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关系我国未来命运的一项基本国家战略，要成功实现这一战略，在产学研各领域培育及合理选用优秀的创新人才可谓至关重要。但就现实中的高校来看，因受狭隘政绩观等错误观念的影响，目前一些高校在创新人才的培育和选用工作上走入了各种误区，比较突出的典型现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博硕士制度上的“严进宽出”
　　
　　在西方发达国家，高校博硕士培养一般采用的是“宽进严出”制度，即博硕士录取的门槛儿低，给报考者机会多，但最后论文答辩却十分严格，有的高校博士论文甚至要让其他高校来考核，这种制度较为科学，有助于激励研究生搞出真正有学术价值的成果。相比之下，我国高校的博硕士制度却一直存在着程度不同的“严进宽出”现象，研究生录取的门槛儿较高，录取方式像高考一样看重考试分数，录取后的研究生相对压力就小多了，一般都能通过答辩，个别能力差、论文写不好的，有的导师甚至会亲自修改以助其毕业。一些高校的答辩会就像走过场，几十分钟就能通过多名学生。少数高校甚至还有“宽进宽出”现象，为官员、商人等获取学位开绿灯。我国高校博硕士论文的学术水准低于一些发达国家，这种“严进宽出”甚至“宽进宽出”的制度缺陷可以说是一个致命根源。
　　
　　人才引进和使用上“任人唯凭”
　　
　　目前许多高校在引进或留用人才上都“一刀切”似地要博士，非博士免谈，即使应聘者成果多、能力强也不考虑。更有个别高校还要求引进的博士其本科毕业高校也不能低于该校在全国高校中的排名，甚至有的还要看高中是不是在重点高中就学。显然，这种做法已经偏离了胡锦涛同志在2D03年提出的“四不唯”(不唯学历、职称、资历、身份)的人才评定标准。民国时期，一些优秀的人才如陈寅恪、梁漱溟、鲁迅、沈从文、齐白石等，他们或者没有文凭或者学历不高，但都能被清华、北大等名校不拘一格地聘为教授，他们的卓越成就今天的众多教授也难望其项背。
　　在干部任用上，个别高校也采取了唯“博”是举的政策，是博士就“学而优则仕”，将文凭与“干部”划上了等号，且不说在当今学术泡沫严重的时代，“博士”的真实含金量要打折扣，从干部选拔制度来说，这种做法也直接违背了民主原则，忽视了对提拔干部在德识才学各方面的综合考察。事实上，一些高校被直接委以重任的博士或以重金聘请的教授，其品行、作风、能力、表现并不像其文凭或职称那样耀眼，而一些能力和业绩表现突出者却因为文凭不够而在发展的机会和空间上受到限制。从长远来看，这种用人方式对高校的学科建设是弊大于利的。如今我国愈来愈多的企业已开始重视从能力、表现和实际需要出发来招聘人才，不再盲目尊崇文凭，高校也应该从唯文凭、唯职称的误区中走出来，重视以“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为标准来评定和选用人才。
　　
　　重视硬件设备投入，忽视人才培养规律
　　
　　近年来，不少高校大兴土木建设，对教学大楼、实验室等硬件设备进行大量贷款投入，但对有利于人才成长的激励机制、干部任用、人文关怀等软件或内涵建设方面却不够重视，有些规章制度的制定甚至严重偏离了人本理念和人才培养规律，以致一些科研骨干感到不满而跳槽。这反映出一些高校领导好大喜功、追求形象工程的功利主义观念。这种狭隘观念落实到大学教育上，则导致对能够提高学生创新能力的素质教育没有真正予以重视，缺乏专门、深入、有针对性的培育创新人才的教学研究和创新，更不用说培养出富于创新精神的高端人才了。
　　
　　重科研，轻教学
　　
　　许多高校在职称评定上主要是看科研论文和课题，对教师教学的能力、水平和经验往往考虑很少，这使得一些年轻的博士尽管教龄不长、教学经验不足，但因其科研成果丰硕也能被破格评为教授。同时，一些大学教师为晋级而纷纷将大量精力花在论文和课题上，随着职称的升高、科研任务的增多，他们离讲台也越来越远，从而直接导致高校教学质量的普遍下降。上海交大的教师晏才宏，讲课之好、敬业之诚深受广大学生的尊崇，但因其不屑于写缺乏创新水平的论文，直到50多岁病逝时仍然是一个讲师，其宁愿不要职称和待遇也要在教学上问心无愧的精神，体现出一个大学讲师的高尚良知，这种敬业精神在功利主义盛行的今天尤为可贵。
　　教学和科研是办好高校的两翼，不可偏废，而偏重科研轻视教学的做法无论是对教师还是学生都会对其创新能力的可持续提高构成障碍。在这方面，国外高校的先进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他们对各级聘用教师从学历、职称、教学水平、科研能力等方面全面要求并定期严格考核，确保教师在教学、科研各方面都名副其实，从而有利于确保教师队伍具有教学和科研并重的较高综合素质、专业水平和敬业精神。
　　
　　重数量轻质量，重形式轻内容
　　
　　近年来，一些高校纷纷采用科研成果量化考核制度，这突出体现在学校规定各级教师乃至博士生每年必须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或著作，特别是要在指定的核心期刊上发表多少篇论文，而在考核时往往只看数量、不看内容。至于在非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不管写得多好，份量多重，也不会予以奖励。且不提现行核心期刊在学术上的权威性如何，发表论文有什么捷径等因素，只从科研成果本身对学术或社会的意义来看，这种做法本身也是缺乏科学性的。事实上，新华文摘或人大复印资料转载的一些有重要价值的论文就来源于非核心期刊。量化考核的形式主义现象在课题立项评审、职称评定、学术评奖等方面也同样存在，这势必使一些优秀的科研成果难以得到公正、客观的评价。
　　从科研所需的创新精神来看，忽视质量的量化考核制度所导致的后果还在于功利浮躁心态在学界蔓延，导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错误价值取向妨碍了科研活动有规律的进行，使得高校教师每年为应付考核而搞科研，催生出大量缺乏创新思想的学术泡沫和平庸重复的学术垃圾，在相当程度上也导致一些学术造假行为及浑水摸鱼现象的不断出现。这种形式主义考核与讲究严谨认真、实事求是、兢兢业业、长期钻研的科研精神是相违背的，能否与时俱进地改革和完善科研成果考核制度，无疑是关系着高校科研能否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高校人才培育和选用上还有重知识轻道德、重引进轻培养、重经费轻创新、重攀比轻实际等问题，如何在科学发展观和科学人才观指导下走出种种误区，真正走上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光明大道，是我国高校必须面对和认真解决的一个长期、重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