鸦片的基本都是英国人，不能因为英国而断绝了所有贸易。更何况，沿海几十万依靠外贸生意的老百姓怎么安置？
国内走私鸦片的，都是那些亡命之徒，船上配有武器，划船的速度又快，水师根本追不上，更不要说洋人的船只，速度更快，更不可能追上。沿海这么大，任何地方都可以划船去走私，再加上鸦片暴利，皇上，法律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啊。
臣以为，吸鸦片的人都是些不务正业的人，无足轻重。现在我朝人口众多，不能因为这些瘾君子的事而影响了整个天下。不如让鸦片以药材进口，洋人照旧纳税，这样的话，纳税比行贿便宜，洋人何乐而不为呢？药店里很多药材都有毒性，自古以来也没听说要禁止，所以只要严禁官员、学生和士兵吸鸦片，每年国家就可以省下上千万两银子。
还有，这鸦片是从罂粟花的果实里提炼的。这些年来内地不准种植，吸烟的人又无法断瘾，所以只能从洋人那里买。如果取消种植禁令，国内自产自销，洋人无利可图，走私不用禁，自己就会消失的。
许乃济的一道奏折，让道光皇帝陷入了深深的思虑当中。这些年越禁越多是事实，但要说不禁吧，似乎于人情道理也说不过去，但是错在哪儿呢？道光皇帝百思不得其解，他干脆让广州的官员们自己讨论，是不是要驰禁，看看再说。
此时的两广总督恰恰是鸦片战争中抗击英国侵略的民族英雄邓廷桢。他跟广东巡抚（广东省长）祁贡商量之后，回复道光皇帝，他们赞成弛禁鸦片。他们是这样说的： 臣等商议之后，觉得执行鸦片禁令以来，效果有限。但如果改为弛禁，就必须严格执行一些规定，比如要严格控制银子出境；只准行商进行经营；内地可以种植，但要加强管理；除广州之外不许其他地区贸易——总之就是加强管理。
弛禁论在广州引起了强烈反响，从行商到洋人，无不欢喜雀跃。特别是洋人，纷纷回国融资，准备来年大干一场。行商们也开心了，多少年来，鸦片暴利，他们不但没有分享，反而替别人担风险，现在终于轮到他们赚钱了。
但是还有一些人，坚决反对弛禁鸦片。他们认为多年以来，鸦片之所以屡禁不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还不够严格，应该用更严厉的方法去禁烟。他们这群人当中，最著名的就是民族英雄林则徐。
莫衷一是
因为很多大臣反对，道光皇帝暂时还没有弛禁鸦片。两年后，鸿胪寺卿黄爵滋（管朝会礼仪的闲部门）也上了一道奏折，他主张严禁鸦片，并且提出了一种新方法。
他说：近十年来，因为鸦片走私，每年我大清有一千七八百万两银子要出境，而现在更是达到了每年三千万两（黄爵滋杜撰），天下的银子几乎要被洋人掏空了。而这几年，一两银子要兑换一千六百铜钱，通货膨胀越发严重，百姓不堪重负。
朝廷下达的禁令，越来越严格，但是收效甚微，原因何在？皇上，鸦片是走私，需要和当地的官吏们分利润，每年三千万两的缺口，这些缉私的官员们要分上几百万两，怎么可能恪尽职守。再说沿海上万里，处处都可以走私，防不胜防，所以管制走私，那根本是不可能的。
但是鸦片却是不能不禁，鸦片之所以有这么庞大的市场，那是因为吸烟的人实在太多了，如果没有吸烟的人，那么烟贩子你请他来他也不来，所以根治鸦片的方法，不在于严查海口，而在于治理乱民，必须给烟民施加重刑。
请皇上下旨，给烟民一年时间戒烟，如果一年之内不能戒烟，就按谋反罪斩首。以前惩治烟民，都是打一百军棍劳改三年。因为上瘾，所以烟民戒烟本身就要受罪，相比之下挨些军棍不足以威慑，现在把他们治成死罪，那烟民就再也没有退路，只能戒烟了。臣知道这些烟民，他们宁愿戒烟死在家里，也绝不肯被皇上斩首示众。而且吸烟的人很容易分辨，只要熬上他几天，很快就会犯瘾，所以绝不至于诬陷了好人。
臣查了一些资料，洋人制造鸦片，但是他们自己并不吸，洋人当中如果有吸烟的，他们国家的法律是把这些吸烟的绑在竹竿上，然后用大炮轰到海里去。就算是烟贩子最多的英国，也同样立法规定，吸食鸦片是死罪，所以洋人当中没有吸鸦片的人（黄爵滋异想天开）。
臣请皇上严惩烟民。为了查出这些烟民，应当使用连坐和五户连保，让他们互相举报。如果五户当中有一人吸鸦片，五户人家全部斩首。有旅客吸烟，就将旅馆老板斩首示众。只要上下一心，地方官员严格执行，那么几年之后，我大清将再也没有鸦片，通货膨胀就再也不可能发生了。
这道奏折彻底击倒了道光皇帝。他非常想严禁鸦片，只是觉得这个办法有些过于严厉。但如果再不严肃处理，鸦片就会导致银价升高，铜钱大幅贬值，进而导致大清严重的通货膨胀。
为了慎重起见，道光皇帝咨询了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穆彰阿也拿不定主意，但他建议道光皇帝，让全国省部级大员集体讨论要不要禁烟，要怎么禁烟。
当时全国的省部级官员虽然多，但是说话有分量的，却只有三个人。这三个人分別是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以及汉族官员中的领袖，两江总督陶澍。
穆彰阿是道光皇帝的首席军机大臣，让全国省部级官员集体讨论严禁鸦片的事，就是他向道光皇帝提的建议，这也就证明了他对于禁止鸦片，其实心中并没有主意。
接下来就是直隶总督琦善了。直隶总督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军区司令兼河北地区省长，这个职位在大清的官员当中是最重要的。琦善对道光皇帝说：臣没有在广东当过官，对鸦片的事情并不熟悉。但是臣想，国家安定已经二百多年了，人口也越来越多，大清有铜矿，所以铜钱也就越造越多。但大清没有银矿，所以银子是有定量的。这样看来，银价走高，铜钱贬值应该是正常的现象。
黄大人说抓着烟民就杀头，再实行连坐，互相检举。窝藏、贩卖、收容他人吸毒，只要跟鸦片有关，全部斩首。奴才觉得，这种方法不妥当。对贩毒的惩罚要高于吸毒，这应该是一种法律精神，如果把吸毒的都斩首了，那么贩毒的又如何处理呢？何况这一次，是要杀了二百多万瘾君子啊。到时候必定是相互揭发，贪污受贿，讹诈勒索，冤狱横行。所以臣觉得，还是让广东一省严查走私犯更为妥当。
琦善的意见，是绝不能严惩吸毒者，还是要把重点放在严查走私上。接下来看陶澍的意见。
两江总督这个职位，在大清官职里，仅次于直隶总督。当时全国一共有八个总督（河道和漕运两位属于专职），其他总督都管两个省（四川总督更是只管一个省），只有两江总督，管理的是安徽、江苏和江西三个省。而且这三个省的财政收入基本相当于全国收入的六成以上，所以两江总督这个职位非常重要，必须由德才兼备的人才担任。
陶澍是一位传奇人物，他也是整个道光时代最有魅力的大臣。他还有一项殊荣，整个大清只有他敢跟道光皇帝对着干。他讲真话，办实事，因为能力超强，所以道光皇帝也拿他没办法。另外他做事一丝不苟，从无差错，所以这个时代，凡是最难办的事情，都是他去干，也只有他的话，道光皇帝才会认真听取。
陶澍本人对禁烟也是非常的上心，他在进行了细致的考查之后，对道光皇帝说了一句非常无奈的话，他说：
禁烟这件事情臣想了很久，臣实在没有办法。
穆彰阿是满族官员中的领袖，陶澍是汉族官员中的领袖，他们两个人基本可以代表当时整个的官僚集团。他两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臣没有办法。当时两广总督处在禁烟的最前线，所以邓廷桢的意见也很重要。他说：
不能将吸烟的人斩首，因为这一次人数实在太多了。给烟民一年戒烟，根本无济于事，因为凡是吸毒者，早就知道鸦片的毒性，但却很少有人能够成功戒烟，原因是烟瘾让他产生了侥幸心理。如果一年之后他们都没戒烟，杀还是不杀呢？如果杀，那全国要杀二百多万人，而且还有后续吸毒者，杀不胜杀。如果不杀，那就是朝令夕改，天朝律法威严将荡然无存。 但是鸦片的走私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所以，除了广东要严查重惩之外，臣的办法是：文身。凡抓住的吸毒者，都在脸上刺四个字“吸食鸦片”，如果他再犯，就在另一边脸上再刺这四个字。抓住的鸦片贩子，就在脸上刺“贩卖鸦片”，再抓住的话，就流放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到时候全国人民都知道他们是烟贩子、瘾君子，他们也就无所遁形了。
问题实质
当时所有要求禁烟的奏折，都指向了银价升高这个问题。说白了，严禁鸦片虽然有道德方面的考虑，但实际是因为银价升高导致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清朝当时实行的是双币制，白银和铜钱都可以作为货币，都可以流通，那么仅国内就存在着汇率的问题。
金、银、铜这三个有色金属，自唐代开始，国家就制订了它们之间的汇率，1：10：1000。一两黄金=十两白银=一千两铜。但是这个汇率基本上跟没制订一样，因为有的地方白银多，有的地方铜多，所以民间有自己的汇率，这是根据市场规律形成的。
原本中国是没有多少银矿的，中国的白银大部分是从日本和美洲运来的。在清朝中期以前，中國是严重的贸易顺差，基本上来中国做生意的洋人，都是将整船的银元运来，购买茶叶等商品。二百多年里，从外国输入中国的白银在6亿～11亿两之间，每年都有数百万的输入，所以中国的白银一直是贬值的。
道光朝的银价上涨，是因为出现了很多的状况，正是这些状况的综合因素影响了银价。
第一个原因是铜钱制造得越来越多。从康熙朝到乾隆朝这一百多年时间里，每年国家大约铸造2亿到3亿枚铜钱，但是从嘉庆朝到道光朝的短短三十年时间，就铸造了超过20万亿枚铜钱，如此大规模印钞，怎么可能不贬值。
第二个原因，中国的铜都是从云南铜矿开采的，而道光前期云南铜矿出现大问题，导致产量下降。产量是下降了，但是钱却不许少铸，怎么办？很简单，降低铜钱的含铜量。于是大量劣质的铜钱上市流通，所以成色下降必然导致贬值。
这第三个原因，就是前两个原因共同的作用。市场上有一个规律，叫作劣币淘汰优币。简单讲，就是保值的钞票是不流通的，原因是大家都希望保存它，而把贬值的钞票花出去。世界上如果哪个国家的钞票信誉度好，而且保值，那么别的国家和老百姓就会拿它当储备。于是在大清朝，铜钱大量流通了，而富户们都把白银储备起来，以备不虞。
第四个原因，就是假钞问题了。据说当时中国流通的铜钱，大约有四成是假币，假币只使用很少的铜，但是质量看上去还行，于是铜钱贬值。
第五个原因才是贸易逆差的问题。
根据政治经济学专家贺力平教授进行的认真测算，再参考一些国外的资料和论述，鸦片战争前，实际中国的贸易逆差大约有五十多万两，没有黄爵滋说的两三千万两那么可怕。把这五十万两贸易逆差与当时国内6万亿～11万亿两白银的总量相比较，可以说，白银外流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但是，要知道在这之前，中国一直是贸易顺差，也就是每年国内都要涌入大量白银，现在不但没有了，而且还在流失，问题看起来自然就比较严重了。
第六个原因，是当年全球白银产量的暴降。道光皇帝继位之前，全球白银产量平均每年280万盎司，其中有一半要输入到中国。道光皇帝驾崩以后，基本也是这个产量。偏偏就是道光在位的这三十年，平均每年只有150万盎司，那就没有办法了，是老天爷在跟道光皇帝开玩笑。
大清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大臣们人人都看到了。如果以白银为货币的话，那么大清就是严重的通货紧缩。如果以铜钱为货币的话，那就是严重的通货膨胀。表面上看，是严重的汇率问题。
清朝没有专业的统计部门，所以没有人知道这些情况。只有琦善略微关注到白银升值与人口和货币本身之间的关系，其他所有人，都把国内的汇率问题简单化，把矛头指向那罪恶的鸦片贸易。
英国政府一直说鸦片战争是一场贸易战争。美国的汉学家们也说，如果没有鸦片贸易的话，那么大清自己的汇率问题，同样还是会引发贸易战争，只不过名词也许就是棉花战争，或者呢绒战争。
峻法出台
集体讨论没有达成统一的结论，禁烟方法五花八门，论起银价升值的真正原因，只有琦善略微触及，而单说效果的话，虽然邓廷桢的刺字有点儿阴损，但执行的效果估计还会好一些。
全国的省部大员共有二十八个人陈述了看法，其中有八人同意加重惩罚，成为后世的严禁派，他们当中以陶澍和林则徐为首。但大部分的官员，都主张禁毒应该从源头抓起，以严查走私和贩运为主，不能将二百多万吸毒者全部斩首，他们当中，以琦善和邓廷桢为主。
为此，道光皇帝特地召回了在家服孝的穆彰阿，由他来主持一个大型会议，让全体在京高官集体审议这些奏折，同时将两年前提出弛禁论的许乃济撤职。这其实已经发出了一个信号，虽然同意严禁的只是少数人，但是道光皇帝比较倾向严禁派。
这其中恐怕就牵涉到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态度。能不能禁止只是能力问题，但要不要禁止就是态度问题了。道光皇帝是非常注重儒家传统的，对这样的大事，他不可能不表态，事实上全国官员所等的，就是他的态度。而他更不可能让臣子们去议论自己的价值取向，其实从一开始，严禁就是必然的结果。
集体讨论的结果诞生了三十九条《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这篇条例总共有九十四页内容，非常的严厉和复杂。主要内容如下：
所有吸毒人员，在一年半之内必须戒烟，不能禁烟者将被判刑，绞监候（死缓）。鸦片烟贩，就地正法，斩立决。所有开设烟馆，提供吸烟场所，以及包庇贩毒的官员，就地正法，绞立决。为国内走私提供货源的洋人，就地正法，首犯斩立决，从犯绞立决。
这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除了吸毒人员是死缓以外，其他凡是参与鸦片销售的相关人员，无论洋人还是中国人，全杀，就地正法，一个活口不留。
很讽刺，被后世评为弛禁派代表，主张丧权辱国的大汉奸穆彰阿，却制订了如此严格的禁烟法律，并且有专门针对洋人的内容，可以说，这是一部全球禁毒条例。 这里要着重讲一下，清朝对洋人实行的其实一直是治外法权，洋人行动受约束，但不受审判。西洋各国没有治外法权，那是因为他们的立法精神相同，而中国的立法精神跟西洋相比则不存在可比较性。
但是为了禁毒，大清的法律明确规定了，洋人贩卖鸦片也要斩首。这里牵涉到一个重点，在洋人本国，贩卖鸦片是合法的。而且这些洋人也没有在中国境内贩卖鸦片（当时国际上没有国家海域的说法，凡在海上都算公海），那么应不应该执行斩首呢？从法理上看，当时也没有这么复杂，道光皇帝是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当然能处死所有的人，包括洋人。哪怕是在境外贩卖，也照样可以斩首。
法律有了，接下来就需要执行法律的人，这个人道光皇帝已经想好了。
当时全国的督抚大员当中，最能干的一共有四个人，直隶总督琦善、两江总督陶澍、湖广总督林则徐和云贵总督伊里布，两个旗人两个汉人（琦善是蒙古八旗）。陶澍身體有病，而且两江事务繁重，就不劳烦他了。满人操守不好，贪污受贿严重，那么全国实际只有一个人选，这个人就是林则徐。
禁烟人选
跟其他三个人相比，林则徐的特长是公正，他洁身自好，公正廉明，在惩治腐败方面不遗余力，而且他是少数主张严惩吸毒者的大臣之一。另外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性急。小时候，他的父亲对他说，你日后定能成大事，但我就怕你的急躁害了你。这一次，道光皇帝用的就是他的急躁。若没有一位雷厉风行的官员主持禁烟，那么这次运动就跟以往数次一样，流于形式。
选择林则徐还因为他是最重视禁烟的官员，他对道光皇帝说了那句光耀古今的名言，“若犹犹泄泄，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这句话还是重重敲打了道光皇帝，如果再不治理鸦片，军队将再也没有战斗力。从另外一个方面，也可以看清楚道光皇帝的思路，他没有选择一些有外交经验的官员，而是把这副重担交给了惩治腐败的官员。在他的内心里，这次禁烟的重点是对内，而不是对外。就像黄爵滋所说的，没有吸烟的人，就没有鸦片市场，没有鸦片市场，就不会再有贩烟的人，所以严禁鸦片首要不在于杜绝海口，而在于惩治乱民。
林则徐进京了，八天之内道光皇帝召见了八次。赐紫禁城骑马，考虑到林则徐不太会骑马，又改成了让他坐轿，考虑到林则徐跪在地上不舒服，每次召见都给林则徐铺上毡垫。十九次秘密会谈，圣恩深重。
但是没想到，十九次召见，林则徐只表达了一个想法，我不想去。
林则徐为什么不想去？他可是最为百姓称道的“林青天”。他嫉恶如仇，对腐败官员严惩不贷。道光皇帝看重的就是他的这种品质，派他去广州，就是为了打破广州海关的利益集团。道光皇帝认为，鸦片无法禁绝原因就是广州稽私不力，原因就是贪污腐败。
按照儒家传统美德，青天大老爷肯定会在腐败最严重的地方，以林则徐湖广总督兼左都御史，从一品大员的官衔来看，全天下除了道光皇帝，还有谁是他不敢惩治的？
偏偏广东海关的这个贪污犯，他真的不敢惩治，这个贪污犯就是道光皇帝本人。
皇帝的消费是非常高的，经管皇室消费的是内务府，内务府的收入来源有很多，比如黑龙江的金矿、东北的鹿茸人参、江南最好的丝绸（江宁织造）、景德镇的瓷器（官窑）、皇庄的收入，当然，还有广州海关。
广州海关的正税要解交到内务府，而规费，也叫陋规，就直接由皇家收取了，甚至连内务府都不能沾手。特殊情况下，比如天灾人祸、公主出嫁、太后过寿、皇子娶妻，皇帝也会直接去找广州十三行勒索，这些费用最终都转嫁到了洋人头上。所以广州海关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天子南库。
广州十三行曾经因为皇帝的勒索，成立了一个公所基金，每名行商都要把利润的百分之十放到基金里，以供皇帝勒索。其中账目显示1807年基金向皇帝上贡五万五千两，为军费捐了六万多两，为治理黄河捐了将近十三万两，向户部上交五千多两，向京城的官员们行贿用了二十万两。
从1807年到1813年这短短的六年时间里，公所基金总共支出了将近五百万两银子，这当中，还不包括直接向商人们勒索的银子。
“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趋避之。”这句话是林则徐被流放的时候说的，但至少也表达了他当时的想法，他不想去，为了国家，他却不能不去，道光皇帝的恩宠也逼得他不能不去。据说道光皇帝曾经流着泪对林则徐说，如果不能禁绝鸦片，朕有何面目去见列祖列宗。
最后道光皇帝要求林则徐，鸦片必须要禁止，但是战争却绝不能挑起。不得不佩服道光皇帝的心思细密，整个朝廷无数大臣，多次会议，却从来没有一个人把洋人当回事，只有道光皇帝想到了战争。
林则徐上路了，他要去广东禁烟。他的好朋友龚自珍生活潦倒，想跟着去广东谋个差事，林则徐婉言拒绝了，他觉得广东情况复杂，民夷混杂，官府军队洋人行商盘根错节，这一次差事不好办啊。他猜对了结局，却没有猜对原因，他没有被盘根错节的局势整倒，也没有栽在反腐的最前线，而是倒在了洋人的船坚炮利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