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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的领导下，第二届词典学与二语教学国际研讨会于2010年11月6－8日在四川外语学院召开。本次大会与会代表共103名(包括来自英国、美国、丹麦、新加坡等国的多名专家)，共收到会议论文98份。本次会议的主旨发言(plenary session)和小组讨论(group discussion)及相关内容具有创新性、时代性和应用性三大特征。
1、创新性。本次大会以“加强词典学界与二语教学界的沟通与合作，深化词典学与二语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为主题，目的在于进一步推动词典学理论和应用研究。围绕这一主题，与会代表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在理论和研究范式方面都有所创新。
首先是理论的创新。Partrik Hanks认为，从本质上讲，词是不存在“意义”之说的，它只有“意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由此，他提出人类在大脑中不仅存储有相对独立的词项，还包括与特定词项密切相关的具有原型特征的用法模式(phraseological pattern)。因此，我们可以从大型语料库所折射的多重语境中分析词项，揭示其常态用法模式，而一个词项的意义或意义潜势往往与其常态用法模式密切相关。
单一的词具有歧义性，但其用法模式在语义上却清晰明确，因此，Partrik Hanks进一步提出基于语料的模式分析法(corpus pattern analysis)。在义项归纳过程中，我们应通过大规模的语料分析，通过语境的归纳和整合，从中发现其意义潜势，即其常态用法(norm)。此外，在分析过程中，编者需要区别该词项的拓展用法(exploitation)以及转换与偏误用法(alternation and error)。然而，无论是义项的提取还是意义表征，其研究都是立足于语料的分析，表现出很强的语料驱动特征(corpus-driven)。
Partrik Hanks对“常态与拓展理论”(theory of norms and exploitations)的系统分析为词典学家拓宽词汇语义的研究路径提供了理论模型，而他所倡导的基于语料的模式分析法则强化了词典学研究的定量特征。
其次是研究范式的创新。语言使用论(usage-based theory)认为，语言知识源于语言使用模式，因为语言结构是在使用中浮现出来的，使用频率对语言结构的认知表征和规约化程度有着重要影响；使用频率对语言演变和语言习得能够做出合理解释。在此基础上，王仁强提出立足于语料库对对外汉语学习词典进行词类标注的必要性、可能性和标注方法。王仁强对“usage-based theo-ry”的认识，及其对“对外汉语学习词典词类标注”的应用分析不仅为语料库方法提供了应用支持，而且为从研究范式上破解当前对外汉语学习词典词类标注的难题提供了新思路。
2、时代性。本次会议对当前词典界的前沿学说、应用成果以及研究范式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讨论，表现出很强的时代特征。
Mark Davis系统阐释了《美语频率词典)(Frequency Diction-ary of American English)的编纂与使用。首先，该词典的编纂是建立在当代美国英语语料库(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COCA：www.Americancorpus.org)基础上。该语料库不仅规模大(4亿词)，还具有平衡性和时代性特征。其次，该词典收入了美语中最常用的5000个词目，每个词目包括20－30个常用搭配、词频信息和分布特征(如常用于口语还是学术论文)。最后，该词典还包括了30多个列表，这些列表在论元分析和频率统计基础上归纳而成，如美语新词列表、短语动词列表等。Mark Davis从编纂风格和表征结构等方面再现了《美语频率词典》的编纂过程和结构模式，这种系统的分析有利于我们全方位、多层次地了解该词典，不仅开拓了国内词典学研究者的知识视野，对在编或将编的各类词典也具有启发意义。
章宜华认为，当前主流的学习词典都是面向全世界所有学英语和学汉语的人编写的，忽略了不同国家学习者的母语语言迁移、不同认知机制以及中介语偏误形成的不同原因和特点等诸多问题。这些以描写“语言普遍规律”为主的词典并不能很好地满足目标用户二语学习的需求。立足于大量的问卷调查，并结合认知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的相关理论，他从隐喻体系、语义韵、文化习俗以及词汇搭配等角度，提出了词典国别化的理论构想。通过系统阐述国别化特征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结合翔实的例证分析，他描述了词典编纂和词典释义中体现词典国别化的理论框架。章宜华对学习词典国别化问题的思考，指出了当前中国辞书界所面临的窘迫，这种由编者向用户转换的编纂理念具有时代性和前瞻性，对辞书业和出版业都具有参考价值和指导作用。
会议还讨论了词典学与二语习得／二语教学接口问题，特别是词典学如何更好地服务于二语教学的问题。词汇习得是二语学习的重点和难点，也是二语研究者关注和研究的焦点，而心理表征的系统性、阶段性及其形成机制和特点则为英语学习词典的词条处理提供了新视角。会议积极探索如何利用二语词汇习得的心理表征模式，灵活处理词条，帮助用户强化深度习得效果，提高二语产出能力。这种探索反映了词典学在本质上的“学科交融性”特征，凸显了词典研究回归用户本体、词典编纂服务于二语教学的时代特征。
3、应用性。在本次会议中，主旨发言聚焦词典学热门话题，分组讨论则彰显“跨语种，重前沿和重应用”的特征。事实上，由于词典学“重实践”的学科特征，所以无论是“跨语种”还是“重前沿”，其终极目标都是应用于编纂实践。
一方面，本次会议的小组讨论涉及英、汉、法、俄、日等多个语种的学习词典，内容包括其现状分析及未来展望，对各语种学习词典的编纂具有广泛的应用性。王志军对国内汉日新词词典进行了研究，发现此类词典存在诸多问题：在词条选取方面缺乏足够的依据，词条翻译存在释义冗余、表达过简、忽视语体语用意义、释义不符合日语的表达习惯、忽视对译词或准对译词等问题，版式和附录也有问题。陈潇为法汉词典的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两个系统构建了新型的参见体系。该参见体系的构建，有利于更大限度地发挥词典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帮助外语学习者快速获取查阅信息，对新型法汉词典的编纂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由此可见，会议代表在从事词典理论研究的同时，也开始关注编纂实践，并积极探索如何在研究范式上实现由理论构建到编纂实践的飞跃。
另一方面，部分会议代表还热烈讨论了如何从意义表征系统、人类的认知特征以及信息处理模式等方面提高学习词典的编纂质量，如何实现从传统的“编者视角”转向“基于用户认知特征的用户视角”等前沿问题。此外，如何将语料库及相关研究融人词典编纂中，使其更真实地反映现实中的活语言，也是本次会议的热点，其本质在于有效地指导新型学习词典的编纂。
释义是词典的灵魂，因为词典编纂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解释词义。释义在本质上是对词语内涵意义的揭示和表述，是基于意义本体准确的、完整的再现和重述。而释义准则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保障手段，能广泛应用于词典释义并为系统构建语词意义提供一种标准。在小组讨论中，胡文飞以Haig Khatchadourian的意义准则系统为理论框架，尝试性地构建出六类释义准则，并将其应用到描述性和评价性概念的意义识解中。结果证明，这些释义准则能够清晰、有效地描写语词概念内核。对释义中蕴含的意义准则的顺应性分析从正面为我们描写释义策略的重要性，而对比分析词典意义识解中的准则错位则能从反面凸显这种释义本体与释义策略的排斥性。通过正、反两面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充分了解准则对意义识解的重要性，并将这种释义范式应用到未来的词典研究中。
最后，在本次会议中，利用语料库分析汉语的词类标注问题也得到了全面的分析和讨论。词类标注是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编纂中“牵一发而动全身”大事，因为它影响着词典的宏观和微观结构。涉及义项设置、释义和配例。而传统的基于主观内省的词类标注无论在理论构建还是应用分析方面，都存在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基于语料库的词类标注方法不仅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严密的逻辑推理，其应用也表现出较强的解释力和发展前景。这种基于语料库的词类标注研究，其实质在于为新型词典的编纂提供指南，希望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汉语学习型词典中的难题。
总之，本次大会不仅加强了词典学界与二语教学界以及研究者之间的沟通、交流与合作，也深化了词典学与二语教学的跨学科研究，深化了词典学研究本体、研究方法和研究问题的关联性和共通性，还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当前的词典学热题进行了归类和梳理，在词典理论和编纂实践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创新性。本次大会以“加强词典学界与二语教学界的沟通与合作，深化词典学与二语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为主题，目的在于进一步推动词典学理论和应用研究。围绕这一主题，与会代表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在理论和研究范式方面都有所创新。
首先是理论的创新。Partrik Hanks认为，从本质上讲，词是不存在“意义”之说的，它只有“意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由此，他提出人类在大脑中不仅存储有相对独立的词项，还包括与特定词项密切相关的具有原型特征的用法模式(phraseological pattern)。因此，我们可以从大型语料库所折射的多重语境中分析词项，揭示其常态用法模式，而一个词项的意义或意义潜势往往与其常态用法模式密切相关。
单一的词具有歧义性，但其用法模式在语义上却清晰明确，因此，Partrik Hanks进一步提出基于语料的模式分析法(corpus pattern analysis)。在义项归纳过程中，我们应通过大规模的语料分析，通过语境的归纳和整合，从中发现其意义潜势，即其常态用法(norm)。此外，在分析过程中，编者需要区别该词项的拓展用法(exploitation)以及转换与偏误用法(alternation and error)。然而，无论是义项的提取还是意义表征，其研究都是立足于语料的分析，表现出很强的语料驱动特征(corpus-driven)。
Partrik Hanks对“常态与拓展理论”(theory of norms and exploitations)的系统分析为词典学家拓宽词汇语义的研究路径提供了理论模型，而他所倡导的基于语料的模式分析法则强化了词典学研究的定量特征。
其次是研究范式的创新。语言使用论(usage-based theory)认为，语言知识源于语言使用模式，因为语言结构是在使用中浮现出来的，使用频率对语言结构的认知表征和规约化程度有着重要影响；使用频率对语言演变和语言习得能够做出合理解释。在此基础上，王仁强提出立足于语料库对对外汉语学习词典进行词类标注的必要性、可能性和标注方法。王仁强对“usage-based theo-ry”的认识，及其对“对外汉语学习词典词类标注”的应用分析不仅为语料库方法提供了应用支持，而且为从研究范式上破解当前对外汉语学习词典词类标注的难题提供了新思路。
2、时代性。本次会议对当前词典界的前沿学说、应用成果以及研究范式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讨论，表现出很强的时代特征。
Mark Davis系统阐释了《美语频率词典)(Frequency Diction-ary of American English)的编纂与使用。首先，该词典的编纂是建立在当代美国英语语料库(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COCA：www.Americancorpus.org)基础上。该语料库不仅规模大(4亿词)，还具有平衡性和时代性特征。其次，该词典收入了美语中最常用的5000个词目，每个词目包括20－30个常用搭配、词频信息和分布特征(如常用于口语还是学术论文)。最后，该词典还包括了30多个列表，这些列表在论元分析和频率统计基础上归纳而成，如美语新词列表、短语动词列表等。Mark Davis从编纂风格和表征结构等方面再现了《美语频率词典》的编纂过程和结构模式，这种系统的分析有利于我们全方位、多层次地了解该词典，不仅开拓了国内词典学研究者的知识视野，对在编或将编的各类词典也具有启发意义。
章宜华认为，当前主流的学习词典都是面向全世界所有学英语和学汉语的人编写的，忽略了不同国家学习者的母语语言迁移、不同认知机制以及中介语偏误形成的不同原因和特点等诸多问题。这些以描写“语言普遍规律”为主的词典并不能很好地满足目标用户二语学习的需求。立足于大量的问卷调查，并结合认知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的相关理论，他从隐喻体系、语义韵、文化习俗以及词汇搭配等角度，提出了词典国别化的理论构想。通过系统阐述国别化特征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结合翔实的例证分析，他描述了词典编纂和词典释义中体现词典国别化的理论框架。章宜华对学习词典国别化问题的思考，指出了当前中国辞书界所面临的窘迫，这种由编者向用户转换的编纂理念具有时代性和前瞻性，对辞书业和出版业都具有参考价值和指导作用。
会议还讨论了词典学与二语习得／二语教学接口问题，特别是词典学如何更好地服务于二语教学的问题。词汇习得是二语学习的重点和难点，也是二语研究者关注和研究的焦点，而心理表征的系统性、阶段性及其形成机制和特点则为英语学习词典的词条处理提供了新视角。会议积极探索如何利用二语词汇习得的心理表征模式，灵活处理词条，帮助用户强化深度习得效果，提高二语产出能力。这种探索反映了词典学在本质上的“学科交融性”特征，凸显了词典研究回归用户本体、词典编纂服务于二语教学的时代特征。
3、应用性。在本次会议中，主旨发言聚焦词典学热门话题，分组讨论则彰显“跨语种，重前沿和重应用”的特征。事实上，由于词典学“重实践”的学科特征，所以无论是“跨语种”还是“重前沿”，其终极目标都是应用于编纂实践。
一方面，本次会议的小组讨论涉及英、汉、法、俄、日等多个语种的学习词典，内容包括其现状分析及未来展望，对各语种学习词典的编纂具有广泛的应用性。王志军对国内汉日新词词典进行了研究，发现此类词典存在诸多问题：在词条选取方面缺乏足够的依据，词条翻译存在释义冗余、表达过简、忽视语体语用意义、释义不符合日语的表达习惯、忽视对译词或准对译词等问题，版式和附录也有问题。陈潇为法汉词典的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两个系统构建了新型的参见体系。该参见体系的构建，有利于更大限度地发挥词典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帮助外语学习者快速获取查阅信息，对新型法汉词典的编纂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由此可见，会议代表在从事词典理论研究的同时，也开始关注编纂实践，并积极探索如何在研究范式上实现由理论构建到编纂实践的飞跃。
另一方面，部分会议代表还热烈讨论了如何从意义表征系统、人类的认知特征以及信息处理模式等方面提高学习词典的编纂质量，如何实现从传统的“编者视角”转向“基于用户认知特征的用户视角”等前沿问题。此外，如何将语料库及相关研究融人词典编纂中，使其更真实地反映现实中的活语言，也是本次会议的热点，其本质在于有效地指导新型学习词典的编纂。
释义是词典的灵魂，因为词典编纂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解释词义。释义在本质上是对词语内涵意义的揭示和表述，是基于意义本体准确的、完整的再现和重述。而释义准则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保障手段，能广泛应用于词典释义并为系统构建语词意义提供一种标准。在小组讨论中，胡文飞以Haig Khatchadourian的意义准则系统为理论框架，尝试性地构建出六类释义准则，并将其应用到描述性和评价性概念的意义识解中。结果证明，这些释义准则能够清晰、有效地描写语词概念内核。对释义中蕴含的意义准则的顺应性分析从正面为我们描写释义策略的重要性，而对比分析词典意义识解中的准则错位则能从反面凸显这种释义本体与释义策略的排斥性。通过正、反两面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充分了解准则对意义识解的重要性，并将这种释义范式应用到未来的词典研究中。
最后，在本次会议中，利用语料库分析汉语的词类标注问题也得到了全面的分析和讨论。词类标注是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编纂中“牵一发而动全身”大事，因为它影响着词典的宏观和微观结构。涉及义项设置、释义和配例。而传统的基于主观内省的词类标注无论在理论构建还是应用分析方面，都存在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基于语料库的词类标注方法不仅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严密的逻辑推理，其应用也表现出较强的解释力和发展前景。这种基于语料库的词类标注研究，其实质在于为新型词典的编纂提供指南，希望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汉语学习型词典中的难题。
总之，本次大会不仅加强了词典学界与二语教学界以及研究者之间的沟通、交流与合作，也深化了词典学与二语教学的跨学科研究，深化了词典学研究本体、研究方法和研究问题的关联性和共通性，还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当前的词典学热题进行了归类和梳理，在词典理论和编纂实践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