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商人当过“大大”，做过“首相”的倒是有七八位。
　　最早也最出名的是公元前七世纪的管仲。他年轻时在现今河北省的蠡县一带贩卖皮毛。在当上齐相后，他把国民分成士、农、工、商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是为“四民分业”，这使得中国的社会职能分工比欧洲早了至少一千年。管仲让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用的办法不是打仗，而是对内实行“盐铁专营”，对外鼓励自由贸易，从此，“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第二个比较出名的商人丞相是吕不韦。他自幼随父亲在赵国都城邯郸做生意，史载“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不过他志不在此。《战国策·秦策五》中记载，吕不韦觉得，耕田不过十倍利，买卖珠宝不过百倍利，而立一个国君则可获利无数，因此他要建国立君，做惊天动地的大事。稗史传说，吕不韦将一个怀孕的姑娘送给当人质的王储，后来这个跟他结拜的王储真当上了秦王，吕先生顺势攀附云端，权倾天下。更要紧的是，小兄弟生了一个很争气的儿子嬴政，就是后来改变中国命运的秦始皇。
　　商人的命运到汉武帝的时候就不太妙了，这位大帝搞计划经济，还“独尊儒术”，崇尚自由贸易的商人自然在打击之列。到了大唐，李世民更是大大地瞧不上商人，他说，“朝廷的各种官位，都是为贤人们准备的，那些工商杂流，即便人才出众，也只可以让他们多多发财，一定不能授以官职，免得他们能够与贤人君子并肩而立，同席而食。”这段话在后世非常出名，被历代治国者奉为圭臬，视为一项毋庸置疑的基本国策。
　　唐宋元明清，五朝绵延，只有在异族统治的元，出过几位商人首相。由于蒙古贵族不善于经商和理财，因此一些善于经营的商人便被吸收到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忽必烈大帝曾任命多位商人出身的人出任宰相一职，如回族人阿合马、镇海，汉人卢世荣，吐蕃（藏族）人桑哥，这是自管仲、吕不韦之后，绝无仅有的景象，亦对帝国初期的经济重建和财政整顿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不过，阿合马等人都无一例外地死于非命，或被政敌刺杀，或被皇帝抄家砍头，并在《元史》中被集体列入《奸臣传》。
　　到了民国，最出名的商人阁揆是孔祥熙，他当过行政院代院长、财政部长。此兄出身山西太谷县票商家庭，在耶鲁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一战期间，他把老家山西所产铁砂出口美国，大获其利。孔祥熙当国，先是利用经济危机，把当时上海最大的五家民营银行收归国有，然后，进行了币值改革，在中国确立了金本位制。中国金融自由化的血脉就是断送在这位票商后代的手上的。
　　抗战时期，孔祥熙大发国难财，西南联大学生上街游行，在“讨孔宣言”中写道，“国贼孔祥熙……铜臭冲天，阿堵通神，用全一己之私，足贻举国之害。此贼不除，贻害无穷”。商人当国，必有超人之才，行自由经济，懂得进退量化，搞管制经济，但是，往往私心熏天，公私不分，最后弄得下场都不甚妙。此回，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国内的朋友有摇头叹息的，也有欢庆欣喜的，后者的逻辑是，商人都是利益动物，金钱大于主义，川普一定比冠冕堂皇、政治正确的希拉里要好对付。我倒不这么看。商人川普的腰板也许比希拉里软，可是，他耍起无赖的本领也一定比后者要大。毕竟，商人从来是政治的“黑天鹅”，它飞起来的时候，往往没有人猜得到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